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

A.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小組職能

職 責
各級黨委要履行對改革領導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級別應該高於原國家體改委，「體改委是設在政府的，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黨中央設立的，層級最高」。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主要職責是四項，「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對於「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兩項職責，公報中特意強調，「各級黨委要切實履行對改革的領導責任」。這表明，與其他中央領導小組相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更加強調組織性。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更具權威性，能夠保證改革的設計、協調、推進和監督每一個環節的落實，有助於確保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展 望
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科研部主任許耀桐：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表明中國改革更加註重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領導小組成立後，可以改變原來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的局面，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將統籌考慮，全面推進。
國家發改委是經濟體制改革很重要的部門，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承擔金融改革任務，財政部承擔財政改革任務，「怎樣統一協調，分工明確，這就是頂層設計機構要解決的問題」。許耀桐說。
專家學者們同時提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面臨壓力和挑戰。歷經30餘年改革，剩下的路上都是「硬骨頭」。而且，領導小組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超越利益格局，「怎樣沖破既得利益階層的阻力，這是關鍵」，許耀桐說。

B.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的專家解讀

許耀桐（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科研部主任）：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起到關鍵作用；
張立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表述清晰且呈體系；
辛鳴（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讓人振奮的目標，但這也是一個不容易實現的歷史任務，我們掉以輕心不得，任重而道遠；
顏曉峰（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公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綱領；
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宮力（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原所長）：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高了國家安全協調層級 ；
丁元竹（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三中全會《公報》始終貫穿公平正義的改革理念；
胡敏（國家行政學院副巡視員、經濟學博士）：「六個緊緊圍繞」勾畫出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
戴焰軍（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當前提升「黨領導改革的能力」至關重要；
高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三中全會強調制度建設給反腐敗制定「任務包」；
李義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兩個都是」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掃清意識形態障礙；
尹韻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三中全會明確文化體制改革「以人民為導向」；
王雍君（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公報「三大亮點」為財稅改革確定了新基調。

C. 2014年中央將怎樣整治幹部超職數配備問題

「去年我們針對違規破格提拔問題開展了專項治理，今年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幹部等問題。」昨日，就25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中組部負責人答記者問。
據介紹，為進一步解決查處難、問責難的問題，《意見》重點提出了3項措施，包括：完善立項督察制度，「實行查核結果抽查復核和分析研判，對處理不到位的責成重新查辦，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建立倒查機制，「不僅查處當事人，而且追究責任人，一查到底、問責到人。抓住重點對象和關鍵人，要突出追究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和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在用人上的失職瀆職責任」；紀實制度，「運用信息網路技術推廣實時監督系統，使開展倒查、追究問責有跡可尋、有據可依」。
超職數幹部是如何「配」出來的？
初步統計，去年起甘肅、湖南、沈陽等地已啟動超職數配備幹部專項清理。湖南、甘肅分別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畢的時間表。
此次整治，並不是中央首次針對超職數配備幹部的專項行動。最近6年來，國家層面至少進行過兩次（2007年、2009年）專項清理。湖南也曾在2004年底制定規劃，「用3年時間，逐步消化過去超職數配備的領導幹部」。
屢次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官員反而越配越多。比如邯鄲市，2010年機構改革後，曾一次任命89名局長、副局長，受到了「批發副職」的質疑。
依據《地方各地人民政府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領導職數「按照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有關規定確定」，確定的原則就是編制部門制定的「三定方案」。超職數的幹部是如何闖過「三定」、走馬上任的？怎樣杜絕超職數現象？
問題1
機構改革只做「加法」
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許耀桐等受訪專家介紹，雖然有各級人大和「三定方案」把關，但一些地區和部門還是想出了各種提高職位、解決級別的「土辦法」。機構改革只做「加法」，即機構撤銷、機構合並後，新組建部門領導班子是原來幾個單位領導人數之和，就是最常見的「土辦法」之一。
例如，受到「批發副職」質疑的邯鄲市，據新華社報道，邯鄲有關部門回應稱，「89名局長、副局長均為機構改革中的單位撤銷、合並、更名後，由原單位職務重新任命為機構改革後新單位職務」。以邯鄲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為例，該局由中小企業局、工業促進局、信息化局3個單位合並組建，8名副局長中，除1名掛職博士，其餘都是原單位的副職。
竹立家說，超職數配備幹部另一種常見情形是「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就是為完成某個臨時性工作任務，如解決「醫鬧」問題，臨時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等臨時性機構，但臨時性任務結束後，「領導小組辦公室」和領導職務，並沒有隨之撤銷。
湖南永興縣縣委編辦許瑜撰文提出，「一些同級強力部門常以本單位工作重要為由，要求編委領導和編辦增加職數或提高職位級別，博弈的結果，往往以編制部門妥協告終」。
問題2
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
許瑜算了一筆賬：全國近3000個縣級行政區，若每個縣政府超額配備2名縣領導，就多出近6000名「縣官」；若黨委系統同樣超額配備2名縣領導，則全國將多出12000名「縣官」。如果每名縣領導的工資、用車、辦公等經費，一年以10萬元計，起碼要多消耗12億的財政收入。
竹立家表示，官員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長，症結還是領導幹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他希望此次專項整治，能結合三中全會提出的政績觀考核改革，確立「領導幹部退出機制」。
據了解，一些地區已著手建立「領導幹部退出機制」。湖南省委辦公廳下發的《關於認真做好消化超職數配備幹部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加大調整不勝任現職幹部力度，騰出的職數用於消化超配幹部」。過去兩年，湖南已有4名績效考核居於末位的幹部被免職。

