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事法規

Ⅰ 我國乳製品法律法規。近現代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

近代發展了很多階段，都是為了更好的去讓產品得到更好的發展與保障。

Ⅱ 考研政治毛中特近代史和法規是不是比馬原簡單好多，我馬原花了太多時間了，其他三個部分如果也這么來怕時

其他三部分可能對於大部分同學會簡單點，因為這三部分沒有什麼難理解的內容，主要是需要記憶的。

Ⅲ 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第一個法規是什麼

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第一個法規是：《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版程》

《奏定蒙權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是中國最早的有關學前教育的教育法規，頒定於清末1904年1月13日，即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制定。

Ⅳ 伊斯蘭教法的近代法規

前一部分介紹的是中世紀的伊斯蘭教法，它是與當時的封建社會形態相適合的產物專。隨著人類文明的屬不斷進步和各國統治者的實際利益，伊斯蘭教法已得到部分改變。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伊斯蘭國家婚姻家庭法的修改集中體現在保障婚姻自主、實行一夫一妻制，限制丈夫休妻特權，使婦女地位得到提高。在伊斯蘭國家中，土耳其和突尼西亞明確規定了一夫一妻制，其它國家也規定了丈夫娶二房妻子必須上報法院批准，並且必須是以下五種情況之一：
①妻子不育；②妻子有不治之症；③妻子判刑兩年以上；④妻子無故離開丈夫一年以上；⑤丈夫因社交需要再婚者。例如，突尼西亞1958年《私人身份法》中規定，亡人之妻可以作為遺偶和主要繼承人。索馬里1975年的《家庭法》明文規定，女子與男子享有同等繼承權。
1959年巴基斯坦《土地改革條例》中規定，國內所有農用土地，包括以瓦克夫方式留置的土地，一律由國家統一支配。在土耳其，已實行了政教分離。

Ⅳ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關於教育視導的法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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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教復育視導制度於制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開始建立。當時的學部設視學官12人，官階為五品，專為巡視京外學務。清政府還在各省設提學使司，下設省視學，各府、州、縣勸學所設視學。1909年頒布《視學官章程》，規定視學官不設定員，以學部人員或直轄學堂的管理員、教員之職份相當者充任，屬臨時差委的性質。當時全國分為12個視學區,每區按年派遣視學官2人。每年視察 3、4個區，每3年視察一遍。但這種規定實際上並未完全實行。
1912年（民國元年）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教育部，視學仍沿用清末舊制。1913年公布《視學規程》，全國分8個視學區。每區派視學2人，視察普通教育與社會教育視察分定期與臨時2種，定期視察時間為每年8月下旬到次年 6月上旬，臨時視察時間由教育總長決定。視學半數由各司科人員兼任。視察事項主要有:①教育行政;②學校教育；③學校經濟；④學校衛生；⑤教職員執行任務情況;⑥社會教育及其設施;⑦總長特命視察事項。此外還有 3項：①與教育法令抵觸事項；②總長決定事項；③學校教授管理事項。

Ⅵ 我過近代實施的第一個學前教育法規是

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第一個法規是：《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內
學前教育（Preschool Ecation）是容由家長及幼師利用各種方法、實物為開發學前兒童的智力，使他們更加聰明，有系統、有計劃而且科學地對他們的大腦進行各種刺激，使大腦各部位的功能逐漸完善而進行的教育。學前智育是學前教育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構成學前教育學的科學體系的一部分。兒童是人生智力發展的基礎階段，又是發展最快的時期，適當、正確的學前教育對幼兒智力及其日後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超常兒童的形成、發展，無一不與適當、正確的學前教育有關，尤其是智力方面的學前教育。學前智育是一個多方面的培養過程。對學前兒童的心理健康關注也不可小覷。這個年齡段的兒童心智發展極不成熟，需要家長及幼師積極的引導。現在的孩子很多都是獨生子女，自我意識很強，缺乏對他人的關心，不懂得分享，因此，作為家長和幼師，應積極引導孩子學會關心他人、學會分享、樂於分享。

Ⅶ 中國近代至建國初期3種主要法律

1、 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把法律解釋分為法定解釋和學理解釋兩大類。
（1）法定解釋
法定解釋又稱正式解釋、有權解釋，官方解釋和有效解釋，是指法律確定的國家機關或個人依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對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
（2）學理解釋
學理解釋又稱正式解釋、無權解釋、任意解釋，是指非法定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法學工作者以及報刊等對有關法律、法規的內容和含義所做的說明。其特點是不具有法律效力。
2、我國法律解釋從主體地位及其效力來劃分，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1）立法解釋。這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憲法和法律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的問題所進行的解釋。另一種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針對地方性法規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
（2）司法解釋。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進行的解釋。
（3）行政解釋。指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針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所進行的解釋。
3、 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來劃分，法律解釋可分為法定解釋和非法定任意解釋。
法定解釋又稱正式解釋、有權解釋。是指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基於法律的授權規定對法律進行的解釋。法定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
非法定解釋，又稱非正式解釋，是指未經立法機關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對法律所作的解釋。非正式解釋有學理解釋和任意解釋之分。

