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沖突

『壹』 行政執法人員執法時與相對人沖突並受傷，能否要求要求相對人進行民事賠償

健康權屬於民事權利體系范圍，並不因主體的身份隸屬於國家機關及具體職務而消滅；在權利保護方法上，存在請求權競合，應賦予當事人選擇權，這是擴大權利主體自由的趨勢決定的；如果阻礙了原告民事權利的救濟途徑，則將使侵權人逃脫民事責任，也不符合侵權責任法的懲罰、教育功能。故本案可以作為民事案件受理。
1、《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本條規定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照此規定，民法調整對象的特徵之一是主體的平等性。本案中，原告張興的身份是公安民警屬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代表國家機關依法履行職務，被告王某是行政管理相對人，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的是管理與被管理的行政法律關系，兩者不具有平等性。公安機關以被告王某涉嫌妨害公務罪為由對其刑事拘留、法院決定對其強制醫療也說明原、被告之間存在的是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故本案不受民法調整。《侵權責任法》是民法的特別法，當然適用民法基本原則，適用的必要前提之一是主體平等，故本案不受《侵權責任法》調整。因此，原告張興與被告王某之間的人身損害賠償問題不屬於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圍。
2、《侵權責任法》第四條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本條規定了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民事責任競合時，民事責任優先承擔的原則。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可以並存，但其前提是有兩種以上的責任競合，即一行為符合兩種以上責任的構成要件。本案中被告的刑事責任是清楚的，只是因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而被採取強制醫療措施，但原告不是以公民個人身份與被告發生沖突，而是屬於以人民警察的身份履行其法定職責，其行為代表國家，並不具備民事主體資格，故其行為就不能成為產生民事法律關系的事實，沒有民事法律關系，被告的民事責任也就無從產生。本條規定的與刑事責任並存的民事責任是指犯罪嫌疑人的違法行為在違反刑法的規定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還侵害了第三人的民事權利所要承擔的責任，不包括履行職務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最高人民法院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和最高人民法院主辦的中國審判法律應用支持系統給出的4個相關案例，都是責任主體的行為在違反刑法、行政法律需要承擔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的同時侵害了刑事法律關系或行政法律關系第三人的民事主體的民事權益而要對刑事法律關系或行政法律關系第三人承擔的民事責任，無一包括履行職務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3、《公務員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國家建立公務員保險制度，保障公務員在退休、患病、工傷、生育、失業等情況下獲得幫助和補償。公務員因公致殘的，享受國家規定的傷殘待遇。公務員因公犧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親屬享受國家規定的撫恤和優待。」第七十九條規定：「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退休金以及錄用、培訓、獎勵、辭退等所需經費，應當列入財政預算，予以保障。」《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因公致殘的，與因公致殘的現役軍人享受國家同樣的撫恤和優待。」上述條文清楚地規定公務員工傷經費應當由財政保障。原告因公負傷，其因工傷產生的所有的費用都應當由國家財政負擔，如果這一成本的支出因為超出了日常開支的范圍，就要通過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以主張民事權利的方式向行政相對人追償，那麼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過程中犧牲，其家屬也就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向犯罪嫌疑人主張生命權了。同樣，對貪污犯除科處自由刑、生命刑外，對犯罪所得應當追繳，還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法律卻沒有規定被貪污行為侵害了財產權的單位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要求犯罪分子返還財產。
由此可見，警察在執行公務過程中受傷，不能要求犯罪嫌疑人給予民事賠償。

『貳』 和綜合執法起沖突犯什麼罪

可能會構成妨害公務罪，不過這應據具體事實予以認定。

『叄』 執法人員，執法時沒穿制服，沒帶執法證時，與被執法人發生沖突，屬於妨害公務嗎

不屬於、要求有執法證書，身份證明、最低要求的。

『肆』 涉嫌辱罵執法人員和發生沖突

有幾種情況如下：
1.你有關系，一點事沒有，你的關系戶給那執法人員的領導打電話，完事了內。
2.你在當地是有名的人容，好壞都行，大不了給買包煙，打個哈哈說句好聽的，也就沒事了。
3.你無權無勢，一時沖動頂撞辱罵了公務執法人員，輕的話賠禮道歉，重的話告你妨礙公務罪，可以拘留你。

