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行政

㈠ 公務員私自投資是否合法

要看私自投資的是什麼，以下是明確的說法：
對於公務員持有股權、成為專股東或進行經營性屬活動進行禁止，其最重要的著眼點在於預防和打擊腐敗。一般意義上的投資和炒股等活動，則並不影響公務員的清廉和正常履行職責。

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公務員職位按職位的性質、特點和管理需要，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國務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於具職位特殊性，需單獨管理的，可增設其他職位類別。
國家根據公務員職位類別設置公務員職務序列。公務員職務分為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領導職務層次分為：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鄉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非領導職務層次在廳局級及以下設置。

㈡ 事業單位改革公路管理機構該怎麼定性呢

此次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一是先將現有的事業單位性質確定下來（共分三類，行政執法類、公益服務類、經營類事業單位）；

二是根據分類情況，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行政執法類事業單位去向：一是成立行政單位，二是劃歸到某行政單位成為其內設科室；公益類還是成為公益服務類事業單位，只是要加強公益服務性質；經營類事業單位全部轉企成立公司）。

三是查看公路管理機構的職能（沒有修路業務的前提下），多數職能為公益服務類，少數職能為行政執法類，所以有可能將行政執法類職能劃轉出去，成立一個真正的公益性單位。

承擔農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和養護工作，擬訂公路養護建議計劃並按照批準的計劃組織實施屬於公益性質；組織養護工程的招投標和發包工作不算是公益；

一般劃分標准，有執法權就有行政性質；有經營活動（花錢或掙錢）就有經營性質，沒有前兩項但這個單位還必須設立就是公益的。

(2)宋世明行政擴展閱讀：

事業單位改革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關鍵要從體制機制入手，轉變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調整和規范政事關系。

2011年4月初，中央已經確定了一張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時間表，共涉及到超過126萬個機構，4000餘萬人。

該表預計到2015年，中國將在清理規范基礎上完成事業單位分類；到2020年，中國將形成新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

定位及性質

事業單位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特殊產物，它雖然有別於國外的非政府組織（NGO）和所謂的非營利組織（NPO），但是又同它們有著一定的聯系。

根據1998年國務院發布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定義，事業單位是指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我國的事業單位就其定位而言，主要具備以下特徵：

服務性

事業單位主要分布在科、教、文、衛等領域，是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正常進行的社會系統。如教育事業單位，主要功能是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勞動者和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衛生事業單位，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身體健康，使其享受良好的醫療服務，等等。

缺乏這些服務支持，或服務支持系統不健全，生產力發展就會受到制約，並影響社會穩定。經濟愈發展，社會愈進步，對服務功能的要求標准也愈高，范圍也愈大。服務性，是事業單位最簡明的特徵。

公益性

公益性，是由事業單位的社會功能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在一些領域，某些產品或服務，不能或無法由市場來提供，如教育、衛生、基礎研究、市場管理等。

為了保證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就要由政府組織、管理或委託社會公共服務機構從事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以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

我國的事業單位大都分布在公益性領域中，主要從事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有的雖然也從事某些物質產品的生產，但多數不屬於競爭性生產經營活動，不以營利為目的。

知識密集性

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是以腦力勞動為主體的知識密集性組織，專業人才是事業單位的主要人員構成，利用科技文化知識為社會各方面提供服務是事業單位的主要手段。

雖然事業單位主要不從事物質產品的生產，但由於其在科技文化領域的地位，對社會進步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是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

總之，事業單位作為非政府、非企業組織，有著政府機構和營利性市場主體所不具備的優點。由此可見，改革後的中國事業單位應當是主要從事社會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獨立於政府和企業之外的非營利組織。其基本特點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業（也非准企業）；非營利（也非變相營利）。

改革背景

有統計稱，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

來自高層的判斷認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一些事業單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機制不活。公益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資源配置不合理，質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務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完善，監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業單位對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偏離了公共服務這個公共機構的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結構在改革中很難被打破，成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些問題影響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通過分類改革加以解決。

