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政化

㈠ 審判權檢察權要去行政化確保怎麼行使司法權

在中國，司法權包括審判權與檢察權。在西方，司法權一般僅指審判權。廣義的司法權專就包括了檢屬察權，狹義的就只有審判權。司法權是關於法律適用的權力。在三權分立學說中，司法權是與行政權、立法權明顯區分的。中國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繼承了列寧的檢察權理論，把檢察權作為法律監督的權力，與審判權並列為最高權力之下的司法權。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把檢察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拋開意識形態，檢察權本身是間於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的體現了行政權的特點。檢察院是上級領導下級，這和行政機關一樣。總結，檢察權與審判權都是廣義的司法權，過分追究檢察權的屬性沒有必要。

㈡ 人民日報：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這讓教育去行政化的問題再次引起關注。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就是要讓學校回歸教育本位，按教育規律辦學，排除外部和內部因素對教育的干擾和制約，讓學校回歸本色。
從外部來講，主要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學校的關系，改變政府把學校當作下屬行政機構來管理，改變「統、包、管」模式，轉變政府角色。對於基礎教育，政府教育部門的責任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依法保障對學校的投入，解決學校辦學條件簡陋、師資素質不高、發展不均衡等問題；二是監督學校依法辦學，尤其是政府部門要帶頭依法示範，不得違反教育法律法規的規定，直接干預學校的辦學，動輒用行政權力，對學校指手畫腳。
對於高等教育，政府的主要職責應放在宏觀管理方面，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監督學校的質量等。探究學問、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學術自由，是大學的本質特徵。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圍里，才能遵循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才能充分發揮大學人的聰明才智。從目前中國的現狀來看，改革要堅持的一個基本目標導向，就是減政放權，政府只做應該做的事情，而應該由學校來做的事情堅決交由學校來做。因此，政府應改變直接管理高校的機制和對資源的分配方式，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可通過中介機構、行業協會對高校評估。當然，這做起來是比較難的，但它決定於我們能不能構建一種比較好的政府和學校的關系。
從內部來講，主要是應理順學校內部的各種關系，學校管理不能行政化，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實行符合教育本質要求的管理模式，充分尊重教師的意見，集中教師的智慧。對於基礎教育而言，學校的民主管理，主要是指教職工充分行使民主權利並參加學校的管理活動。學校的民主管理，就是集中廣大教職工的智慧來管理學校；就是在學校內部堅持社會主義民主，保障教職工有參與管理學校的權利，有監督學校各級管理人員的權利，使教職工真正成為學校的主人。
對於高等教育，大學的民主管理主要是理順黨委、行政（校長）、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4方面的關系，關鍵是必須清晰區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范圍與界限。要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領導是指政治領導，把握辦學方向，謀大事，如負責幹部選拔聘任、培養教育工作以及黨建工作。除此之外，檢驗黨委工作好壞的標準是，能否大膽放手、大力支持校長和行政的工作，確保他們獨立自主地行使權力，開展工作，而不是事無巨細，包攬一切。檢驗學校行政管理工作好壞的標准，是管理者能夠遵循學術發展的規律，讓教師們能夠安於教學與科研，而不是用行政思維來管理學術事務，實現學術自由；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能夠真正為學生服務，真正做到以生為本，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思想上的規訓和行為上的約束。高校的學術委員會應以教授、學科帶頭人為主體，在教學、科研、學科建設中起領導和指導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相對分開，清晰區分兩種權力的范圍與界限。要明確區分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是兩個不同的系列，避免行政人員因擔任行政領導職務而為自己謀取學術地位的情況，還要盡量減少所謂「雙肩挑」的現象，堅決防止行政權力和學術地位兩者之間的「通兌」。同時，應充分發揮高校教代會的作用，學校的規劃、經費使用等要提交教代會提出意見建議，與教職工利益相關的政策、制度等重大問題要由教代會討論通過。
總之，教育去行政化，應當建立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讓學校從只對上負責變為既對上負責又對下負責，變以往的注重追求政績為追求教育本質和宗旨，讓學校回歸教育本位。

