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公共性
『壹』 武漢大學 行政管理博士 參考書目有哪些求詳細目錄,謝謝!
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生各研究方向必讀書目
研究方向(一):公共管理與領導研究
1、 費斯勒、凱特爾:《行政過程的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 納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門組織的戰略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 F·J·古德諾:《政治與行政》,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4、 詹姆斯·Q·威爾遜:《美國官僚政治——政府機構的行為及其動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5、 戴維·H·羅森布魯姆:《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 馬斯:《公共決策中的公民參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 羅伯特·達爾:《多頭政體》,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8、 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0、M·J·C·維爾:《憲政與分權》,三聯書店,1997年版。
11、斯蒂芬·L·埃爾金等:《新憲政論》三聯書店,1997年版。
12、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
13、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上海三聯1999版。
14、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5、徐勇:《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6、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7、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於建嶸:《岳村政治》,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0、徐湘林、格勒、趙建民:《民主、政治秩序與社會變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研究方向(二):地方政府與區域公共管理
1、[美] V·奧斯特羅姆:《美國聯邦主義》(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2、[美] 丹尼爾·J·伊拉扎:《聯邦主義探索》(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3、[美] V·奧斯特羅姆等:《美國地方政府》(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美] R·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中譯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美] 詹姆士·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中譯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美] 約瑟夫·S·奈、約翰·唐納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7、[德] 貝亞特·科勒-科赫等:《歐洲一體化與歐盟治理》(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8、[美] 邁克爾·麥金尼斯:《多中心體制與地方公共經濟》(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9、[美] S·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
10、[美] S·布萊克:《比較現代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
11、[美]E·奧斯特羅姆等:《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12、孫柏瑛:《當代地方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陳秀山、張可雲:《區域經濟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4、胡兆量:《中國區域發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5、舒慶、周克瑜:《從封閉走向開放——中國行政區經濟透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6、謝慶奎等:《中國地方政府體制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
研究方向(三):公共理論與行政倫理
1、[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2、[美]漢娜·阿侖特著,竺乾威譯:《人的條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汪暉等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版。
4、劉軍寧等編:《公共論叢》,三聯書店(連續出版物)。
5、[美]R.T.諾蘭等著,姚新中等譯:《倫理學與現實生活》,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6、[美]喬爾·阿伯巴奇等著,陶遠華等譯:《兩種人:官僚與政客》,求實出版社1990年版。
7、[美]特里·L·庫珀著,張秀琴譯:《行政倫理學: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8、[美]傑拉爾德·凱登著,[美]馬國泉編:《行政道德文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許卓雲:《從歷史看領導》,三聯書店1994年版。
10、[意]薩爾沃·馬斯泰羅內著,黃華光譯:《歐洲民主史——從孟德斯鳩到凱爾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11、瓦爾特·李普曼著,黃胃譯:《公共哲學》,(台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年版。
12、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V·登哈特、R·登哈特:《新公共服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O·C·麥克斯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種話語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5、H.George Frederickson, Ed, Eth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 E. Sharpe,Inc. 1993.
16、RorertB. Denhardt, In The Shadow of Organizati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1.
17、Terry L.Cooper, Ed,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on Ethics, Marcel Dekker, Inc, 1994.
18、PeterMadsen, Jay M. Shafritz, Ed, Essentials of Government Ethics, ThePenguin Group, 1992.
19、Adams,Guy & Danny Balfour.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Thousand Oak:Sage Publication, Inc, 1998.
20、The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View. Chandler & Sharp Pub.,1980.
研究方向(四):地方治理
1、夏爾.德巴什:《 行政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
2、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格羅弗.斯塔林:《公共部門管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4、孫柏瑛:《當代地方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戴維·羅森布魯姆:《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6、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7、董禮勝:《歐盟成員國中央與地方關系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8、劉君德等著:《中外行政區劃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等著:《美國地方政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0、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較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1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年版。
12、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等著:《美國地方政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較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丹尼爾·伊拉扎:《聯邦主義探索》,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15、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青目昌彥:《比較制度分析》,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17、詹寧斯:《法與憲法》,三聯書店1997年版。
18、羅伯特·.達爾:《多頭政體——參與和反對》,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9、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0、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研究方向(五):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
1、 希克:《現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 斯基亞沃-坎波、托馬西:《公共支出管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3、 里德、斯韋恩:《公共財政管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4、 魯賓:《公共預算中的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 理查德·馬斯格雷夫、佩吉·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第五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6、楊肅昌:《中國國家審計:問題與改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7、樓繼偉主編:《中國政府預算:制度、管理與案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8、黃佩華:《中國:國家發展與地方財政》,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9、尼斯坎南:《官僚制與公共經濟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0、費雪:《州和地方財政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敦利威:《民主、官僚制與公共選擇》,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2、戈登·圖洛克:《尋租:對尋租活動的經濟分析》,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3、布坎南、布倫南:《憲政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爾姆斯、桑斯坦:《權利的成本:為什麼自由依賴於稅》,北京大學2004年版。
15. Patashnik, Eric. 2001. Putting trust in the US budget:Federal trust fund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Albert C. Hyde. Eds. 1991. Government budgeting:Theory, process, and politics.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7.Khan Aman & W.Bartley Hildreth. Eds. 2002. Budget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8.Khan Aman.Eds. 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theorie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9.John Bartle. 2001. Evolving theories of publicbudgeting. New York:JAI Press.
20.Gerald J. Miller, W.Bartley Hildreth & JackRabin. Eds.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研究方向(六):城市管理與市政學
1、F.J.古德諾:《政治與行政》,華夏出版社 1987年版。
2、西蒙:《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
3、B.蓋伊.彼得期:《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萊恩:《新公共管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5、夏書章、王樂夫、陳瑞蓮編:《行政管理學》(第3版),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夏書章著:《現代公共管理概論》,長春出版社2000年版。
7、夏書章著:《市政學引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
8、夏書章、徐理明編:《市政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納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門組織的戰略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0、薜瀾等著:《危機管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1、彼得.F.德魯克等著:《知識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2、夏書章著:《知識管理導論》,武漢出版社、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夏書章著:《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4、夏書章著:《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
15、李瑞環:《城市建設隨談》(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6、李瑞環:《城市建設隨談》(下),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7、夏書章主編:《行政效率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8、拉塞爾·M·林登:《無縫隙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9、夏書章、汪淑鈞:《行政奇才——周恩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0、徐曉林、楊蘭蓉編著:《電子政府導論》(第二版),武漢大學出版社、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研究方向(七):公共管理與制度分析
1、郭小聰主編:《政府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方福前:《公共選擇理論——政治的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德] 柯武剛、史漫飛著:《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4、[美] 奧斯特羅姆、帕克斯和惠特克著:《公共服務的制度建構》,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
5、[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美]曼瑟爾·奧爾森著:《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美] 蓋瑞 ·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美]丹尼斯·C.繆勒著:《公共選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9、[美]喬·B.史蒂文斯著:《集體選擇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美]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與公共經濟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1、[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著:《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研究方向(八):政府組織與管理
1、戴維·奧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擯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羅伯特 · B · 登哈特:《公共組織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B · 蓋伊 · 彼德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雅米爾 ·吉瑞賽特:《公共組織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演進》,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5、格羅弗·斯塔林:《公共部門管理》,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6、納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門組織的戰略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7、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合共和制政治理論》,上海三聯1999版。
8、詹姆斯·Q·威爾遜:《美國官僚政治——政府機構的行為及其動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9、萊恩:《新公共管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0、戴維·H·羅森布魯姆:《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1、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2、V·登哈特、R· 登哈特:《新公共服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較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麥克爾 ·巴澤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願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5、拉塞爾·M· 林登著:《無縫隙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6、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7、F·J·古德諾:《政治與行政》,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18、陳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蔡立輝:《電子政務:信息時代的政府再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20、羅納德·克林格勒、約翰·納爾班迪:《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研究方向(九):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1、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組織》,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雅米爾·吉瑞賽特:《公共組織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演進》,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
3、瓦休等:《組織行為與公共管理》,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4、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組織》,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斯格特:《組織理論》,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
6、羅伯特·B·登哈特:《公共組織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7、曼瑟爾·奧爾森著:《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丹尼斯·C.·繆勒著:《公共選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9、喬·B·史蒂文斯著:《集體選擇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拉齊爾:《人事管理經濟學》,三聯書店2000年版。
11、羅納德·克林格勒、約翰·納爾班迪:《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戰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2、藍志勇:《行政官僚與現代社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3、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14、張永宏:《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詹姆斯·Q·威爾遜:《官僚機構: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三聯書店2006年版。
16、保羅·R·尼文:《政府及非營利組織平衡計分卡》,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17、西奧多·H·波伊斯特:《公共與非營利組織績效考評:方法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8、CarolH.. Weiss, Evaluation: Methods for Study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Prentice-Hall, Inc. 1998.
