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違法案例

① 去年全國查虛假違法廣告案2.3萬件是怎麼回事

中新網3月21日電，國家工商總局21日在其官網發布《2016年全國工商系統消費者權益保護報告》。《報告》稱，2016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處消費侵權案件6.5萬件，案值4.84億元；查處虛假違法廣告案件2.3萬件，罰沒款約5.6億元；立案查處商標侵權假冒案件2.8萬余件，涉案金額3.5億余元，移送司法機關203件。

(二)依法規范服務領域經營行為。一是強化消費侵權案件查辦力度。2016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處消費侵權案件6.5萬件，案值4.84億元。

二是組織開展消費侵權案件督查。督促各地開展消費侵權案查辦、案件督查協辦以及聯動執法。

三是積極推進全國流通領域商品質量抽查檢驗系統和全國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資料庫的推廣應用工作，為消費預警和監管執法提供數據支撐。

(三)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一是反壟斷執法再上新台階。2016年，工商總局對利樂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罰，責令當事人停止違法行為，共處罰款6.68億元。新授權省級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立案查處涉嫌壟斷行為案件15件，結案15件。

二是集中整治公用企業限制競爭和壟斷行為突出問題專項行動成效顯著。截至2016年10月底，各地共立案1267件，結案585件，案值19億，罰沒金額1.67億元，退賠多收費用及減少消費者、經營者損失4.7億元。

三是持續加強直銷監管執法工作。繼續加大直銷許可協助審批力度。優化投訴舉報辦理，全年共處理舉報、咨詢電話約1000餘次，網路公眾留言130餘件。

(四)查處虛假違法廣告。一是保持整治虛假違法廣告高壓態勢。2016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處虛假違法廣告案件2.3萬件，罰沒款約5.6億元。

二是集中整治違背社會良好風尚廣告和不良廣告。部署開展了清理整治含有「特供」「專供」國家機關等內容廣告專項行動和不良廣告專項行動。

三是會同人民銀行等16個部門聯合開展互聯網金融廣告專項整治。

四是強化互聯網廣告監測監管。委託浙江省工商局建立了互聯網廣告監測中心，該中心已於2016年9月1日試運行。五是基本完成廣告業市場准入行政審批事項清理工作。

(五)開展網路交易監管執法。工商總局印發《2016網路市場監管專項行動方案》，要求各地按照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原則，重拳整治網路市場亂象。據統計，專項行動期間各地網上檢查網站、網店191.8萬個次，實地檢查網站、網店經營者26.7萬個次，刪除違法商品信息66918條，責令整改網站19455個次，提請關閉網站3183個次，責令停止平台服務的網店23896個次，查處違法案件13391件，其中，移送公安機關198件。

(六)打擊商標侵權行為。一是大力打擊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2016年，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立案查處商標侵權假冒案件2.8萬余件，涉案金額3.5億余元，移送司法機關203件。

二是嚴厲打擊網上濫用、冒用、偽造涉農產品地理標志證明商標行為。山西、寧夏、黑龍江等地分別開展了對「汾酒」「中寧枸杞」「五常大米」等品牌線上線下集中整治行動，立案調查相關違法案件237件。

三是積極推進中國製造海外形象維護「清風」行動。組織各地集中查處侵犯「峨眉牌」注冊商標專用權違法行為，保護柴油機出口企業合法權益。

四是推動在京津冀、長三角、泛珠三角區域深入開展商標區域執法協作。

五是積極推進注冊商標維權聯系人信息庫建設。

六是推進商標資料庫開放，完善商標行政執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設。

七是積極協調、配合做好北京冬奧會及北京世園會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七)強化事中事後監管。一是認真做好企業信息公示工作。截至2016年底，全國累計有774.65萬戶企業通過企業信息公示系統公示即時信息1751.52萬條，公示企業占企業總數的29.84%。

二是啟用全國統一的經營異常名錄資料庫。截至2016年底，全國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的市場主體511.70萬戶，有69.71萬戶被移出經營異常名錄。

三是積極開展信息共享和聯合懲戒。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累計向其他部門提供數據154億條，其他部門累計向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提供數據16.2億條。配合最高人民法院限制「老賴」擔任公司各類職務共計71084人次。

四是扎實推進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建設，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全國一張網」的版圖基本覆蓋全國。

② 行政違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委託代理人：馬懷德，北京市大通？？正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孫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

法定代表人：楊天鈞，校長。

委託代理人：張鋒，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委託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作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已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

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原告田永沒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頒發的畢業證、學位證，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被按退學處理，沒有了學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中，第（四）項明文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由此可見學籍管理也是學校依法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項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審查田永是否具有學籍，是本案的關鍵。

原告田永經考試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同時也應當接受該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田永在補考時雖然攜帶寫有與考試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其偷看過紙條，其行為尚未達到考試作弊的程度，應屬於違反考場紀律。北京科技大學可以根據本校的規定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進行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於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準正常補考，如確實有悔改表現的，經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中，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者考試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北京科技大學的「068號通知」，不僅擴大了認定「考試作弊」的范圍，而且對「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也與第二十九條規定的退學條件相抵觸，應屬無效。另一方面，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原則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學實際上從未給田永辦理過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特別是田永丟失學生證以後，該校又在1996年9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並注冊，這一事實應視為該校自動撤銷了原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此後發生的田永在該校修滿四年學業，還參加了該校安排的考核、實習、畢業設計，其論文答辯也獲得通過等事實，均證明按退學處理的決定在法律上從未發生過應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北京科技大學辯稱，田永能夠繼續在校學習，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鑒於這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都是北京科技大學的職務行為，北京科技大學應當對該職務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在田永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並達到一定學歷水平和要求時，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高等學校，應當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給田永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其具有的相當學歷。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學本科生，在其畢業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授權的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程序，組織有關人員對田永的畢業成績、畢業鑒定等材料進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其學士學位。

關於高等院校畢業生派遣問題。《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的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的規定，應當履行將畢業生的有關資料上報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田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理應履行上述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行政賠償范圍，只包括違法行政行為對受害人人身權或者財產權造成的實際侵害。目前，國家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並非學生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與同學同期就業的機會，並未對田永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實際損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學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為由提出的賠償經濟損失主張，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試中有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據此事實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並未對田永的名譽權造成損害。因此，田永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學在校報上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判決：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

四、駁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訴訟請求。

第一審宣判後，北京科技大學提出上訴。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我校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其學籍，是認定事實錯誤；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於辦學自主權范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3、我校向一審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證據，不屬於違法取證，法院應予採信。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被上訴人田永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採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並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中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證據，雖然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被告不得在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情況，但是由於無法證明這些證據是在作出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時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認定。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於1999年4月26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③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違法的統計數據哪裡可以查看

