禮來法規

『壹』 中國的禮文化制度世俗化從什麼時候開始

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以衣冠文物標榜國家文明的特色，舉世所無。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經過諸子百家的爭鳴與論辨，最終走上禮治的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對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們學習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對禮樂文明有所了解。禮是「修、齊、治、平」的大經大法
周公制禮作樂，中國文化的底蘊從此得以確立，其後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揚，成為博大精深可以經緯萬方的巨大體系，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
首先，天人關系屬於禮。人如何順應和利用自然，如何與萬物相處，在古代中國都是以禮的形式規定下來的。我們讀《禮記·月令》，上面逐月記載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氣象與物候的變遷周期，動物與植物的成長過程，社會生活的各種規范。要求人們愛惜森林資源，保護幼小動物。那時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資源比今天豐富得多，但儒家已經意識到人與宇宙萬物必須共存共榮的道理，這是何等的胸懷與卓識！
其次，國家典制屬於禮。在中國文化中，制訂符合道德理性的國家制度稱為「制禮作樂」，好的制度被破壞了稱為「禮崩樂壞」。禮是經邦治國的大經大法，無禮則無從措手，成為社會賢達的共識，有關的論述觸目皆是，如《左傳》引君子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孔穎達疏雲：「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子大叔說：「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說：「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將禮譬之為治國的衡、繩墨、尺寸，乃是規范一切的標准。
治國理念的實現也必須通過禮。再好的治國理想、理念，只有通過禮儀，才能層層推進，逐步變成現實，這個道理《禮記》上說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
這段話的意思是，道德仁義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沒有禮就無法成就。教育民眾，端正風俗，沒有禮就不能完備。紛爭辨訟，沒有禮就不能判別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倫理的基礎，沒有禮就無法確定。班朝治軍，居官執法，沒有禮就沒有威嚴的氣象。祭神敬祖等，沒有禮就無法誠敬庄嚴。一言以蔽之，沒有禮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禮治法治在「交鋒」中決出主次
自古以來，治國之道就有法治與禮治之爭，兩者孰優孰劣，在先秦就有論辯。
我們先來看看法家的理論。戰國時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後期是韓非。商鞅重法，主張法律公開，嚴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貴，一斷於法」，不管是卿相、將軍，還是庶人，只要不聽王命、違反國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張「刑九而賞一」，多用刑，慎用賞。
申不害強調「術」，就是君王駕馭臣民的權術，要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使他們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時要寡言少語，給人以高深莫測、無從捉摸之感，這樣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張「事斷於法」，官吏守法，人民為法所役使。同時，他又提出了「勢」的觀念。他說，堯如果是無權無勢的普通人，那他連鄰居也使喚不動；他南面而稱王了，才得以號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權力特別重要，君王務必要很好利用這個「勢」。
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論基礎是人性好利。他說：種地很辛苦，為什麼還有人種？那是因為想致富。打仗很危險，但還有人願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車的人希望人人富貴，那樣就有錢去買他的車。賣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樣他才有生意。他又說，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與國君做交易，國君則陳列各種爵祿與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間哪有什麼君臣如父子關系？都是在權衡這場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於用「利」來調動臣民的積極性，使他們服服帖帖地成為自己手中的工具。母親愛兒子，但兒子往往不聽母親的話而聽父親的話，韓非認為這是因為父親威嚴的緣故。所以，治理國家要靠嚴刑峻法，迫使民眾拚命幹活、打仗送死。
我們再來看看儒家思想。孔子對禮與法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為政者用法制禁令來引導民眾，要求他們處處遵命，如果有人不服從，就用嚴厲的刑罰來整齊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民眾可以免於刑罰，但並非是他們有了廉恥之心的結果，而是懾於刑罰的嚴厲。換句話說，一旦刑罰取消，外在的震懾力沒有了，他們還會故態復萌；相反，為政者用道德來引導民眾，躬身垂範，民眾接受的程度如果參差不齊，就用禮來整齊他們，使其行為合乎道德規范，這樣民眾就會有向善之心，懂得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打死也不能做。可見，在孔子眼中，法治是末，禮治是本，兩者不可顛倒。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禮治在與法治的交鋒中佔了上風，這與大秦帝國迅速滅亡有很大關系。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可是，這樣一個重視法治、武功蓋天下的王朝，只存活了三十七年，到秦二世胡亥就垮台了，原因何在？
這個問題引起了西漢學者的極大興趣。如賈誼作《過秦論》，專門檢討秦政的過失，他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意思是說，在秦奪取天下之前應該採取進攻的戰略，而在取得天下之後則應該採取守的戰略，也就是施行仁義。而秦始皇還是憑借法治與暴力，終於釀成了悲劇。賈誼還重提先秦的禮、法之爭，認為禮的作用是「禁於將然之前」，也就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則是「禁於已然之後」，即懲罰犯錯誤者。因此，應該以禮為主，法為輔。
西漢的思想們家幾乎都反對秦政，而希望回到孔子的德治路線上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漢武帝採納，這是歷史的選擇，也被此後的歷代政府所沿用。
「禮」字蘊含多種人文精神元素
「人文」一詞，最早見於《周易·賁·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禮所體現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禮主敬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群處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諧相待與分工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群體的合力、推進社會發展。中華之禮的基本精神，正是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
《禮記》開篇第一句話便是「毋不敬」。儒家以月亮的盈虧為喻，提出「滿遭損，謙受益」的理念，提倡謙虛自守、低調行事。故處處尊重他人，凡事多看他人長處，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既是修養，也是美德。