19、LauraLangbein, Public Program Evaluation: A Statistical Guide, M. E. Sharpe, Inc.2006.
20、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21、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22、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23、林德布羅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24、蓋瑞·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Susan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78.
『貳』 需要汪暉的簡介
汪暉簡介:
江蘇揚州人,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1976年初高中畢業。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一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志主編,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兩卷本,即出)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采訪汪暉先生是一次有意思的經歷。因為在關注77、78級的視角上他與別人不太一樣,所以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也跟別人不一樣。開始我們還試圖扭轉他的思路,但很快發現自己是徒勞的,在他斯文有禮的外形下有很倔強執拗的個性。索性就跟著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沒什麼不好,不同的關注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許正說明了汪暉身上特有的東西。
這種"不同"很可能與他來自一個南方城市的一所師范學院有很大關系。雖然他後來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學至今在農村、縣里的中學教書。汪暉一再強調,是後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學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現在雖然他們在很不同的環境中,但大家都成為業務骨幹,為培養當地的大學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汪暉對他們的贊美是發自內心的,以至於他總是不自覺地重復他同學們的"聰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訪內容時我們不得不把重復的地方一再刪掉。
其實我們發現汪暉先生是一個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對中國的底層群眾投以那麼大的關注。但我們想,他也應該是一個矛盾的人,畢竟他也贊同"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所以在談及自己的理想時,他說自己真正希望的是過一種四處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處安安靜靜的地方念書,不需要很好的條件,只要可以隨意地看書,自由地思考。
問:在我們的采訪對象中,談及上大學前的經歷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屆生,一種是上大學前有過工作或者上山下鄉經歷。不知道您是屬於哪一種?
答:我上大學前是工人。17歲的時候我從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畢業,沒有下鄉,因為年齡比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後在兩個工廠做臨時工。第一個是一家制罐廠,我在那兒做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從冷庫拉到車間,然後用大臉盆把肉放到絞肉機里攪拌,比較辛苦,蠻消耗體力的。我幹了有半年多,就換到另一個工廠揚州毛紡廠,在擋車車間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後,也到年齡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揚州市無線電一廠。我進廠的時候就已經聽說要恢復高考了。所以在那兒工作的幾個月,實際上是一邊工作,一邊等待考試。
問:後來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學?
答:我考取的是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雖然中國十年沒有高考,但我們自己其實都在讀許多書,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大家對高考有說不清的感覺。父母希望我參加考試,當時許多人也在准備。我那個時候年紀小,覺得即使是下鄉也挺好的,考大學就是換一個環境,並沒太大感覺。其實在工廠也很愉快。
問:參加高考時給您比較深的記憶是什麼?
答:高考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當年我有兩個很深的印象:
一個印象是,我們"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學度過的,非常自由,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競爭,要那麼拚命地復習考試。當時的課內知識是不夠的,所以每個學期我們都要學工、學農。在這個過程中,小孩子們是一種很友善、平等的關系,當然也會有很多其他問題,打群架了,鬧事了,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後來到了工廠大家也是一樣的。高考給我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大家突然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就是十年的畢業生同時競爭一年的大學生名額,而第一年全國招考的大學生是非常少的。這個競爭第一次讓我們意識到同伴之間的差別。大家原來都是一樣的同學,在一起玩,忽然通過考試人就分開了,命運也不太一樣了。周圍的人對你的看法也變了,你是大學生,他不是大學生,或者他是重點大學的大學生。現在當然差別也大,但那個時候好像顯得更厲害。所以這個是我面臨的第一次競爭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間友誼的一個考驗。這個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個印象,就是報文理科。我母親是文科的大學老師,文革時,文科當然受的破壞是最大的,文科老師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帶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包括我父母當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所以我父母堅決反對我學文科,絕不允許我報文科。在父母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我就開始復習理科。但到了報名的時候,別人到我家送報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張填了中文。可是當時我還從來沒復習過文科。所以考試我的總分並不高,只有語文高一些。
問:為什麼那麼喜歡學文科,甚至不顧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張地填中文系?
答:因為我喜歡啊,從小就一直讀這些書。雖然父母反對,但還是從小受到他們的影響,家裡也有很多藏書。
問:上大學前想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麼?
答:我們的少年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個時候和現在不太一樣的一點是,未來是特別不確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會下放,會去工廠;但另一方面,其實特別不確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後會做什麼。現在年輕人會想,我要到一個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資,考試的時候就在設計整個一生的未來。但我那個時候沒有。這與現在的人真的不一樣,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經驗。
問:念大學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答:那個時候的同學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為背景產生出來的這一代人,我覺得是空前絕後地用功,那麼用功非常少見。等到79級、80級以後,情況就發生明顯變化。雖然那個時候念書的條件好了很多,但念書的熱情好像不那麼高了。可能是因為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覺得耽擱了;而且77、78年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在那樣的條件下,大家都極為熱情地讀書。
當時大家都超時讀書,很早起來背書,很晚才休息。學校後來覺得這樣不行,規定11點所有教室燈都要關掉,而且宿舍的燈泡度數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為這個我還捲入到與學校的沖突,因為我們把宿舍的燈泡換了個度數大的。但即使關燈以後,還有很多同學想方設法念書,所以晚上11點以後你到教室會發現裡面都點著蠟燭。那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問:在大學中收獲最大的是什麼?
