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了法規
① 法規改了名稱還叫修訂嗎
修改了名稱之後一般是不能這么認為的！
② 你知道我國近幾年制定或修訂了哪些法律法規嗎
這幾個修訂最著名的是:婚姻法,新拆遷法,
其它很多法律都有修訂或者解釋補充
經濟法又在修訂中
③ 《條例》做了哪些修訂
為全面從嚴治黨樹立了道德高線和紀律底線，修訂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修訂後的《准則》和《條例》，與原版相比有如下變化：
《准則》覆蓋全體黨員，強調自律重在立德：
與2010年1月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相比，修訂後的《准則》，名稱變了，適用對象從黨員領導幹部擴大到全體黨員、突出「關鍵少數」。內容從3600餘字精簡至281字，緊扣「廉潔自律」，強調自律，重在立德，為黨員和領導幹部樹立了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標准，充分體現全面從嚴治黨要求。
原《准則》中對黨員領導幹部提出的「8個禁止」、「52個不準」未出現在修訂後的《准則》中，很多內容作為「負面清單」，移入同步修訂的《條例》。
《條例》開列「負面清單」，強調他律重在立規：
與2003版《條例》相比，修訂後的《條例》新增、去除、修改條文比例高達近90%，有的章節達100%。修訂後的《條例》堅持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於法，強調他律，重在立規。
1、增6類「負面清單」政治紀律列六大紀律之首
修訂後的《條例》將原有條例規定的10類違紀行為梳理整合、科學修訂為六類：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把黨章關於紀律的要求具體化，並在分則各章中按照同類相近和從重到輕的原則進行排序。
同時，強化「負面清單」作用，對黨員幹部禁止行為的事實范圍進行了調整，內容細化，可操作，不僅告誡黨員幹部哪類行為不能做，同時提出清晰的處罰依據，違紀行為不再有空可鑽。例如，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等以前存在模糊地帶，此次修訂明確列出，可以「對號入座」；原條例第150條中關於「通姦」「包養情婦（夫）」的提法在新條例中被刪除，范圍擴大到「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讓紀律處分的面更寬更嚴。
《條例》把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確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反政治紀律條款，把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事項等列入違反組織紀律要求中。
2、70多項與法律重合內容刪除
修訂後的《條例》修訂刪除了70餘條與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修訂後，條例從原來的3編、15章、178條、24000餘字縮減為3編、11章、133條、17000餘字。例如，之前與刑法等重合的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內容，不再單獨規定於黨紀中。
3、八項規定寫進《條例》
新《條例》將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等方面的問題增加到了「廉潔紀律」一章中，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實踐成果的有效固化，使得執行八項規定、反對「四風」上升到了黨內法規保障的層面上，對下一步繼續遏制「四風」問題蔓延起到了「有規可依」的作用。
另外，原《條例》中的「通姦」的字眼在新《條例》中被刪除，與之相關的新條文一個是在違反廉潔自律一章中第103條「搞權色交易或者給予財物搞錢色交易」的規定，另一個是在違反生活紀律一章中的「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行為，造成不良後果」。
④ 如何修訂法律法規
憲法只能由全國人大來修訂和制定，法律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修訂版和制定，行政法規權可由國務院直接修訂，部門規章可由國務院責令部門直接修訂，地方性法規可由制定該法規的地方人大修訂，如果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相沖突，由國務院進行裁決，如果是國務院認定適用地方性法規，則可以直接決定適用，但如果是國務院認定適用部門規章，則需要報請全國人大決定。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法規只要不違反憲法，可由當地立法機關自主修訂。實踐中，最高院和最高檢的司法解釋也能實際上修改和擴充法律條文內容。
⑤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出台或修訂黨內法規具體超50部法規有哪些
1、《廉潔自律准則》是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的簡稱。由黨中央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實踐需要，在2010年《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基礎上修訂而成。全文共8條、281字，包括導語、黨員廉潔自律規范和黨員領導幹部廉潔自律規范。
(5)修訂了法規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出台或修訂的黨內法規超過50部，標志著全面從嚴治黨由重點治標走向了重點治本，管黨治黨由寬松軟走向嚴實硬。」遼寧省錦州市委書記王明玉代表說，如《關於防止幹部「帶病提拔」的意見》，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遵循。
加強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山西省運城市委書記王宇燕代表指出，一部部黨內法規的接連出台，為管黨治黨提供了強有力的「抓手」。「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出台後，運城用好這一『利器』，2016年全市共有161名黨員領導幹部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被嚴肅問責，其中一把手的比例顯著上升，有力地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王宇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