有人說儒家倡導的禮不過是統治階級之禮，是貴族階級內部的行為，與庶民無關，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是對禮學文獻沒有細讀，甚至有誤讀。我們來看《禮記》是怎麼說的：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自卑而尊人」並非專門針對富貴者，而是包括「負販者」在內。「負販」是背個簍子或挑副擔子沿街叫賣的小販，屬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懂得了禮，就可以人窮而志不短。可見，禮是博施於所有人的。
自謙而敬人是中華禮儀最重要的特色，在各種禮儀中體現得極為充分，交際語言中的謙語與敬語，堪稱是最能體現東方文化特色的典範。
■禮主博愛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口號，其中「博愛」一詞，國人多以為是西方人的首創。殊不知，撰成於戰國時代的《孝經·三才章》就出現了這個詞。
在《禮記》的《禮運》篇里，孔子把「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那是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人人都能像愛自己一樣愛他人。孔子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為實現人類遠大理想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路徑：從孝順自己的父母開始，來培養愛心。父母是給予我們生命的人，給了我們最無私的愛。當我們一天天成長起來的時候，父母卻在一天天走向衰老，越來越需要得到親情和關心。子女孝敬父母是一種自然親情，最容易做到。孝敬父母並非是提倡狹隘的私親之愛，而是以此為起點，把對父母的愛推廣到天下人父母的身上。《孝經》說：「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唐玄宗把這兩句分別解釋為「博愛」與「廣敬」，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國人從童蒙時代起，便受到了博愛的教育。《弟子規》說：「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人皆同類，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之下，共生於同一塊大地之上，只有彼此相愛，才能擁有幸福的未來。把愛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道德來推廣，是何等人性化！
■禮節人情
人是有血有肉，有豐富情感的動物，一生處於喜怒哀樂之中。人們對於事物的反應，往往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調適。儒家的禮，就是為了合理地節制人的性情、防止民眾或過或不及而設：「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禮記》說：「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近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說：「始者近情，終者近義。」與此如出一轍，證明先秦儒家對禮節人情的問題，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的理念。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說：「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可謂深得詩的大旨。
所以，在情感問題上，要懂得一點儒家的「中庸」之道，把握好度。如果大喜大悲，狂躁暴怒，小則影響身體健康，大則影響人生幸福，破壞社會和諧，甚至釀成悲劇。人是理性動物，人高於禽獸的地方在於，人有能力把情感控制在不偏不倚「中」的境地，能夠客觀地面對功過、得失、是非、毀譽。
■禮樂兼修
儒家文化是禮樂文化，禮樂相須，不可或缺其一，這是中國文化里極為重要的特色。據《禮記·王制》記載，上古君王有定期巡守四方的制度，所到之處，地方官員要
「述職」，其主要內容之一，是展示當地流行的民歌。君王據此可以了解民風是否淳樸。聽到純正無邪的民歌，則由隨行官員記錄後推廣，此即
「采風」。古人認為，盛德之帝必有盛樂，音樂已然成為聖德明君的象徵，在歷史文化上的地位之高，不難想像。
《樂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樂的最大作用是使人心「和」，所以，儒家想方設法在各種場合讓人們接受樂的熏陶，包括在宗廟、鄉里、家裡。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 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樂記》這段話里的「和敬」、「和順」、「和親」，都以「和」作為前提，可謂用心良苦。《樂記》還對禮樂的職能做了論述，如「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也有類似的表述，最明快的表述是：「禮，外也。樂，內也。禮樂，共也。」只有禮樂兼修，才能成為內外完美的君子。這些精闢的論述對修身養性頗有指導意義，值得我們反復吟詠、玩味。
■禮尚往來
禮也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禮記》上說：「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禮是指禮節，尚是注重的意思，禮尚往來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禮，互相尊重。我最初在清華開「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這門課時，每次上下課，我都向學生鞠躬行禮。第一周我這樣做，學生都毫無反應地看著我，第二周還是如此。第三周上課，我依然鞠躬行禮，學生還是沒有反應，我這才跟他們談禮尚往來的道理。我說，大家注意到沒有，我每堂課講九十分鍾，都是站著，中間也不休息，這有多辛苦？哪位同學想體會一下，可以站著聽九十分鍾試試。你們為什麼就不能在上下課的時候起立十秒鍾，向老師表示一下尊重？我孩子的年齡都比你們大，我這么一個老頭向你們行禮，你們居然若無其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么做合適嗎？
按照《禮記》的說法——「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現在是你們失禮了，怎麼辦？是不是從下周開始上下課的時候咱們「禮尚往來」一下？同學們紛紛表示從這堂課開始。下課鈴聲一響，大家都站了起來，師生互相鞠躬致敬，以後每次如此。說明清華的同學都是好學生，問題是沒人給他們講這些道理。
我對同學說，我要求大家行禮，並不是要求你們特別尊敬我，只是希望大家由此培養恭敬之心，在學校尊敬老師，回到家裡尊敬父母，將來工作了，尊敬領導和同事。你這樣做了，才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問題是你首先尊重了別人沒有？如果人人都懂得這個道理，都能通過尊重他人來贏得他人的尊重，不就是「我敬人人，人人敬我」了嗎？
「禮的精華」可為當今時代所用
上面略述了禮在中國文化中的極端重要性。可以說，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則無從談起。中國之外，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色彩如此鮮明的原生文明。
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復興。中華騰飛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領。五千年歷史與文化，蘊藏著豐厚的民族精神資源，需要我們去發掘與提升。中華騰飛需要大力提升民族整體素質，革除種種不文明、不講「禮」現象。作為一位禮學研究者，我尤其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中華的禮樂文化？它在當今時代是否還有利用價值？一生研究中國文化的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生前與美國學者談論中國文化時如是說：中國文化說到底是一個字，就是禮。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准則。錢先生的說法，可謂一語中的。西方人的禮是禮節、儀式，中國人說的禮可謂無所不包，與西方人說的文化相仿。中國人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並且通過禮的形式，使之「格式化」，推行到各地，從而深深地紮根於社會，成為我們緊密聯系的強大紐帶。錢穆先生認為：「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如此宏論中國文化的本質，讀之令人如醍醐灌頂。衷心希望大家能從錢先生的論述中，正確認識和推廣中國禮樂文明。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傳統禮樂文明不是沉重的歷史包袱，更不是糟粕一堆，其中蘊藏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其精華完全可以為我們的時代所用。