答:首先是學到了很多知識, 77、78級幾乎是中國恢復高考後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學者教育的大學生,這個情況在79級以後就很少了。我記得很多文革時靠邊或者被打倒的老專家、老權威,在1977年以後還有那麼一段短暫的時間走上講台。我所在揚州師范學院是個小學校,但中文系當時非常強,很多老師在其工作的領域里與全國任何一個學校比,都是領先的。很多全國著名的老教授,當時都給我們上本科的課程。我們受過這一代老師的教育,與後來的大學生有一點點不一樣。說不清楚具體不同的是什麼,可能在看待文學、歷史方面和他們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這個不是用語言能說清楚的。
第二個收獲最大,就是確立了自己的興趣。中學的時候沒想過將來要怎麼樣,就是想做點事。念大學時形成了興趣和對未來的想法,並開始考慮通過什麼方式來實現。比如說,我就決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問:談到這一批大學生,很多人評價他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有非常好的歷史機遇,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答:你說的機遇我很難說清楚。因為77、78屆學生的分配與所在的學校有很大關系。比如你畢業於南京大學,那麼大學和省政府機關等地方有很多好單位等著你。我在揚州師范學院的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還是去做中學老師。這一點與今天大學生不同,今天的大學生不是定向的。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生畢業分配基本上還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個中學都是決定了的。我現在很難評判這個好還是不好。今天的大學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多,而且已經積累了這么多年,擇業也是非常困難的。
當年從不好的方面講,就是個人缺少選擇職業的自由,將來到哪去由不得你。我當年是考上研究生了,雖然當時大學也表示要留我在學校教書,但我已經做好思想准備到一個中學去。
現在我的很多大學同學都是農村、縣里、城裡中學教書的骨幹,而且有些還榮獲了各種各樣的榮譽。當然也有當校長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學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時候,還是蠻感慨。他們長期做這樣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貢獻非常大。現在農村的中學培養了很多大學生,這與他們的勞動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但今天的大學生基本上就不願意再回那裡做老師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農村民辦老師工資無著落,農村嚴重缺師資,這個得問問我們的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國家硬性安排是有問題的,因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政策,鼓勵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則這個社會一定是越來越分化的。
考取大學對我們這些人確實是個機遇,但從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機遇。我在這件事的認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現在就業的多樣性很讓人羨慕,但另一方面,對那一代人來講,有了一個學習的機遇,畢竟受了這樣系統的訓練後,他們才能做很多事情。
問:您談的這些對我們有一些新的啟發,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話題。
答:可能因為你們采訪的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從一個非省會城市大學畢業的人,我比較了解這一點。我到過中國很多名牌大學,在國外還呆過好多年。
雖然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可能走得遠一點,但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大學同學們的智慧就比別人差,從來沒有。對於我的這些同學,有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這些人是非常聰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後來他們的職業發生分化只是因為大學後所處的環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輩子中學老師,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別的機遇,做了各種各樣的事。後來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但這個跟他們個人的智力沒什麼關系。他們中有的確有非常非常優秀的人物。
雖然揚州師范學院的基礎教育非常扎實,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麼去做一個中學教師,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這樣的,而且我的同學年紀也比較大,他們考慮問題相對實際一些。尤其那個年代年齡偏大的人外語相對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語是先決條件。其實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語不行,不能考研究生,喪失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然而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得很好,我覺得這個社會分工就是這樣的。77級的各個同學,基本上都是學校教學的骨幹,或者是校長或者主任。有幾個同學,印象中被評了很多獎,據說是非常優秀的獎勵。我不太懂中學老師的評級,反正被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師。我覺得他們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問:您認為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分化?
答:就是考試嘛!因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大學的等級制度。即使上了大學,還有大學的等級,名牌大學和地方大學差別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學的時候南京大學是全國性分配,而且省級機關、很多大機構都向它開放。而我們學校就不一樣了。中國大學的分級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化根據,你進什麼大學實際上對你的未來起極大的作用。當然再後來的一個改變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麼地方,獲得的資源和地位是不一樣的。我到北京念書時的機遇跟我在揚州時完全不同。這個就是中國教育體系裡面的等級。這個在西方也是一樣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跟一個地方學校的學生機遇是不一樣的。當然他們的流動性可能比我們好一些,我們現在也比過去好一些。雖然大學名牌與非名牌還是不一樣,但就業是自由的。我們那個時候是國家分配,國家只給你這樣的編制和名額,你不要想跳出這里到別處,你不可能自由去申報另外的單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沒有用的。這是當時規定的。我所說的三六九等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現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當時是用國家強行規定的辦法,讓這些人到這些農村、縣里的中學去。中國社會應該讓不同的區域通過教育體制獲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讓好的地方越來越好,壞的地方越來越壞,最後壞的地方大量出現農民孩子失學的問題,因為整個教育水平低,沒有好的老師,學校辦不好,孩子上學也考不取大學。一代一代就變成這樣惡性循環。
人先天的差別有多大?我認為沒多大。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為後天條件造成的。我的社會理想就是讓這些人有更公平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應該更努力做到的。
問:接下來我們談談《讀書》雜志。現在很多學術類的雜志生存困境很大,《讀書》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答:《讀書》沒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發行十多萬,在經濟上完全自負盈虧,而且每年還上交三聯書店很多利潤。《讀書》應該是知識界比較成功的一份刊物。
問:一般來講都說"曲高和寡",《讀書》是如何作到不僅品位高,而且廣泛受到讀者歡迎?
答:第一,雖然《讀書》是有很多學術內容的刊物,但給我們寫作的這些學者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像給學報寫論文的那種寫法,所以《讀書》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還是很多人都願意看。第二,我們追求的是讓《讀書》成為一個社會公共論壇,這樣一個論壇不斷地觸及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問題、危機、矛盾以及我們未來的前景。這樣的討論一展開,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然,我們主要是從"讀書"的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但只要你觸及這些問題了,自然就有很多人會關心、會看。另一點是《讀書》堅持多樣性。《讀書》當然有自己的標准和取向,但裡面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問題,所以它有一定的廣泛性。《讀書》的作者群落是好幾個輩分的人,包括費孝通、清華大學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先生,都是快100歲的人;中年一代給我們寫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億、葛兆光、陳平原等等。現在又有更年輕的。海外的留學生,甚至西方的學者、亞洲地區的學者都給我們寫稿子。所以《讀書》的知識資源比較豐富,別的雜志想得到這樣的資源就比較難。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他們有很好的讀書習慣。《讀書》的讀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問:每一本雜志都有自己的定位,《讀書》的定位是什麼?
答: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文化評論。書有"大書"、"小書"、"書里"、"書外",不光是讀書本,也包括讀社會這本"大書"。所以形成的是一個公共論壇,揭示社會的一些問題,引發思考。當然最重要的一點,至少是我做主編的時候,我確定它基本不是一個振臂一呼的雜志,也就是所謂喊口號的雜志,它的基本目的是讓人思考。它發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裡面,讓讀者也參與到這種思考和討論當中來。比如說大家經常說WTO帶來的機遇、挑戰等等,但《讀書》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問題,《讀書》雜志的聲音和一般媒體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時候,我們會想到這其中的很多其他問題。這些文章組織在一起,就推動人們對我們所處世界的處境的思考,這個我想是《讀書》的一個方向吧!