『伍』 城管為何屢因執法沖突被「妖魔化」

原標題:編者按 城市管理是邁向城鎮化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承擔著城市市容秩序、環境衛生等諸多管理任務的城管部門，近年來卻一直飽受非議，城管執法引發的社會沖突更是屢屢成為社會熱點。 城管為何屢被「妖魔化」？城管與小販，他們是否真的存在沖突？城市怎麼管、誰來管？國外城市管理經驗能否復制？城市管理的和諧之道何在？南方日報從今天起推出「城治——探索城市管理和諧之道」系列報道，從這五大焦點問題出發，探尋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期望通過對城管所面臨問題的解讀和思考引來大家建言獻策、分享城市治理的智慧，敬請垂注。 從延安城管暴力踩踏商戶頭部，到湖南臨武瓜農在與當地城管的肢體沖突中死亡，再到武漢城管白天執法夜間擺攤的「無間道」事件……今年以來，有關城管的負面新聞屢屢引發社會熱議。面對問題，各地城管也在積極探尋出路對策，從「柔性」執法到流動攤販疏導區，再到「大城管格局」的嘗試，但是凡此種種，仍然未能擺脫外界對其形象的質疑，城管與小販的糾紛依舊層出不窮。 在當前改革與開放的時代，透明、尊重、理性、溝通的價值逐漸彰顯。從某種程度上說，妖魔化的標簽正成為橫亘在解決問題和尋求出路面前的巨石。面對涉及城管的矛盾沖突，不少人總是習慣性認為城管存在不文明執法行為，這一心理定勢也使得不少被執法者在面對城管時反應過激。很多時候，不遵守公共秩序的小商販可以藉助公眾的同情或對城管的不理解，站上道德高地，並由此挑起事端，進而損害公共利益。如果城管與小販能夠回歸文明法制的軌道，就不會有傲慢與偏見，亦不會有刀光和劍影。 城管所面對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管理難題，而城管成為站在風口浪尖和第一線的直接面對者。城管所面對的矛盾，既有城市管理需求和弱勢群體生存需求間的矛盾，亦包括執法效率與市民民主法治意識提升間的矛盾。我們要看到，城管作為權力的受委託者，需要切實履行為市民管理城市、為市民維護市容的職責，其角色也要由管理者向服務者轉變。我們也要看到，走出城管所面臨的尷尬，離不開法律的支撐。只有通過法律授權的方式，依法設立城管、依法規范和監督城管，才能保證行政權力的有效行使，改善城管執法的輿論環境，從而走出城管被「妖魔化」的困局。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管與城市裡每一個人的利益終極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美好的城市裡擁有更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城市是人們的共同家園，需要所有人共同呵護。城管被「妖魔化」，受損的不只是城管本身，更有政府的公信力和百姓的幸福感。減少城市管理的矛盾對立，應該從正視城管的工作、尊重城管勞動開始，讓城管獲得公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這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

