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處分案例

1. 關於紀律內容的案例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公布去年查處的嚴重違反財經紀律
的典型案例時指出，1998年各級財政部門及財政部駐各地
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查出違反財經法紀金額150億元， 為
財政挽回損失39．6億元。

這位負責人說，1998年各級財政部門及財政監察專員
辦事處按照嚴格執法的要求，加大了對違法違紀單位和責
任人的處理力度，全國有31443個單位和408名責任人受到
經濟處罰，79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61人被移送司法機關
依法處理。財政部直接檢查的案件中有15名違法違紀會計
人員的會計證被吊銷。

這位負責人說，從去年財政監督檢查情況看，財政秩
序的混亂狀況仍然比較嚴重，有的違法違紀行為十分惡劣，
已查處的嚴重違反財經紀律的典型案例有以下幾個方面。

———財政部組織力量對國債專項資金使用情況進行
兩次專項檢查，發現並糾正了一批違紀問題。吉林省榆樹
市財政局挪用 「第二松花江治理工程」國債資金中的350
萬元用於發放職工工資，被發現後採取欺騙手段蒙蔽檢查，
此後又連續5次挪用國債專項資金1287．5萬元用於歸還銀
行貸款和其他單位借款等，挪用金額總計達1637．5萬元。
雲南省柴石灘水庫工程管理局用國債資金支付職工宿舍工
程款500萬元，並支付「出國考察費」25萬元。 新疆引額
濟克工程管理局和 烏魯瓦提 水利樞紐工程管理局分別將
630萬元、220萬元國債專項資金拆借給其他單位，嚴重違
反了有關規定。目前，財政部對這三起挪用國債專項資金
的案件，已責令追回資金並建議當地政府追究主要責任人
員的責任。

———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對部分非銀
行金融機構執行財稅法規情況進行檢查，查處違法違紀金
額10．04億元。其中查處的嚴重違反財經紀律的典型案例
有：（一）四川省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屬部分營業部
自1994年以來在法定會計賬冊之外隱匿收入 22789萬元，
形成「小金庫」103個， 並將其中的2999萬元以獎金名義
發給職工個人。財政部除責令其補稅8818萬元、處以罰款
6302萬元外， 同時決定吊銷參與作假賬的5名會計人員的
會計證，並已向司法機關和監察機關提出依法追究主要責
任人員刑事和行政責任的建議。（二）中國人保信託投資
公司從1994年開始，將所屬分支機構交來的業務收入和其
他收入等共計1557萬元隱匿於法定會計賬冊外，形成「小
金庫」，並以 「半年獎」、「年終獎」、「突出貢獻獎」
等多種名目直接發放給職工個人1351萬元。財政部除責令
其補稅602萬元、處以罰款1557萬元外，還吊銷3名會計人
員會計證， 建議取消1名證券業務人員的從業資格，並提
請司法機關和監察機關依法追究該公司主要責任人員刑事
和行政責任。（三）海南港澳國際信託投資有限公司深圳
證券業務部、海南省證券公司深圳證券業務部，分別私設
「小金庫」6468萬元、471萬元，並大量私分。 財政部除
責令補稅罰款外，還取消了3名會計人員的會計證， 並建
議司法機關依法追究主要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財政部對部分煙草、石化企業會計基礎工作等
情況進行檢查，查出違紀金額11．76億元，通過責令調整
賬務補稅並處以罰款共6億多元。 四川卷煙廠通過虛假會
計賬務處理逃避繳納增值稅3216萬元，現這個廠已根據財
政部的決定將增值稅款全部補繳入庫，廠長被免職，有關
會計人員也將受到嚴肅處罰。 孫傑、李建興

2. 對待群眾態度惡劣 簡單粗暴造成不良影響的情節嚴重的給予什麼處分

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一十六條：有下列行為之一，對直接責任者和領導責任者，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

（一）對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等切身利益的問題依照政策或者有關規定能解決而不及時解決，庸懶無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響的；

（二）對符合政策的群眾訴求消極應付、推諉扯皮，損害黨群、干群關系的；

（三）對待群眾態度惡劣、簡單粗暴，造成不良影響的；

（四）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損害群眾利益的；

（五）有其他不作為、亂作為等損害群眾利益行為的。

(2)紀律處分案例擴展閱讀：

修訂歷史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嚴肅黨的紀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形勢發展，該條例已不能完全適應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實踐需要，為此，黨中央決定予以修訂。