「事業單位改革的實質性推進，與『十二五』時期切實解決與百姓利益直接相關的醫療、衛生、教育等民生難題，以及『民富』戰略相吻合、相呼應。」汪玉凱說。

國家行政學院宋世明教授說，改革後的事業單位，即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應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組織支撐，成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主力軍，以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的核心職能。

㈢ 美國黨政幹部的法定待遇

國家幹部數量沒有公開數字
唐鈞

美國官民比例1：15的啟示

官民比例的歷史坐標

中國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

官民比例高達1:18 專家呼籲嚴控「官員」膨脹

中國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個百姓一個官」，是最流行的說法。實際上，在這個數字得出的過程中，「官」和「幹部」以及「吃財政飯的」、「吃皇糧的」混為一談，「官」的外延實際上是在被不斷地擴大再擴大，最終「算」出了一個「4572萬」的聳人聽聞的龐大數字。

在「民官比」於媒體上被熱炒了一個多月以後，人事部副部長、《公務員法》起草領導小組的侯建良出面辟謠：「我國目前官員所佔比例根本達不到這么大，所謂的『官民比』應該是1∶197.69。」侯建良說：截至2003年底，中國公務員的總數約637萬人，其中，中央機關及其在地方的派出機構有47.5萬人；省級機關有53.55萬人；地市一級有144.6萬人；縣（市）一級最多，有285.2萬人；鄉一級有106.1萬人。

中國「國家幹部」的實際規模

要還事物的本來面貌，其中的關鍵是要弄清中國「吃財政飯」或「吃皇糧」的「國家幹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幾類人？「國家幹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並不是「官」？不理清這個頭緒，就難以實事求是地來分析這個問題。

遺憾的是，也許事關國家機密，我們很難找到有關國家幹部的具體的統計數字，譬如人事部的網站上就沒有「統計資料」之類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尊重公眾的知情權，缺乏透明度，實際上是造成社會誤解或「謠言」的社會環境）。人們現在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

同樣曾參與《公務員法》草案起草工作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目前中國有公務員近500萬人。這是在有關部門出面「辟謠」以前，媒體公開披露的唯一與公務員人數相關的信息。至於為什麼與「辟謠」的數字相差100多萬，至今沒有更權威的解釋。

按照中國官方慣用的「說法」，「吃財政飯」或「吃皇糧」實際上指的是所謂「國家幹部」，而「國家幹部」基本上可以分為「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兩部分。屬於「行政編制」的國家幹部亦即公務員；屬於「事業編制」的國家幹部大多在各類事業單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實際上在政府機關上班。

人事部副部長王曉初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透露：「全國有125萬多個事業單位，近3000萬職工。」 但要再進一步將國家幹部，尤其是事業單位的從業人員進行細分是困難的，因為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中的數字，在黨政機關中具有「國有」身份的實有人數約為1000~1100萬，除去500~600萬的公務員，實際上另外有500~600萬人。在「事業」一類（科教文衛金融等）中，具有「國有」身份的人為2508.2萬人。《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吃財政飯」或「吃皇糧」的「國家幹部」的數字，與前文所述的媒體披露的數字非常接近。

與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以前的數字相比較，中國的公務員從800萬減少到500~600萬，事業單位職工則從2500萬上升為3000萬，「吃財政飯」或「吃皇糧」的「國家幹部」總數從3300萬上升為3600萬。

事業單位職工數字的上升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時，有一大批原黨政機關的公務員被「充實」到事業單位，其身份也從「行政編制」轉為「事業編制」；二是為了適應政府職能的改變，近年來政府機關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業編制」的機構與人員。

上述經推算而得到的數字可能不「精確」，因為上述領域中有少數人不是幹部編制，而是「工人編制」，譬如「辟謠」時所說的「黨政機關的工勤人員」。然而要說他們也是「吃財政飯」的，恐怕也沒有錯。但是，考慮到其他領域中也會有少數「行政編制」或「事業編制」的幹部，一進一出之間，推算的數字應該比較接近事實真相。