問:但現在有一部分讀者反映,《讀書》似乎越來越專門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專門化的,這個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讀書》一定程度上也有與大眾趣味之間的……怎麼說,一種互動吧。假定我們社會的閱讀都變成了大眾口味,稍微難一點我們就不肯去看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會讓我們喪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會發現娛樂性的刊物有無數種,多一種少一種都無所謂。《讀書》堅持有一定的挑戰性,包括知識上的挑戰性是必要的。當然不是說難懂就是好的,不是這個意思。但我覺得《讀書》不能完全變成大眾刊物,如果是那樣,這個社會也挺悲哀的。就像現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們只看連環畫,連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鐵里都是賣連環畫的,文字很少。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社會不是什麼好事情,這樣對待知識和思想問題,說明這個社會有很大危機。
我們的社會已經有很大危機,比如缺少反思能力,總是跟著潮流走,《讀書》不太願意這樣。我寧願做出一定的犧牲,也要保留它這一部分。我們盡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說完全討好大眾口味。我知道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都喜歡輕松,所以已經很少有同類的刊物願意再做與《讀書》同樣的事情。但《讀書》在這件事上不能放棄。《讀書》發表一些難懂一點的文章,是因為背後都是有問題存在。如果整個社會變成除了搞笑沒有別的,蠻可悲的。我不是反對人家做這個,因為社會也需要這個,但如果一個社會連一份兩份嚴肅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納的話,我覺得不僅是這個刊物的悲哀,也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問:現在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讀書》又是一份自負盈虧的雜志,但你們似乎很少做自我宣傳,為什麼?
答:我們自己的確是很少做宣傳。很多朋友也說,《讀書》也應該多做一點宣傳,也許將來會做的。但《讀書》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就是讓大家自由來去。這是一個樸素、低調的方式。
我剛才說了,《讀書》不是一個振臂一揮的地方,大家討論的問題很尖銳,但不是故意說一些刺激人的話,讓大家騷動一下。我不欣賞這種方式。《讀書》觸及的問題本身都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一些人認真的思考和想像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傳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時候你也得相信讀者。文化產品,《讀書》也好,一個人寫作的論文也好,一個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說也好,最終的判斷掌握在讀者手中。你說廣告重要嗎?廣告是重要的,但讀者的判斷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學術不同於一般的商品,不同於空調、酒,這是不一樣的。不是說我反對廣告,我不反對,而且《讀書》這方面應該說做得不夠……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這也是一種姿態,因為實在不喜歡變成商品。
問:《讀書》上的廣告多嗎?
答:很少。只有一些書的廣告,我們不登別的廣告,除了出版社宣傳圖書的插頁廣告。
問:如果有廠家要求做廣告,你們登不登?
答:基本上沒有做過這些東西,而且我覺得,突然有一個廣告發在《讀書》上,熟悉《讀書》的讀者會很不習慣。我現在很難確定,但基本方針是不登。
當然《讀書》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廣告之間做抉擇的時候也許我們會妥協,這個不是不可能。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生存的壓力。
而且我覺得《讀書》是為大家服務的。也許因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聯書店的人,只是應他們的邀請做主編。對我來講,我們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帶有義務的性質,我沒想過要用它賺錢,我想的是要讓它為大家服務。這是真實的一個狀況。但坦白地講,現在我們的編輯待遇很不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編輯工作條件,但這個改變不是把《讀書》變成賣的商品,如果這樣的話,《讀書》也就不是《讀書》了。
問:您自己是如何讀書?
答:我讀的書是跟自己研究有關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樣,最近幾年主要在讀17、18世紀的一些史料。當然我也讀一些新的研究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只要沒什麼特殊的事情,就從早上讀到晚上。
問:您覺得這些年來,您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的大環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
答:首先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時代,社會的變化對我們這些人從生活到職業都有很大的影響。第二,有影響不等於你完全要順著時代的潮流,你有順應,有適應,也有反抗,有協調,有各種各樣的過程,無非就是這樣。
你在這個社會生活,你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你總是要跟著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變化。但每個人畢竟已經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生活態度,所以不可能說我什麼都適應,什麼都贊成。一個知識分子更是這樣。對我來講,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因為外部環境有什麼變化。但改革開放以後,我能夠做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在國外教書,這個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社會變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所有的價值我都要接受,不是這樣。
補充采訪:
1. 對您來說,20年來幾個比較關鍵的轉折點是什麼?您覺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幾個選擇關頭,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標準是什麼?
人的一生都在選擇。我自己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我的一生,這個問題我得以後再回答了。
2. 為什麼要離開社科院的工作到《讀書》來?在《讀書》工作過程中,遇到過動搖的情況嗎?您是怎麼解決的?
我在《讀書》只是兼職,並沒有離開我的研究工作。我來《讀書》純屬偶然,因為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總編輯邀請我來,我不能推辭。我本來沒有長期做編輯工作的打算,也許因為不斷地面臨挑戰,所以反而留下了。我從來沒有因為遇到困難而動搖,動搖總是因為內心感到懷疑才會發生。
【名師訪談】訪我校學術新人獎獲得者汪暉教授
●新聞中心記者 冷凝
「一個人一生能做出來的東西其實很有限,我希望盡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點。」我校2003年學術新人獎獲得者、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如是說。
「人文研究課題一般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大量閱讀、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積累,靠傳統,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學術成果的意義有時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影響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價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汪暉對「路況」感觸頗深,他的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寫作過程歷時十三年。
汪暉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他是在魯迅的學生唐弢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人文研究領域已經耕耘20多載,來清華大學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頗豐。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魯迅的,後擴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寫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一書是新時期魯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被公認為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後在大陸和台灣出版了三個版本。一些魯迅研究學者將該書視為改變魯迅研究範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戰》、《嚴復的三個世界》、《科學話語共同體與新文化運動的起源》、《章太炎與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個人觀念》等論文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其中若干論文已經分別被翻譯為英文、日語、韓語。他撰寫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等長篇論文先後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義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會文本》(美國)、《世界》(日本)、《創作與批評》(韓國)、《當代批評》(韓國)、《世界報外交雜志》(法國)、《宣言》(義大利)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
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碰到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汪暉沒有在某一個層面停下來,因此該書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遲。「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學科的性質會出來。如果要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積累。」 「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有歷史的,也有理論的,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么長的時間。」
發現一個問題,找到一個解決方向,都會令汪暉興奮不已。「一個好的課題會讓你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一些階段性成果,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一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么長的時間。」 通過深入的研究,發展出既能回應當代世界的變化和問題,又植根於深厚的傳統之中的學問,進而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學術視野,這是汪暉立志努力的方向。
『叄』 汪暉的個人簡介
連境內自由派代表南都都承認汪暉時期的《讀書》是中國各種思想交流的平台,但在2007年意外遭到解職。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
汪暉的四卷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卷帙浩繁,內容十分復雜。首卷圍繞「理」與「物」的關系這一中心命題,探討了宋明儒學的「天理」主題;次卷轉向「帝國/國家」問題,先證明它們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國時使用的主導性的現代二元對立概念,再論證它們對理解清朝和民國的國家特性來說,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對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進行分析,並揭示出,在將舊的「天理」世界觀重塑為「公理」世界觀的時候,他們既納入了西方式的科學公理觀念,又保持了傳統的對「天理」中的「理」的倫理—政治的關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討論了現代「科學話語共同體」如何興起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核心主題。四卷洋洋灑灑至一六○八頁,僅「導言」一章,即長至百餘頁。 (黃宗智:探尋中國的現代性)
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肆』 以憲法中的實質平等觀的視角論述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
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權的問題是世紀9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界最熱門的話題。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政治,概括地說,是關於少數民族、「賤民」群體和女性主義對於承認的需求的政治話語。在冷戰結束後,種族、性別、民族—國家等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尖銳程度凸現出來。這些在後冷戰時代出現的與傳統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語境截然不同的問題使得在以權利自由主義形式出現的新老自由主義理論和當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別及民族主義問題以及民主法制國家內部以「尋求自主性」為標記的社會運動(包括分離主義運動)之間造成了巨大的真空,(註: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戰結束以後在西班牙、蘇格蘭、印度和其他許多地區出現的分離主義運動與傳統的民族主義存在根本區別,這些運動與其說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不如說是族群主義(ethnicism)的表現。具體討論可參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社群主義的重鎮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認的政治」和批判理論的主將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正是在敏銳地感受到這些問題對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構成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加入到這場爭論中來的。 ;
有意思的是,盡管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觀念遭到社群主義的激烈批評(姑且不論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於柏林秉承維柯與赫爾德的傳統,批判「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承認並且尊重個人的民族、社群、文化、傳統和語言的歸屬感,從而使其以價值(文化)多元論為基礎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成為90年代甚囂塵上的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重要精神資源。
雖然泰勒和哈貝馬斯的理論並不能被涵蓋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籲求之中,從自由民族主義經承認的政治到憲法愛國主義的內在演進脈絡仍然構成了文化多元主義境遇中的政治論證發展的主線。