Ⅷ 近代中國那一年出現有關專利的法規

我國近代專利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是1898年清朝光緒帝頒發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專該屬章程規定，大的發明如造船、造炮或用新法興辦大工程（如開河、架橋等），可以准許集資設立公司，批准 50 年專利。其方法為舊時所無的，可批准 30年專利，仿造西方產品，也可批准 10 年專利。由於戊戌變法的失敗，該章程也未能實行。

Ⅸ 中國和日本法律近代化之異同的800字作文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長期占據了統治地位，這決定了古代中國是一個封閉保守的國家。中國的法律也同整個中國一樣，很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也正是由於中國的這種封閉保守，使得法制文明發達很早的中國與世界上先進的國家日益拉開了距離。直到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大門，列強的治外法權進入中國，嚴重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中國人才感到有制訂自己的法典和學習西方先進制度的必要。鴉片戰爭後，中國主權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義踐踏中國主權，1898年，清政府開始推行以法律改革為核心的變革運動。1903年修訂法律館成立。於是，以法律移植為基調的變法運動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縱觀中國的法制歷史，中國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羅馬法體系為基礎的大陸法系的立法模式，這是由中國法律傳統對成文法的偏愛以及中華法系與大陸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觀念形態和相似的思維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又由於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國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響頗多。
一、中國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
鴉片戰爭後，西方治外法權大量進入中國，對中國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抵制外來侵越、富強興國，清政府開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後還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來，中日兩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就有著密切的聯系。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主要學習中國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國卻反客為主，在眾多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影響下，卻偏偏選中了日本法作為主要繼受對象，關鍵何在？對此，很多專家學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結合有關專家的出的結論和我自己的觀點，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中華法系開始解體，日本採用的大陸法系與中華法系相似。清末在嚴峻的革命形勢及各派政治力量壓力下，清廷被迫拋棄「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張，宣布預備立憲和變法，終於使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開始解體。中華法系解體之後，勢必要有一種新的法律體系來代替它。由於，大陸法系既與中華法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又適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無疑是明智的。又由於日本與中國有著相似的屈辱經歷，中國直接繼受日本經過改革的大陸法系更是明智之舉。
2、中國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繼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仿行西法「卒至民風不變，國勢日盛，今且為亞東之強國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時，又多有變通，以適應本國國情。而「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法律文化有過長久的交流」[1]，在明治維新之前，國情民情又極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會文化差異所帶來的阻力。
3、明治維新、甲午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後，日本一區區小國，竟然打敗了強俄。變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國人的關注，也讓清政府看到了變法的希望。當時，清政府朝野力圖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車之鑒，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國法不是法」的觀念，因此，學習日本法律制度就成為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為參照的最早動因。大理寺正卿張仁鐠在《奏修訂法律請派大臣會訂折》中說：「日本法律屬支那法系，而今則取法於德、法諸國，其國勢乃日益強盛。……而成聖朝之法治，故不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為日本特為東亞之先趨，為足以被聖明之采擇。」[2]
4、日本留學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員的倡導。中國向日本派遣官費留學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還不滿百人，但至1906年已達八千人。日本較為自由的環境和較的法律院校，為中國留學生學習法律和政治創造了方便的條件。1902年《清國留學生會館的一次報告》中指出：學習法律、政治、軍事軍警一類學生，佔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學專為中國學生開設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學的留學生達2862人，畢業生1384人。[3]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積極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並成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從而為中國學生學習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夠的資料。
1877年黃遵憲被清政府任命為主日參贊，他在任職期間編著《日本國志》，詳細介紹了日本歷史、政治制度、風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為此他廣泛介紹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況以及日本各中團體、學會和政黨的現狀，這對我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末預備立憲活動開展以後，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以載澤為首。他們在考察過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歐美法律資料，還與日本的伊藤博文暢談，聽取英美法學教授講述英國憲政。五大臣回國後，通過對比分析西方各國的憲法，認為中國立憲，應以德國為鑒，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國。沈家本主張仿行西方當以大陸法系為主，特別是要以日本為榜樣，1907年，他還聘請日本學者岡田朝太郎編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後來，袁世凱也聘請了日本法學家為中國編籑法律。[4]
5、日本政府對其法律制度的宣揚。日本政府出於要消弱俄國在華的勢力和影響，並最終稱霸中國的需要，從明治維新後，特別是從1895年起加強了從外交上對清朝的經營，拚命向中國推銷其變法成就，特別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開向日本政府建議傾全力吸納清國留學生，這樣做的好處是「修習法律、文學的學生等，必會依舊日本的制度來籌劃清國將來的發展。事若至此，我國勢力在大陸的影響，豈不無可限量！」。[5]日本的勸誘，引起了急於變法的中國人的積極響應，如時任山東監察御使的楊深秀就曾為此專門上奏，建議派遣學生留學日本。
二、中國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
1、日本著作翻譯的影響。力圖快速變法的中國要進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對西方先進的法律著作進行翻譯。近代中國最先傳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蘭雅、丁韙良等均為英美傳教士，但最終卻由大陸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譯成為主流，這緣於日本與中國相鄰，文化相近，翻譯起來更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變法維新的成功給中國以啟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陸法系的影響也就在所難免。如司法機構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體制進行了改革。
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變法前後，大批譯書局相繼成立，翻譯西方字長階級法律法學著作。如大同譯書、上海新作設、上海南洋公學遺書院、新民譯書局等。上海《申報》是這一時期全國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報紙，「上海各紳士無不按日買閱。」[6]它的信息空間十分廣泛，在19世紀70年代，《申報》已經把西方政治時事列為觀察評論的第一主題。例如，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展開以後，《申報》立即對效仿西方模式進行法律改革的各種措施作了報道。在1882年7~8月間，《申報》平均每天發表兩條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這一天，《申報》便發表了11則日本消息。《申報》所發表的消息和評論文章，表現出了對日本國力崛起的震驚和對明治天皇的贊譽，特彼時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舊制的傾向。[7]戊戌運動失敗後，上海商務印書館在繼續承擔著翻譯出版法政書籍的任務。當時上海民間出書機構藉助租借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譯書的高潮，其中以商務印書管為代表，鑒於《東方雜志》廣告的法政譯著有：《法學通論》（織田萬著、劉崇佑譯，1907年），《法學經濟通論》（石水寬人著），《行政法法論》（清水澄著，金泯瀾譯），《民法要論》（梅謙次郎著），《法學通論》（山田三良著），《經濟原論》（天野為三著），《政法理財講義》（佚），《日本警察法講義》，《日本憲法義解》（伊藤博文著），《日本儀令法規》，《公債論》（田中穗積著，陳興年等譯），《刑法通義》（牧野英一著，陳承譯譯），《自治論》（日本獨逸學會著，謝冰譯），《民事訴訟法論綱》（高木豐三著），《刑事訴訟法論》（松室致著，陳時夏譯）等等。從這些譯著中可以看出他們或是日本的法規匯編，或是日本法學家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的六日中國學生積極主動地把西方法律影響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學家的著作譯成中文，傳到國內，對我國長生了深遠的影響。[8]
2、留日學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員歸來參與修改法律。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1901年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後，直隸赴日考察和留學的人數開始激增，僅1905年6月起的四個月之內，直隸省就先後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學生多達2862人。留日學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員將日本的法制理念和變法方法靈活的運用到了中國的變法中。
3、聘請日本法學家參與編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擔任清朝政府變法修律顧問的外國法律專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專家，著名者有岡田朝太郎（刑法專家）、松岡義正（民法專家）、志田鉀太郎（商法專家）、小河滋次郎（監獄法專家）。
三、日本法制對中國法律的影響方面
1、對憲法的影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國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標尺，因此，預備立憲是清政府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開始制憲，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欽定憲法大綱》共23條，由正文《君上大權》14條和附錄《臣民權利義務》9條兩部分組成。其內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竟有17個法條完全抄襲《日本帝國憲法》，佔全部法條的74％[30]。
2、對民商法、刑法、監獄法的影響。清朝滅亡前最後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學士松岡義的協助下，參照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民法製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時參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歐美日本的留學生，以至從日本聘請來的法學專家，對我國民商法有重要影響。如由志田鉀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岡田朝太郎協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還聘請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監獄律，對中國監獄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3、對法學教育的影響。清末，法學教育主要學習日本法學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此時，清朝的法學教育在學校系統和課程設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學教育老師也基本源於留日回國人士。[10]
總之，中國法律基本繼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對中國影響也是多方面的，由於本人掌握的資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這里只作了簡單的介紹。