㈢ 法律文化的制度層面

（一）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到以民為中心（民刑並重）
古代中國，法即是刑，法律就意味著刑法與刑罰，同時，刑也就是法。刑事性的法律規范不僅存在於應當由刑法予以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而且在許多民事經濟領域，刑法與刑罰也涉及到其中，使本來由民事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被烙上「刑」的印跡。這樣，整個社會基本上是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是其突出表現。從古代的一些立法實踐來看，所立的基本上是刑事類的法律，不論什麼原因都可能違反刑律的規定而受到刑事處罰。特別是對民事事務的刑事化，民事活動受到極大的打擊，因而經濟的不發達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刑事性使人們都認為法律是用來鎮壓民眾的，而不是用來保護人民的權利的，這種重刑輕民的傾向的基礎就是在經濟上的重農抑商。
而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帶來其他各方面的全球化思潮，使得權利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進而導致基本理念和制度的變遷。由此導致法也不再是以刑為中心，而是以民為中心，民刑並重，刑法與刑罰是為民事領域的經濟活動而服務的，刑法與刑罰被大大地限制，其作用的范圍被大大地縮小。例如，中國目前已經制定了大量的民事經濟類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它為中國法律以民為中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使民刑並重得到了立法上的認可。同時，中國現在的刑事案件比重日益下降，相對來說民事類的案件的比重卻在上升，也驗證了這點。
（二）程序工具主義（低程序化）到程序正義的轉型
程序工具主義或低程序化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主要是指這種程序只重視判決的實體而輕視判決的形成過程。即使有程序的存在，也只不過是為實體服務的工具，自己本身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⒈實體與程序不分，中國歷來的立法重點是在實體方面，成文法典相當發達，卻沒有出現一部程序法典；⒉民刑不分，司法上沒有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嚴格區分，民事案件的審判適用刑事訴訟的程序，採取刑事手段等；⒊從案件的審理來看，沒有一套固定的應予嚴格遵守的規則，司法者可以隨意啟動和終止審判程序，庭審調查由司法者自己選擇；⒋傳統法律即使有程序性的規定，也是殘缺不全的，沒有一套封閉、有序、較為完整的程序。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程序性的立法日益完善，其突出表現是在立法實踐上有三部訴訟法的頒布並實施，另外，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法律甚至是實體性的法律，也有相當多的程序性的規范，例如，《行政處罰法》中對程序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仲裁法》本身就一個關於程序性規范的立法成果。同時，特別是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對中國影響巨大，程序正義得到了空前的重視，體現了程序正義的價值。
程序正義在中國逐漸具有獨立性的價值，為公正的審判結果的產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程序正義的觀念和做法保證了司法結果公正的實現，是因為，即使被認為公正的實體結果，由於沒有遵循嚴格的程序，也會使當事人難以認為是公正的；即使實體上不是非常公正，但遵循了嚴格的程序作出判決結論，當事人也是可以接受這個結論的，因為程序的獨立性價值日益深入到人們的基本觀念之中，程序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不可或缺的法治因子。
三）法律屬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基本上表現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國家化，具有強烈的國家和社會的公的屬性。具體表現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與刑事化，國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現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罰性與刑罰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懲罰性色彩，其實是一種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體制組織及行政執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體現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進而呈現出非民事化傾向。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會原因中最關鍵的既不是商品經濟的不發達，也不是社會的古老，因為當時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最重要的社會原因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觀念發達，而且這並不表明中國法律文化的落後性，只是透視出這種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國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向私法屬性的轉型，是中國法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國法律更加趨向於私法化，謝懷栻先生說過：「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我希望中國民法能成為21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10〕例如，中國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證是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表明中國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發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審理的絕大多數是民事類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趨勢，其比重越來越大，而刑事類的案件卻剛好相反，這樣中國法律文化對外所體現的則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到開放性
中國的傳統法律體系是非常封閉的，突出表現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體系造成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的減少，這更加劇了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傾向。原因大概有：⒈經濟上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能夠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必然的減少，理所當然體現在其法律體繫上是與外界的聯系較少，另外小農經濟屬性也造就了法律體系的封閉；⒉政治上的高度專制，導致這種環境下的法律與法律體系必然與之相適應；⒊中國地理環境相對較大，這為人類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環境；⒋中國特有的宗法制度與宗法組織的封閉性，特別是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化加劇了它的封閉性；⒌儒家思想成為古代中國唯一的思想淵源，思想上的封閉性導致法律體系的封閉性是必然的。
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正在逐步向開放性邁進，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趨勢越來越強。其重要原因表現為：⒈經濟上不是自然經濟，小農性的色彩也趨於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開放型的經濟，這為法律體系的開放性提供了經濟基礎；⒉政治上更加趨於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條件是開放，也與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相契合；⒊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性是不可能改變的，可是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進行全面與全方位的開放與交流，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的生成；⒋中國的封建專制體制與對人進行封建統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組織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國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發展，而不是以前單純的儒家倫理化的思想束縛著人們，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從而導致法律體系的開放性。
（五）司法與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獨立
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現為司法行政一體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還有：「每一個官員不論中央行政機關還是地方行政機關的首腦，都擁有司法職權，官僚政治體制中的每一個機構都負有天生的職責來處理案件」。〔12〕主要體現在：⒈組織機構上傳統中國意義上的的司法與行政難以區分，中央雖有司法的專門機構，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約；⒉司法主體上沒有專門的司法人員，司法只是行政人員的職權之一；⒊司法權不是由特定部門來行使，同一級部門都有司法權。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與措施保證司法獨立，而且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作出了明確規定。司法行政一體化到司法獨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中國的現行憲法規定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其中《人民法院組織法》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時，中國也從制度、物質保證、職業資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獨立特別是法官獨立的具體規定。