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立論依據是其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對西方啟蒙和現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訴求的批判以及對價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約性和不同文化與文明的多樣性及其不可通約性的不懈論證,(註:參見顧昕,《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甘陽,《柏林與「後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論先驅則是赫爾德把各種文明、文化表現出來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義的突出表現的「反啟蒙主義」。
赫爾德拒絕把理性的標准作為衡量每一個社會的惟一標准,他要求根據每個社會「自身的內部標准」對該社會作出判斷。在赫爾德看來,「文化的多樣性」表明,通過共同的語言,通過歷史的記憶、習慣、傳統、情感等紐帶而歸屬於某個社群,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並構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爾德和柏林看來,抽象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基於抽象個人觀念的世界公民主義是空洞的。群體認同和民族認同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對柏林來說,個人的幸福不能與所屬的共同文化形式分離開來,因為他們所選擇的對象、追求的幸福均由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構成,這些文化形式破損的程度也是與個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適應的。而能夠使我們在歸屬問題上的各種選擇成為可能的,是自由,特別是柏林所謂消極自由。正是柏林這種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構成其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直接理論前提。
在已屆82歲高齡時所作的名為《兩種民族主義概念》的訪談中,(註:此文中譯載於《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該處。)柏林對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進行了區分。所謂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上表現為種族主義、大國或大民族沙文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各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排外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等,在政治上表現為德國納粹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伊朗的神權政治等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捍衛自身文化的同時,對其他文化及其承擔者輕則拒斥、壓制,重則必欲毀滅而後快。」(註:參見顧昕,《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甘陽,《柏林與「後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
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柏林指的就是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針對那種認為赫爾德的民族主義是第三帝國的思想資源的觀點,柏林指出,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而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和習俗。根據赫爾德,每一群體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習俗與生活方式,一種看事和行為的態度。這些之所以有價值,純粹只因為它們屬於這個集體所有。赫爾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樣性,認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認為赫爾德所說的毫無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點在於文化自決。
針對「文化自決的抱負怎會轉變成為民族主義的侵略行為?」的質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對民族主義的精妙闡述,他追隨席勒對民族文化就像「壓彎的細枝」這種觀點所作的解釋,把受傷的民族精神比喻為壓彎的細枝,它可能會因外在的壓力過大而被最終折斷,但是如果樹枝的韌性極大,那麼一旦外力舒緩,樹枝就會以極大的力量反彈。民族自尊迸發的時候,時常是專橫中帶著侵略性的。現代民族主義的病態性發展正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反動。
在回答「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可能適合這文化自決的新時代,同時又能維護自由,也許還能遏制流血?」的問題時,柏林坦率地承認,文化自決而沒有政治架構,這正是當前的問題。盡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經濟的統一又有文化的多樣是可能的事,一個現代民族,如果能夠有良好的政治體制,再加上一些好的運氣,其歸屬的需要是能夠同個人自由平安相處的。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許多民族的悲劇卻在於,其政治憲政體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不能使自由和歸屬的價值結合在一起。「充分滿足的國家民族具有相當程度的統一性,其他國家民族保持適意程度的多樣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終設想,但他沒有討論在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中,自由主義能夠同民族主義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顧兼容;他也沒有討論,在現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處的情形中,我們能夠發現什麼共同的東西,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因素。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詮釋者約翰·格雷的話來說,柏林思想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在接受了為批判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強調的多元論觀點以及他們贊同的對特殊文化保持忠誠的正當有效性以後,如何把留存下來的人類理性和道德統一性的范圍和限制加以具體化的問題。」(註:格雷,《柏林》P.103,昆侖出版社,1999。)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柏林傳人的泰勒結合魁北京分離運動個案所提出的「承認的政治」正是沿著這一方向作出的進一步努力。
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個以法語居民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這個集體目標為由對魁北克居民施加了某種限制,例如規定非法語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語學校就讀,擁有50名以上雇員的企業必須使用法語,以及規定不用法語鑒署的商業文件無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權利憲章增加了一個條款,承認魁北克為「特殊社會」,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其集體目標合法化。
這里產生的問題是,一方面,對於許多加拿大英語居民來說,一個支持某種集體目標的政治社會,對於憲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權利條款是一個威脅。因為支持某個民族群體的集體目標很可能會限制個人的行為從而侵犯他們的權利,即使不至於踐踏個人權利,由於並非所有受某種司法權管轄的公民都屬於能從該司法權受益的民族群體,這樣做也可能被認為是內在歧視性的。另一方面,對於魁北克政府來說,在魁北克保存和發展法語文化是件不證自明的好事,政治社會不能在以下兩種人之間保持中立,一種人贊成保存我們祖先的文化,另一種人為追求自我發展的個人目標不惜割斷與傳統的聯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給予集體目標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傾向於選擇一種不同的自由社會模式,按照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用一種好生活的概念來組織社會,同時又並不因此而歧視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
泰勒的「承認的政治」就是為了揭示這一當今重大政治問題的哲學價值,在無視差異的同質性要求和差異政治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把觀念史分析方法運用到魁北克個案,泰勒深刻地闡發了平等的承認之中表現出的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異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兩種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聯系的形態之間的內在緊張。前者是伴隨著從榮譽到尊嚴的轉移而來的,這種政治強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嚴,其內容是權利和資格的平等化,這項原則最近贏得的最大勝利是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後者是從現代認同觀念中發展出來的,它要求承認個人或群體獨特的認同,這種認同正在被占據統治地位或多數人的認同所忽視、掩蓋和同化。
這兩種政治的內在聯系在於支撐著差異政治的基礎正是一種普遍平等的原則。差異政治譴責任何形式的歧視,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尋味的是,差異性要求本身並不能被普遍主義的尊嚴政治完全吸收,因為「它要求我們承認並給以地位的是註定不能分享的東西。換言之,我們承認每個人的獨特性,只是對某種普遍存在的情況——人人皆有其認同——給以適當的承認。普遍的要求推動了對於特殊性的承認。」(註: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但是,雖然這兩種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卻是相互沖突的,「一種觀點認為,平等尊重的原則要求我們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這種見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為我們都是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們應當承認甚至鼓勵特殊性。前者指責後者違背了非歧視性原則。後者對前者的指責是,它將人們強行納入一個對他們來說是虛假的同質性模式之中,從而否定了他們獨特的認同」。(註: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義把無視差異的普遍主義看作是非歧視性的,而差異政治則認為「無視差異」的自由主義本身僅僅是某種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種冒充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
泰勒的方案包含了這樣的兩重性:一方面,他把差異政治看作是從平等尊嚴的規范中派生出來的,認為承認的必要性在於能否真正貫徹平等的原則,這構成了對無視差異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義的批評;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價值作為一個假設或邏輯起點,實際上是強調承認的政治必須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進行,(註:參見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從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實質性判斷和強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種族中心主義。
那麼,就與權利自由主義的關系而言,究竟應當如何來把握泰勒推薦的「第三條道路」的性質?考察一下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認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理論的批評將會有益於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哈貝馬斯認為,只要正確地解釋權利理論,就會發現它不但對於不平等的社會生活條件不是無動於衷,就是對於文化差異同樣也不是置若罔聞。在哈貝馬斯看來,泰勒僅僅從個人的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的角度來理解權利自由主義,從而就與程序性自由主義忽視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樣,把自律概念一分為二,而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受眾(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獲得(康德意義上的)自律,就應當能夠把自己視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據所制定的法律,他們又都是私法主體。」(註: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342.)事實上,根據現代憲政的理性觀念,個體的主觀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設定為權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現代法律所保障的雖然是獲得國家認可的主體間的承認關系,由此產生的權利確保的卻是永遠處於個體狀態的法律主體的完整性。而一旦賦予主體法人一種主體間的認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釋所造成的盲目性,「個人,包括法人,只有經過社會化,才能充分地個體化。由此可見,一種得到正確領會的權利理論所要求的承認政治應當維護個體在建構其認同的生活語境中的完整性。這點無需任何對立模式來從另一種規范角度對個體主義類型法律體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堅定不移地把法律體系付諸實現。」(註: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P.343-4.)
如果說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隊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的批評過於抽象(這種抽象性是與他沒有在該文中詳盡闡述其立場相關的),那麼在作為《事實與有效性》英譯本的附錄發表的《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一文中則把他倡導的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豐富內涵全面地展示了出來。
三
憲法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貝馬斯的憲政觀中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前者要解決現代國家統一的價值規范問題,後者則是不但能夠置換民族性並賦予價值規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認同標准,而且能夠連接公民的動機和態度從而保證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穩定支持的動力資源。
盡管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但兩德統一、歐洲聯盟以及移民與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貝馬斯倡導和推展憲法愛國主義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說前者是其理論思考的直接解媒,那麼後兩者則是其憲政觀中內含的基本原則的運用對象。