1100萬的官多不多？

根據前面的信息，在目前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實際上只有1000~1100萬人可以稱得上是「官」，其中有500~600萬人是公務員，而另外500~600萬人則屬於「事業編」。

有關部門出面「辟謠」時，僅僅把637萬公務員說成是「官」，這自然有他的道理，最主要的根據應該是「法律」。在最新出台的《公務員法》中，明確規定公務員是「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公務員依法履行職務的行為，受法律保護。」

但是，事實上，中國的「官」顯然不僅僅是「公務員」。譬如，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規定，「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法定授權范圍內，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許可。被授權的組織適用本法有關行政機關的規定。」上述法律提及的「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目前大量的是以「事業單位」的名義存在並且正在「實施行政許可」，這些「准行政機構」（事實上也是「權力部門」）的工作人員，顯然也應該被看作是「官」。從數量上去分析，把上述除去公務員的「另外500~600萬人」也算作是官，恐怕並不為過。

如前所述，上述這兩部分人相加應該是1000~1100萬人。按「民官比」的說法，則是116.27∶1（2003年底數）。與有關部門「辟謠」時披露的數字有點出入。不過，與世界各國相比較，我們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並不高，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甚至是很低的。當然，從絕對量上看，1100萬的「官」在國家對比中十分突出。1999~2002年三次官員加薪行動，到2003年全國財政累計支出已經達到數千億元。實際所謂的改革的很多矛盾更多地也集中在這一部分上。如果把「官」的范圍擴大到那些完全沒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就完全與事實不符了。比如「義務教育」，國家財政的教育投資，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支付教師的人工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九年義務教育」本身的內涵中就包括要確保教師，尤其是農村的初中、小學教師吃上「財政飯」。最近還有學者呼籲由中央財政來承擔全國603萬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對這個提議，恐怕不能簡單以吃皇糧人數太多否定之。

實際上，對比是很困難的。通過表格看出，美國的公務員人數是比較龐大的，但其中相當部分其實是政府雇員。柯林頓政府上台以後，面臨失業率不斷攀高的社會經濟態勢，作出了一項重要決策，就是把發放社會救濟金改換成提供工作機會，讓有勞動能力的救濟對象去工作。譬如，建立各種由政府提供職位、資金的社會服務組織來提供就業機會，或者鼓勵領福利救濟的人參加工作而政府對僱用他的僱主或就業者個人進行補貼，等等。大批公共服務項目的工作崗位就是這樣誕生的（亦即我們常說的「政府買崗位」）。然後，讓他們再把原來的救濟金當工資掙回來，而且這些「吃財政飯的」統統被算作「政府雇員」。這種政策實際上把用財政經費來發放社會救濟改變成了「掙社會工資」。這部分「政府雇員」自然與表格中我國的1100萬的內涵根本不同。

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更應該關注什麼？

在弄清楚中國「國家幹部」的現狀以及其中「官」與「非官」的差別以後，我們想要再深入一個層次，來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老在「精簡」二字上做文章，是不是陷入了一個誤區。

自80年代以來，政府機構改革被不斷提起，比較大的有這么幾次：1983年一次，1988年一次，1993年一次。但每次的效果並不是很理想，比如1993年的那一次機構調整，當時精簡了一些部門，而到1998年，人員反而增加了100多萬。

199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被認為是動了大手術的，意義重大。當時的說法是「近一半左右的機關幹部應被精簡」。

按當時的口徑800萬「機關幹部」減一半應該是400萬。對於有關部門「辟謠」時披露的637萬的數字，倒是既出乎意料之外，也令人沮喪。在7年來的這一次時間更長一點的輪回中，動大手術割去的這一塊贅肉，似乎又在長起。

也許，我們一開始就把「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弄錯了，以為「小政府」就是人數更少的政府，所以在「精簡」上大做文章。現在看來，雖然首先應該承認20多年來政府機構改革肯定是有成效的，但是僅就「機關幹部」或「公務員」的人數而言，我們並沒有達致設定的目標。