㈣ 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這讓教育去行政化的問題再次引起關注。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就是要讓學校回歸教育本位，按教育規律辦學，排除外部和內部因素對教育的干擾和制約，讓學校回歸本色。
從外部來講，主要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學校的關系，改變政府把學校當作下屬行政機構來管理，改變「統、包、管」模式，轉變政府角色。對於基礎教育，政府教育部門的責任主要限於兩個方面，一是依法保障對學校的投入，解決學校辦學條件簡陋、師資素質不高、發展不均衡等問題；二是監督學校依法辦學，尤其是政府部門要帶頭依法示範，不得違反教育法律法規的規定，直接干預學校的辦學，動輒用行政權力，對學校指手畫腳。
對於高等教育，政府的主要職責應放在宏觀管理方面，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監督學校的質量等。探究學問、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學術自由，是大學的本質特徵。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圍里，才能遵循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才能充分發揮大學人的聰明才智。從目前中國的現狀來看，改革要堅持的一個基本目標導向，就是減政放權，政府只做應該做的事情，而應該由學校來做的事情堅決交由學校來做。因此，政府應改變直接管理高校的機制和對資源的分配方式，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可通過中介機構、行業協會對高校評估。當然，這做起來是比較難的，但它決定於我們能不能構建一種比較好的政府和學校的關系。
從內部來講，主要是應理順學校內部的各種關系，學校管理不能行政化，必須遵循教育規律，實行符合教育本質要求的管理模式，充分尊重教師的意見，集中教師的智慧。對於基礎教育而言，學校的民主管理，主要是指教職工充分行使民主權利並參加學校的管理活動。學校的民主管理，就是集中廣大教職工的智慧來管理學校；就是在學校內部堅持社會主義民主，保障教職工有參與管理學校的權利，有監督學校各級管理人員的權利，使教職工真正成為學校的主人。

