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

1. 公共事業管理具體學什麼呢以後工作是什麼我希望做一個戰地記者，學這個是不是不合適呢

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側重於公共部門的管理，一般學習的科目方向是政治、經濟、教育、環境、心理、管理等等，所學的內容特別廣泛。其中也有有一些跟傳播學有關的內容，就業方向也是公共部門、政府、企業，想做記者的話還是新聞之類的專業的比較合適一些。大學里學的東西都是理論的東西比較多，還是要看自己的理想，為自己做適當的安排。

2. 公共治理之於政府轉型的目標訴求

摘要：中國正在發生從舊到新的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變革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國探索和建立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實現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轉型提供了某些啟示。
關鍵詞：治理；轉型；全球變革
改革開放30年來，快速推進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政府的管理從理念、制度到結構和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出現了中國治理從舊到新的轉型。走向新的治理是當代各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必然結果，治理轉型作為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是一場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全球性運動。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公共管理領域圍繞著加強政府能力和滿足公民意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球性改革運動，其結果是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探索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論域。這種探索將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發生的公共治理轉型提供某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論。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轉型
在14世紀末就開始使用的「治理」，是與統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動聯系在一起，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活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開始認同關於「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這一定義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義上使用的。它意味著： ( 1 )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主體並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 ( 2 )治理權威的運用並不像政府管理那樣，採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路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
傳統治理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挑戰，從而向現代「新」治理轉型，在西方國家是很早就發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興起。當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發端於西方國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於兩個基本原因：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普遍不滿。而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在公共支出中形成節余(經濟) ，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選用和實施的政策變得有效的機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 1)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 ( 2)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 3 )政府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的說法， 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已發生了變化，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轉變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盡管這種模式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化政府」、「後官僚體制模式」等，但它們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傳統的官僚制已被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所取代。
盡管對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還很難作出恰當的界定和全面的評價，但它意味著當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的深刻變化，意味著公共治理的轉型，意味著傳統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終結。而現代公共治理的發展，正如萊恩所言： 20世紀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變化使傳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過時的東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關公共部門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論範式變化」 。事實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公共管理理論範式的變化，也是實踐模式的革命。按照萊恩的說法，傳統的公共治理強調政治，強調公共管理與私人部門管理之間的區別，而在現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門的目標實現原則上與私人部門的目標實現沒有任何差異，都是通過契約制度，而契約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組織， 也可能是私人組織。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國(開始於1979年撒切爾夫人登上首相寶座) 、美國(開始於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 、澳大利亞(開始於1983年) 、加拿大(開始於1984年馬爾羅尼總理執政) 、紐西蘭(開始於1984年)等一些西方國家首先發生後， 迅即席捲全球。無論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處在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各國進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經濟危機或預算赤字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有的是由於經濟危機伴隨政治領導變革如日本、韓國、烏干達等，有的是期望達到歐盟要求的標准如匈牙利、希臘等，有的是期望達到國家開發組織要求的標准如馬爾地夫、肯亞、烏克蘭等，有的是因為民主轉型如喬治亞、尚比亞、南非、俄羅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擁有的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具體特徵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說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拿破崙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伊斯蘭模式、儒家模式、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總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趨於一致的，正如卡馬克對世界123 個國家的調查所顯示的：「各國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處」，換言之，「各國的改革運動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徵」。不能否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現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官僚體制原則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麼20世紀末發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著各國在爭相超越20世紀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紀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
當代公共治理的轉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產物，本質上則是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結果。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一種與工業社會、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共管理相適應的實踐模式，當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或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會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類必須尋求一種與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治理模式。
轉型是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 就稱為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 其主體是社會結構， 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各個方面，因而它也是許多學科關注的論域。社會學非常重視對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經濟學學科群中甚至產生了一門被普遍認可的有明確含義的稱為「轉軌經濟學」的學科，專門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和規律。轉軌經濟學一般都關注影響轉軌進程的經濟因素，而沒有對轉軌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轉軌」給予足夠重視。 政府轉軌、治理轉型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或者說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應當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予以足夠關注的學術領域。
所謂治理轉型是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治理轉型並不是什麼新事物。19世紀，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體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標極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紀末，原有的那種中央權威極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打破，因為這種政府已經無法應對工業化民主體制中出現的許多現實問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整個新興產業正在孕育。這些新的現象引發了許多新的需求：大型運輸系統、鐵路和橋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普及教育的體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創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舊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為必然。簡言之， 20世紀初韋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國家的確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轉型。
官僚制是適應工業社會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紀初，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實現，並使組織結構優化，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使得官員和機構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這客觀上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控制。在專業化方面，曾經一度由專業人員完整從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細小的部分，更趨近一個無縫隙的政府。而官僚組織的指揮系統大多採用統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雙向傳輸快捷，有利於實現政府組織的充分整合。它與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官僚制的優點開始逐漸蛻變成了缺點：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組織整合失靈， 官僚制開始受到懷疑，被宣布為一種過了時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了怎樣新的特點？ 公共治理為什麼必須發生新的轉型？