『貳』 周天子為什麼要破壞多年奉行的禮樂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禮樂制度並不是周天子破壞的，而是被其他諸侯王所破壞。禮樂制度是周天子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創造出來的一套等級制度。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王不斷做大，有了能力去挑戰周天子的權威，這套自周公以來的禮樂制度逐漸被破壞殆盡。

所以說，禮樂制度是周公創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天子的統治。但隨著周王室權力式微，各個諸侯王開始破壞已有的禮樂制度，周天子名譽掃死，最終被秦國所滅。

『叄』 禮樂制度有什麼作用和影響

一、作用

是維系奴隸制等級觀念的規范，也是奴隸主階級藉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禮的作用就是給人們提供一定的規矩和秩序，起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的作用。

樂的作用就是陶冶人的情操，配合人們的行為（禮）結合現實的場面，達到一種和諧、統一的效果，換句話說，通過樂來調節人們的神經，調動人們規范行為的意識。

二、影響

禮樂制度盛行於中國的商周時期，吸取商代滅亡的教訓，反對「淫樂」，採取「節樂」措施。禮樂制的實施鞏固了奴隸主階級的社會地位，促進了音樂的發展。但它又使樂成了禮的附庸，使音樂成為以禮為中心的模式音樂，並逐漸趨於僵化。

(3)禮來法規擴展閱讀：

宋至清近千年，是為禮樂制度的持續發展直至隨封建社會解體而或稱消亡、或稱被民間禮俗變化接衍的時期。

首先，從宋至清一直延續的是隋唐定型之後的五禮及其用樂制度，而且不斷有人對此進行新的診釋，諸如《五禮通考》等著述的存在，顯示對既有理念的認同。

第二點是為鼓吹樂在發展中的變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屬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樂，在宋代曾一度歸至教坊，一段時間之後又將教坊回歸太常管理，這是管理機構所產生的變化，但最終還是回到太常，則說明對於鼓吹樂的性質還是被認同為禮樂者。