Ⅹ 中國歷史上從古代史到近代史的法律文件有哪些

中國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現代法律只有法、法規、條例等少數幾種。古代法律形式總結起來有如下幾種：刑、法、律、令、典、式、格、詔、誥、科、比、例。在一個朝代，經常有幾種法律形式同時使用，組成該朝代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圍也不一樣，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區別。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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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通用。其含義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罰。後來，刑稱為法或律，戰國以後常指肉刑或刑罰。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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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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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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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就某一具體事務頒布的命令。是律的輔助性法律，在隋唐時期有專門法典，如《開皇令》和《貞觀令》。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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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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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於官吏具體行為的專門法律，范圍非常廣泛。式在唐朝還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時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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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是一種行政法規。格作為獨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現於東魏的《麟趾格》。明清時將格的內容歸入了會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規，不再獨立。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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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斷，所以依法斷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後，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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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兩漢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種審判原則。如果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條定罪，這叫做比。因為這樣類推斷案，出現了司法腐敗現象。到漢朝以後，比不存在，內容被吸收進其他法律形式里邊。但是類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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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一樣，例也是一種斷罪原則，也是漢、唐、宋、明、清時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稱不同。秦稱「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漢朝稱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為斷罪的依據。到了明清時，例和律並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時，其效力甚至高過了律。

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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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皇帝發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法律形式，又叫詔令。皇帝的詔令經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認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變、廢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還有敕、誥、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是專制集權社會，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詔、敕、誥等法律形式來發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壞現存的法律。這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法自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