首先，就西方社會來說，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已經來臨。這一新類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 ( 1)服務性經濟取代了製造業經濟，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2)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 3)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技術鑒定是可能的； (5)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效用論、線性規劃、計算機技術等新的「智能技術」成為制定決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現了危機。對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國這樣具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可以說由來已久。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有兩種看法，認為他們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敗的，政府的計劃是處理不當的。今天的美國公眾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製造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政府的政策與計劃不僅沒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益處，反而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愈益顯得無能的政府導致了公共管理領域的危機。 作為傳統治理基礎的官僚製成為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公共管理體制模式，有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於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在政府越來越無能、低效的時候，私人部門卻顯得很有效率，各種稱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蓬勃興起、不斷壯大，並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承擔著許多在其他國家由政府機構來發揮的功能。危機的出現預示著「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的治理已經死亡」， 新的比傳統治理更具現實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將來臨。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紀的公共治理
「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是治理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當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效愈來愈依靠政府與公民、社會、企業之間相互影響和良性互動， 即「良好的治理」(或稱「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
新的治理並沒有統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轉型的惟一選擇，是21世紀公共治理所應追求的目標。21 世紀的公共治理會呈現怎樣的新景象？ 當代美國公共管理學界一位多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預言，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公共治理中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源源不斷的新問題，主要是： ( 1)向公眾提供更多的非傳統、非政府的服務。(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權力分散到政府機構的較低層次，權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內容。( 3)服務協調的負擔增加。過去以代理為基礎的改革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務支離破碎、不成體系。21世紀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強政府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與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務對市民來說更完美、更透明。(4)加強公共治理中的國際合作。成長中的全球化對21世紀的公共治理發生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它使公共治理確立這樣的原則：國家政府擁有自己的主權，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與國際組織和其他主權國家協商，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必須小心地定義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並為更有效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提升能力。(5)國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並需要有新能力。權力下放和國際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問題被移交給地方政府和國際性組織去解決了，在21世紀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點解決至少五個核心問題：一般防務和引領對外政策等作為國家主權識別性的基本職能、重新分配收入(這是低層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運作的) 、收集數據和推動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市民社會之間新的密切聯系合作的橋梁以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率、進行公眾需要的應付各種公共問題的戰略思考。
歐文·E·休斯預言，與20 世紀相比，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可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1)由於更為注意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及改進二者之間的關系，公共服務將具有更多的市場導向性； ( 2)未來的行政將更有彈性； (3)政治性可能會增強，公共治理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參與性；(5)公務員現在比以往能力更強，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四、當代中國：轉軌國家的治理轉型
治理轉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20 世紀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波及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從而也使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發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轉型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西方治理轉型向全球擴散和示範的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背景和動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型時期，進入「轉軌國家」的行列。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高度集中化的資源配置者角色，壟斷了社會的所有資源，無所不包，無所不攬，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閉式行政。全能政府在體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運行方式上主要通過內部會議、內部文件等進行封閉式管理，「紅頭文件」、領導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規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據。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權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各部門間職能交叉重疊。
1978年開始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時帶來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 ( 1)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的主要職能已不再集中在過去的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且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並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管理； (2)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呈現一種新型關系。民間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在提供各類公共商品以及從事公益事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且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 ( 3)政府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行政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權力開始逐步下放，作為政府補充物的「單位」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也大為弱化，而社區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增大，福利單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職業化的公務員制度開始建立並得到逐步發展，專家和公眾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專家咨詢制度、公民參與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開始建立。
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會推動治理除舊布新。治理轉型的動力，是推動治理更新形態、與社會發展進程相協調的方向變化的各種力量的合力。這種合力來自於治理本身和治理所處環境兩方面的變化，即治理轉型的動力由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兩部分構成。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唐納德·凱特在解釋何以有眾多國家在幾乎相同的時間里捲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積極尋求相同的改革目標這一事實發生的原因時，指出有四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馬克認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動力在於全球經濟競爭、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績效赤字。 這都包括了對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分析。
治理轉型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和文化等多種動力。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最重要的來自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在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濟領域的許多變化最終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結構和方式上。社會發展同樣是推動治理轉型的重要力量。已經發生的中國治理轉型的歷程，表明了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治理轉型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問題、污染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不僅沒有減輕，有些還有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呼喚著政府治理職能的繼續調整，治理機制的進一步變革。政治發展對治理轉型的推動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它常常是較為直接和巨大的。經濟體制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導致了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政府決策出現了許多困境，也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這都要求我國在政府治理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國治理轉型也有其內在動力。中國治理轉型的內在動力來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適應導致低效無能的治理困境，來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體制轉型時期政府治理行為失范而帶來的形象受損。
總之，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是多方面的，這些動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動力甚至在加大，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全面推進，使中國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進入需要在實踐中尋求新突破的深層次攻堅階段，意味著中國治理轉型的腳步不僅不能停止，相反，必須加快。正在發生的中國公共治理轉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至今「塵埃未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更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去尋求突破。研究肇始於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全球公共治理轉型規律，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某些領悟。

