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約談是什麼意思

1. 約談什麼意思

約談指的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范的准具體行政行為。

例句：約談很多時候讓人想起談判的意思，其實在現代社會，約談更多是發生在實力不對稱的兩方身上，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通常是實力較強的一方約談實力較弱的一方在某一特定場合，告知其要達成的目的和操作方法。

一般，實力較弱的一方沒有還價的餘地，即便是還價也是在對方早已圈定好的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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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義詞：

1、講話，是指說話；發言；談話，或者指演說和普及性的著作體裁。

例句：巴金 《探索集·「豪言壯語」》：「要講話就得講老實話，講自己的話，哪怕是講講自己的毛病也好。」

2、發言（fā yán），動詞，義：評論，講話。一般在會議，晚會上領導或特殊人物的講話。

例句：柯岩《追趕太陽的人》二：「深夜，代表們都休息了，小會議室里還亮著一盞燈，是有人在趕寫發言還是忘了熄燈？」

3、措辭，是指人們在說話、寫作、行文時，經過深思熟慮，綜合考慮受眾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徵、個性特點、學歷背景、生活習慣等因素的情況之下，精心選用恰當的詞語、句子，有效表達自己的意思，並讓受眾易於理解、接受、相信的一個互動過程。

例句：張天翼 《兒女們》三：「他措詞很客氣，可是臉像對方那麼綳著，聲音硬得鐵似的。」

2. 通報批評與警告有什麼區別

通報批評和警告都是個人或單位違反規定後遭受的懲罰，但兩者在性質和嚴重性上有專著不同屬，它們的區別是：

1、警告主要是對被處罰人在精神上造成一定損害，而通報批評則是對被處罰人的榮譽或者信譽造成損害。

2、通報批評是通過報刊或文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公布的，造成的影響范圍大；警告則只是以警告處罰書或以口頭的形式下達給本人，以示警示。

3、報批評由於其造成影響的范圍要比警告更加廣泛，所以通報批評的處罰程度比警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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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批評和警告在行政處罰里都是申誡罰。警告主要用於情節輕微或未構成實際危害後果的違法性行為，其作為一種正式的處罰形式，必須是要式行為，即由作出處罰的機關製作書面裁決。通報批評適用於具有較大危害的違法行為。申誡罰是對相對人精神上的懲戒，影響相對人的聲譽而不涉及其他實體權利，其目的在於引起違法者精神上的警惕，以避免其再犯。

3. 誡勉談話是什麼處分

誡勉談話與紀律處分、組織處理各司其職，都是黨組織對有問題的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措施。

誡勉談話是對思想、工作、作風等方面存在問題的幹部進行教育的一種形式，由組織和紀律監察部門對幹部談話規誡、監督管理，並組織跟蹤考核。

誡勉談話主要是對有輕微違紀行為或有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黨員、幹部進行談話、誡勉教育，達到提前打招呼、及時提醒、教育挽救的目的。

誡勉談話要嚴格要求，指出其存在問題，分清是非責任，督促整改，幫助其汲取教訓，防微杜漸，使談話對象少犯或不犯錯誤。具體的制度和實施細則由各個單位參照中央文件分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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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誡勉談話的情況

根據《關於對黨員領導幹部進行誡勉談話和函詢的暫行辦法》

第三條黨員領導幹部有下列情況之一的，應當對其進行誡勉談話：

（一）不能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組織決議、決定以及工作部署不力；

（二）不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作風專斷，或者在領導班子中鬧無原則糾紛；

（三）不認真履行職責，給工作造成一定損失；

（四）搞華而不實和脫離實際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鋪張浪費，造成不良影響；

（五）不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用人失察失誤；

（六）不嚴格執行廉潔自律規定，造成不良影響；

（七）其他需要進行誡勉談話的情況。

4. 約談是處分嗎

一、不是處分。

二、約談的定義：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范的准具體行政行為，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

三、約談的「四種形態」：

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

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

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少數。

約談記錄表的要素：

1.約談時間

2.約談地點

3.約談單位

4.約談人員

5記錄人員

6.約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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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談」不可能是無償的。

其「有償性」或曰成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被約談的企業和行業，會有一定的補貼。

中糧集團、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約談的企業，就獲得了低於市場價的「定向銷售」。

雖然可能不足以彌補企業虧損，但企業所獲得的無形的政府資源，卻註定是一筆可觀資產。

而這，也正是「約談」成本體現的第二個方面。

「約談」的運作思路很明確，抓住有市場定價權的龍頭企業，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換來整個市場的價格穩定。

可是，這種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論。

企業能夠獲得補貼，看似是為其承擔社會責任付出的合理補償，實際上卻是以行政手段強化這些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如果說被「約談」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那些未被「約談」的企業是否就全然沒有承擔社會責任？

假如沒有「約談」，那些有市場定價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又體現在何處？對於能夠被「約談」並獲得政府補償，未獲此「殊榮」的企業已經嘖有煩言。

很顯然，「約談」使得在同一個市場環境中的一部分企業獲得了政府資助，而另一部分同樣服從了行政干預的企業不僅一無所獲，還承擔了市場以及行政干預的雙重壓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預市場定價，最好能用明確的方式表明，這樣對所有企業是平等的，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是統一的，市場的競爭機制沒有被破壞。

而「約談」這種看似同企業商量的尊重市場的辦法，其實就是以相對軟性的方式行干預之實。

但不言自明的干預卻蘊含了畸輕畸重的市場不公，它使得在一個原本不利的市場環境中，強勢企業強者更強，弱勢企業更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