具體案例：
證監會官網上，「信息公開」下的行政執法的公告給出了證監會對於上市公司的違規情況的具體描述及處罰結果

或者在新浪財經上搜索上市公司，選擇「重大事項」--》「違規記錄」可查詢相關公司的違規情況

④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

行政違法行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閱一些資料就知道了。

⑤ 談談你對統計違法案例的認識。

一般來說復結合案例談對法律認識制，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闡述案例裡面出現的問題
2，找出相關法律對涉及以上問題的規定
3，闡述法律規定對於規制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綜上所述，法律是 ，起到了 的作用，我得到的啟示是 。

⑥ 青少年犯罪案例統計

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歲的人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青少年犯罪存在著：結伙作案多，嚴重犯罪多，突發性犯罪多，作案動機、目的比較單純，手段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齡化，及反復性強等特點。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學校、社會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要採取自身預防、家庭預防、學校預防、社會預防和司法預防等多種預防方法，進行綜合治理，以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當今世界各國所共同面臨的社會難題，有人將其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並列稱為「世界三大公害」。有資料顯示，我國近10年來的犯罪增長率已過24%（尚不考慮1992年起將立案標准上調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據官方統計資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間，14—25歲年齡段的犯罪佔全部犯罪人數的比重一直維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來的近10餘年，這一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65%左右。（2）這中間，十五六歲少年犯罪案件又佔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70%以上。我們在報刊雜志等新聞媒體上，也經常看到有關青少年犯罪的報道，其中不少是駭人聽聞的重大惡性案件。
青少年犯罪問題，已經得到了我國有關部門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3），我國也已頒布實施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可以說，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效果。但結合新的社會實際，針對青少年犯罪的特點、成因，進一步深入探析預防對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根據省律協刑事法律業務委員會的選題安排，筆者就此題談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教於諸位同仁。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及其特點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主要是依據人的生理年齡所作的犯罪類別劃分。在我國有關的法律文件中，對「青少年」的概念未予明確的界定。就其詞義而言，「青少年」即指青年與少年的合稱，「青年」是指人從十五六歲到三十歲左右的年齡段，「少年」指人從十歲左右到十五六歲的年齡段。（4）理論界對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指從刑事法學觀點出發給青少年犯罪概念所下的定義。它一般是指14—25歲年齡段的人所實施的依法應當受刑事處罰的行為。（5）它以我國開始追究刑事責任的年齡14歲為起點。廣義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從犯罪學的角度出發給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義。有學者認為，它是指6—25歲年齡段的人實施的犯罪行為、觸犯治安管理的違法行為和違反道德規范的不良行為。（6）這種定義，是從犯罪預防的角度，將矯治的行為擴大到違法行為和不良行為（不道德行為或可能引起犯罪的行為），並將這個年齡段的下限予以降低。對這個下限存有不同意見。有學者提出，應當定在10歲比較合適。其理由在於，從實證的角度，青少年犯罪人口中一般從10—12歲開始有劣跡，13、14歲開始走向社會進行違法犯罪，14—17歲進入犯罪的第一個高峰期。這樣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預防犯罪研究。故而指出，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歲的人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7）筆者對此予以贊同。這一概念包括了未滿18周歲的少年犯罪和已滿18周歲不滿25周歲的青年犯罪。前者和刑法上規定的「未成年犯罪」的范圍應該是一致的，只不過「未成年犯罪」是一個准確的法律概念，而「少年犯罪」則是一個寬泛的社會學、犯罪學概念；後者的「青年犯罪」也指年輕的成年犯。
（二）青少年犯罪的特點
犯罪是一個社會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有人類學家曾尖銳地指出：「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一個文明趨向於更高，或許還是更有價值的目標時，社會性越軌（犯罪）的可能就越大。」（8）「任何一個國家既然以現代化為自己的社會目標，不管其社會個性如何，恐怕均不能倖免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9）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犯罪的嚴峻態勢並不奇怪。我們對待青少年犯罪亦是如此。除了前述社會大環境的負面影響外，與青少年自身存在的普遍生理、心理特點（如機體需要增多、性成熟，和心理不成熟、容易感情沖動、模仿、獵奇等），以及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總體上偏年輕（10）的客觀情況，使得我國青少年犯罪在整個刑事犯罪案件中所佔的比率較高。我們應針對這一犯罪現象，探討、總結青少年犯罪的特點：
1、共同犯罪、結伙作案多，帶有「黑幫」性質的團伙犯罪亦有增加趨勢。
這是由青少年年齡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強等特點所決定的。他們在實施犯罪時往往有膽怯心理，總感覺一個人作案勢單力薄，所以就糾集多人，形成「作案氛圍」，一轟而上，既能互相壯膽，又能分工合作。據報道，今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易山區法院不公開審理一搶劫案件，18個被告中，只有一個19歲，其他均為未成年，最小的才15歲。這是一群在城市游盪的孩子，一沒錢就幾個人湊在一起，竄到街上，見人峰擁而上，先打後搶。（11）更有甚者，近幾年來不斷有青少年組成的帶有封建幫會色彩和黑社會性質的違法犯罪團伙，凈幹些打架斗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搶劫、敲詐錢財等違法犯罪活動，有的甚至稱霸一方。2001年，在北方某城市公園發生了一樁血案，一年僅14歲的少年被捆綁雙手，身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此案告破後，挖出了一個犯罪團伙。這個團伙共有32人，最大的16歲，最小的才12歲，他們成立了「好漢幫」、「神龍教」，還有敢死隊，其中有「老大」、「軍師」、「打手」等。少年「黑社會」已露端倪！（12）
2、嚴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較野蠻和兇殘，往往是不計後果。
青少年正處在成長發育階段，生理發育很快，但心理發展卻比較慢，在思想上表現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並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產生感情沖動，走向極端。這些人或行凶殺人、嚴重傷害，或暴力搶劫，或實施強奸，犯罪手段惡劣，帶有一定程度的瘋狂性。比如，據報道，去年上海市一名17歲的少女因母親對其管教太嚴，竟用刀將其母親砍殺致死。在日本，2001年初，神奈川縣一所中學的兩名學生因不滿老師的耐心規勸，居然動手「修理」了8名老師長達1小時，造成2名老師下鄂骨折，一名懷孕女教師險些流產。時隔不久，日本西北部一中學生因不滿老師的訓斥，放學後用一把小刀連刺老師十刀，致老師慘死刀下。（13）
3、突發性犯罪多，作案動機、目的比較單純，帶有一定的盲目性。
由於青少年年齡小，社會經驗少，考慮問題比較簡單，犯罪動機單純，很少預謀，突發性犯罪比較多。筆者曾辦理的一起鄭××故意殺人被害人代理案（案發於1999年8月15日），僅僅是兩人因打檯球發生口角，鄭××就掏出隨身攜帶的匕首，將被害人連捅四刀而致人死亡。筆者還承辦過一起李××搶劫案，李××是一個高中學生，平時在班上表現、學習都不錯，在一天打檯球時，僅僅是因跟隨一個同學找另外一學校的學生出氣，主犯在打人過程掏走了30多元錢，結果李××因構成搶劫從犯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4、犯罪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齡化。
在青少年犯罪中，不少犯罪手段成人化，且有不少是智能犯罪。我們所曾辦過一起強奸案，三個被告均為未成年人，一個才15歲，但在對付舞廳小姐實施強奸時，顯得非常「老練」。另據報道，2001年2月8日，北京海淀區公安局刑偵大隊接到本市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報案，該公司在交納上網費時，發現在北京電報局的163上網帳號被人盜用，累計損失達40餘萬元。經公安部門認真排查，終於將本市第一個黑客——年輕的在校大學生盧某抓獲。（14）實際上，現在很多製造病毒的「高手」都是青少年。再者，犯罪的低齡化也比較突出。13、14歲的小孩動輒拿刀傷人、殺人，犯罪的年齡越來越小。
5、從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況來看，反復性強，再犯的犯罪率上升。
青少年模仿性強，犯罪學得很快。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違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強、易於改造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較大的反復性。在看守所、監獄的「交叉感染」，使其學會了更多的犯罪「技術」，由以前的「一面手」變成「多面手」，並且膽子更大，反偵查性更強。這恐怕是重大、惡性案件在青少年中不斷發生，並且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淺析

