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層次

㈠ 情節和社會危害性放在違法層面還是有責層面

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對於法益的理解一貫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向：由法哲學向法理學演繹而出的實在的法益觀和由實體刑法規范向法理學歸納而出的方法論的法益觀。這兩種法益觀對法益概念的定義是不同的，它們在刑法理論中的功能也不相同：實在的法益觀主要用於為立法者在制定刑法規范時選擇可罰性行為提供指導；方法論的法益觀用於在刑法司法活動中為具體刑法規范的解釋提供標准。將法益的兩種不同的理解混淆或統一的企圖只會帶來刑法理論上的混亂。法益的概念註定是模糊不清的，試圖嚴格地界定法益而將其用於判定行為罪與非罪的思路從一開始就缺乏基礎。法益只是大體上宣揚了一種理念即法益的理念：損害結果的存在是對行為歸罪的基礎，刑法的任務亦是保護利益而非懲罰行為人，從而為刑法學確立一種客觀犯罪的概念。對法益理論的運用應該回歸它的目的，以自然法善的觀念限制立法者輕易發動刑罰權以及防止對於刑法任意擴張的司法解釋、構造違法阻卻事由將合理的行為排斥於犯罪圈之外，從而最終保護人權，這是法益的目的。大陸法系與我國刑法有著不同的刑法理論體系，注意兩套話語體系的區別以及相同相似概念內涵的不同，特別是概念功能的不同，是我們引入法益概念的前提。我國刑法理論的最主要缺陷不在於以社會危害性為代表的概念本身，而在於對這些概念的功能的定位和理解的錯誤所造成的邏輯混亂。我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於移植法益理論，汲取法益理論的精神而對我國刑法理論進行重新理解，這才是明智之舉。

㈡ 我國刑法理論體系中兩階層的犯罪構成體系包含那些內容

客觀違法，主觀有責。

客觀違法要件：行為主體、危害行為、行為對象、危害結果、因果關系。

客觀阻卻事由：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被害人承諾。

㈢ 比較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與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

犯罪構成中的分體系有四個：客體、主體、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哪一個必要要素不存在，更不用說一個分體系不存在，就會導致整個犯罪構成體系的瓦解，就會導致人的行為中不存在犯罪構成。犯罪構成要素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犯罪構成要素的要件決定它們的特點，使人們能夠將一犯罪構成區別於另一犯罪構成，以及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犯罪構成要素和分體系的要件規定在刑法典總則和分則的規范當中。」

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是從實定法的規定歸納出來的，歸納的方法則受到自然科學自然主義(Naturalismus)的影響。自然科學實證主義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互相契合，在19世紀末影響德國的刑法學。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便是這種自然科學實證主義風潮下的產物。貝林於1906年發表的著作《犯罪的理論》則標志著古典犯罪論體系的確立，同時，李斯特對於這一體系的實質內容也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貝林主張「構成要件具有客觀性、記述性和規定性的特徵」。

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該當性的演變歷程的闡述可以看出，從新古典犯罪論開始，構成要件不再是中性無色的純客觀事實描述。

麥耶認識到規范性和主觀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存在，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麥茲格更加明確地論述了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並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存在根據，主張構成要件就是違法類型。此後，無論是何種體系，其構成要件中不僅有描述性的、客觀的構成要件要素，同時還具有主觀的、規范性的要素。可見，構成要件由「指導形象」到「犯罪定型」的變化表現為價值不斷填加的過程。

(3)違法層次擴展閱讀

19世紀以來，在實證主義的壓倒性優勢下，任何學科都必須保證其「科學性」而成其為「科學」。在自然科學作為科學典範的時代，法學（刑法學）為了保有「科學」的地位也只能走自然主義的道路。

德國古典犯罪論體系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哲學背景、方法論背景下被造就的：中性無色的犯罪該當類型、中性無色的不法狀態以及中性無色的承擔罪責的心理事實——作為社會科學的刑法學，在犯罪成立的理論上卻恪守自然科學的准則。

實證主義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要以實施自然科學的精神來改造和超越傳統形而上學的流派。實證主義對古典犯罪理論的影響，主要是指用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或思維方式，特別是用從自然科學中概括出的實證方法來構建和研究犯罪理論體系。

許玉秀教授在論及古典犯罪論體系的「機械性現象」時指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一直到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才對刑法學產生明顯的影響，亦即認為犯罪行為也可以作機械的切割、分析和檢驗，犯罪行為因而很理所當然地被切割成主觀和客觀兩個部分。