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政府工作人員的總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當領導的人太多，做具體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員精簡之後，差不多80~90%的人都有了「官位」。

在這一點上，英國的經驗可以供我們參考：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時進行的政府機構改革將政府分為「決策核心」與「執行機構」兩部分，前者由擅長政策分析和政策評估的少數高級公務員組成，後者囊括了大多數中、下層公務員，專門負責執行政策和社會服務。從1988年創設第一個執行局——車輛管理局開始，到1997年，執行局已達124個，工作人員占公務員總數的76％。英國政府准備將90％的政府公務員轉到執行局。執行局所涉及的公共服務的范圍包括社會福利、監獄管理、證照的審核發放、就業、會議服務、軍需供應、工商注冊、專利保護、破產服務、標准計量、地產登記、葯品管制、天氣預報、農牧漁業服務等等。執行局的公務員人數因服務的內容和性質而異，大的如社會福利局達6.5萬人，小的如外交部所屬的會議中心僅30人。除了有嚴格法定程序規定的行政事務以外，其他的社會服務都由民間團體來具體辦理，而政府則花錢買服務。

在政府的決策中心，人數很少，他們又是怎樣開展工作的呢？其實，他們自己並不做具體的社會調查或政策評估，因為政府自己做這些事，得出的結論是沒有公信力的。這方面的工作一般都委託給大學、研究機構或咨詢公司去做。而決策中心的任務就是在審閱研究報告或評估報告後，按照報告中的政策建議（必須有不同意見），進行整體的論證並作最後決策。這樣的政府職責安排，不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促進了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勞動就業。同時，這也是英國政府公務員人數較少（占總人口的比例與中國相近）的主要原因。

總而言之，比較各國對公務員和類似中國的「國家幹部」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採用的相關制度看，公務員或國家幹部的多少對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一種重要的，甚至是一個很不重要的影響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會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務分清了，再來考慮用多少人的問題。黨政機關也好，事業單位也好；行政編制的也好，事業編制的也好，該精簡的精簡，該增加的增加。好在這些我們已經釐清，因此今後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不必首先把精力放在「精簡」上，而是按中央的部署，放心大膽地從政府職能的釐清和調整做起。當然，我們也不要操之過急。就像馮鞏的新影片所說的，「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這一次，我們完全有充裕的時間把問題統統想明白了再來。 參考資料：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92342292.html

要想了解更多,請照參考資料.

㈣ 國家行政學院宋世明人 怎麼樣

是想讀他的博士後吧，不錯的，很真實，無論學術還是做人，講課也很豐趣。

㈤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是指將現有事業單位按照社會功能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
對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將其行政職能劃為行政機構或轉為行政機構；
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將其轉為企業；
對從事公益服務的，繼續將其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強化其公益屬性。

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確、運行高效、治理完善、監管有力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務優先、供給水平適度、布局結構合理、服務公平公正的中國特色公益服務體系。