㈤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意思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是遞進性的表述，回是指部門在社會運行與管答理中都承載與賦予了相應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是公共權利資源或為公共服務的權利，但一些部門在運行中確過度或不當的擴大自我權力；而且把部門的利益承賦於權力的運行中；利用行政管理的社會運行機制中把不當利益賦承於行政運行與管制的機制中。

㈥ 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推進高校去行政化

政府切斷和高校之間的一切控制措施，才能解決去行政化問題，而不是採取什麼措施，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採取的措施太多了。

㈦ 南方科技大學去行政化是什麼

所謂的去行政化，是指大學的管理（management）需要去行政化。大學的管理，指的是大學的內部行政管理，指像大學高層行政人員的任免、學術管理、教授員工的招聘、學生學位的授予、大學內部教授員工報酬的確定等等這些管理層面的事務。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部所屬大學的內部管理收到教育主管部門的嚴格的限制，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副校長，可能就是由上級主管部門來任免的，校長沒有權力解聘副校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能否授予學位，也是由教育部管著的，中國的教育部甚至會定期對大學進行行政化的考評。另外大學內部也是像行政機構一樣，處長、科長享受著官員的待遇。

像中國的大學這樣，由教育主管行政部門介入大學管理事務的模式，我們把它稱為行政化的管理。

南方科技大學由朱清時校長提出要去行政化，從現在來看是否做到了呢？應該說基本上做到了。南科大校長以下（包括副校長）都是由全球招聘而來的校長提名任免的，學校內部行政人員是沒有官位的，南科大的辦學不受教育部的具體管理，學位也是自己授予、自主辦學的，南科大的教授老師都是面向全球招聘，沒有行政部門加以干預的。應該說，南科大辦學管理的權力，基本上完全在校長及校長招聘來的管理團隊、以及教授老師們的手上，因此，南科大的管理權是完全去行政化的，沒有也不是來自於深圳市政府的行政化管理。

既然南科大的管理是去行政化的，那麼公眾為什麼又認為南科大沒有做到去行政化呢？

究其原因，是南科大新成立的理事會中，深圳市政府的官員佔了一半以上。對於這個問題，就涉及到公眾對大學管理權（management）和治理權（governance）的混淆和誤解。

所謂的治理權，是指企業或者非盈利機構的投資人對自己所投資的企業和非盈利機構的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權，這種最後決定權包括：批准院校的任務和目標、批准院校的政策和程序、任免、審查和支持校長、批准院校的章程等等。

對於一所大學的管理來說，是可以完全交給校長及校長任命的管理團隊和學術團隊的，但是對於大學的治理來說，治理權（governance）肯定是最終掌握在出錢的人手上的。因此治理權沒有所謂的去行政化的問題，誰出錢誰治理。

就南方科技大學而言，南科大是由深圳市政府出錢的，肯定應該由市政府行使治理權，當然許勤市長也可以不當南科大的理事長，他可以委託其他人來干，但是這與去行政化無關，況且許勤市長在百忙中出面擔任南科大理事長，主要目的是為了支持南科大，而不是為了干預南科大的具體管理。事實上管理大學也不是理事會的職責。

當然，大學是屬於公共機構，這種機構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因此出錢人不能完全壟斷理事會的治理權，因此南科大的理事會，還吸收了社會名流、大學校長、企業家等各方面人士。