『陸』 與執法人員發生肢體沖突

是什麼執法單位？如果有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建議向其上級部門投訴。

『柒』 執法期間與公民產生的矛盾

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中矛盾沖突的產生及預防
根據不同的特點，海外國家和地區流動商販的治理模式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3.1 市場化模式：積極鼓勵，納入城市經濟的發展
這一種模式以美國、英國、奧地利為典型代表，這三個國家流動商販的歷史猶如他們的城市化一樣悠久，其流動商販的治理也相當成功。這些國家的大城市大，政府大多鼓勵小商販的經營，設有集市、夜市、周末市場、跳蚤市場等，地攤經濟相當發達。一般來講，流動商販的存在必然會對城市的衛生、環境、交通等城市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影響，很難融入城市經濟的發展。但美國等國家卻通過對商販的良好治理，成功將流動商販的經營納入城市經濟的發展之中。流動商販的經營不僅能改善城市底層市民的生存，也能「反哺」社會，為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在美國，所有的合法攤販都是當地政府經過科學規劃後允許設立的。數量和地點都是經過科學規劃的，既不能影響當地交通和周圍民眾的生活，也要照顧到有足夠的往來客流量。因此，許多攤販都設在大道邊或重要景點旁，作為華盛頓核心地所在的白宮，更是攤販雲集之地。通過良好的治理，攤販經濟成功地融入了城市經濟，成為城市文化、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2「放任」模式：積極扶持，保障民生
以東南亞國家泰國為代表，同為發展中國家，泰國也面臨著中國類似的流動商販治理難題，但城市政府對流動商販的治理卻幾乎一片空白。攤販的存在無疑對城市的公共利益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但盡管如此，泰國政府仍然採取保護商販的政策，因為在他們看來，民眾的生存權高於一切。在泰國，從最繁華的商業街，到偏僻的居民區，馬路邊的人行道以及過街天橋等處，都有流動小販。據不完全統計，各類路邊小攤加起來約有2.5萬個。看似「放任式」的管理政策的背後，體現的是政府「民生高於一切」的執政理念。採用這種模式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而且多為過渡性的政策選擇：政府一方面不能充分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困難，因此對於屬於自謀職業似的流動商販經營，政府給予了極大的寬容並加以適當的保護；另一方面，通過採取積極的促進就業、建立社會保障等政策來逐漸消除流動商販的經營。
3.3法治化模式：規范經營，依法管理
澳大利亞和香港地區的流動商販的良好治理是依靠較為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實現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加之良好的治理政策，流動商販的數量已大大減少。
以香港為例，19世紀70年代由於經濟的不景氣，香港也曾經面臨流動商販難以治理的難題。香港的做法是對流動商販實行牌照制度管理，把流動商販納入政府的規范管理之中，採取疏導方針，將其納入法制軌道。具體辦法是，按街區交通情況及市民需要，確定固定攤位和流動攤位數目，頒發固定牌照和流動牌照。任何人都可以公開競投，租用經營，無牌經營則為違法。為控制與減少流動小販人數，在政府的規范下攤位也不斷增加，由1991年的9217個增加到1993年3月的10323個。完善的法治是限制和約束流動商販經營的最有力的武器，澳大利亞和香港地區流動商販治理模式的成功之處關鍵在於對於流動商販的經營活動有著明確的法律規范和約束。把流動商販的經營納入法治化的管理軌道，是實現流動商販成功治理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3.4 綜合治理模式：科學規劃，依法管理，人性化服務
這一種模式，以法國、韓國為代表。在法國和韓國，對流動商販的治理都有著比較明確的法律法規，流動商販的經營范圍、時間、地點都具有科學的規劃，流動商販的經營只能在法律限定的條件內進行，但在執法的過程中，即使是對違法的流動商販，執法人員亦會靈活性、人性化的處理。
法國的流動商販的管理在依法管理的同時，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務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邊攤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來已久且經久不衰。每個早市上的攤位和每周營業的時間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販都是擁有專門執照的流動商販，要想在某個早市上擁有固定攤位，流動商販必須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請，然後等待批復。巴黎有關市政和市場的法律條款有很多，但是小攤經營證照的辦理及相關行政手續完全公開透明，並有多種途徑：本人直接辦理，郵寄或者網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條件的經營者，還可以依據相同的渠道申請補助、貸款和減免稅。只要滿足法規要求的條件，經營者甚至可以足不出戶，便辦好一切手續。而有關管理部門的工作就是依據法律，不斷解決被管理者所遇到的有關公共問題，如通路、通水、通電、垃圾處理、環境保護、行業技術培訓等，還要不斷地調整行業組織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並依法向被管理者提供相關行業的信息。在具體的執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採取比較靈活的辦法。
總結來看，各個國家雖然在流動商販的治理模式上獨具特色，有著各自相對成熟成功的治理之道，但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共性：
第一、尊重公民的勞動經營權。文中各個國家和地區政府制定流動商販治理的政策根本的出發點就是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經營權，公民的生存權始終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只要是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都依法予以保護，從而最大程度的保障本國本地區的民生。
第二、依法管理。流動商販的經營管理一方面是在法律的許可范圍內，誠實經營，守法經營，自覺維護城市的公共利益；另一方，對商販的管理同樣依法進行，同時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從而最大程度的保證了各方面的利益。
第三、多管齊下，採取綜合的治理方式。流動商販是一個特殊的城市職業群體，他們不同於其它的商業群體和組織，故對於他們的管理向來棘手。管理不當，則極易引發與城市公共利益的沖突，妨礙城市公共利益以及市民共同利益的實現，因此，必須採取一個科學的兩全之法，任何簡單的管理都會引發一定程度的混亂。各國總的做法是，法律保障，科學劃分經營地點，熱情服務、人性化管理，嚴格的監督體系等。總之，在流動商販的問題上，既不是生硬死板的禁，也不是簡簡單單的放，而是從本國本地實情出發，尋求積極科學有效的治理方式，尋求流動商販、城市公共利益以及市民生活的三贏。