犯罪原因，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概念，是指各種犯罪因素按其作用層次、力度及其作用機制所構成的能引起犯罪行為發生和犯罪現象存在與變化的罪因系統。狹義的概念，是指處於犯罪原因系統中，具有較大致罪力量，能夠相對獨立地引起犯罪結果發生和犯罪現象變化的現象及過程。（15）但「犯罪行為是一系列因素的表現，這些因素既是個別的，又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並且交織在一起，如果孤立地看待這些因素，就一定會歪曲其性質。」（16）「任何孤立的引起犯罪的決定性因素，都不能發生犯罪，犯罪的產生不僅要具備許多決定性的引起犯罪的因素，而且要具備一定的環境條件、個人的人格特徵，尤其是不同類型犯罪的巨大差異。」（17）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過程就是不良的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要對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以便探尋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科學、有效對策。
（一）自身原因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這里談的「自身原因」是內因，後面要談的家庭、學校、社會原因，是外因。青少年自身素質的好壞是決定其是否違法犯罪的關鍵。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質不高，抵禦能力差。其自身不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游手好閑、好逸惡勞、無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人格尊嚴得不到滿足，加上法制觀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二）家庭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師，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課堂。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個性的基礎，正如古人所言：「養不教，父之過。」這主要有幾種情況：一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不會管，出了問題，往往棍棒相加，缺乏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二是子女長期養成的不良習性，父母管不了，因為沒有從早期教育入手、管得晚了；三是父母對子女喪失信心，不願管，順其自然，放任自流；四是父母離異後，孩子無人管，為了自己而不顧及或無暇顧及孩子，使之浪跡社會；五是父母自身行為不端直接影響孩子，使之效仿父母，小偷小摸，打架斗毆。人們總結的一句話：「問題家庭出問題少年」，確實不無道理！前文談到的我所曾承辦的三名未成年人強奸案，三個被告人的家庭都是離異家庭，其共性是對孩子缺乏關愛。法庭教育時，這三個父母都痛哭流涕，說對不住孩子，表示以後要加強對孩子的關愛和教育。
（三）學校原因
學校教育對青少年的成長至關重要。學校教育方法不當，是導致一些青少年流向社會、走向犯罪的重要因素。現在學校教育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指導思想。
盡管我國早已確立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也有「教書育人」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很多學校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片面追求升學率的現象。一個地方教育工作的好壞，一個學校教育質量的高低，一個學校領導的政績如何，一個教師的水平怎麼樣，都要由「升學率」來衡量，來體現。學校有快、慢班之分，學習好的學生往往受到青睞，可以吃小灶，學習差的學生則受到歧視和排擠，結果是差距越拉越大。好學生一旦考試落榜，則感前途無望，萬念懼毀；差學生則破灌破摔，厭學、輟學，這兩種情況都容易出現問題。他們一旦流向社會，受到不良因素的誘發和影響，就會發生違法犯罪行為。
2、對學生處分缺乏慎重考慮和處分後對處分生放棄教育。
對違犯校規校紀的學生進行處分，是教育、挽救學生的一種手段，若運用得好，可以對有不良行為的學生起到警告、震懾作用，使之不敢、不會再犯；若運用不好，則會使受處分的學生產生悲觀、消極情緒，從此自暴自棄，在邪道上越走越遠，從而滑向犯罪的泥潭。一個18歲的黑幫「老大」——王海，在其自述中談到：「有一次上課遲到，老師罰我在教室的角落裡舉磚頭，我心裡發狠就用磚頭一下砸在一張課桌上。 老師上來就踢了我一腳，我和他打了起來。就這樣，我被學校記大過處分。我認真學習的日子也隨之結束了。我和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混在一起，整天尋釁滋事。」（18）
3、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於形式。
學校缺乏對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違法犯罪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多青少年學生不知什麼是違法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識，不知法、不懂法，更談不上遵紀守法。前一段時間，筆者辦理的劉×搶劫案，被告人劉×在學校、網吧門口強行向其他學生索要錢財，以滿足其上網消費。他感覺這些都是小事，壓根沒有和犯罪聯系起來。
（四）社會原因
社會不良現象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容忽視。現在人們所說的「黃色」、「灰色」和「黑色」「三色污染」，對青少年的危害尤其為甚！
1、文化市場的「黃色污染」。
低級、庸俗的文化會侵害、腐蝕人們的靈魂。目前，在文化市場上，圖書報刊、音像製品中充斥著大量的封建迷信、兇殺暴力、淫穢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內容，對社會文化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污染。其中，「黃色污染」對青少年的腐蝕則最為嚴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23條）明確規定：「營業性舞廳等不適宜未成年人活動的場所，有關主管部門和經營者應當採取措施，不得允許未成年人進入。」可一些游戲廳、歌舞廳、錄像廳、網吧老闆，利慾熏心，貪圖眼前利益，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於此，心靈遭受毒害，理想被嚴重扭曲，他們為滿足自己的超前消費和感官刺激，而逐步走向犯罪。筆者曾辦過一起趙××姦淫幼女案，趙××只有15歲，就「糟蹋」、姦淫了8名女孩，這些女孩小的僅有4歲，大的才11歲，趙××年紀不大，但卻花樣翻新，手段殘忍，這些都是他看黃色錄像學來的。他經常光顧的錄相廳老闆也因此案被判刑。正像一位中學校長所發的感嘆：「課堂教育一個鍾頭，不頂錄相廳一個鏡頭」，「老師苦口婆心講一天，抵不上學生書攤轉一圈」。
2、以腐敗現象為代表的「灰色污染」。
腐敗現象對下一代的影響亦不可等閑視之。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和走後門拉關系，使一些青少年也耳濡目染。他們受家庭環境影響，相信「權大於法」，依靠自己的家庭勢力而違法犯罪，有些是為所欲為，肆無忌憚！
3、帶有黑社會性質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
這幾年來，我國帶有「黑社會」性質（稱之為「涉黑案件」）也越來越多。一些比較具體的宣傳報道，雖然有正面的法制教育的作用，但過於細致的宣揚和描寫，使一些青少年紛紛模仿，講「哥們義氣」，跪拜結盟，打打殺殺，危害社會。對此，前文已作了例舉。有專家講，「隨著年齡的增長，這類少年犯團伙極易發展成為黑社會勢力」。（19）
（五）司法原因
這里主要談的是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執行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對犯罪人的改造措施所致犯罪的因素。
1、刑事訴訟制度及其執行方面存在的問題。
應該說，我國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朝著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邁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和尚需進一步完善的問題。比如，「沉默權」的問題，羈押措施的限制和完善，等等。還有，在執行刑訴法過程中所存在的諸如「刑訊逼供」、「律師會見難」和「超期羈押」等「老大難」問題。這些都可能使受到不公正對待和遭受枉法追究的人，產生逆反、繼而對社會進行抵抗甚至敵視的犯罪心理。對於青少年來說，更容易產生這種心理。由此，加強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盡量減少對其羈押，顯得更為重要。
2、監獄的「交叉感染」。
關於「監獄」的致罪性問題，經過犯罪學家的長期研究和討論，其結論應該是肯定的。正如法國當代犯罪學家所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包括法國和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執行監禁刑的可悲現狀，驗證了監獄具有致罪性的論斷。」（20）日本犯罪學家研究後指出：「我國現在的監獄勞動，是用極少量的獎金來約束服刑人的身體……其實際用意不過是避免和防止犯人逃跑而已。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犯罪人得以改善和更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現在，已坐過監獄的人中，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又成為再犯者，重新回到監獄。」（21）監獄對青少年犯罪的「交叉感染」作用更是突出，因為他們的抵抗力更弱，模仿力則更強。對此，應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