2015年10月正式印發。新修訂《條例》堅持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相結合，圍繞黨紀戒尺要求，明確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等六類違紀行為，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

將黨的十八大以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落實八項規定、反對「四風」等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制度化、常態化，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條例》分為總則、分則、附則3編，共11章、133條，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3. 如何運用2016版紀律處分條例案例

進入中紀委官網，即可

4. 小學生犯罪案例

在海口市秀英小區陳先生的14歲兒子受吸毒仔控制，由一名在校中學生輟學變成了小偷，並因搶劫偷竊被派出所抓過兩次，現在與吸毒仔混在一起不再回家了。

海口市的一名10多歲的男孩向另一名年齡更小的小學生強行勒索錢財時，被過往行人抓了個正著。如此小的孩子竟學會了敲詐勒索，讓圍觀群眾感嘆不已。

文昌市某中學一初一女生被四女生輪番抽打了200多個耳光，耳膜破裂住院。在暴行長達一小時的時間里，她的室友躲在寢室里，不敢相救。

……

校園暴力，低齡兒童犯罪這本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將關注的目光聚集在由於道德教育缺乏和流失而引發的校園暴力和低齡兒童犯罪上，仍將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調查：

小學生比中學生

易受暴力侵害

一般來說，校園暴力包括了發生在校園中的學生與學生、教師與學生、教師與教師，以及學生與校外人員之間的暴力行為。記者通過調查了解到：當前的校園暴力現象一般呈現如下特點：第一，暴力程度日益凶暴。如校園殺人、強奸、搶劫、惡性傷害等校園犯罪案例日益增多。第二，表現形式多樣。如體罰、起綽號、打架、欺負弱小同學甚至傷害老師、校園兇殺、校園搶劫、校園性侵犯、校園黑社會等。第三，暴力分布普遍。校園暴力在任何國家、地區的任何學校都有發生。第四，施暴地點集中。多在空教室、體育館、樓梯間、廁所內、運動場或其他少人注意的死角，而且多在上學或放學時發生。

調查結果顯示，小學生遇到侵害或敲詐的比率為27．0％，中學生遇到侵害或敲詐的比率為14．1％。也就是說，小學生和中學生遭遇「校園暴力」侵害的風險率不同，小學生遭遇「校園暴力」的風險率更高。從遭遇侵害或敲詐的次數來看，小學生遭遇多次侵害或敲詐的情況也明顯多於中學生。當問到受到侵害或敲詐後受害學生是如何處理的問題時，有38．0％的學生向老師匯報，有20．3％的學生向家長匯報，還擊或報復的佔13．9％，自己默默忍受的佔13．9％，有10．1％的受害學生設法躲避，報警的佔3．8％，另有1．3％的學生表示滿足他們要求。

尚未受到侵害或敲詐的學生，認為自己遇到這種情況會如何處理呢？有50．7％的學生說向老師匯報，有26．7％的准備報警，23．7％的向家長匯報，11．0％的准備還擊或報復，8．0％的准備躲避，1．0％的准備默默忍受，4．3％的學生不知道怎麼辦？

案例一：

為吃宵夜搶同學錢財

在海口市某中學讀初一的鄭某與杜某，商量著去吃夜宵，但又沒錢，兩人便決定去學生宿舍找同學強行索要。鄭某用襯衣蒙住臉，杜某則戴一頂旅遊帽，竄入同年級某班宿舍，將門撞開後，向室內的學生索要錢物，並叫道誰不給就打死誰，並用掃把猛打床板恐嚇學生，兩人同時動手搜梁某等4人的口袋。搶得幾元錢後，兩人到校外去買了一瓶礦泉水，並買了幾支煙抽後，復又回去竄到另一個宿舍，採取同樣的方式向同學們「要」錢，當時一個同學口袋裡只有幾元錢，他央求兩人給他留一塊錢第二天吃早餐，兩人丟給這名同學一元錢後揚長而去。當晚，兩人共搶得現金31．5元，均被兩人用來抽煙喝水和炸東西吃。自以為找到了「快速發財」的捷徑，僅隔一天兩人又再次闖入學生宿舍准備搶劫時，被在宿舍附近蹲守的校保衛人員和民警現場抓獲。

