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執法嚴
中國的法律建立和執行，社會一直認為存在兩種現象：
1，法律不健全，很回多行為沒有法律的約束答，
2，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部分政府官員一般只能看到第1種現象，而忽視第2種現象，對此，從上級到下級，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以來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為榮，尤其是地方政府，各種部門規章，紅頭文件滿地飛。很少有人會真正認識到第2種現象的嚴重性。當然對於第2種現象，更有人說要制定執法法來捍衛法律的執行，可是執法法又由誰來捍衛，這樣就不攻自破了，所以這樣說的人都是在瞎扯淡。其實以上只是兩種現象而已，並非中國社會法律問題的根源。那些對著表觀現象下葯的從根本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有時反而強化了這兩種現象的活躍性。
❷ 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區別
執法必嚴看似體現了法的權威性，但卻存在著兩個明顯的缺陷：一是混淆了執法與司法的界限，將司法視為執法的組成部分，而執法權和司法權無論在權力的性質、行使機關、行使方式方面，還是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方面都有著顯著的區別；二是曲解了執法和司法的宗旨，錯誤地將「嚴格」、「嚴厲」作為執法、司法的主要特徵。於是，為了對違法犯罪行為始終保持高壓態勢而實行「嚴打」政策也就順理成章了。眾所周知，在社會制度的架構中，法律與正義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正義所關注的卻是法律規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它們在增進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方面的價值。」而任何一種正義的法律思想都必須經由一個理性的程序運作過程才可轉化為現實形態的公正。在這個過程中，執法與司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自然成為執法和司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同時，法不在嚴，而在於及時。美國著名經濟分析法學家波斯納曾提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種涵義是指效率。------只要稍作反思，我們就會毫不驚奇地發現：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浪費是不道德的行為。」在當代社會，一個國家執法效率和司法效率的高低，就是通過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的經濟合理性尋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對正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實現執法和司法的目的。當然，在公正與效率孰重孰輕的問題上，基於權力性質的不同，行政執法與司法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前者偏重於效率，而後者則偏重於公正。此外，司法還應當具有獨立性，這是人權、自由、法治等價值在司法制度上凝聚、積淀並進而產生的一種歷史性的必然結果，並且早已越過國界而成為世界各國公認的國際司法准則。可見，執法必嚴的提法已經遠遠落伍於建設法治國家的要求，與程序正義、人權保障等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缺乏應有的科學性和嚴謹性。
違法必究似乎反映了法的約束性和嚴厲性，但既未體現違法程度與懲罰力度相適應、教育與懲罰相結合的原則，也不符合我國現行追究時效制度，並違背了司法被動性、中立性等基本屬性。我國在民法領域、行政法領域和刑法領域分別規定了訴訟時效制度、追責時效制度和追訴時效制度。其中，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訴訟權利就無權請求人民法院依法保護其民事權利，即一旦訴訟時效屆滿，權利人就不再享有請求人民法院保護的權利；追責時效是指對違法行為予以追究的有效期限，如果超過這個期限，行政機關就不再對其實施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法》、《海關法》、《治安處罰法》等行政法律法規均規定了相應的追責時效；追訴時效是指刑法規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若超過了此期限，司法機關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法院審判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對於私法領域的違法行為以及公法領域的部分違法犯罪行為（如刑事自訴案件），如果當事人（自訴人）不提起訴訟，司法機關就不能主動進行追究。可見，違法必究的提法與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相脫節，違反了法治原則。換個角度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提出「違法必究」的初衷是運用法律嚴格約束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遏制其特權思想，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高級幹部違法法律也同樣應當受到追究。但在實踐中，由於人民群眾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機制尚不健全，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並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而且，對國家機關的違法行為，法律往往沒有規定切實可行的法律後果和制裁措施，所謂「違法必究」就成為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經過二十年的艱苦努力，我國已建立其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一些國家機關在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驅使下，對公民「違法必究」，導致公民「違法」現象激增，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卻鮮有因其違法行為（如違憲立法、違法行政、超期羈押、超期審判等）而受到有效懲處，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受到處理，也不痛不癢，機關單位負責人或責任人「官照做，錢照收，舞照跳」，最多也只是異地做官而已。法律實施領域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絕不亞於經濟領域所出現的類似情形，這必將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認同感，動搖他們對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危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基，進而埋下社會動盪的隱患。