三、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對策

一般認為，預防犯罪是一個綜合多種力量，運用多種手段，採取多種措施，以防止和減少犯罪及重新犯罪的舉措體系。（22）這是一種廣義的犯罪預防的概念。當代犯罪學的概念更側重於「預防」，即把先於犯罪的實施而採取的有針對性的措施視為預防活動，即更注重「防患於未然」。這也是基於「預防」的本意，「預防」在漢語中的基本詞義就是「事先防備」（23）；在英語中「prevent」也是指「防止」、「妨礙」（24）。這就是從狹義的角度所理解的「預防」的概念：「是指以消除或限制犯罪行為發生的可能性為唯一的或主要目的的各種措施和行為的總稱。」（25）其實筆者以為，我國一向貫徹執行的群防群治、綜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正確的，我們既要重視罪前預防，但也不能忽視罪後治理，以防再犯。
青少年犯罪是一個社會問題，其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綜合症」。我們更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綜合治理。正像《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准則》（第2條）所提出的：要成功地預防少年違法犯罪就需要整個社會進行努力；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條）也明確指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實行綜合治理。」針對前文對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分析，試總結以下預防對策：
（一）自身預防
加強自身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增加抵禦犯罪感染的能力，應該是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性措施。盡管他們還處於識別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比較差的階段，但對於真善美與假惡丑還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我們應當培養他們遵守法律、法規及社會公共道德規范的觀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自尊、自律、自強的意識，增強辨別是非和自我保護的能力，自覺抵制各種不良行為及違法犯罪行為的引誘和侵害。當然，這需要和後面要談的家庭預防、學校預防相結合，才能產生好的效果。
（二）家庭預防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應從家庭抓起。1980年聯合國第三屆預防犯罪及罪犯處理大會的有關材料指出：「家庭在所有國家中都是影響青年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家庭是最有效的社會控制媒介。」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種基本形式，是整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教育子女是父母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只養不教，是父母的失職，教子不善，則是父母的罪惡。一個家庭的環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都直接影響著孩子的成長，對孩子良好品行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一個和睦的家庭，父母教育得當，能夠培養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塑造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有效地防止其犯罪心理和行為的產生。
搞好家庭預防，應主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父母自身素質，優化家庭環境。
為人父母者，應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愛好，給孩子做好表率。同時，這也是社會有關部門需要做的一項工作，要提高婚姻質量，加強對父母（家長）的培養，不僅要提高這些家長的科學文化知識，並且要教會他們培養、教育孩子的方法。
2、注意家教方法，因人而教。
父母教育方法不當，過分溺愛和縱容，不僅教不好，反而把孩子推向邪路。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教訓也是深刻的。武漢一酷愛玩網路游戲的16歲少年徐某，拿起菜刀向熟睡的母親砍去，其目的是索要8000元錢。母親的臉、腰上被砍了6刀（後經搶救脫離危險）。當他逃離現場時，母親還追著喊：「伢，你把毛線衣穿上，莫凍著了！」（26）可憐天下父母心！這都是嬌慣、縱容種下的苦果。作為父母，不僅要關心孩子的吃穿，更要注意教他們如何做人，經常觀察、了解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關心什麼事，結交什麼人，要平等地與他們溝通，多一分體貼，少一些訓斥；多一分愛護，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專橫。對於失足、犯錯誤的孩子，更應給以家庭的溫暖，絕不可棄而不管，放任自流。
3、教子不力，應承擔相應責任。
我國《婚姻法》第23條規定：「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規定父母應當履行對未成年子女所承擔的教育義務和預防未成年犯罪的職責，但並未規定父母教育不力所應承擔的嚴厲的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我國《預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9條只是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由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責令其嚴加管教」，但不管教怎麼辦？尤其是對父母已經離異（且已另外組合新的家庭）的孩子。法律應增加規定教子不力的「拘留」、「罰款」等行政責任，嚴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在英國就有「孩子逃學、父母坐牢」的做法。一位母親因為女兒經常逃學，而被判監禁60天，她上訴後，盡管刑期減半，但仍要執行30天的監禁。（27）在九屆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上，有委員就曾提出建議：針對青少年犯罪，建議在法律責任中加入對父母的處罰條文，以督促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子女。（28）看來，完善這方面的立法，很有必要。
（三）學校預防