首先,憲法是多元社會中表達形式的共識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義的事實和確保公民權利的任務決定了民族國家層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種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亞共同體之間的「公分母」,又是該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體現,哈貝馬斯把這個層次上的共同體稱作「法的共同體」。對哈貝馬斯來說,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個法的共同體即立憲民主國家中,不同的倫理生活共同體可以在同一個其核心為普遍主義原則的現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處,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構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賴的是以共同的善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來強制的動機和意圖的和諧背景的支持,這種公民身份的共和主義模式提醒我們,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對這樣的人們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習慣於政治自由,適應於積極自決實踐的『我們』視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須被植根於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註: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
其次,在確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識又培育多元社會共存感的立憲愛國主義的公分母或共同標準的論題之後,哈貝馬斯把其憲政觀的視野進一步拓展到歐洲一體化的范圍中來。在這里他關注的焦點是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關系。
哈貝馬斯認為,民主立憲國家和資本主義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並不是線性的。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使得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又以另一種形式表現了出來,這不但是由於民主過程迄今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內運作的,政治公共領域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而且因為其內涵是「朝向歐洲共同善的職責的意識」的「歐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問題尚在未定之數。具體來說,從歐洲一體化進程看,超民族水準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決策正在一個逐漸增長的程度上影響越來越多的人,而由於迄今為止公民的決策是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響歐洲決策的問題上擁有發言權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經濟律則變成一種獨立於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則僅僅局限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這一事實削弱了公民的地位並和與這種地位相聯系的共和主義要求相矛盾。很顯然,由於傳統的(歐洲)民族國家太小,不足以應付歐洲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經濟,因此應當聯合在更大的政治單元之中。而一個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夠的合法性,就必須包括基本的社會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礎不僅是藉助於形成公共討論(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主要成分)而實現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會權利,即以政治為基礎的福利制度。(註:參見希爾貝克(Gunnar Skirbekk),《評哈貝馬斯的〈後民族的格局〉》,載《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從這一角度,哈貝馬斯把歐洲統一的事業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對資產階級歷史局限性的超越是這種突破的題中應有之義。一百多年以前,以實施人權和民主為主要職能的民族國家框架,使得一種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會整合成為可能。一百多年以後面臨的任務則是以「進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圍內繼續這項任務。(註: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
最後,移民和避難問題加劇了立憲民主的普遍主義原則和保護已經建立起來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義要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果說,在兩德統一境遇中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主要針對的除了主張以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文化作為民族認同基礎的民族主義,還有後來在兩德統一時表現出來的所謂「德國馬克的民族主義」的話,那麼,哈貝馬斯的憲政觀在移民問題上所要反對的則是所謂富裕的沙文主義。
一方面,關於移民政策的辯論不應只涉及西歐的經濟體系吸收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應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觀點要求我們無偏私地對待移民問題,不但從富裕地區的居民的角度,而且從尋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尋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難而且是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在這里,哈貝馬斯援引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進行論證,對移民權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從互競的思慮得到辯護,即避免社會沖突和將會嚴重地危及社會的公共秩序或經濟再生產的負擔的需要才能使嚴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當性。
相對於社群主義從保護特定生活形式的種族—文化內涵的角度對自由移民權利施加規范性限制的特殊主義的論證,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認為,同樣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認同並非依賴於作為整體的種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賴植根於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則。的確,自決的民主權利包括保護形成公民身份權利的具體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權利,但它並不包括對一種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權利。
在刻畫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之後,哈貝馬斯充滿信心地預言,隨著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國大革命的情境中所夢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漸變成政治現實:「即使我們在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義的條件亦不再僅僅是一個海市蜃樓。至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個統一體,其輪廓已經隱約可見了。」(註: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
四
如果說,柏林的自由主義和多元論之間的緊張關系消解了為自由主義尋找普遍正當的理由的努力,從而自由主義最好被理解為將自我選擇的活動視為最重要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那麼哈貝馬斯則試圖在捍衛普遍主義(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義(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時把立憲民主的普遍原則與成為這種原則的動源並賦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聯系起來。「憲法的原則,只有當它們置身於由公民構成的民族的歷史情境之中,從而與公民的動機和意圖建立聯系,才會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形式,並成為動態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聯合體這個策劃的推動力量。」(註: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貝馬斯強調,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憲法為結晶的。每個民族文化都根據其獨特的歷史而形成對同一些、也體現於其他共和主義憲法中的原則——如人民主權和人權——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這種與特定的亞文化、亞群體——包括主流文化與主流群體——相分離的政治文化與羅爾斯所謂「重疊的一致」非常近似而與泰勒更加實質性的共和主義論題拉開了距離。問題的實質在於,「自由主義的價值論是個體價值自決,並通過程序主義的公共理性秩序來平衡價值沖突,而非由首級政治制度一視同仁地(平等)對待優質品和劣質品、善與惡、好與壞」。(註:劉小楓,《自由主義,抑或文化民族主義的現代性?》,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P.79.)這一點無論對於柏林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還是對羅爾斯主張與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學說脫離的所謂「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自由主義都是適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義的「文化現代性理論」以及過分拘泥於魁北克分離運動個案所造成的近視性不但使其「共和主義論題」沒有洞察到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系僅僅是一種帶有歷史偶然性的聯系而不是一種概念的聯系,而且使其「承認的政治」沒有能夠充分估價「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層次必須同亞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鑄成的認同相脫鉤」(註: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轉引自注(12)所及童世駿文。)的重大意義,後者不但是傳統自由主義政治論證的精髓,而且構成了哈貝馬斯在兩德統一、歐洲聯盟、移民與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導所謂 「憲法愛國主義」的重要理論前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把政治文化當作「做成」現代集體認同的關鍵,並把現代社會中同其他文化價值相分離的政治價值領域當作某種既予的東西的「與政治物相關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區別開來,後者不但為正確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關系鋪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們有足夠的餘地來設想超越民族國家邊界而形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從而為像歐洲聯盟這樣超民族的集體認同提供基礎。(註: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
哈貝馬斯清醒地意識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約束力顯然弱於在各民族國家內部近一兩個世紀所發展起來的國家公民互助,而成為歐洲統一進程瓶頸的欠缺正是缺乏對世界公民互助意識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貝馬斯的同齡人、德裔英籍社會學家達倫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會仍然局限在民族的邊界之內,它就必然與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相結合,而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是違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社會本身的原則的。只有當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建立公民社會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註:達倫多夫,《現代社會沖突》,P.6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會的理想上與達倫多夫一樣同屬康德信徒的哈貝馬斯則堅稱,如果我們不想回到作為「古老帝國中的政治上無能為力的農業人口的典型特徵」的宿命論,我們就必須把握復雜社會的民主自我調控的思想,「為什麼那種偉大的、在歷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識和王朝意識上升為國家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抽象力不能被繼續發揚光大呢?」(註: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哈貝馬斯提出了「繼續進展的現代性還是被繼續引導的現代性」這樣的問題,他援引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種現代性」和「反思的現代性」這一觀念,並認為吉登斯所謂「如果現代性延伸到全世界並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盡頭」以及「我們並未進入後現代時代,而是走近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現代性的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比迄今任何時候都更徹底、更普遍」這兩句話應當這樣理解:(註: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一方面,現代社會無法再把社會再生產的後果—它表現為系統化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外化,即不能再把這些後果轉嫁給其他國家和社會,轉嫁給子孫後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可以動用的外部資源越來越少,它必須日益依靠自己來再生產其基本條件。
『伍』 行政管理大一新生可以看看哪些書大學需要考哪些證
如果想把行政管理了解的通透,就必須和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各種基礎學科都有所了解,要知道行政管理的發展歷程以及發展趨勢——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區分三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所需要看的書有:
[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決策新科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