D. 副廳級領導幹部配專職秘書嗎其秘書的行政級別為

副廳級領導幹部按規定是不配專職秘書，因為早在中辦1980年出台的《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中就明確規定，正省部級以上領導才可以配專職秘書。所以副廳級領導幹部不配專職秘書。但現實中，副省級、廳局級以至於縣處級官員，都大量配置了專職秘書。

如果配了，副廳級幹部的秘書一般是副科級，最多不會超過正科級，秘書的行政級別不是絕對的，一般是看所擔任的其他職務。

(4)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擴展閱讀：

副廳級領導幹部配專職秘書的具體事例：

近日，據報道，山東曲阜市出台新規：所有市級領導幹部一律取消秘書配備，其事務性活動由各辦公室統一協調安排。其中，包括曲阜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10位市級領導秘書配備取消。

對市級領導幹部的專職秘書一律取消，被稱作「新規」，可要看到，早在中辦1980年出台的《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中就明確規定，正省部級以上領導才可以配專職秘書。

也就是說，該市取消市級領導秘書，只是矯枉。說其是「新規」，無非是源於違規配「秘」現象嚴重——《中國新聞周刊》就曾爆出，95%地方領導違規配專職秘書。這數據有待核實，但它道出的秘書配備普遍性「超標」，亟待正視。

表面上看，違規配「秘」，只是增加機構臃腫幅度，但要看到，它易演變成部分領導的「專享式特權」。對有些地方來說，政府辦公室的職能已涵蓋了秘書功能，領導配秘書已非必需，很多時候，它滿足的，不過是刷特權存在感之需——有些領導讀博，秘書代做論文的現象，就是例證。

針對這現象，河南省委辦公廳還曾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幹部在學習培訓期間不準帶秘書陪讀，不準請人代為聽課，不準請人代寫學習筆記和論文。想來，這儼然是個冷幽默。

應看到，八項規定中，也明確提出「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它包括秘書配備。在此背景下，雲南、河北、廣西等地陸續清退「專職秘書」。如今年7月，雲南省委辦公廳就下發通知，要求「省部級以下領導幹部，一律不準配備專職秘書」。

由此看，曲阜取消市級官員秘書之舉，很難說是什麼「新政」。值得關注的，是「底線下移」：本不該出現的怪狀，演變成了正常現象；

現在要糾偏，反而成了可資嘉獎的善政。要改變這畸形局面，說到底，要將清理違規配「秘」提上制度化治理日程，對清退不力的依規嚴懲，而不能止於行政自覺，抑或運動式治理。否則的話，對清理違規配「秘」的贊譽，恐怕很難杜絕，也只能是讓人哭笑不得。