學校作為家庭的延伸，對青少年的成長教育和預防青少年犯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處在《綜合性預防犯罪措施匯編》第10條中寫到：「學校對青少年的影響很大，兒童的發育成型有許多年是在為了滿足他們的教育和社會化需要而設立的各種機構中度過的。……學校能提供種種機會來倡導社會平等、文化多元性和個人的親密關系，並幫助青少年獲得道德標准、社會技能和公民的責任感。更具體地說，學校能指導學生了解他們應盡的公民義務、犯罪的性質、遵守紀律的重要性、犯罪的種種後果、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情況以及預防犯罪的方式。」一個人如果在青少年時期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那麼他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情操高尚，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人；否則，如果學校教育不力或不利，他就有可能走上歧途，甚至違法犯罪。筆者以為，學校的教育工作應該主要做到：
1、端正辦學指導思想，抓好素質教育和品德教育。
「學校應當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對未成年學生進行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以及社會生活指導和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條第1款）要徹底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學率」的辦學指導思想和做法，真正實現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學校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解惑」。「傳道」是第一位的。學校應注重對學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觀、世界觀教育，培養學生有一個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做一個高尚的人；然後才是「授業解惑」，傳授各種知識，增強將來為社會服務的本領。那種只「授業」不「傳道」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我們尤其應注意抓好「後進生」、「雙差生」的教育。對此，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條第2款明確規定：「對品行有缺點、學習有困難的學生，應當耐心教育、幫助，不得歧視。」一般來講，這些只是一些方面、一時的「差」，並不代表全面、永遠的差，經過認真細致的工作和教育，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先進生」，成為將來對社會有益的人 或者國家的棟梁之材。
2、努力提高教師素質，尤其注重教師政治素質和師德的培養。
「為人師表」！教師對學生的模範表率和影響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些影響是終生受益的。這方面不乏其例。要想使學生懂法，教師必須先學法，要想使學生做好人，教師必須先做好人，這就是：「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這須要造就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我國現已開始實行教師資格考試制度，應大膽改進教師制度，使教師能進能出，對那些品質低劣、不能為人「師」的人，要及時將其淘汰出局；對於那些歧視學生，動輒體罰學生的教師，要予以嚴厲處罰，直至追究其刑事責任。
3、要抓好學生的法制教育。
學校，尤其是中、小學，法制課要作為必修課，配備專門的法制課教師，不僅要搞好課堂教學，同時還要利用課余時間，對學生進行豐富多採的法制教育活動。筆者作為三門峽市依法治市講師團的講師曾被邀請到學校給青少年講法制課，結合自己所辦案例和青少年生活實際進行講解，反映效果良好。通過這些法制教育，使廣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知道什麼行為是社會提倡和法律允許的，什麼行為是法律禁止的，什麼行為是違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紀守法。
（四）社會預防
社會預防，主要是指凈化社會環境，給青少年創造一個有利於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動員社會力量，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和保護，以控制和減少青少年犯罪。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加大打擊力度，凈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
要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防止「黃色」、「灰色」和「黑色」這「三大污染」對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堅決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

⑦ 中國各類違法案件的發生率排行

中國各類違法案件發生率排行
第一為賭博。
第二為毆打他人。
第三為盜竊。

⑧ 談談你對統計違法案例的認識

一般來說結合案例談對法律認識，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闡述案例裡面出現的問題
2，找出相關法律對涉及以上問題的規定
3，闡述法律規定對於規制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綜上所述，法律是 ，起到了 的作用，我得到的啟示是 。

⑨ 求一篇統計違法受到行政處罰的案例

這個在網上有很多，現在行政處罰是公開的，你可以國務院頒布的《國家統計局行政處罰信息公示辦法》，這個下面有相關案例

⑩ 國內外對報表舞弊的處罰（相關規定，案例都需要）

達爾曼財務舞弊案例剖析與啟示

馬軍生 高垚 董君

（復旦大學會計學系 200433）

2005年3月25日，ST達爾曼成為中國第一個因無法披露定期報告而遭退市的上市公司。從上市到退市，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達爾曼極盡造假之能事，通過一系列精心策劃的系統性舞弊手法，製造出具有欺騙性的發展軌跡，從股市和銀行騙取資金高達30多億元，給投資者和債權人造成沉重損失。

一、案例簡介

西安達爾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年以定向募集方式設立，主要從事珠寶、玉器的加工和銷售。1996年12月，公司在上交所掛牌上市，並於1998年、2001年兩次配股，在股市募集資金共計7.17億元。西安翠寶首飾集團公司一直是達爾曼第一大股東，翠寶集團名為集體企業，實際上完全由許宗林一手控制。

從公司報表數據看，1997～2003年間，達爾曼銷售收入合計18億元，凈利潤合計4.12億元，資產總額比上市時增長5倍，達到22億元，凈資產增長4倍，達到12億元。在2003年之前，公司各項財務數據均衡增長，具有較強迷惑性。2003年，公司首次出現凈利潤虧損，主營業務收入由2002年的3.16億元下降到2.14億元，虧損達1.4億元，每股收益為-0.49元，同時公司的重大違規擔保事項浮出水面，涉及人民幣3.45億元，美元133.5萬元；還有重大質押事項，涉及人民幣5.18億元。

2004年5月10日，達爾曼被上海交易所實行特別處理，變更為「ST達爾曼」，同時證監會對公司涉嫌虛假陳述行為立案調查。2004年9月，公司公告顯示，截至2004年6月30日，公司總資產銳減為13億元，凈資產-3.46億元，半年虧損高達14億元，不僅抵消了上市以來大部分業績，而且瀕臨退市破產。此後，達爾曼股價一路狂跌，2004年12月30日跌破一元面值，成為中國A股市場成立至今誕生的首隻「仙股」。2005年3月25日，達爾曼被終止上市。