❸ 我國執法不嚴的原因
產生執法不嚴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原因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職能性因素
即政府經濟職能不清。就經濟職能而言，目前我國各級地方政府承擔著經濟人與執法人的雙重職能。一方面，政府作為社會經濟利益的代表者與企業經濟利益相混同。政府與企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為了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政府必然要干預或參與企業的經營，並從這種干預和經營中獲得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又以經濟執法人的身份參與對市場、企業的管理與監督，保證企業依法進行經營活動。這種經濟人與執法人的雙重職能使政府在實施法律、法規時，猶如運動場上 「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一樣，往往因利益的驅動而疏於經濟監督，因而對法律、法規的實施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經濟利益的混同，導致了地方政府對地方企業違法的庇護。從縱向分析，財政分配上的「分稅制」即按比例上繳與留存的體制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地方經濟利益的維護。這種維護往往是通過對中央的擠兌來實現的。很難想像，地方政府作為執法者會對這種擠兌依法進行嚴厲制裁，因為法的實施首先是以其對自身的經濟利益的維護為首要條件的。地方對中央財政的擠兌是通過兩種手段來實現的：一種是，政府通過制定本來與國家法律、法規不相符合甚至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規章來實現。如許多公益性事業名目繁多的收費相當一部分就是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的形式規定的。另一種是，政府通過庇護地方企業的違法行為從中獲取更大的收益，如震驚上下的相關省市土地違法等案件就是如此。從橫向分析，政府作為執法者，本應嚴格依法辦事，而應從全局出發，不應區分經濟違法行為是損害本地區利益還是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乃至整個國家利益。但是在政府利益與企業利益相混同的情況下，這點則難以做到。地區執法者往往因維護本地的利益而默認本地區經營者的違法行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地方保護主義"。如貴州省大龍工業園長期超標排污得不到根本治理，既損害了當地老百姓的生存權也損害了周邊鄰近省的社會和經濟利益。其次，經濟利益的混同，導致對經營責任人的處罰不力。我國管理的約束機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通過讓法人及其經營管理人員承擔相應的民事、行政、刑事責任的形式來達到使企業合法經營的目的，但是現實中執法部門「以罰代法」的現象使違法行為得不到嚴懲，進而使違法成為常態，守法反而得不到利益。在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相混同的情況下，這種約束方式亦被軟化了。企業與政府的經濟利益相混同，企業經營者的行為既可以說是為企業謀利，也可以說是為政府謀利。當企業經營責任人違法時，則可以大言不慚地說他是為了當地的利益作想，而不是謀一己私利，基於這一邏輯，政府作為執法者當然難以嚴格依法處置為政府謀利益的人。於是，在經濟違法中，經營責任人的責任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調一個單位又重新任職。顯然以經營責任人的處罰不力，使法律在經濟領域的威懾力量減弱，從而使其一般預防的功能失去作用，導致更多的經營者違法，進而形成一種執法不嚴的惡性循環。
2、體制性因素
即執法體制不順。嚴格執法依賴於一個疏密有度、分工合理、職責分明的執法體制和能公正地代表國家行使權力、高質量的執法主體。在這方面，我們存在著種種弊端：①立法有待進一步完備，法規之間還存在著許多不協調、不配套、不銜接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適應市場經濟關系的法規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②執法的利益趨向，嚴重地影響了執法的公正性。本來，代表國家行使行政執法權應是相關部門的基本職能，國家應保證其相應的執法經費，但是，我們現行的行政執法主體既有行政部門，也有社會團體，甚至還有企業。這些相關機構的運行經費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執法中的各種收費收入。在執法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這些部門能夠執法公正。③管理多頭。對某一法律、法規的實施，我們往往是許多執法隊伍都可插手。有利可圖的都爭著管，無利可圖則誰也不管，以致形成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帶。如一些城市的城市管理部門既有城管和市政、規劃、環衛、建管、園林、工商、交通、交警等專業管理部門，又有創國家衛生城市管理辦公室、城市文明管理辦公室等綜合管理部門。這幾大隊伍齊上陣，互相扯皮又互相推諉，其執行效果很難想像。④執法人員素質不高。在我們現行的行政執法隊伍中，相當一部分人員的第一學歷是初、高中畢業又未經過嚴格的崗位培訓，有的甚至是聘請離退休人員。在他們自己對有關法律、法規就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又怎麼能嚴格執法？⑤執法隊伍缺乏獨立性。分散於各行政主管部門中的執法隊伍在執法中受制於各主管部門，使其缺乏相對的獨立性，當部門的利益與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相沖突時，往往因主管部門的干預而犧牲了法律、法規的尊嚴。
