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強執法局

1. 秦始皇為什麼不殺董仲舒

他們不是一個時代的。秦始皇是秦朝的，董仲舒是漢朝的。秦始皇死了31年董仲舒才出生。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莊襄王之子，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統帥。

中國統一的秦王朝的開國皇帝。嬴政，13歲即王位，39歲稱帝。戰國末年，秦國實力最強，已具備統一東方六國的條件。秦王政初即位時，國政為相國呂不韋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親理國事，免除呂不韋的相職，並任用尉繚、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後滅韓、魏、楚、燕、趙、齊六國，終於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朝。

秦王政創立了「皇帝」的尊號，自稱始皇帝，宣布子孫稱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代代承襲。隨後，他在全國范圍內廢除分封制，代以郡縣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縣的一整套官僚機構。以秦國原有的法律令為基礎，吸收六國法律的某些條文，制定和頒行統一的法律。將原六國貴族豪富遷至關中、巴蜀，以防止他們的分裂復辟活動。又明令禁止民間收藏武器，銷毀沒收得來的武器，鑄造12個金人。

在經濟上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佔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農只要向政府申報土地數額，交納賦稅，其土地所有權就得到政府的承認和保護，並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為標准統一全國的度量衡制度。統一全國幣制。為發展全國水陸交通，又實行「車同軌」，修建由咸陽通向燕齊和吳楚地區的馳道，以及由咸陽經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直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區修築了「五尺道」，開鑿溝通湘江和灕江的靈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基礎制定小篆，頒行全國。並利用戰國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終數六，因而規定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符傳、法冠、輿乘等制度都以六為數。水主陰，陰代表刑殺，於是以此為依據加重嚴刑酷法的實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銷毀民間所藏《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隨後因求仙葯的侯生、盧生逃亡，牽連儒生、方士四百餘人，而將其全部坑殺於咸陽。

秦始皇即位後，派蒙恬率兵出擊匈奴，還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結起來，修築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在征服百越地區後，設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數由統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餘郡，其版圖「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修建豪華的阿房宮和驪山墓，先後進行五次大規模的巡遊，在名山勝地刻石紀功，炫耀聲威。為求長生不老之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數千人至東海求神仙等等，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難。三十七年，秦始皇巡遊返至平原津得病。於是作書命長子扶蘇送葬，並繼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趙高勾結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偽造遺詔立胡亥為太子，並賜扶蘇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後不久，即爆發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秦朝滅亡。

皇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兩字，取「德兼三皇、功蓋五帝」之義，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統一六國後確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謂始皇帝也。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哲學家。然而史書對於他的記述卻很簡單。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傳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里
關於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稱：「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存世之際，既有廣川國，又有廣川縣。司馬遷所說的廣川是指廣川國，還是廣川縣呢？
東漢史學家斑彪在論《史記》時稱，司馬遷說指應為廣川縣，並非廣川王國。即董仲舒為廣川縣人。
明代嘉靖《棗強縣志》載：漢世，棗強廣川，離合廢置，本為一也。
據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棗強縣東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東部、北部及今景縣西南角與今故城縣西北角。古漢之廣川為今之棗強。
董仲舒故里為今棗強縣舊縣村處，依據如下：
1， 近年來在舊縣村發現「董氏宗祠」石刻門楣及其清代拓片，標記「祥符 丑重修」字樣。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廟，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 明《冀州志》載：舊縣村西有一座「四名寺」,當地俗稱「西大寺」。前身為董子當年講學之所。河間國獻王劉德為其所建。該寺毀於清代末，遺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礫。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燈台，上寫秉燭課徒，誨人不倦。為董仲舒當年講學所用之物。
3， 董仲舒舉家徒長安。故里董氏日漸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毀，後人於原址建董子祠。明代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並雕董仲舒坐姿勢石像，（高約2米）一尊奉與內，後伺宇毀，石像仍存。1982年為河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於原址，以保護石像。關於董仲舒石像置於後舊縣村還有一段傳說。稱當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畢後，要運往董故庄村安放，但運至舊縣村「忽重不可舉，遂置之而去。」對此，故人異議。如董仲舒出生於董故庄村怎能將先祖石棄之他村。董故庄村距舊縣二三里，千里迢迢運抵，近在咫尺九運不過去了嗎？無道理嗎？！
4， 《世說新語》記載：董仲舒有一位兒子名符起，被誤為不孝而趕出家門，投奔於距舊縣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將王善有老人送終後，繼續生活在此村。明《棗強縣志》載，卻有王善有此人。但無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壽」，侯此村改名王壽。後來演變為前王壽，後王壽二村。現兩村95%為董姓。古時，前後王壽及周邊的蘇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於舊縣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壽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譜，序稱董仲舒為太始祖。
對於說「董故庄小學所佔的三畝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說，早有異議。這一帶唐宋時期的村落，盡淤埋於地下。西漢時代董故庄也難以存於地面。西漢舊縣村曾為縣治所，雖帶又復為治所500年未變。至今地面凸出多多，瓦礫遍地。
懷疑舊縣村與董故庄村本為一村，從舊縣村分離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發現證據。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5．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庄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託孤）則霍光、金日(石單)；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庄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無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蟲分)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蟲分)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蟲分)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蟲分)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死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2．賢良對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團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慾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被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穀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姦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