相關要求：

按規定，正部級以下領導配專職秘書屬違規。但現實中，副省級、廳局級以至於縣處級官員，都大量配置了專職秘書。

在領導身邊工作的秘書雖然分工不同，但組織任命時統稱為「機要秘書」。1980年，中辦發布《關於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明確，正省部級以上領導可以配專職秘書。

曾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解讀說，正省部級以下領導配備專職秘書皆為違規行為。但現實中，副省級、廳局級以至於縣處級官員，都大量配置了專職秘書。

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規范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準違規配備秘書」

E. 大家眼中的公務員職業應該是什麼樣的

一、福利並軌

精簡龐大的公務員隊伍被認為是薪資調整的前提。

至2012年，全國公務員總數已經達到了708.9萬人。據國家公務員局的消息，2008年至2012年，全國公務員人數連續4年增加。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消極怠工是民眾對公務員隊伍最為詬病的幾點。有公務員在網上發帖稱：在機關里，每天8小時滿負荷工作的人幾乎找不到，絕大多數人有1/3的時間用於工作就足夠了，把縣里的機構和人員砍一半，也不會影響政府的正常運轉，甚至可能比之前運轉得更好。

這在網上遭到了不少青年公務員的反對。在他們看來，公務員隊伍的冗餘體現在內部工作分配不均。同在一個辦公室，新來的年輕人通常擔負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一些年長的同事則悠閑地喝茶、上網。同一個辦公室里，「三個閑成豬，兩個累成狗」，是不少地方和部門冗員充斥的生動寫照。

「毫無疑問，我國的公務員隊伍有精簡的空間。」許耀桐認為，新的科技工具可以承擔起許多原有的工作。同時，政府還可以向社會購買服務。「不一定什麼事都要自己干，很多時候外包給社會上的專業機構反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許耀桐說。人員精簡之後，公務員薪水是漲是降才有了合理的基礎。

四區分類別才能更專業

收入待遇之外，讓機關里的年輕人們最害怕的是一眼能看到頭的發展空間。

有青年基層公務員在網路上發帖自白說：「六七年過去了，只有極個別同齡人年輕有為、善於溝通得到了提拔；也有些人能力平庸，但踏實工作，一心等待提拔；只有少數人決然離開，更多的人留下來消耗生命。」

「縣鎮的基層公務員混到科處級就不錯了。」劉旭濤表示，這樣的晉升速度確實有些緩慢。

此外，終日文件來文件去的生活也讓年輕人在機關里的日子變得沉悶。

晉升無望，工作無趣，「毫無職業成就感」，一名公務員在網上這樣總結道。

武漢大學政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李和中表示，公務員發展存在天花板效應，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級別就難以繼續上升。

李和中認為，把職務和級別分開是應對天花板效應的一項措施。即公務員按一定標准上升級別，級別決定薪水，同時級別與職務無關。據李和中介紹，這一做法在一些地區已經試行。

許耀桐比較了國外的公職人員制度後也表示：「國外公職人員一般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由選舉任命。數量更多的是事務官，他們負責具體政策的執行，有專門的職級，根據工作年限和考核會累進職級。」

事實上，類似的劃分在我國同樣存在。2006年開始施行的《公務員法》把公務員職位類別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

但此後，並沒有出台不同類別的職級晉升的配套細則，這意味著公務員職位分類沒有得到落實。

「在大學，很多教授拿的比系主任多就是這個道理。」劉旭濤表示，機關管理崗位仍然吸引了太多的人，「完善不同類別的公職人員的發展途徑，公務員就不需要擠著去做領導，在自己的崗位上就能體現價值。」

來源公務員思想動態觀察

F. 什麼是超職數配備幹部

「去年我們針對違規破格提拔問題開展了專項治理，今年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幹部等問題。」26日，就25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中組部負責人答記者問。

據介紹，為進一步解決查處難、問責難的問題，《意見》重點提出了3項措施，包括：完善立項督察制度，「實行查核結果抽查復核和分析研判，對處理不到位的責成重新查辦，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建立倒查機制，「不僅查處當事人，而且追究責任人，一查到底、問責到人。抓住重點對象和關鍵人，要突出追究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和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在用人上的失職瀆職責任」；紀實制度，「運用信息網路技術推廣實時監督系統，使開展倒查、追究問責有跡可尋、有據可依」。