2005年5月17日，證監會公布了對達爾曼及相關人員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證監罰字[2005]10號），指控達爾曼虛構銷售收入，虛增利潤，通過虛簽建設施工合同、設備采購合同、虛假付款、虛增工程設備價格等方式虛增在建工程，重大信息（主要涉及公司對外擔保、重大資產的抵押和質押、重大訴訟等事項）未披露或未及時披露。同時，證監會還處罰了擔任審計工作的三位注冊會計師，理由是注冊會計師在對貨幣資金、存貨項目的審計過程中，未能充分勤勉盡責，未能揭示4.27億元大額定期存單質押情況和未能識別1.06億虛假鑽石毛坯。

調查表明，達爾曼從上市到退市，在長達8年之久的時間里都是靠造假過日子的。這場造假圈錢騙局的導演就是公司原董事長許宗林。許宗林，曾擔任陝西省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社會職務，榮獲全國優秀青年企業家、陝西省優秀青年企業家、陝西省勞動模範等多項榮譽稱號。然而在這些光環的背後，許宗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竊企大盜」、「大騙子」。現已查明，1996～2004年期間，許宗林等人以支付貨款、虛構工程項目和對外投資等多種手段，將十幾億元的上市公司資金騰挪轉移，其中有將近6個億的資金，被許轉移至國外隱匿。監守自盜了大量公司資產後，許宗林攜妻子、兒子及岳父、岳母等移民到加拿大。到2004年初公司已現敗落時，許以出國探親和治病的借口出國到加拿大，從此一去不回。2004年12月1日，西安市人民檢察院認定，許宗林涉嫌職務侵佔罪和挪用資金罪，應依法逮捕。 2005年2月，證監會對許宗林開出「罰單」：給予警告和罰款30萬元，並對其實施永久性市場禁入的處罰。但直到今天，達爾曼退市了，許宗林依然在國外逍遙。

二、達爾曼造假主要手法

達爾曼虛假陳述、欺詐發行、銀行騙貸、轉移資金等行為是一系列有計劃、有組織的系統性財務舞弊和證券違法行為。在上市的八年時間里，達爾曼不斷變換造假手法，持續地編造公司經營業績和生產記錄。

1.虛增銷售收入，虛構公司經營業績和生產記錄。

達爾曼所有的采購、生產、銷售基本上都是在一種虛擬的狀態下進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裝」。每年，公司都會制定一些所謂的經營計劃，然後組織有關部門和一些核心人員根據「指標」按照生產、銷售的各個環節，製作完全虛假的原料入庫單、生產進度報表和銷售合同等，為了做到天衣無縫，相關銷售發票、增值稅發票的稅款照章繳納，公司還因此被評為當地的先進納稅戶。

公司在不同年度虛構銷售和業績的具體手法也不斷變化。1997～2000年度主要通過與大股東翠寶集團及下屬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虛構業績，2000年僅向翠寶集團的關聯銷售就佔到了當年銷售總額的42.4%。2001年，由於關聯交易受阻，公司開始向其他公司借用賬戶，通過自有資金的轉入轉出，假作租金或其他收入及相關費用，虛構經營業績。2002～2003年，公司開始利用自行設立的大批殼公司來自我交易，達到虛增業績的目的，年報顯示，這兩年公司前五名銷售商很多是來自深圳的新增交易客戶，而且基本都採用賒銷掛賬的方式，使得達爾曼的賒銷比例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3年的55%。經查明這些公司大多是許宗林設立的殼公司，通過這種手法兩年共虛構銷售收入4.06億元，占這兩年全部收入的70%以上，虛增利潤1.52億元。

2.虛假采購、虛增存貨。

虛假采購一方面是為了配合公司虛構業績需要，另一方面是通過虛假采購達到轉移資金目的。達爾曼虛假主要是通過關聯公司和形式上無關聯的殼公司來實現。從年報看出，公司對大股東翠寶集團的原材料采購在1997～2001年呈現遞增狀態，2001年起采購額佔到了全年購貨額的26%。2002年年報顯示公司當年存貨期末數增加了8641萬元，增幅達86.15%,系年末從西安達福工貿有限公司購鑽石毛坯4.5萬克拉，估價1.06億元所致，該筆采購數額巨大且未取得購貨發票。後經查明，此批1億元鑽石實際是從殼公司購入的沒有價值的鋯石。鋯石在形態上與鑽石幾乎相同，非專業人士難以分辨。注冊會計師也因未能識別該批虛增的存貨而受處罰。從2001年公司開始披露的應付賬款前五名的供貨商名單可以看出，公司的采購過於集中，而且呈加劇狀態，到2003年，前五位供貨商的應付賬款佔到全部應付賬款的91%。

3. 虛構往來，虛增在建工程、固定資產和對外投資。

為了偽造公司盈利假象，公司銷售收入大大高於銷售成本與費用，對這部分差額，除了虛構往來外，公司大量採用虛增在建工程、固定資產，偽造對外投資手法來轉出資金，這樣公司造假現金就可以循環使用。此外，還通過這種手段掩蓋公司資金真實流向，將上市公司資金轉匿到個人賬戶占為己有。據統計，從上市以來達爾曼共有大約15個主要投資項目，支出總金額約10.6億元。然而無論是1997年的「擴建珠寶首飾加工生產線」項目還是2003年的「珠寶一條街」項目，大多都被許宗林用來作為轉移資金的手段。2002年年報中的「在建工程附表」顯示公司有很多已開工兩年以上的項目，以進口設備未到或未安裝為借口掛賬，而2003年年報的審計意見中更是點明「珠寶一條街」、「都江堰鑽石加工中心」、「藍田林木種苗」等許多項目在投入巨額資金後未見到實物形態，而公司也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證監會的處罰決定指控達爾曼2003年年報虛增在建工程約2.16億元。

4.偽造與公司業績相關的資金流，並大量融資，。

為了使公司虛構業績看起來更真實、更具欺騙性，達爾曼配合虛構業務，偽造相應的資金流，從形式上看，公司的購銷業務都有資金流轉軌跡和銀行單據。為做到這一點，達爾曼設立大量殼公司，並通過大量融資來支持造假所需資金。在虛假業績支撐下，達爾曼得以在1998、2001年兩次配股融資。同時達爾曼利用上市公司信用，為殼公司貸款提供擔保，通過殼公司大量融資，從銀行融入資金作為收入注入上市公司，再通過支出成本的方式將部分轉出，偽造與業績相關的資金收付款痕跡。