作為中國歷次機構改革的遺留產物，一部分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沒有納入公務員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機構出現利用所佔有的公共資源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
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
有統計稱，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
來自高層的判斷認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一些事業單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機制不活。公益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資源配置不合理，質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務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完善，監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業單位對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偏離了公共服務這個公共機構的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結構在改革中很難被打破，成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些問題影響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通過分類改革加以解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說，「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改革後的事業單位，即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應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組織支撐，成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主力軍，以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的核心職能。
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和管辦分離的要求，以促進公益事業發展為目的，以科學分類為基礎，以深化機制體制改革為核心，總體設計、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先行試點、穩步推進，進一步增強事業單位活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和經濟社會發展對公益服務的需求。
「甩掉兩頭、留下中堅」
從中央的新部署看，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是此次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尤為突出的主導理念。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看來，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可謂「甩掉兩頭、留下中間(中堅)」。
公益分類
被留下的「中堅」，也進行了細分。
據了解，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等情況，將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劃分為兩類。
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一類。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性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二類。
「這樣分類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屬性的純粹程度來劃分的。」汪玉凱說，純公益類的事業單位，是由政府出資保障的，不再允許其存在經營性活動。「比如鄉鎮診所、社區醫院等就屬於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以前經常說的教育產業化，這個概念模糊不清，現在可以肯定地說義務教育是不可以產業化的，長期不治的義務教育階段『擇校費』應被叫停」。
汪玉凱指出，高校、職業教育、綜合醫院等，應該屬於准公益類的事業單位，允許其部分市場配置資源，但不允許進行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
提升改造
一切為了公益服務
「『留下中堅』也並不是原封不動地留下，而是要對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進行整體的優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推進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加強監督等若干「重塑」項目，「這一系列改革，無不是為了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
「重塑」項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據悉，高層要求是完善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政策，逐步建立起獨立於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體系。
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實施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養老保險費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個人繳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單獨建賬，實行省級統籌，基本養老金實行社會化發放。
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過渡」，對改革前參加工作、改革後退休的人員妥善保證其養老待遇水平平穩過渡、合理銜接，保持國家規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還將建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職業年金制度。
「可以看出，未來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將為公眾提供廣覆蓋、多層次的公益服務」，汪玉凱說，事業單位改革並不是單純地減少數量和人員，經過剝離、重塑後的事業單位，在未來發展中質量將提升，數量也會調整和增加，「一切服從於人民群眾對於公益服務的需要」。

㈥ 事業單位要改革了，還考嗎

核心提示：權威信息稱全國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時間表確定。統計稱中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共有4000萬人將受到改革的影響。改革後的事業單位將主要從事公益服務。據《瞭望》新聞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權威信息，高層已就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作了全國性的整體改革部署，改革時間表也已確定。這項涉及包括離退休人員在內的4000萬「事業人」的改革，終於正式開閘。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說：「經過了長期的醞釀、准備、調整，國家層面的中長期改革指導意見將對下一步中國事業單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觀性、綱領性、指導性作用。」改革背景 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有統計稱，我國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共計3000多萬正式職工，另有900萬離退休人員，總數超過4000萬人。來自高層的判斷認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一些事業單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機制不活。公益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資源配置不合理，質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務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完善，監督管理薄弱。有的事業單位對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追求，偏離了公共服務這個公共機構的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已經形成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結構在改革中很難被打破，成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些問題影響了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迫切需要通過分類改革加以解決。國家行政學院宋世明教授說，改革後的事業單位，即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應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組織支撐，成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主力軍，以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的核心職能。改革思路 「甩掉兩頭、留下中堅」從中央的新部署看，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是此次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中尤為突出的主導理念。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看來，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可謂「甩掉兩頭、留下中間（中堅）」。所謂分類改革，即按照社會功能將現有事業單位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和從事公益服務三個類別。對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將其行政職能劃為行政機構或轉為行政機構；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將其轉為企業；對從事公益服務的，繼續將其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強化其公益屬性。「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宋世明說，留下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作為中國歷次機構改革的遺留產物，一部分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沒有納入公務員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機構出現利用所佔有的公共資源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公益分類 叫停義務教育擇校費被留下的「中堅」，也進行了細分。據了解，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據職責任務、服務對象和資源配置等情況，將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劃分為兩類。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一類。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性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劃入公益二類。「這樣分類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屬性的純粹程度來劃分的。」汪玉凱說，純公益類的事業單位，是由政府出資保障的，不再允許其存在經營性活動。「比如鄉鎮診所、社區醫院等就屬於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以前經常說的教育產業化，這個概念模糊不清，現在可以肯定地說義務教育是不可以產業化的，長期不治的義務教育階段『擇校費』應被叫停」。汪玉凱指出，高校、職業教育、綜合醫院等，應該屬於准公益類的事業單位，允許其部分市場配置資源，但不允許進行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活動。提升改造 一切為了公益服務留下中堅』也並不是原封不動地留下，而是要對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進行整體的優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推進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加強監督等若干「重塑」項目，「這一系列改革，無不是為了強化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