法院審理此案後認為，鄭某與杜某兩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用暴力威脅手段劫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均構成搶劫罪，但因兩人未滿18歲，又系在校生，具備法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一審分別判處兩人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500元。

點評：因為在校中小學生超前消費與經濟實力不能滿足的矛盾，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搶劫案件在校內外並不鮮見，有的搶劫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在犯罪。這說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防止為超前消費而去犯罪，應當成為對在校學生法制教育的重要內容。這起案件中的兩名學生的行為值得我們所有的學生、學校和家長們警醒。

案例二：

三個月內11名低齡女生被輪奸

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由海口市兩所中學為主的19名在校生和輟學學生組成了一特大輪奸犯罪團伙，瘋狂作案15次，輪奸11名被害人。該犯罪團伙成員固定，年齡偏低，最小的15歲，最大的18歲，成員固定，其中1988年出生的就有13人，在校學生11人。該團伙以搭順風車、到海邊玩，去酒吧、燒烤園喝酒等借口為由，借機實施輪奸。被輪奸的被害人女生中年滿12歲的1人，13歲的3人，14歲的3人，15歲的2人，其中在校女生8人。2004年6月，海口市某小學一名年僅12歲的女生被該團伙成員輪奸三次，強迫賣淫未遂一次。2004年7月，該團伙13名犯罪嫌疑人在海口市某賓館客房內持刀威脅、毆打年僅14歲的某中學初中一女生，然後13人輪奸了該女生。

點評：性侵害行為不僅包括性交，還包括撫摸、暴露性器官、手淫等。家長一定要讓孩子懂得自己身體的哪些部位是不可隨便讓別人觸摸的，與異性需保持一定距離。同時要提高孩子的警惕性。犯罪人往往利用孩子的特殊心理，以給零花錢、糖果等為誘餌或以關心學習、考試給高成績、同情家庭遭遇等為借口，或採取威脅、恐嚇等手段對孩子進行性侵害。在平時對孩子的教育中，加強孩子的識別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一課。即使事情發生了，與父母的及時溝通交流都是防止被長期、多次侵害的有效方法。

案例三：

沒有完成作業被體罰

海口某中學一名初一的老師因為學生沒有完成布置的作業對學生進行體罰，一名姓謝的家長告訴記者，在中午吃飯的時候，女兒說手疼，是在學校里被老師打的。他很奇怪為什麼孩子在學校會被打？女兒說英語老師讓默寫單詞，默寫不出一個就打手心一下。以前她數學考試不好，考了41分，就被數學老師打過82下，當打到20幾下的時候，她的手都麻木了。「數學老師用竹棍打手，而英語老師是用細木板打手」女兒所在班上的四十多名學生，幾乎都有被老師打過。英語老師也坦率地承認自己確實打過學生，那是因為上課的時候他們沒有紀律性，總是吵吵鬧鬧的，如果不讓他們安靜下來，那會影響到別的同學學習。英語老師還強調不給學生施加壓力，學生就不會有動力。

點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禁止侮辱、毆打教師，禁止體罰學生。對違反規定的，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行政處分，行政處罰，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教師有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解決：

學校家長學生共同努力

海南日新律師事務所律師說，目前在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中，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缺，公安部門對於校園暴力主要是以教育為主，懲處為輔。同時，他還認為，校園暴力對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和身體方面的侵害，監護人是需要負民事賠償責任的。而一般的民事案件，公安部門是不會介入的，只有當該案件構成了刑事案件時才能插手，所以目前防止校園暴力主要是靠學校和家長、學生共同努力

海口市美蘭區檢察院檢察官認為，校園暴力是社會消極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種反映，近年來之所以呈上升趨勢，主要原因在家庭教育方面。首先，家庭對一個人的人格形成有著重要作用，再次，不少家長仍沿用傳統的教育模式，重智育輕德育，很少甚至不願意傾聽孩子的心聲。關注校園暴力背後的一群邊緣青少年，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預防校園暴力首先要抓好家庭教育，家長應當積極履行好監護責任，尤其注重培養孩子善良的人格、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培養孩子的愛心，讓孩子們學會給予和奉獻，學會與他人和睦相處。