㈣ 簡述英美法系的雙層次犯罪論體系的基本內容

犯罪論體系也就是犯罪構成體系。我國傳統的「耦合式」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由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構成。這種一元的犯罪論體系在直觀上並不反映認識犯罪的邏輯過程，具有靜態的特徵。其缺陷在於：1. 它難以包容一些合法的抗辯事由問題，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脅迫等。在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中，違法性不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而是作為犯罪的特徵而確立的，至於違法性阻卻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構成的范圍內，而是作為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加以確立。如果一個行為人出於正當防衛的目的而造成正在進行行凶的不法侵害人死亡，根據刑法規定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我們依據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在犯罪客體上，行為人侵犯了為刑法所保護的人身權利；在犯罪客觀方面，具有殺人致死的行為；在犯罪主體上，行為人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在犯罪主觀方面，行為人的殺人行為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行為人的行為充足了犯罪構成四要件，因而我們可以得出其行為成立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結論。這導致犯罪構成理論不能充分發揮其服務於人類認識犯罪、作出定罪判斷的工具作用。2.不利於發揮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由於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具有耦合式的邏輯結構，在應用該理論分析某一具體犯罪時，往往通過對四要件的逐一遴選之後，就可以在認識階段上一次性的得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結論，而沒有進一步的違法性、有責性的排除分析，失去在定罪過程中應有的謹慎，未免有擴大定罪范圍之嫌，不利於限制司法權，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 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其三元的犯罪論體系雖然較我國犯罪構成理論顯得繁瑣，但直接反映了判斷犯罪成立與否的動態認識過程。我認為，引入大陸法系遞進式的犯罪構成體系，對於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英美法系沒有大陸法系系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但長期的刑事司法活動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犯罪構成。1、"合法辯護"地位特殊；2、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3、舉證責任分配特殊
英美刑法犯罪構成體系對我國的借鑒意義：通過以上分析和比較，使我們對英美法系的犯罪論體系進行有了准確的把握。筆者認為其更為積極的意義在於，給我們反思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提供參照，並對其進行重構提供有益的素材和方法。與英美刑法犯罪構成體系相比，我國犯罪構成體系缺陷是比較明顯的，主要有幾點：
（一） 欠缺階層性與遞進性
我國犯罪構成體系由四大要件構成，這四個要件之間相互依存，一存俱存，一無俱無，不具有層次性和遞進性的內部結構特徵，四大要件的整體對犯罪成立與否具有決定作用，任一要件不能脫離其它要件而獨立存在。正是由於這一特點，要我國犯罪構成體系被學者們形象地稱之為"耦合式"的犯罪構成體系或平面的"齊合填充式"的犯罪構成體系。
（二）合法抗辯事由與體系分離
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合法抗辯事由是與體系分離的。在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中，違法性不是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而是作為犯罪的特徵確立的，至於違法性阻卻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構成的范圍內，而是作為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加以確立的。如果一個行為人出於正當防衛的目的而造成正在進行行凶的不法侵害人死亡，根據刑法規定，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如果我們依據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很難說其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死罪的犯罪構成。
（三）影響刑法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
如前所述，由於我國犯罪構成體系具有"耦合式"的邏輯結構，在應用該理論分析某一具體犯罪時，往往通過對"四要件"的逐一遴選之後，就可以在認識階段上一次性地得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結論，而沒有進一步的違法性、有責性的排除分析，其結果失去在定罪過程中應有的謹慎，不僅不能明確違法的相對性，而且未免有擴大定罪范圍之嫌，不利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從形式上保障被告人的權利。兩大法系理論的這種程序上的意義還集中體現在違法性、有責性的判斷與構成要件符合性內部結構的設置，而有責性因素在我國刑法犯罪構成系統中並非沒有或缺失，而是被設置於犯罪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之中，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設置地位上的差異使得刑罰理念所一直倡導的保障人權的功能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理論對構成要件的設置更注重程序性相比，在實踐中取得的真正成效甚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筆者主張借鑒英美刑法犯罪構成體系的優點，對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進行適當調整。例如引入消極構成要素（合法抗辯事由），對構成要件進行階層性改造等。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特別是在實現程序正義和保障人權的刑法功能上尤值得我國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犯罪構成理論，雖然與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淵源關系不深但近年來對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影響較大。其犯罪構成理論不注重抽象研究，也缺乏系統性，但在個案研究方面，挖掘的較深，從而發現和總結出普遍性的原則。此外在整個理論的著眼點方面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些優點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吸收。我們也要看到各國犯罪構成的形成深刻的受到本國的歷史文化，法律傳統及習慣的影響，只有符合本國習俗和觀念的犯罪構成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執行力。因此，我們應立足於我國的社會現實狀況，充分考慮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法律觀念即所謂的本土資源，關注人們的生活及需求的基礎上，借鑒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構成，從而更好的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及制度。

㈤ 有沒有法律規定不準分層次

有，但《中華人民共來和國教育法源》上沒有規定。只是在義務教育階段有明確規定，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上有規定，具體是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五十三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一）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和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七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二）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的；」如果不是義務教育階段，你提的問題是一個盲區，也就是說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限制，這方面的權利屬於學校教學管理范圍。