[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美]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美]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一經濟制度.上海三聯書店,1994
[美]丹尼斯?C?繆勒.公共選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諾思,托馬斯?戴維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1989
[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出版社,1995
[美]V.奧斯特羅姆等.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美]加里?S?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美]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投資.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美]G.J.施蒂格勒.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美]D.w.布羅姆利.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出版社,1996
[美]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比較財政分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出版社,1995
[美]R.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等.比較政治學j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
[美]托馬斯?戴伊等.民主的嘲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美]科恩.論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美]戴維?伊斯頓.政治體系:政治學狀況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美]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美]夏普,雷吉斯特,格里米斯.社會問題的經濟學(13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美]布坎南.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美]戈登』塔洛克.尋租:對尋租活動的經濟學分析.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1974
[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英]L.羅賓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英]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法]洛克.政府論(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荷]漢斯?范登?德爾,本?范?韋爾瑟芬.民主與福利經濟學.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挪威]A.J.伊薩克森等.理解市場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冰島]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汪暉等:《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
劉軍寧等.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北京:三聯書店,1995
鄧正來等.國家與市民社會――種社會理論的研究途徑.北京:中央編譯版社,1999
吳敬璉等.漸進與激進: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
董輔扔等.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
『陸』 汪輝的人物生涯
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1976年初高中畢業。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一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志主編,後因「長江讀書獎」身兼裁判和運動員獲獎引發質疑和「哈貝馬斯來華訪問筆記事件」於2007年被撤職。 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編有《文化與公共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汪暉的四卷本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卷帙浩繁,內容十分復雜。首卷圍繞「理」與「物」的關系這一中心命題,探討了宋明儒學的「天理」主題;次卷轉向「帝國/國家」問題,先證明它們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國時使用的主導性的現代二元對立概念,再論證它們對理解清朝和民國的國家特性來說,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對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進行分析,並揭示出,在將舊的「天理」世界觀重塑為「公理」世界觀的時候,他們既納入了西方式的科學公理觀念,又保持了傳統的對「天理」中的「理」的倫理—政治的關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討論了現代「科學話語共同體」如何興起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核心主題。四卷洋洋灑灑至一六○八頁,僅「導言」一章,即長至百餘頁。「(黃宗智:探尋中國的現代性)
3月10日《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被指稱《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多處抄襲,多名專家對此已有回應,稱「抄襲說」難成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就《反抗絕望》是否構成抄襲、汪暉是否梁(啟超)魯(迅)不辨、王彬彬的動機等問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三名專家均表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范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要說汪暉惡意剽竊恐難成立。王彬彬此前曾發文辱罵王蒙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另一教授藍棣之,因此有人對王彬彬的動機提出質疑,「派系之爭」、「罵名人以揚名」之說均被提及。 (鳳凰網文化綜合)
『柒』 歐洲起蒙運動簡介
歐洲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之後的第二次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這場運動最初興起於17世紀的英國,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等,18世紀後發展到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其中以法國的啟蒙運動聲勢最大,影響最深遠,涌現出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和狄德羅等一批傑出的思想家。
其核心思想是提倡理性,運動覆蓋了各個知識領域,如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等。啟蒙運動同時為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框架,並且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
『捌』 求推薦一些文學系列的書籍,文章系列書籍以及文藝理論系列書籍
個人推薦:
歌德《談話錄》
文藝理論書單
第一階段: 1.文學理論:
《詩學》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談文學》,朱光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2.美學、藝術理論:
《談美》朱光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美學散步》宗白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美的歷程》,李澤厚著,文物出版社1989年
《人類的藝術》房龍著,(版本非常多,盡量找個早期的譯本) 3.哲學
《蘇菲的世界》,喬斯坦•賈德著,作家出版社1996年 《哲學的故事》,威爾•杜蘭特著,三聯書店,1997年 《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必讀書目:
《美學散步》,宗白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推薦書目:
《美的歷程》,李澤厚著,文物出版社1989年
《人類的藝術》房龍著,(版本非常多,盡量找個早期的譯本) 第二階段: 1.文學理論:
《詩論》,朱光潛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文學理論》,韋勒克、沃倫 著,三聯書店1984年
文學基本理論
1、(美)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美)韋斯坦因著、劉象愚譯《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教學參考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陶東風主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文學理論閱讀書目
綜合類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
美學與文藝理論類
勃蘭兌斯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 李澤厚 美的歷程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華夏美學
柄谷行人 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巴赫金集 毛澤東 毛澤東論文藝 陳晉 文人毛澤東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選集 劉逸生 唐詩小札 秦牧 藝海拾貝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1989。 傑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韋勒克、沃倫:《文學原理》,北京,三聯書店,1984。 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 尼采:《悲劇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86。 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列奧塔:《後現代狀況》,多個版本。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 傑姆遜:《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西安,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務印書館,2002年。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1989。 羅鋼、劉象愚編:《後殖民文化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布魯姆:《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吳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珏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佛克馬等:《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地平線:哈貝馬斯訪談錄》,李安東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 (英)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北大的陳曉明教授給當代文學研究生開的書單,雖然說是當代文學,其實就是一份除去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學批評理論書單,可以作為參照
1,亞里士多德:《詩學》
2,黑格爾:《美學》三卷。
3, 羅素:《西方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盧卡契:《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
*6,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三聯書店,1989。
7,麥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
8,傑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9,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10,馬丁.傑:《法蘭克福學派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11,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12,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流》(六卷)
*13,韋勒克、沃倫:《文學原理》,北京,三聯書店,1984。
*14,沃爾夫岡.伊塞爾:《語言的藝術作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15,特里.伊格爾頓:《文學原理引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6。
16,羅傑.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17,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局,1999。
18,拉爾夫.科恩:《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19,喬納森.卡勒《論解構》,陸揚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0,茵加登:《對文學作品的認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
21,尼采:《悲劇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1986。
22,福科《性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23,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4,德里達:《書作與差異》,三聯書店,2001年。
25,德里達:《論文字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
26,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7,列奧塔:《後現代狀況》,多個版本。
28,保羅.德曼:《解構之圖》,李自修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9,J.米勒《重申解構主義》,郭英劍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0,羅朗.巴特《符號學原理》,李幼蒸譯,三聯書店,1988年。
31,雷蒙.威廉姆斯:《先鋒派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02年。
*3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
*33,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
34,麥克盧漢:《理解媒體》,譯林出版社。
*35,傑姆遜:《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西安,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36,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務印書館,2002年。
*37,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三聯,2002年。