支招：

遭遇校園暴力一定要沉著冷靜

海口市美蘭區法院法官還支招說，遭遇校園暴力，一定要沉著冷靜，以減少損失，盡可能不發生沖突，以減少肉體傷害。如果勢單力薄，要什麼給什麼是一種緩兵之計，但一定要把對方的體貌特徵看清楚，以便協助公安機關把他們抓獲；受到傷害一定要及時告訴家長，家長要幫助解決問題，不要袖手旁觀，也不能斥責，更不能幫著實施暴力手段；對受害者一定要鼓勵其報警、報告老師和學校，甚至告到法院，以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同時要在教育心理專家的幫助下，消除心理陰影。

5. 行政違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委託代理人：馬懷德，北京市大通？？正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孫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

法定代表人：楊天鈞，校長。

委託代理人：張鋒，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委託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作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已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

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原告田永沒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頒發的畢業證、學位證，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被按退學處理，沒有了學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中，第（四）項明文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由此可見學籍管理也是學校依法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項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審查田永是否具有學籍，是本案的關鍵。

原告田永經考試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同時也應當接受該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田永在補考時雖然攜帶寫有與考試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其偷看過紙條，其行為尚未達到考試作弊的程度，應屬於違反考場紀律。北京科技大學可以根據本校的規定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進行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於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準正常補考，如確實有悔改表現的，經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中，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者考試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北京科技大學的「068號通知」，不僅擴大了認定「考試作弊」的范圍，而且對「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也與第二十九條規定的退學條件相抵觸，應屬無效。另一方面，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原則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學實際上從未給田永辦理過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特別是田永丟失學生證以後，該校又在1996年9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並注冊，這一事實應視為該校自動撤銷了原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此後發生的田永在該校修滿四年學業，還參加了該校安排的考核、實習、畢業設計，其論文答辯也獲得通過等事實，均證明按退學處理的決定在法律上從未發生過應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北京科技大學辯稱，田永能夠繼續在校學習，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鑒於這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都是北京科技大學的職務行為，北京科技大學應當對該職務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在田永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並達到一定學歷水平和要求時，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高等學校，應當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給田永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其具有的相當學歷。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學本科生，在其畢業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授權的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程序，組織有關人員對田永的畢業成績、畢業鑒定等材料進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其學士學位。

關於高等院校畢業生派遣問題。《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的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的規定，應當履行將畢業生的有關資料上報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田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理應履行上述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行政賠償范圍，只包括違法行政行為對受害人人身權或者財產權造成的實際侵害。目前，國家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並非學生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與同學同期就業的機會，並未對田永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實際損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學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為由提出的賠償經濟損失主張，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試中有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據此事實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並未對田永的名譽權造成損害。因此，田永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學在校報上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判決：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

四、駁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訴訟請求。

第一審宣判後，北京科技大學提出上訴。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我校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其學籍，是認定事實錯誤；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於辦學自主權范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3、我校向一審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證據，不屬於違法取證，法院應予採信。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被上訴人田永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採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並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中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證據，雖然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被告不得在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情況，但是由於無法證明這些證據是在作出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時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認定。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於1999年4月26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6.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嚴」在哪兒