3、政策性因素
即政策對法的沖擊。在我國，法與政策同為調節社會關系的規范。法是社會的最高權威，政策是一種短期的行為規范，當政策與法律相抵觸時，應嚴格依法辦事。但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依政策辦事。各種改革措施大多都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現，於是政策一來，法的實施遭受沖擊的現象不可避免。因為誰也不敢反對「改革」。政策對法的沖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以中央的導向性的政策規定沖擊法律。如全國高考錄取線都不在同一條分數線上統一錄取，北京的錄取分數線遠低於湖南等省，理所當然沖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之大法、憲法的規定。②部門政策對法的沖擊。當政策與法律相抵觸時，隨意解釋法律，使法律規范適應政策實施的需要。由於政策對法的沖擊，在我國政府法制工作中，立法和執法脫節的現象仍然存在。法制觀念還未滲透到全體政府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之中。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政府行政機關不僅是多種法律關系的參加者，而且又依法負有監督實施有關法律法規、及時糾正偏離法制軌道行為的義務，這一認識問題還未被全體政府工作人員和領導幹部所完全接受。因此，許多行政機關不僅怠於履行法律、法規的監督職責，甚至執法違法。行政工作人員不依法辦事，以權代法、徇私枉法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目前某些行業不執行國家的物價政策，隨意抬價，變相漲價；一些納稅人不主動履行納稅義務，甚至嚴重偷稅、漏稅，都與行政執法不嚴有關。
4、機構性因素
即法律監督機構監督不力。政府法制機構不健全，幹部數量和業務素質與所承擔的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務不相適應。眾所周知，法律的有效實施靠兩種完備的監督體系：一種是執法部門對社會的監督，即監督行為者；另一種是對執法者的監督，即監督監督者。在我國，後一種監督顯得較為軟弱無力。我國憲法規定了三種法律監督實施的形式，即：人大權力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司法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但，現在這三種監督處於一種乏力狀態。即，權力機關的監督有的在走形式。權力機關的監督即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簡稱人大的監督)。目前人大的監督由於黨委和人大、人大同 「一府兩院" (政府、法院、檢察院)的關系未十分理順、人大機構人員的配備力量不足或不夠專業化，使人大的監督權僅僅局限於聽聽匯報、組織一些視察、開展一些執法檢查等形式的活動，許多問題難以觸及實質。其二，審判機關缺乏對行政執法的制約。首先，人們習慣於用行政手段來解決行政糾紛，大量的行政糾紛集中信訪、調糾等部門解決；其次，各地習慣於以出台快、容易改的行政規章代替地方性法規來規范許多社會行為。這些行政規章由行政部門一手制訂，一手監督實施，審判機關往往基於各種原因，也是不願觸及。檢察機關監督范圍太窄。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的監督機關。這種監督，應該是對國家所有法律實施的監督。但目前我國的檢察機關除應付訟訴和對其自行偵查的案件進行偵查外，基本上未開展對憲法、經濟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的監督工作。其三，人民群眾的監督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往往各種舉報石沉大海，有些甚至會受到打擊報復。
❹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與「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矛盾嗎（
不矛盾。它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法規要完善，做到解決問題能有法可循，是後三者的基本前提和基礎。
有法必依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即指一切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和任何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執法必嚴是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即指執行的司法機關及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法律的規定實施法律，堅決維護法律權威和尊嚴。
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保障。即指任何公民只要是違反了法律，必須受到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個方面層層遞進，環環緊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肯定、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法律的內容應當體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不能把部門利益法律化。應當避免和消除各國家機關，不同時期的法律、法規之間的矛盾以及法律、法規與法律解釋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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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交叉執法制度。對於一些重要領域，如食品、葯品、環境等問題嚴重的領域，可以實施異地交叉執法，由外地執法部門來本地執法，本地執法部門到外地執法，以防止地方保護主義。
第二，為執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對執法者及其家屬的有效保護，對於報復執法者及其家屬的違法者要予以嚴懲，使其不敢想不敢為。
第三，正確對待公民的權利。對於公民的權利，要做到尊重、保護、規范、限制並舉。而有的地方還存在「兩手軟」：對於公民的權利尊重、保護不夠，規范、限制也不夠；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亂」。