三、達爾曼造假特點分析

1.造假過程和手法系統嚴密，一條龍造假工程，具有較強隱蔽性。

達爾曼高薪聘請專家，對造假行為進行全程精心策劃和嚴密偽裝，形成造假工程一條龍。比起銀廣夏和東方電子，達爾曼的造假更具系統性和欺騙性，公司的虛假業績規劃有明確的流程，並有配套的貨幣資金流轉規劃，編制了充分的原始資料和單據，並且按照賬面收入真實繳納稅款。為了融資、資金周轉和購銷交易，許宗林等人設立了大量關聯公司或殼公司。據透露，與達爾曼發生業務往來的關聯方，基本都是由許宗林控制的賬戶公司、影子公司，這類公司大致分為以托普森、海爾森為代表的「森」字系和以達福工貿等為代表的「達」字系，總數達30多個。這些公司的法人表面上看起來與達爾曼沒任何關系，但仔細一查都是許宗林身邊的人，可能是某個司機或資料室的工作人員，許宗林只需揣著這些公司印鑒，在需要的時候就可以輕松完成他的數字游戲了。通過精心策劃，達爾曼的資金往往在不同公司多個賬戶進行倒賬，以掩蓋造假真相，加上相關的協議、單據、銀行記錄等都完整無誤，使得從形式上很難發現其造假行為。

此外，為了掩蓋造假行為，達爾曼還將造假過程分解到不同部門和多家殼公司，每個人只負責造假流程的一部分。這樣，除個別關鍵人員外，沒有人能夠掌握全面情況，了解資金真實去向。在後期，許宗林逐步變更關鍵崗位負責人，將參與公司造假及資金轉移的關鍵人員送往國外，進一步轉移造假證據。在上市期間，達爾曼還頻繁更換負責外部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八年期間更換了三次會計師事務所，每家事務所的審計都不超過兩年。

2.以「圈錢」為目的，並通過復雜的「洗錢」交易謀取私利。

達爾曼上市具有明顯的「圈錢」目的。公司從證券市場和銀行融入大量資金，並未用於投資項目、擴大生產，而是為了個人控制、使用。陝西某證券分析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許宗林從一開始，就是要造一個泡沫。他從來沒有任何扎實的實業。」。許宗林以采購各種設備和投資為名，將大筆大筆總數高達四五億元的巨額資金，通過設立的「影子」公司完成「洗錢」，並轉往國外。許宗林在公司上市之初將配偶及子女移居國外，隨後以治病為名頻繁往返國內外，並在危機爆發後出國一去不歸。

3.銀行介入造假過程，起到一定程度的「配合」作用。

分析近幾年一些重大財務舞弊案，如歐洲帕瑪拉特、台灣博達、煙台東方電子等財務造假案，都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影子，銀行協助企業安排復雜的融資交易、轉移資金，甚至虛構存款等。在達爾曼案例中，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銀行直接參與造假，但在長達八年時間里，達爾曼大量貸款、違規擔保、未及時披露擔保信息、轉移資金，如果銀行能夠更盡職、謹慎一些，達爾曼很難能持續地、大規模地這樣造假。一個明顯的例子，作為上市公司的達爾曼，在年度報告里每年要詳細披露銀行貸款、存單質押、對外擔保狀況，對於達爾曼大量未披露的質押和擔保，作為銀行應該是很容易發現的。

4.造假成本巨大，社會後果嚴重。

為了使造假活動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達爾曼不但對虛假收入全額納稅，而且還多次對虛假收益實施分配，同時支付巨額利息維持資金運轉，使造假過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資金黑洞。據粗略測算，達爾曼幾年來用於作假的成本，包括利息、稅款等達數億元。正是由於造假資金成本過大，導致資金在循環過程中不斷消耗，最後難以為繼。為此，除股市融資外，達爾曼還通過不斷增加銀行借款維持公司繁榮假象，造成貸款規模劇增，債務危機日趨嚴重。在被立案稽查前，達爾曼直接間接銀行債務已高達23億元，大量貸款逾期，資金鏈斷裂，銀行爭相追討債權，最終財務風險爆發，給投資者和債權人造成了巨大損失。

四、財務舞弊的識別

達爾曼的系統性財務舞弊，具有很強隱蔽性和欺騙性，例如達爾曼大量採用提供擔保、由殼公司進行融資的做法，負債沒有反映在表內，衡量償債能力的流動比率和資產負債率指標並未見明顯異常。但這種系統性造假是否真的就是天衣無縫呢？筆者認為，雖然與傳統造假手段相比，系統性財務舞弊識別難度有所加大，但假的畢竟是假的，以達爾曼為例，仍有很多蛛絲馬跡可以幫助我們來識別這類系統性舞弊。識別手段可從財務和非財務兩個角度來進行。

1.從盈利能力指標看。財務舞弊公司出於虛構利潤需要，財務報表上通常會顯示不尋常的高盈利能力，如藍田股份、銀廣夏的毛利率大大高於同行業的公司。達爾曼1996～2002年的平均主營業務毛利率高達45%，平均主營業務凈利率達38%，對於這種持續的畸高利潤率，報表使用者應當予以高度警惕，陝西證監局曾於2001年專門針對此問題下發監管質詢函。

2.從現金指標看。現金為王，現金流量信息一直被認為比利潤更可靠、更真實，投資者比較關注的是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但對現金流也造假的公司，這一招就失靈了，達爾曼偽造了與經營業務相對應的現金流，並通過殼公司大量融資，使得達爾曼的現金流量看起來非常充足，對報表使用者造成誤導。對造假公司來說，為了維持造假資金循環，會採用各種辦法將資金轉出去或虛列賬面現金。因此，投資者關注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外，還應當關注其他現金指標合理性。

首先，要警惕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大額為正，同時伴隨大額負的投資活動凈現金流量。例如藍田股份2000年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為8億元，同期的投資活動凈現金流量為－7億元，達爾曼的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絕大多數年度都是正數，但它的投資活動現金凈現金流量持續為負。