第三點是關於鼓吹樂自身的變化，宋金時期，從西域傳人一種新的吹奏樂器開始廣泛應用於鼓吹樂隊中，這就是在史書中被稱之為「金口角」、「蘇爾奈」、「喇叭」的嗩吶。

這種樂器的出，豐富了鼓吹樂隊領奏樂器，在既有笙管笛組合的基礎上延展出嗩吶、笙、笛領銜之樂隊多種樣態與其並列。

『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制概況曹魏「新律」：
1、魏明帝詔令尚書陳群等人參酌漢律，制定了《魏律》，共十八篇。
2、體例：改「具律」為「刑名」，並置於全律之首――立法科學化的表現。
3、內容。
（1）在《九章律》基礎上增加詐偽、斷獄等九篇，調整與篇目不統一的內容，使法典內容更豐富，結構更合理。
（2）規定「八議」制度。法律規定針對八類特權人物犯罪給予特別優待，奏請皇帝裁決，重罪減輕，輕罪免刑。「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議」制度源於西周時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禮治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具體體現。與法家「一斷於律」截然相反。使封建貴族官僚等級特權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西晉《晉律》：
1、晉武帝泰始四年正式頒行天下，史稱「泰始律」，共二十篇。
2、張斐、杜預註解得到官方承認，與晉律一並頒行，註解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稱為「張杜律」。
3、體例。將
「刑名」改為「刑名」、「法例」兩篇，置於篇首。刑名，平衡刑罰輕重、統帥全篇；法例（事例、案例），補充法律不足。
4、內容。規定「准五服以制罪」。
（1）五服制度――規定中國古代家族、家庭內部血緣倫理等級制度。
（2）親屬等級――五等，出嫁、在室、嫡孫、眾孫親等關系不同。
（3）五服制度強調體現的尊卑名份是定罪量刑的標准。五服制罪，目的是維護家族、家庭內部的尊卑等級制度、禮教秩序。
（4）「五服制罪」原則實質上是「同罪異罰」原則在家族范圍內的體現，它在刑法方面的適用原則是：親屬相犯，以卑犯尊者，處罰重於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重；以尊犯卑者，處罰輕於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輕。親屬相奸，處罰重於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重。親屬相盜，處罰輕於常人，關系越親，處罰越輕。在民事方面，如財產轉讓時有犯，則關系越親，處罰越輕。
（5）「五服制罪」原則的確立，使得儒家禮儀制度與法律適用完全結合，是自漢代開「禮律融合」先河以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發展，不僅體現晉律「禮律並重」的特點，也是中國封建法律倫理法特徵的集中表現。一直延續到明清。
北朝《北魏律》：
1、篇目。20卷。
2、內容。
（1）官當制度。即法律允許貴族官僚用官品和爵位抵當徒流罪的一項法律制度。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法律中具體體現，是保護犯罪的貴族官僚地主逃脫刑罰制裁的手段。特權五等，公侯伯子男。一爵位，三年；一官，二年。
（2）存留養親。行為人犯罪後，由於需要贍養、奉養直系親屬（主要是父母），可以給予暫緩執刑的制度。實質是把社會的責任推給家庭，削弱刑罰懲罰性，強調維護家庭關系的穩定
（資料：北朝北魏時期的一部重要法典，經過多年編纂、修定，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告成。其特點是「納禮入律」，強調用禮來指導立法活動，要求「齊之以法，示之以禮」。
《北魏律》共20篇。在刑法原則方面有：八議、官當、老小廢疾減刑免罪等；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殺人等；在刑名方面有：死刑、流刑、宮刑等。《北魏律》成為唐宋法典的淵源，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北朝《北齊律》：
1、篇目：12篇。體例：「刑名」、「法例」合為一篇，稱為「名例」，置於全律之首，統領全篇，為隋唐律奠定基礎，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2、內容。歸納了「重罪十條」。即對十種嚴重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和統治秩序的犯罪予以嚴厲制裁的制度。包括：1反逆、2大逆、3叛、4降、5惡逆、6不道、7不敬、8不孝、9不義和10內亂，置於《名例律》中。犯此十條者，不僅要處以最嚴厲刑罰，且不得適用「八議」和贖刑的有關規定。「重罪十條」確立後，至隋唐確立為「十惡」，成為封建法典一項重要核心制度，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法律形式發展：仍以律、令為主，增加格和式，形成了多種法律形式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封建法律體系，為隋唐時期律、令、格、式並行打下基礎。格源於漢「科」，北魏「以格代科」，將律無正條者編為格，與律並行。式的名稱源於漢代品章程式，具有行政法規的性質。
（資料：《北齊律》
《北齊律》是北齊代替東魏後，武成帝命高等人編撰而成，這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對於《開皇律》乃至《唐律疏議》都有直接的影響。
篇目共十二篇，即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其重要內容有：創新並確立了「重罪十條」，這是後來「十惡」的起源；將《晉律》中的《刑名》和《法例》合並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篇目由二十精簡為十二，這也被隋唐繼承；確立封建五刑制的雛形，即死、流、徒、杖、鞭（隋唐改為笞）。
《北齊律》是一部承上啟下的重要法典，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法律變化、成熟、定型的重要時期，而《北齊律》則是最後定型、有草創貢獻的律典，後來的隋唐法制如果沒有《北齊律》的基礎，是很難有那麼大的成就的。）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律學發展：漢代以來律學發展及其貢獻促進了封建法典編纂技術迅速提高，並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為唐律「一準乎禮」特點的形成奠定基礎。
1、法典體例結構，形成總則在前、分則在後，實體法在前、程序法在後的模式。
2、法典內容邏輯關系，經過調整日趨嚴謹合理。
3、法典中法律概念及術語的解釋和使用更加規范化，法律概念更加明確。
4、法典的條文由龐雜向簡要發展。
從「具律」到「名例律」的轉變：中國封建法典以《法經》為源頭，其中具有總則性質的「具律」位於最後一篇，秦律繼承。漢代《九章律》在其後新增三篇，致具律既不在始也不在終，結構上顯得不夠合理。自《魏律》開始，將總則性質的「具律」改為「刑名」，並提前至第一篇，其後依次排列所統率的分則各篇。這種體例被確定下來以後，經晉以後各朝至北齊定律，最終將總則性質的內容定名為「名例」，從此，總則的名稱及總則與其他各篇的關系被固定下來，為後世歷來封建法典所繼承，法典體例結構更加科學。