分析

超職數幹部是如何「配」出來的？

初步統計，去年起甘肅、湖南、沈陽等地已啟動超職數配備幹部專項清理。湖南、甘肅分別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畢的時間表。

此次整治，並不是中央首次針對超職數配備幹部的專項行動。最近6年來，國家層面至少進行過兩次(2007年、2009年)專項清理。湖南也曾在2004年底制定規劃，「用3年時間，逐步消化過去超職數配備的領導幹部」。

屢次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官員反而越配越多。比如邯鄲市，2010年機構改革後，曾一次任命89名局長、副局長，受到了「批發副職」的質疑。

依據《地方各地人民政府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領導職數「按照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有關規定確定」，確定的原則就是編制部門制定的「三定方案」。超職數的幹部是如何闖過「三定」、走馬上任的？怎樣杜絕超職數現象？

問題一

機構改革只做「加法」

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許耀桐等受訪專家介紹，雖然有各級人大和「三定方案」把關，但一些地區和部門還是想出了各種提高職位、解決級別的「土辦法」。機構改革只做「加法」，即機構撤銷、機構合並後，新組建部門領導班子是原來幾個單位領導人數之和，就是最常見的「土辦法」之一。

例如，受到「批發副職」質疑的邯鄲市，據新華社報道，邯鄲有關部門回應稱，「89名局長、副局長均為機構改革中的單位撤銷、合並、更名後，由原單位職務重新任命為機構改革後新單位職務」。以邯鄲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為例，該局由中小企業局、工業促進局、信息化局3個單位合並組建，8名副局長中，除1名掛職博士，其餘都是原單位的副職。

竹立家說，超職數配備幹部另一種常見情形是「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就是為完成某個臨時性工作任務，如解決「醫鬧」問題，臨時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等臨時性機構，但臨時性任務結束後，「領導小組辦公室」和領導職務，並沒有隨之撤銷。

湖南永興縣縣委編辦許瑜撰文提出，「一些同級強力部門常以本單位工作重要為由，要求編委領導和編辦增加職數或提高職位級別，博弈的結果，往往以編制部門妥協告終」。

問題二

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

許瑜算了一筆賬：全國近3000個縣級行政區，若每個縣政府超額配備2名縣領導，就多出近6000名「縣官」；若黨委系統同樣超額配備2名縣領導，則全國將多出12000名「縣官」。如果每名縣領導的工資、用車、辦公等經費，一年以10萬元計，起碼要多消耗12億的財政收入。

竹立家表示，官員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長，症結還是領導幹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他希望此次專項整治，能結合三中全會提出的政績觀考核改革，確立「領導幹部退出機制」。

據了解，一些地區已著手建立「領導幹部退出機制」。湖南省委辦公廳下發的《關於認真做好消化超職數配備幹部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加大調整不勝任現職幹部力度，騰出的職數用於消化超配幹部」。過去兩年，湖南已有4名績效考核居於末位的幹部被免職。