其次，要分析公司貨幣資金余額的合理性。例如帕瑪拉特、台灣博達在舞弊案爆發前賬面虛列大量現金，事後查明這些現金都是虛構的或被限制用途。從達爾曼的合並報表看，公司2001年以前的貨幣資金余額一直在2億元左右，2001年及以後的貨幣資金余額都超過6.5億元，而公司的平均年主營業務收入約為2.5億元，現金存量規模明顯超過業務所需周轉資金。另一方面公司賬面有大量現金，卻又向銀行高額舉債，銀行借款規模逐年增長，2002年和2003年的期末銀行借款分別達到5.7億元和6.7億元，銀行短期貸款利率遠高於定期存款利率，邏輯上非常不合理。公司後來的自查表明，2003年末達爾曼銀行存款有6.3億元是被質押的存單，僅西安達福工貿有限公司就有3.2億元借款是用達爾曼存單進行質押的，而從公司以往的歷年年報看，達爾曼與達福工貿除了購銷關系外，形式上沒有任何其他關聯。從2002年會計報表附註來看，注冊會計師當時亦發現了銀行存款中有4.9億元定期存單的事實，但卻沒有懷疑其合理性並實施進一步審計程序，這也是證監會處罰注冊會計師的主要理由之一。

3.從營業周轉指標來看。虛構業績的公司，往往存在虛構往來和存貨的現象，在連續造假時，公司應收款項相應地持續膨脹，導致周轉速度顯著降低。達爾曼的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存貨周轉率從1999年開始明顯大幅下降，二者年周轉率都已低於2，意味著公司從貨物購進到貨款回籠需要一年以上時間，營運效率極低，這樣的公司卻能持續創造經營佳績實在令人懷疑。

4.從銷售客戶情況、銷售集中度和關聯交易來看。虛構業績往往是通過與（實質上的）關聯公司進行交易，這樣公司的銷售集中度會異常地高，例如銀廣夏當時利潤75%以上都是靠天津廣夏貢獻的，銷售高度集中在天津廣夏給一家德國公司的出口上。我們在前面介紹達爾曼造假手法時已作了分析，例如公司2001年前五家銷售佔了公司全部收入的91.66%，僅前兩家銷售就佔了67%。此外，達爾曼的客戶群在不同年度頻繁變動，一般來說公司正常的經營需要保持穩定的客戶群，這種又無合理解釋的客戶群頻繁變動則是一種危險信號。

5.關注公司其他非財務性的警訊。投資者往往可從以下一些方面發現公司舞弊的跡象和警訊：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程度，董事和高管的背景、任職情況、更換情況，遭受監管機構譴責和處罰情況，訴訟和擔保情況，財務主管和外部審計師是否頻繁變更等。達爾曼的公司治理結構形同虛設，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許宗林在達爾曼唯我獨尊，人員任免、項目決策、資金調動、對外擔保等重要事項全由其一人控制、暗箱操作。2003年年度報告顯示，董事會對審計意見涉及的違規信息披露、大量擔保、虛假投資等重大事項到2003年才第一次獲知，並深感震驚。此外，公司財務主管和外部審計師頻繁更換，證監會在2001年、2002年對達爾曼的毛利率畸高、關聯交易、信息披露等問題多次提出質疑並要求整改，這些都是公司可能存在重大舞弊的警訊。

五、結論和啟示

達爾曼退市了，如果證券市場沒有完善的舞弊防範和處罰機制，下一個達爾曼騙局可能又會很快上演。達爾曼有目的圈錢、洗錢和系統性財務舞弊給我們留下許多值得深思的啟示：

1.完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結構是防範財務舞弊的一道最基礎防線，尤其對一些民營背景的上市公司來說，如果沒有適當制約機制，很容易出現實際控制人在董事會「一言堂」現象，將上市公司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近年來，監管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包括引進獨立董事、成立審計委員會、分類表決等制度，但中國的經濟、法律和文化環境與發達國家都存在很大差別，如何保證這些制度實施過程的有效性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於財務舞弊通常給債權人也帶來巨大損失，作為債權人的銀行等機構有意願且有能力來監督公司，我國可考慮適當借鑒大陸法系公司治理模式，加強債權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2.完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加強金融聯手監管。達爾曼向銀行貸款20多億元能夠得逞，並在不同公司之間大量調度資金、向國外轉移資金，除了其造假水平高超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銀行的治理結構與內部控制存在缺陷。達爾曼系統性財務舞弊和圈錢、洗錢行為已超越了證券行業的范圍，擴展至整個金融領域，涉及證券、銀行、外匯等多個領域，因此有必要加強金融領域多部門間的監管協作，建立監管信息的溝通機制。例如，人民銀行的徵信系統可以查詢到上市公司在本地銀行貸款及擔保記錄，如果能將各地貸款信息聯網並在不同監管部門溝通，對達爾曼未披露的大量融資和擔保就可以盡早發現並及時監管。

3.加強貨幣資金審計，提防現金流信息的欺騙性。隨著現代造假手段越來越高明」現金流信息同樣具有很強的欺騙性。達爾曼在偽造業績的同時也偽造了相應的現金流，並且採用存單質押擔保的貸款方式實現資金的表外實質轉移，但從形式上看，企業現金仍然在賬面上。為此，審計師要分析貨幣資金余額的合理性和真實性，高度重視銀行函證，不僅對表內資產負債進行證實，更要注意查詢是否存在財務報告未記載的表外負債或擔保。另外，銀行單證屬於在被審計單位內部流轉過的外部證據，其可靠性應被審慎評價。為保證函證有效，避免被審計單位利用高科技手段篡改、變造和偽造銀行對賬單等單證，審計師應盡量做到親自前往銀行詢證，並注意函證范圍的完整性。在現金流量指標上，不能只關注經營現金流量信息，還要結合考察投資和籌資活動現金流量狀況。

4.關註上市公司實質性風險。系統性財務舞弊往往採取在主體外造假的做法，如果僅僅局限於主體本身財務報表，賬賬、賬實從形式上看都是相符的，很難通過余額的實質性測試發現問題。新的國際審計風險准則特別強調應警惕僅實施實質性程序無法提供充分、適當審計證據的風險，為此，審計師或其他利益相關人應當借鑒風險導向審計的手段，重視風險評估，從戰略和系統角度來評估公司可能存在的重大風險，保持應有的職業謹慎，發現公司舞弊。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達爾曼造假並不是完全天衣無縫，最典型的是2002年公司1億多元從西安達福工貿購入的鑽石連購貨發票都沒有，以及不合理的高額銀行存款，審計師如果保持了應有的職業懷疑和謹慎，是有可能發現公司舞弊的。

5.加強上市公司擔保的監管。從我國出現問題的上市公司看，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很多這類公司都存在嚴重違規擔保現象，達爾曼也不例外。為此，監管部門應採取措施完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管理，加強擔保信息及時披露。對審計師來說，應當高度關註上市公司擔保情況和可能存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