刑罰制度逐步完善：
1、廢除宮刑。西魏和北齊皇帝相繼頒布詔令，凡判處宮刑者，皆由官府沒收為官奴婢，不再處刑。至此宮刑被正式廢除，廢除殘酷的奴隸制肉刑的改革始告完成。
2、徒、流制度進一步完善。北魏時，正式以「徒」為主刑刑名；北周時徒刑自5年至1年的制度正式固定下來。北魏和北齊，「赦死從流」的量刑原則和與之相應的流刑制度逐漸固定下來；北周定律，首創流刑五等之制，自2500里至4500里，適用於罪行輕重不同的罪犯。將流刑改為法定刑，填補西漢廢肉刑以來徒刑和死刑之間的空白，為隋唐確立封建制五刑奠定了基礎。
3、鞭、杖、笞刑及其數額的規范化。北朝將鞭、杖列於五刑之中；北周規定鞭自60至100為五等，杖自10至50為五等，數額趨於規范化。鞭和笞除作為主刑外，還可作流徒刑附加刑，其數額與流、徒刑年限或遠近相對應。可見，北朝後期，已形成以死、流、徒、鞭、杖五種刑罰為主刑的封建刑罰體系，隋唐在此基礎上稍加損益，以笞、杖、徒、流、死為內容的封建制五刑的刑罰體系即正式確立。刑罰制度的演變：肉刑→肉刑+勞役刑（秦代）→肉刑+自由刑、教育刑（鞭笞）（漢代中期的刑罰改革）；《大統式》正式廢除宮刑。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司法制度
登聞鼓：西晉武帝時，曾仿行古制，在官府朝堂門外設置「登聞鼓」，臣民有冤可以擊鼓鳴冤，官府聞聲錄狀，奏報皇帝，即所謂「登聞鼓」直訴制度，冤枉者不服判決，可以不受訴訟審級限制，直接訴冤於皇帝或欽差大臣。