4應對防範矛盾沖突的政策建議
4.1合理規劃，實現商販管理的科學化
允許商販自由經營，並不等於整個城市都向商販開發，必須實行一系列合理制度，方能實現既能維護城市環境、衛生、交通等公共利益，又能惠及市民，保障商販的生存權、經營權。這需要科學的管理機制來保證。
第一，借鑒歐美國家經驗，合理規劃，科學設攤。在繁華路段和商販經營的熱點地區，在不妨礙交通的情況下，設立流動商販經營專區，既能保障他們的經營權益，又便於在衛生、質量上給予必要的監督和檢查。這一點可以借鑒韓國區域管理的經驗將商販經營區域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絕對禁止區域」，指擺攤造成通行不便，嚴重影響市容的地區；第二類是「相對禁止區域」，指妨礙城市美觀等危害程度較小的地區，在這里對攤位的規模、擺攤的時間和經營范圍有一定的限制，對申請在此擺攤要嚴加管理；第三類是「誘導區域」，政府一般允許在這些地方擺攤設點，但對營業時間和經營范圍也有限制。區域和時間的合理劃分不僅有利於執法部門區別對待，也有利於擺攤設點
者的自覺遵守。
第二，借鑒香港經驗，實行牌照制度。對商販進行良好的管理，必須詳細登記流動商販的詳細情況，並對他們進行工商和衛生的管理，以保證商販經營的商品衛生合格、質量有保證，並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商販經營行為進行處罰。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流動小販狀況跟現在的中國大陸很相似，結果港英政府採用了發牌制度，承認小販的部分合法權益，同時引入工商和衛生監督部門控制他們的經營秩序。自從引入發牌管理制度後，香港的流動小販漸漸減少，小販與政府管理人員之間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沖突事件。香港的經驗，值得我們吸收借鑒。
第三，結合城市治理的實際狀況，採取靈活的管理方略。我國地域遼闊，城市眾多，而且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獨特的城市經濟，因此必須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不同的管理方法。
4.2實行人性化執法，提升城市管理執法形象
法制手段是一種硬性管理手段，它在保證城市管理權威性的同時，又常常會在管理過程中由於缺乏靈活性而使工作復雜化，甚而引發嚴重的沖突。我國的城市管理通常都是執法人員強行執法，缺乏必要的溝通與交流，這樣的執法通常效果不好。相比而言，歐美國家的執法就溫和的多，在法國，城市管理由警察和憲警依照法律進行。在具體的執法管理上，法國警察基本上是採取比較靈活的辦法。對於無照又無身份證的外國偷渡客亂擺攤就比較嚴格，但也只是將人帶走，不沒收財物。而更多的時候，採取教育、勸阻，告誡，甚至睜隻眼閉隻眼。國際著名設計師沙里寧曾經說過：「城市如同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讀出市民們的文化氣質和抱負。」同樣，我們的城市管理同樣理應實現文明執法，人性化執法。
實現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的人性化，首先要提高城管執法人員綜合素質，確保文明執法。城市管理執法的實踐表明,大多數違法、違規者是通情達理的,只要執法者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相當一部分違法行為能得到糾正的。文明執法的關鍵是：執法「不傷其理、不失其真、不矯枉過正」；城管執法人員要有熱心、耐心、同情心；同時堅決杜絕態度生硬、以罰代管似的簡單粗暴執法。
其次，增強市民的城管責任感，提高市民維護和支持城市管理執法的自覺意識和公共精神，營造良好的城市管理執法社會環境。由於流動商販是弱勢群體，在城管執法中，市民往往會站在流動商販一方，給城管執法帶來很大的困難。市民城市公共精神的提高與城市管理者文明執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流動商販的良好治理，離不開廣大市民的支持和參與。因此，城管部門應該做好宣傳工作,努力提高市民維護和支持城市管理的自覺意識和公共精神,不斷增強市民的城管責任感、歸屬感和認同感,才能使城市管理執法具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流動商販的善治，需要文明執法的高素質城管執法隊伍,更需要有具有較高素養和意識的群眾基礎。
4.3建立城管執法保障機制和風險控制機制
(1)建立城管執法保障機制。在人員保障方面要科學確定滿足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的城管執法人員人數，明確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並按規定解決其工資福利等方面待遇。加強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的隊伍建設，擴大其編制，並配足滿足城市管理所需資金和裝備。(2)建立城管執法風險控制機制。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城管所涉職責包括市容環境衛生，規劃，綠化，市政，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等上百項職權，幾乎涵蓋了城市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執法行為的一舉一動，都關繫到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此廣泛的職責，必須有程序制約和必要監督。應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並建立監督制度。執法程序是限制隨意執法的前提，是規制隨意執法的重要手段。執法程序一旦設定並法律化後，作為城管執法主體必須遵循程序的規定，按程序規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驟去作為，否則就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另外，作為被執法對象可以依該程序確定城管執法主體執法程序的合法性，以有利於更有效地、更及時地的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同時，也有效地監督了執法主體的主觀隨意性，限制了權力的任意擴張。
建立城市管理監督考核制度，首先是建立健全內部監督機制，包括城市管理領導小組的監督考核制度，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互相監督制度。為了擴大對城管執法監督的廣度，可聘請相應的執法監督員，增加媒體對城管的曝光力度，設立市民投訴制度，以此來加強群眾對執法人員的監督。如此，城管執法工作才能健康發展，城管才會在群眾中，社會中塑造良好的執法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