㈥ 哪一條法律規定層級三層以上29人以上是傳銷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八條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

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

本條所指的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發起人、決策人、操縱人，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指揮、布置、協調等重要職責，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

(6)違法層次擴展閱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日前聯合印發《關於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有關法律適用問題。

據悉，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准，各地公安司法機關嚴格依照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嚴厲打擊傳銷違法犯罪活動，取得了積極成效。

為進一步加大對傳銷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解決公安司法機關在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過程中遇到的法律適用問題，《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問題。

按照《意見》，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並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

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組織，其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

《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騙取財物」的認定問題，對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定處理以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情節嚴重」的認定，「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罪名適用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

㈦ 違法亂紀的行為包括哪些

違法亂紀，意思為違犯法令，破壞綱紀。
違法亂紀的行為包括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刑訊逼供，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請受禮等違法亂紀行為，以及對待群眾冷漠生硬，辦事拖拉、敷衍塞責等現象。
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利益格局和人們道德觀念的多樣化，西方國家生活方式、文化觀念、政治觀念的沖擊，誘發腐敗的因素增多，表現出的特點也與以往不同。主要表現在：
1、領導幹部違法亂紀涉及領域廣泛、涉及層面更多，案件數量大增。領導幹部違法亂紀已經由過去單一的特定領域的違法亂紀逐步發展為復雜的多領域違法亂紀，多層次、跨行業、跨領域的違法亂紀行為已逐漸增多，其侵犯的客體也日趨錯綜復雜，對違法亂紀案件的查處也愈加困難。他們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廣泛的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特徵。往往查出一個帶出一幫，抓住一個牽出一夥，案件牽涉面廣，串案窩案較多。涉案領域也從金融、行政執法、司法領域向一般領域蔓延，從掌握錢、財、物等關鍵崗位向一般領導崗位滲透，從鄉科級、縣處級、省部級甚至更高級別的領導人，各個層級都有。
目前，腐敗案件發案率比較高的熱點部位，大多分布在國有企業改制、股票上市、房地產開發、建築、國有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政府財政撥款項目等領域里。
2、違紀金額大增，對社會危害巨大。一些領導幹部涉案數額之巨、犯罪危害之大、情節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如成克傑涉案金額4000多萬元，余振東涉案金額20億元，湛江走私案涉案總金額為114億元，廈門走私案涉案總金額超過800億元，陳良宇案涉案金額37億元。「廣西第一貪」的李乘龍,總共貪賂1600餘萬元.重慶的文強利用其先後擔任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領導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職務晉升、工作調動、就業安置、承攬工程等謀取利益，先後多次單獨或夥同其妻周曉亞收受包括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在內的他人財物，摺合人民幣共計1211萬余元，並對1044萬余元財物不能說明來源，二審被處死刑。就江西而言，貴溪市委李長華因收受賄賂98.9萬余元，另有205萬余元財產不能說明來源，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省國土資源廳李江華因收受他人賄賂財物共計人民幣574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等等。
3、單位一把手違紀案增加，窩案、串案呈高發態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已成為世人公認的定理。這些年來，「一把手」頻頻出問題就證明了這一點。由於「一把手」處於核心地位，其權力空間大得無邊，可以凌駕於制度之上，而且由於現行體制的弊端，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制度對「第一把手」來說，都是「牛欄關鼠」，導致「一把手」在腐敗問題上比其他領導幹部機會更多、成本更低。如，在慕綏新、馬向東等違紀違法案件涉案的23名主要領導幹部中有17人是黨政「一把手」，占涉案人員的74％；在廣西，就有這樣四個人，他們都先後擔任了寧明縣的黨政「第一把手」，後因腐敗行為而先後受到嚴肅查處。
4、違紀者作案手段更專業、更隱蔽，規避查處能力更。他們有的利用法律法規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健全不完善之處鑽空子，借機獲取好處；有的利用法律政策的便利，借著集體研究的晃子，直接制定合乎自己需要的規章制度，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在幹部提拔或工程招投標等方面，表面上嚴格按照程序進行，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綻，實際上卻暗箱操作，行權錢交易之實。還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有的訂立攻守同盟，有的在作案之前就想好了應對之策，反調查能力極強，給今後的查處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難度。等等。
5、案件性質更惡劣，外向型案件增加，對外負面影響更大。一是資本積累型腐敗特徵顯露。腐敗分子從對生活資料的佔有發展到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從享樂型的財富積累發展到資本的積累，從經濟腐敗向政治腐敗和司法腐敗發展，危害甚大。二是案件性質惡劣。一些黨員幹部喪失黨性原則，拉幫結派，循私枉法，膽大妄為。有的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有的甚至雇兇殺人，直接淪為罪犯。三是權錢交易嚴重。近些年來，幾乎每個被查處的高官背後，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權錢交易的勾當。四是生活作風腐化墮落。大多數貪官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於一身，惡劣行徑令人發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