『伍』 歷史上的禮樂制度都有哪些

中國的禮樂制度
禮樂制度就是等級制度。中國古代禮樂制度作為統治者的利用工具的確在誕生時為統治階級得到一定政治成效，隨著歷史的發展，禮樂制度並不能如統治階級所願成為長久有效的治理手段並且一直延續下去，但它卻控制了整個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音樂格局。
起源
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為了加強統治，周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實行了「封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貴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屬國。周武王死後，年幼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輔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備並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於《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來贊揚他的忠誠與認真。周公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制禮作樂」，總結、繼承、完善，從而系統地建立了一整套有關「禮」「樂」的完善制度。
禮樂制度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以「禮」來區別宗法遠近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和同共融「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在統治階級內部所設定的等級具體表現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古代舞隊的行列，八人為一行，叫一佾。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這樣，階層不同從而使用舞隊人數的不同，是為了給人們灌輸君權至上無人能與之相抗衡的等級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樂領導機構「大司樂」是世界上出現最早，規模最大的音樂教育與音樂表演機構，它所培養的對象是王和諸侯的長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從民間選拔的優秀青年。主要教授學員們學習六代樂舞與小舞。大司樂教育貴族子弟學習音樂並非是讓他們真去正的表演，而是讓他們懂得「禮樂」是一種有效的治國方式。
禮樂制度盛行於中國的商周時期，是維系奴隸制等級觀念的規范，也是奴隸主階級藉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禮記。曲禮》雲：「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在舉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喪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動時，均使用禮樂器。禮樂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權位的標志物。正如《左傳•成公二年》所雲：「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又雲：「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喪葬禮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死者入葬時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級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夠比較完整地保存隨葬品和有關遺跡，因而為研究古代的禮樂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已有學者提出禮樂制度形成於龍山時代的新見解。
目的
禮樂制度是周代建國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為鞏固等級制社會，其次也是吸取商代滅亡的教訓，反對「淫樂」，採取「節樂」措施。禮樂制的實施鞏固了奴隸主階級的社會地位，促進了音樂的發展。但它又使樂成了禮的附庸，使音樂成為以禮為中心的模式音樂，並逐漸趨於僵化。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統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煩瑣的禮儀和與之相配合的音樂。
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如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周禮.春宮》）兩君相見，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他國使臣則用小雅《鹿鳴》、《四杜》、《皇皇者華》、（《左傳.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關於樂隊和歌舞隊的編制，也有嚴格規定。樂隊的規定是：「王宮縣」，即排列成東西南北四面；「諸侯軒縣」，排列三面；「大夫判縣」，排列兩面；「士特縣」，只排列一面。歌舞隊的規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稱為「八佾」；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稱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稱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稱為「二佾」；（《周禮.春宮》及注）；等等。
總之，所有這些關於禮樂的規定，都是為了加強人們的等級觀念，最後達到鞏固其統治的政治目的。要順利地推行禮樂制度，必須加強有關禮樂方面的教育，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設置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禮樂機構——春宮。
職位分配
春宮中有大司樂、樂師、大師等樂官，樂工1400多人，分別負責音樂教育、傳授樂藝、表演和其他音樂事務。他們大多數是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音樂家，有明細分工，各司其職。《周禮.春宮》中明確記載了最高樂宮大司樂的職務要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晉」。教學科目主要有樂德、樂語、樂舞（大舞）和小舞四種。由於結合禮教，內容都含有倫理道德觀念。在春宮中還有小師、磬師、鍾師、笙師、鎛師等傳授器樂技藝。周代如此重視音樂教育，無疑會對音樂文化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而各種相關的措施也推動和保證了音樂的發展，從而使周代宮廷音樂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其配合禮教的作用，也給於音樂以很大的束縛，而不能很好發揮其藝術特徵，以至到春秋後期，隨著新思潮的興起和民間樂的發展這種典禮音樂便日益衰頹不振了。