從南科大的辦學和治理完善的角度來看，南科大今後也可以遴選一些其他利益階層的代表進入理事會，例如讓學生家長、中學校長、甚至著名校友進入理事會。

㈧ 大學去行政化，還是去行政化

教育部官員:大學去行政化不能等同於去行政級別
大學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管理
眾所周知，任何社會組織都離不開行政管理，大學也不例外。大學去行政化的實質不是取消大學級別和層次，而是改變目前政府與學校之間以及學校內部的各種資源配置方式，讓學術權力參與其中，發揮作用。對教授學術水平的評價應以學術同行為主，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門制定的績效評價政策。高等教育要深化改革，當大學的辦學經費、科研經費主要來源不是政府撥款時，大學的過度行政化甚至官僚化會自然消亡。很明顯，民辦大學去行政化的呼聲就並不高。
大學的去行政化不能簡單地與國外類比。中國的大學是在靠政府主導和提供主要資源的條件下逐步發展的，而國外的大學是在經費自籌的基礎上不斷自主發展的。中國大學行政化色彩越來越濃的原因在於政府對經費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掌控，為了防止和減少大學的腐敗現象，政府通過層層上收審批許可權使監管越來越嚴，不能把政府加強監管等同於行政化。
大學的去行政化並不是要去掉大學的行政管理，而是應該去掉學術權力按照行政權力的邏輯來運行的管理模式，去掉給教學和科學機構及其人員的相應行政級別，去掉行政機構對學術事項的決定權，去掉掌握學術權力者也套用官僚作風的行權方式。其實，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有兩種不同的結構模式。行政權力是金字塔結構，每上一級台階都會增加權力范圍；學術權力則不同，研究越深入細節，越有發言權。所以，應該去掉行政管理對教師授課、學生培養和學術研究的非科學性制約。
大學去行政化不能等同於去行政級別
歷史上，給大學校長確定行政級別是為了解決教育處於弱勢地位的問題，這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有人認為，大學行政級別的存在，限制了學校獨立行使自主權的空間，用行政規則管理學術，會讓學校充斥衙門作風。那麼，取消了行政級別就沒有衙門作風了嗎？任何社會組織都需要行政管理，管理學理論認為管理的有效幅度是7~8人(或機構)，兩千多萬的在校學生、巨額的經費開支，不分管理層級的依據是什麼？
有人認為，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後，讓政府和高校之間保持距離，能增強高校的辦學自主權，讓高校學術地位受到尊重。只講從政府拿錢的權利，又要與主辦者保持距離，這算什麼邏輯？只要大學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政府，大學校長就只能是委任制；只要大學校長採用委任制，大學校長就自然有委任機構的相應級別。
大學的去行政化關鍵不是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而是要改變目前大學內部按照政府機構設置的管理部門，避免大學成為政府的下級機構，要在大學內部按照教學和科研的本質規律設置相應的服務部門；大學的去行政化還體現在教師自身的觀念上，教授不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去與處長、科長工資待遇或社會地位掛鉤。
依法規靠章程才能去行政化
從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歷程來看，要實現大學系統的良好運轉，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大學的發展行為，來明確大學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政府相關部門依法管理大學，在法律的基礎上辦大學，才能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研發出創新成果，使大學真正擔當起為國家和社會輸送急需高質量人才的責任，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經濟與社會發展服務。
為了使大學科學發展，國家已經出台了《高等教育法》，明確了大學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前幾年，教育部組織了各大學制定大學章程，進一步規范大學的運行模式，使大學的發展步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大學要依據《高等教育法》理順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在政府指導下充分發揮大學自主辦學的積極性；依據高等教育法和大學章程理順大學黨委與行政機關的關系，真正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主要依據大學章程處理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實現大學由行政主導，轉為行政服務學術發展；靠大學章程規定大學內部制度建設與各機構之間運行的關系，實現科學高效管理，避免大學的行政化。
大學要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的作用，學術委員會首先要有符合《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的人員組成和明確的議事規則，機構和程序規定是學術委員發揮作用的重要基礎；第二是要有與行政權力交叉相配套的若干制度，對於行政權力干預學術權力的行為設計有效的約束機制；第三是學術委員會組成和規章制度要結合學校學科和文化特色。
大學行政管理的內涵決定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只有當大學行政管理服務於教學與科研，服務於廣大師生，大學的人才培養才能得到科學發展。只有當教授的教學和科研成果被尊重，人才培養方案和計劃被認可，學生的基本權利——學習權利才能被關注和保障，人才培養質量才能提升，行政管理也才能真正發揮應有的職能和作用。
大學去行政化的根本，就是要使行政管理確保學術權力的良好運作，監督學術權力的不當偏離，保證教師的教學、科研權力，從而最終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使高等教育適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