2. 董仲舒是被誰害死的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哲學家。然而史書對於他的記述卻很簡單。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傳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里
關於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稱：「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存世之際，既有廣川國，又有廣川縣。司馬遷所說的廣川是指廣川國，還是廣川縣呢？
東漢史學家斑彪在論《史記》時稱，司馬遷說指應為廣川縣，並非廣川王國。即董仲舒為廣川縣人。
明代嘉靖《棗強縣志》載：漢世，棗強廣川，離合廢置，本為一也。
據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棗強縣東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東部、北部及今景縣西南角與今故城縣西北角。古漢之廣川為今之棗強。
董仲舒故里為今棗強縣舊縣村處，依據如下：
1， 近年來在舊縣村發現「董氏宗祠」石刻門楣及其清代拓片，標記「祥符 丑重修」字樣。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廟，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 明《冀州志》載：舊縣村西有一座「四名寺」,當地俗稱「西大寺」。前身為董子當年講學之所。河間國獻王劉德為其所建。該寺毀於清代末，遺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礫。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燈台，上寫秉燭課徒，誨人不倦。為董仲舒當年講學所用之物。
3， 董仲舒舉家徒長安。故里董氏日漸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毀，後人於原址建董子祠。明代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並雕董仲舒坐姿勢石像，（高約2米）一尊奉與內，後伺宇毀，石像仍存。1982年為河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於原址，以保護石像。關於董仲舒石像置於後舊縣村還有一段傳說。稱當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畢後，要運往董故庄村安放，但運至舊縣村「忽重不可舉，遂置之而去。」對此，故人異議。如董仲舒出生於董故庄村怎能將先祖石棄之他村。董故庄村距舊縣二三里，千里迢迢運抵，近在咫尺九運不過去了嗎？無道理嗎？！
4， 《世說新語》記載：董仲舒有一位兒子名符起，被誤為不孝而趕出家門，投奔於距舊縣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將王善有老人送終後，繼續生活在此村。明《棗強縣志》載，卻有王善有此人。但無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壽」，侯此村改名王壽。後來演變為前王壽，後王壽二村。現兩村95%為董姓。古時，前後王壽及周邊的蘇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於舊縣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壽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譜，序稱董仲舒為太始祖。
對於說「董故庄小學所佔的三畝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說，早有異議。這一帶唐宋時期的村落，盡淤埋於地下。西漢時代董故庄也難以存於地面。西漢舊縣村曾為縣治所，雖帶又復為治所500年未變。至今地面凸出多多，瓦礫遍地。
懷疑舊縣村與董故庄村本為一村，從舊縣村分離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發現證據。

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面，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系。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4．董仲舒與胡毋生 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子夏傳予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結束其沒有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李固引，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孫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里應於「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董仲舒之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系。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竹帛的人，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司馬遷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胡查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 5．韜光養晦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知識分子。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漢高祖曾引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再加之「竇太後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後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後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眾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借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政治上一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他一方面廣招生徒，私相傳授，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以百數」，而且都很出色，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史記》中對董仲舒的《春秋》之學多所闡發；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傳》事跡的鼓舞，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憤撰著《史記》這部千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他在待價而沽，應時而出！ 二、天人三策稱聖意 董生一舉天下知 機會終於來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發，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1．漢武帝 漢武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材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贊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制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庄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制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託孤）則霍光、金日(石單)；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贊》）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庄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因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泰、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無光元年（前134），《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勵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蟲分)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蟲分)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縣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郁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蟲分)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 「及竇太後崩，武侯田(蟲分)為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死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准備和輿論准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2．賢良對策·第一策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後被班團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尚書》記載，周之文武將興，兵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有火覆蓋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動，變成了紅羽烏鴉。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對美德的報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積善累德」 的效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他認為這是「廢德教而任刑罰」的結果。刑罰不中就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聚於上，上下不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於是災異就出現了。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 對於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慾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向風而倒）。」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塑造）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熔爐），唯冶（鑄造）者之所鑄。」 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說，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緒，找到一個「正」字。《春秋》開篇即說「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動方式，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為（天道），而下正其所為（人事）」。那麼王者被有所為就當求之於天道了。天道是什麼？他說：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可是「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施虐政於天下，而望德教遍於四海，豈不是南轅北轍么？ 正始之意亦發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魯隱公元年」，為何謂一為元呢？他說：「一者萬物之所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為首，為大。稱一為元，即是說要重視開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與不正，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陰陽調和，風雨得時，五穀豐登，民生幸福，四海來賓，若此，福物祥瑞，莫不畢至。 正始是統治者自正，教化則是正民。董仲舒認為當時「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姦犯科之事發生，因此帝王臨馭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庫序以化於邑，漸（浸潤）民以仁，摩（砥礪）民以誼（義），節民以禮。」自古以來，凡是「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都是由於「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更化講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聖人繼亂世，應當干凈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萬象更新，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

3. 河北省衡水市棗強縣事件。城管打人

那個地方的城管招人素質可能有待檢查，後來也是做出了處理。
就是一個老頭在專那個地方的商屬場（當地信譽樓商廈）賣東西，好像是沒證，沒攤位證之類的，老人遲遲不離開，所以才會這樣。還有就是，麻煩你好好想一想，平白無故會打人？我覺得可能是那個老人沒攤位證，又不離開，城管那三個小夥子上去就是拳打腳踢吧，也從側面體現出了這個社會之大，無奇不有，素質差的人有很多。
後來這件事情曝光了以後，當地的城管方面對那三個人進行了離職處分，當然，要是他們之間認識的話，有可能還會讓這幾個人去上班（等過了這陣)。
其次，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從上頭徹查，不能縱容，官場陰暗的太多了，可以看看紀曉嵐跟和珅那個時候就知道了（詳情可參考電視劇）

最後，我覺得，那三個城管確實有罪，素質極差。這也表現出了，素質教育的重要性。還有就是招人選拔這一塊，也是需要政府部門好好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