G. 南充拉票賄選案的正視賄選

南充正視「賄選案」
下猛葯扭轉社會風氣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南充賄選案很可能是地方黨委選舉首次曝出的賄選丑聞。
這一選舉弊案，已成為南充坊間最好的談資。但在官方語境里它一直是敏感話題，記者翻閱南充市委機關報《南充日報》，從楊建華案發到今年4月15日，版面上均不見「賄選案」的任何提及。
據當地媒體人士介紹，楊建華被組織調查後，南充市有關主管部門即召開全市媒體會議要求所有媒體從業人員：對「賄選案」不議論、不傳播、不轉發、不接受采訪。
這一沉寂局面，直到4月16日才被打破。當天的《南充日報》報道說，2015年4月15日下午，南充市委書記李仲彬主持召開全市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工作會，首次談及「賄選案」。
李仲彬表示，「近年南充發生的一些腐敗案件，特別是南充黨代會發生的有組織公款拉票賄選案，使全市政治生態遭到嚴重破壞，代價極其慘痛，教訓極其深刻。」
「出現這些問題，主要原因在於放鬆了思想政治教育，一些黨員幹部的思想'總開關'出了問題；制度空轉形同虛設，成了'紙老虎''稻草人'；履行管黨治黨責任缺位，幹部管理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等等。」
對於南充腐敗案的教訓，李仲彬表示，一定要深刻汲取。進一步明確任務、落實責任，全面加強各級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著力凈化政治生態，重塑南充形象。「全面反思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從突出問題上找病因、從突出問題上拔病根，橫下心來出重拳、下猛葯、用狠勁，堅決把南充遭到破壞的政治生態扭轉過來，堅決把南充遭到破壞的社會風氣扭轉過來。」
而在李仲彬作出表態之前，「南充市黨代會發生的有組織公款拉票賄選案」，剛剛「現身」於從中央紀委到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官方媒體當中。
4月12日、13日，中紀委網站的高規格專欄《學思踐悟》和《中國紀檢監察報》相繼刊發文章《加強和改進巡視工作之一--堅持方針用好利劍》，高調提及「南充賄選案」：「山西塌方式腐敗、衡陽人大代表賄選案、南充市黨代會發生的有組織公款拉票賄選案，都是巡視發現的。」
4月15日，四川在線和四川日報網也報道稱，四川省委省政府近日印發的《關於2015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表示：「今年，我省還將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繼續保持查辦案件高壓態勢。要依紀依法徹查嚴處南充賄選案。
2015年9月15日，四川省委召開會議，傳達學習中共中央關於南充拉票賄選案查處情況的通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深刻認識徹查嚴處南充拉票賄選案的重大意義，汲取教訓，舉一反三，認真落實中央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的各項任務部署，堅決維護黨紀國法的權威和尊嚴。

H. 兩會指什麼,多久召開一次

全國兩會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簡稱，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兩個會議。每年一次，3月份召開。

全國兩會的定期召開是政治生活正常的一個標志。

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教授指出，兩會是透視中國民主政治的一個窗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與發展最為重要、最富特色、最為有效的組織形式和實現途徑。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保證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發揮人民政協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優勢，實現民主協商和民主監督，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最好的實現形式。

(8)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擴展閱讀：

兩會3月開原因：

全國兩會在3月召開的慣例，始於1985年。在此之前，人大和政協的會議在年初、年中和年末均召開過。

全國人大會議召開的日期固定在3月5日，並不是法律的明確規定，而是自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來形成的慣例。1999年起，全國政協會議均在3月3日開幕。

3月舉行兩會，可以給上年決算和當年預算留出時間，而且地方兩會均已召開完畢，上一年度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成績也已統計完成。其次，也有人性化的考慮，選擇3月份可以避免與春節重疊，給代表委員們充裕的時間准備。

I. 十八大報告的鮮明特點有哪些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教授指出，十八大繼往開來，任重道遠，為萬眾所期盼，為世界所矚目。總書記所作的報告提振人心、激揚鬥志，突出地感受到有四個鮮明特點。一、涵量厚實、大氣磅礴十八大報告在總體結構上分成12個部分，論述12個重大問題，其中既有對最近五年的工作和過去十年歷程做的基本總結，更有對未來發展的部署和展望；既從宏觀上、大趨勢上分析了我們所處的時代面臨的環境，以及要採取的戰略，又聯繫世情、國情、黨情從中微觀層面上提出實際的工作要求；既談到我們取得了重大成效，報告當中提到有九個方面，如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設邁出新步伐，文化建設邁上新台階，社會建設取得新進步，國防和軍隊建設開創新局面，港澳台工作進一步加強，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等，也沒有迴避存在不足和困難，報告中提到六個方面，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可以說，講成績理直氣壯；擺問題，直指要害。這個報告開拓了我們視野，使我們看到了指導中國未來發展的偉大的、光輝的藍圖，也看到了面臨一些迫切解決的難題，一目瞭然，清清楚楚。二、方向明確，信心堅定這個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指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報告中有一句話，就是我們中國「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要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它就是一條新路，同時也是一條正路。在以往黨代會報告的基礎上，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了非常明確的理論闡述，指出它就是「一條道路、一個理論、一個制度」。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