紀法分開：70多項與法律重合內容刪除 黨紀嚴於法律
條例修訂：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於法。修訂刪除了70餘條與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修訂後，條例從原來的3編、15章、178條、24000餘字縮減為3編、11章、133條、17000餘字。例如，之前與刑法等重合的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內容，不再單獨規定於黨紀中。
專家解讀：中紀委特約監察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現行黨紀處分條例2003年12月頒布實施，但隨著形勢發展，已不能完全適應從嚴治黨新需要。最大問題是紀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內容與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重復，實際上難以用到，也浪費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極個別情況下還會出現以紀代法、越俎代庖的情況。
例如，2015年紀委通報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區縣領導因收受禮品被黨紀處分，未進入司法程序，而該地某中學校長因收受家長禮品被處以更嚴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表示，不少違紀案例反映出黨紀滯後於反腐敗形勢，一些黨紀與國法重復，黨紀抓小抓早的作用體現不突出，出現了「沒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階下囚』」的現象。
此次修訂落實了從嚴治黨、黨要管黨的要求，強化違紀查處，為黨紀「加碼」，在法律之前為黨員劃定紀律底線，從小錯抓起，不讓黨紀嚴於國法淪為空話。
專家表示，條例修訂的精神已經在近期紀委執紀當中有所體現。例如，中紀委對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涉嫌嚴重違法違紀的通報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重大問題上發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不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干擾、妨礙組織審查；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為提拔職務進行非組織活動，違規選拔任用幹部，隱瞞不報個人有關事項等。
高波表示：「通報中通篇都是鮮明的『紀律語言』，是紀委執紀當中紀法分開的明顯信號。新修訂的條例正是把這些實踐成果固定下來。」
劃定紅線：強調追責 明確6類「負面清單」
條例修訂：強化「負面清單」作用，將原有條例規定的10類違紀行為梳理整合、科學修訂為六類：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把黨章關於紀律的要求具體化，並在分則各章中按照同類相近和從重到輕的原則進行排序。
專家解讀：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紹，例如濫發津貼等，以前雖有制度約束，但過於零散碎片化，現在制度更加規范，處分體系更完善。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過去，違反黨章、損害黨章權威的違紀行為缺乏嚴肅問責的條款，修改條例整合明晰了黨員的「負面清單」，對黨員幹部禁止行為的事實范圍進行了調整，內容細化，可操作，不僅告誡黨員幹部哪類行為不能做，同時提出清晰的處罰依據，違紀行為不再有空可鑽。
中央黨校黨史部主任謝春濤說，比如原條例第150條中關於「通姦」「包養情婦（夫）」的提法在新條例中被刪除，范圍擴大到「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讓紀律處分的面更寬更嚴。「有些不正當性行為可能只是道德問題，不違法，以前太具體反而容易有遺漏，讓一些人鑽了空子。修改後把軟約束變成硬要求。」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舊條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什麼都管，但有些問題沒管好。例如，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等以前難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帶，此次修訂明確列出，可以「對號入座」，使違紀者不能再心存僥幸。
高波介紹，條例把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確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反政治紀律條款，把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事項等列入違反組織紀律要求中。
「過去常說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樣算做到，一些人並不清楚，現在條例中對此明明白白說清楚了，不能再打擦邊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來成果制度化：方向精準 體現從嚴治黨常態化
條例修訂：將十八大以來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落實八項規定、反對「四風」等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制度化、常態化。條例明確增加了一些違紀條款，如廉潔紀律方面增加了權權交易、利用權職或職務影響為親屬和身邊人員謀利等；在違反群眾紀律方面新增侵害群眾利益、漠視群眾訴求、侵害群眾民主權益等；在工作紀律方面增加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工作失職等；在違反生活紀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等。
專家解讀：多位專家指出，十八大召開以來，中央始終堅持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但也時有「反『四風』只是一陣風」「反腐力度過大動搖執政基礎」的雜音，群眾在切實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時，也擔心反腐力度可能減弱。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表示，十八屆四中全會把黨規和法治一起作為國家法律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一些腐敗問題，必須出台嚴厲舉措，剎住歪風，但禁令並不是一陣風的運動，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長期發揮作用，更嚴約束黨員的黨內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來，查處了不少黨員幹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檔會所、打高爾夫等違反八項規定問題，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紀律處分條例中沒有具體明確的表述。新修訂的條例明確對超標准、超范圍接待或者借機大吃大喝等相關責任進行處分，一旦違反將依條例嚴格查處，這對黨員的約束力明顯增強。
庄德水表示，新的紀律處分條例讓問責、執紀、監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確了紀委監督執紀問責的要點、標准、尺度、力度。
專家指出，此次修訂的一個重要信號是：全面從嚴治黨，越往後執紀越嚴。高波表示，十八大以來，黨紀修訂明顯的變化是以問題為導向，針對現實中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用制度措施加以解決，按照全覆蓋－－從嚴執行－－更嚴要求的方向不斷邁進。「從嚴治黨沒有休止符，隨著形勢發展，制度層面上也將不斷完善健全。」高波表示。

7. 教育部公開8起教師違規典型案例，都反映了哪些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