樂與禮的關系
樂與禮的關系其一：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關於音樂的產生有四種說法：
1音樂產生於同自然界的斗爭
2音樂產生於同自然界的模仿（《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戰國•呂不韋著]中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
3音樂是原始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需要（《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中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實始為南音）
4音樂產生於勞動生活中（《吳越春秋》中有首想傳為黃帝時期所作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關於樂與禮的關系，從「音樂產生於同自然界的斗爭」這里入手。
由於古代勞動生產力的低下以及對自然界的認識不夠，人們在面對自然界擺出的種種困難上無力做出科學的斗爭，他們只能用巫術來禱告上天。《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中記載：「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陰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因此中國音樂在誕生的時候就與巫蠱神幻並為一談，並且對人們的影響極大，以致後來《禮記•樂記》[戰國•公孫尼子著]中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五音象徵五行，五行乃物質基礎萬物之宗，「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萬物應當各司其職，缺一不可，否則「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既然音樂能關繫到國家的存亡，那麼就要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提倡禮樂治國，用禮來區分等級，用樂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達到君臣和敬、長幼和順、父子兄弟和親的整個社會完全諧和的目的。「禮」並非專門為鞏固統治而誕生，它只是在特定時期被統治階級拿來利用而已。由此，與「禮」息息相關的「樂」也成為統治者運籌帷幄的棋子，被拿來控制與利用。同時，「樂」在歷史跨入階級社會、私有制產生以後被打上了階級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統治者的私有物。 樂與禮的關系其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王船山指出：「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由此可見「聲」與「樂」的區別。「靡靡之音」不等同於「靡靡之樂」，有「亂世之音」而無「亂世之樂」。如果禮是「別異」，「樂」就是一種「和同」的力量，同時它又是一種精神上的愉悅。所以，當「音」能夠成為這種精神上的力量和愉悅時，它才把自身轉化為「樂」。「樂者，通倫理者也」，因此王船山認為，懂得了禮的人未必懂得樂，但懂得了樂的人同時也懂得禮。
禮樂的繼承發展
禮樂制度誕生於西周一直延續到清末共幾千年，每個時期的具體內容並不相同，但理論上都是以西周為標榜並且最終目的都是相同的。
「如果說周公是『禮樂』的主要制定者，那麼孔子就是『禮樂』的堅決維護者。[李澤厚《華夏美學•第一章禮樂傳統•二「樂從和」：情感與形式》]」孔子的儒家思想講究仁愛、倫理、修己、道義、理性、中和、學習、重教育，這些都與「禮」息息相關。孔子極重視禮教，認為人應當嚴格遵守禮數，統治者若「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被統治者「不學禮，以無立」。他用仁愛倫理的態度來看待音樂，評價六代樂舞中的《大武》為「盡美矣，未盡善矣」，對其中充斥的暴力內容給予否定。只有盡善的音樂才能挖掘出盡美，而盡善則要靠禮來修養。孔子的「重教育」將其禮樂思想教授於人然後保留延續下來。
禮劃分了階層，使中國古代音樂有了「宮廷音樂」與「民間音樂」之分。宮廷音樂的素材基本上都來自民間，由宮廷御用文人樂工修改編訂而成。為宮廷收集音樂素材也是體察民情的一種有效手段，西漢時期成立的「樂府」其職能之一就是收集民間音樂，統治者可從民間歌曲中看出自己的政績到底如何，由此可知己知彼達到更好的統治效果，與此同時也收錄了散落在民間的音樂並在一定程度上將它們流傳後世。我個人認為這種「采風」制度類似於西方音樂史中的格里高利聖詠，統治者收集民間歌曲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鞏固統治。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經濟、外交的鼎盛時期，唐代音樂吸收外來因素，種類空前的豐富。這時，屬於統治者的雅樂便在豐富多彩的燕樂光環下黯然失色。況且雅樂是歌頌帝王的「雅正之樂」，注重形式並不注重旋律美感，連統治者自己都認為「雅樂不美」。即使唐朝歷代帝王極喜愛推崇燕樂，但他們也沒有對「禮樂」掉以輕心。唐明皇李隆基六歲時曾在祖母武則天面前表演樂舞《長命女》，可見從西周傳承下來的教授貴族子弟音樂來讓其明白禮樂治國重要性的制度仍在繼續，「禮」之於「樂」仍舊嚴格。唐代「大樂署」是專門掌管雅樂與燕樂的機構，它有嚴格的管理與考核制度，篩選最好的樂師為宮廷服務不僅是因為唐代帝王都相當重視音樂，更重要的是為了通過高超精湛的表演來顯現唐代的國富民強。
出現於宋代的「大宴儀」是皇帝在重要節日祭祀、宴請、冊封的禮樂制度，延續至清。「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儀：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詣殿庭，東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閣門、內侍、管軍等起居……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余酒封進入內。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盞，群臣飲訖……[元•脫脫等著《宋史•志第六十六•禮十六》]」
由於歷史文化原因，金、元統治者未能在禮樂制度上取得強有力的控制，造成封建社會中意識形態禁錮方面的某種鬆懈。這使得作為通俗文藝形式的戲曲在民間的發展中能夠游刃有餘，蓬勃興旺。
之後的明清時期禮樂制度類似宋代「大宴儀」。明制大宴儀中「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志第二十九•禮七》]」「大宴儀上尊號徽號儀尊封太妃太嬪儀附冊立中宮儀冊紀嬪儀附主冊皇冊皇太子儀太子千秋節附冊諸王儀冊公主附知。[柯劭忞等著《清史稿•志六十三•禮七]」
從宋明時期開始，宮廷音樂一再衰敗，民間音樂卻如雨後春筍般繁榮發展。封建統治制度畢竟是落後不得人心的，掌控在統治者個人手中的禮樂制度註定要走向滅亡。但不能否認禮樂制度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以及音樂格局，它作為統治階級利用音樂來左右政治的利器控制中國近兩千年，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