❺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哪一年提出來的
1978年提出的。
1978年中 共十 一屆三 中全 會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是「依 法治 國」的1.0版。
❻ 什麼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法規要完善，做到解決問題能有法可循，是後三者的基本前提和基礎。
有法必依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即指一切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和任何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執法必嚴是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即指執行的司法機關及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法律的規定實施法律，堅決維護法律權威和尊嚴。
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保障。即指任何公民只要是違反了法律，必須受到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個方面層層遞進，環環緊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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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法治通常是指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社會主義法治是在打破舊的國家機制、廢除舊的法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代表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它包括立法、執法、守法三個方面，要求實現「有法必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其基本原則主要包括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統一立法和執法、法律面前平等等。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框架內，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嚴格執行依法行使國家權力和實施國家行政的原則。它包括立法、執法和守法三個方面。
完善社會主義法治，不僅要確保人民在制度和法律上成為國家的主人，而且要確保黨的制度和法治地位，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戰略。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的意志，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制度和法律上的貫徹執行，促進黨的各項工作的發展。承認法治。
在黨的領導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律，切實執行法律，鞏固和發展有利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❼ 分別舉例說明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
1、有法可依，比如我來國自沒有統一的證據法法典，所以至今還有很多相關證據的爭議，要制定頒布統一的證據法法典才能「有法可依」；
2、有法必依，比如我國國際經濟法規定自然人不能成為合資經營企業的主體，那麼自然人就必須按此法律規定，作為自然人時不能成為主體，必須成立私營企業或公司等才能作為合資經營企業的主體參與合資經營。
3、執法必嚴，比如一個交警在公路執法的時候遇到了自己的親戚違法，那麼他就必須按照相關法規對違法者進行處罰。
4、違法必究，比如上面所講的交警包庇了自己的違法親戚，那麼這個交警也同樣違法了，也必須追究他的責任。
(7)同執法嚴擴展閱讀：
法律維護國家穩定、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也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它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法學家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
❽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中，核心是什麼
核心是有法必依。
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執法必嚴是關鍵，違法必究是保障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這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16字方針相比，主要的不同在於「有法可依」和「科學立法」，前者強調從無到有的法制建設過程，後者進一步強調從有到好，也就是說要從「有法可依」走向「法律可依」，實現從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轉變。
(8)同執法嚴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有相當部分的人認為現在法治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法治工作的重心也應當從立法轉向執法和司法領域。其實，我國還有一些領域「無法可依」，尤其是無「法律」可依，而「法不可依」的現象更值得關注。
立法過於原則、概括，可操作性不強；法律法規規章之間矛盾沖突多，且長期得不到糾正，政府、市場主體、司法機關「各依各法」現象並不鮮見；有些法律過於嚴格，導致法律很難被嚴格貫徹執行；有些法律早已過時，但沒有及時修改或廢止；權力、權利、義務、責任配置不平衡，一些法律重權力、輕權利，重公民義務、輕公權力責任，個別法律甚至違反基本的法治原則、法治精神。
實踐中，政府不依法行政，司法機關不依法辦案，公民和企業不守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它）們認為依法行不了政、依法辦不了案，依法會吃虧。也就是說，「法不可依」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進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