38,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三聯,1998年。
39,李歐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學出版社。
40,福克馬、伯斯頓編:《走向後現代主義》,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41,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1989。
4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3,曹文軒:《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44,張頤武:《在邊緣處摸索》,時代文藝出版社。
45,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
46,程文超:《意義的誘惑》,時代文藝出版社。
47,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48,陳曉明:《表意的焦慮》,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
*49,賽義德:《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
50,羅鋼、劉象愚編:《後殖民文化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1,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52,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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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應該是北師的童慶炳等列出的書單,緊扣《文學理論教程》的脈絡
第一篇 導論
第一章 文學理論的性質和形態
1.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三聯書店1984年版。
2.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批評傳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崗:《美學和系統的方法》,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4.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波斯彼洛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5年版。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
1.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黑格爾:《美學》(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4.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5.童慶炳:《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二篇 文學活動
第三章 文學作為活動
1.黑格爾:《美學》,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2.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批評傳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童慶炳:《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童慶炳等:《馬克思與現代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劉曉等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
7.席勒:《審美教育書簡》,馮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弗萊:《弗萊文論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第四章 文學活動的審美意識形態屬性
1.葉朗主編:《中國歷代美學文庫》,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
4.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三聯書店1986年版。
5.童慶炳:《文學概論》,紅旗出版社1984年版。
6.錢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學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7.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第五章 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活動
1.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1859年5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寧:《論無產階級文化》,《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4.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5.高爾基:《個人的毀滅》,《論文學·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6.高爾基:《文學書簡》,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
7.高爾基:《論短視與遠見》,《文學論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三篇 文學創造
第六章 文學創造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5.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6.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國喜劇出版社1986年版。
7.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8.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七章 文學創造過程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2.榮格:《探索心靈奧秘的現代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3.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4.巴爾扎克:《巴爾扎克論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5.阿瑞提:《創造的秘密》,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斯·茨威格:《藝術創作的秘密》,高中甫譯,《波佩的面紗--日內瓦學派文論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7.段寶林編:《西方古典作家談文藝創作》,春風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第八章 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第九章 文學作品的類型和體裁
1.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2.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3.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歌德:《歌德談話錄》 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5.巴拉茲:《電影美學》,中國電影出版社1958年版。
6.克萊爾·貝爾:《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
7.魯迅:《〈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小序》,《魯迅譯文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8.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第四篇 文學作品
第九章 文學作品的類型和體裁
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2.席勒:《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3.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前言》,《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4.《象徵主義·意象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5.《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6.《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傅德珉:《散文藝術論》,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
8.茅盾:《關於報告文學》,《報告文學論集》,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
第十章 文學作品的文本層次和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
1.英伽登:《文學的藝術作品》英文版,埃文斯頓1973年版。
2.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4.馬克思:《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盧卡契:《藝術與客觀真實》,《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
6.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第十一章 敘事性作品
1.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4.考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格雷馬斯:《行動元、角色和形象》,見《敘述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6.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7.高小康:《市民、士人與故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李漁:《閑情偶寄》。
9.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十二章 抒情性作品
1.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2.蘇姍·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3.蘇姍·朗格:《情感與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5.別林斯基:《詩歌的分類和分科》,《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6.萊辛:《拉奧孔》,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7.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1815年版序》,見《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劉若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十三章 文學風格
1.霍夫:《文體與文體論》,台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2.塔迪埃:《20世紀的文學批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3.布封:《論風格》,《譯文》1957年9月號。
4.丹納:《藝術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5.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
6.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童慶炳:《文體與文體創造》,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元化編譯:《文學風格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篇 文學消費與接受
第十四章 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性質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斯托洛維奇:《審美價值的本質》,凌繼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3.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三聯書店1989年版。
4.威廉斯:《文化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5.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6.豪澤爾:《藝術社會學》,居延安編譯,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
第十五章 文學接受過程
1.姚斯等:《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伊瑟爾:《閱讀行為》,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伊瑟爾:《審美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4.狄德羅:《論戲劇藝術》(上),《文藝理論譯叢》第1期,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5.魯迅:《看書瑣記》,《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6.王一川:《審美體驗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7.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勞承萬:《審美中介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第十六章 文學批評
1.洛奇:《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2.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3.科恩:《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4.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冶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6.韋勒克:《批評的諸種觀念》,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7.魯迅:《看書瑣記》,《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康
席勒:《審美教育書簡》,馮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國喜劇出版社1986年版。
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歌德:《歌德談話錄》 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席勒:《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三聯書店1989年版。
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蘇姍·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萊辛:《拉奧孔》,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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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