『陸』 美國禮來Ixekizumab是真的嗎

被 外 服 是一種勞動者在和外企談判簽約過程中，由於很多人不了解外服的服務宗旨和法規知識，被外服類公司聯合外企把本該和一些能夠和有人事代理權的外企直接簽約的員工通過欺詐的言辭和行為變成外服的員工再派遣給外企的圈套。
具體的做法是：外企和員工談判初期都是說外企直接招人，利用先給員工郵件英文Offer ,員工認為已經同意被外企直接錄用，所以和以前的同樣也會薪水很高的公司辭職，然後到外企入職並且工作幾天後，讓員工心理認為已經開始在外企事實工作了就是老闆是老外我是外企的一員了，這種假象產生後，員工就會放鬆警惕，之後外企會通知員工由於體檢社會養老保險，公積金，醫療保險等四金外企自己不能辦，必須去和上海外服簽三方勞動合同，員工去了之後才發現被欺詐，合同變成了外服是老闆，資方，自己突然變成外服的員工了，然後先工作後來被圈進來補簽被外服派遣的違背員工本意的合同。
而且外服和外企的這種軟性脅迫是一種趁人之危的行為，因為如果此時不簽約而去起訴訴訟的話將會因為已經辭了上一家，收入和職業沒有著落，新來的這家福利待遇很不錯找了好久才談好，另外不簽約自己就是失業，而且失去和這個自己看好的外企去發展。
另外看上去似乎對工資和社保四金沒影響。其實不然，一旦員工和外企發生糾紛，外企可以沒有任何理由把你退回去，或者編造你違紀的理由把你退回去。這個時候你去起訴外企非法解除合同，可他不是你的資方，你的老闆是外服公司了，你告外服公司，外服公司說我沒有和你解除合同，因為根據派遣法規給你一個保護低級藍領和臨時工，農民工的最低工資，很可能是10萬變成1千，對於高級人才在收入水平事實上等於失業。而外企的侵權由於外服和外企還有黃浦區勞動仲裁三家合法的利用規則把外企的違法行為的追訴部分或者全部規避出去。這成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針對外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的漏洞，外服為了商業利益和仲裁聯合起來利用這個漏洞使勞動者無法打贏官司，甚至根本不立案。而不是及時向分別的上級主管和立法部門建議和改正，有人說北京和上海的理解和執行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上海外服公司利用法律現有空子，和外企合作，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幫助外企規避風險，可以任意解除外企和員工的勞動關系。從而脫離了當年外服公司為了保護中國勞動者不受外資企業侵權的國家機關的初衷，轉化成為了獲得最大商業利益而聯合外資坑害中國員工的企業家管理下商業公司。受害員工一個人對付黑心外資，黑心中間商，和勞動仲裁完全不顧具體情況完全依據法規執行且不早日向上級反映這一漏洞會嚴重侵犯勞動者利益。一個員工對付內外勾結兩大集團和站在企業立場上的仲裁國家機關。從而達到及時你比竇娥還冤也只能獨自哭泣。這一怪現象，被稱為，告不著外企現象，勞動合同法怪圈，訴訟循環，被外服現象，被外服門，外服外企聯合欺詐門。

『柒』 禮來為什麼要把離職證明發給外服

看來樓主被美國禮來公司 和上海外服給陰了啊，禮來有正式工，版和禮來直接簽合同的權，還有被陰的像你這樣的，招的時候假裝說你是禮來員工，去了外服辦手續，他們就叫你在合同簽個字就行了。你都要被退回了還不知道外服是你老闆？杯具啊！

『捌』 禮來糖尿病教育專員具體是做什麼的

禮來糖尿病教育專員主要是患者教育活動 禮來有血糖儀和配套產品 還有胰島素和配套用品向患者推銷和講解 宣教。
主要職責：

1、給糖尿病患者培訓授課

2、評估糖尿病患者對糖尿病的認識

3、隨時跟進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發展

4、為糖尿病患者注射糖尿病葯物(禮來產品)

5、回答患者提出的問題

6、糖尿病教育人員必須遵守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公司政策，具備基本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尊重患者的個人隱私，遵守物資獲取的相關規定，整理與歸檔資料信息。
職業素養：

1)及時學習所負責的產品信息以及糖尿病病理知識

2)加強於客戶的關系，引導客戶的健康模式，取得客戶信任。

3)為客戶打造令人信服的糖尿病教育體系。

4)為糖尿病患者提創新性的問題解決方式。

基本要求：

護理、醫葯等專業具備糖尿病護理的專業知識，了解前沿領域的研究成熟的溝通能力，能夠與客戶建立長久的客戶關系勤奮、正直、誠實卓越的人際關系處理能力團隊協作意識以及強烈的責任心了解客戶需求，理解商業環境

參考：該崗位招聘廣告
http://www.yjbys.com/xiaoyuanzhaopin/aw/69349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