3.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怎麼樣

第一次上導師的課，老師就講了如何讀書的問題，聽後深感惋惜，要是早聽四年的話，估計我的本科生涯不會那麼混亂，當然這也與我的性格有關，不過總不至於那麼混亂。老師說讀書應該按照由近及遠、由專到通、強調專業和興趣，並要求書籍與文章兼顧，因為後來出現的書一般都會吸收前人的精華，專業書籍還可以使讀者對問題的論證有更清晰的認識。另外，要切忌見名人的書就讀，更不能跟隨出版商的宣傳。很慚愧，這些我都沒做到，現在我盡量向這個方向努力，看看前幾天從圖書館借的書，發現都符合老師的標准，於是很是欣慰。老師上課的時候還推薦了兩本書，一本書是普特南的《使民主運轉起來》，另一本就是我這幾天在讀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這兩本書都是基於長期（幾十年）的經驗研究進行理論研究，閱讀這兩本書主要是進行研究方法的學習。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公共行政學家，一生著作等身，而這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則是其中最為著名的著作之一。這本書在搜集大量經驗案例的基礎上，運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現實的政策問題。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交代關於公共事物治理的傳統模型，並對其的適用性進行評析和挑戰；在此基礎上，作者將研究視角從理論轉移到現實中的公共池塘資源問題，指出其中的困境，並設計研究該問題的框架；針對提出的問題，搜集正反兩種案例，分析其中有助於困境的的解決以及導致困境的各種變數，並對其進行理論分析；最後根據經驗研究進行系統的理論總結。 傳統上，公共事物治理問題通常都可以歸為三種模型：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的邏輯，其基本思路類似，系指人都是理性的，但單個人的理性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得出這個結論的原因在於人的自利動機，當然還包括信息的不完備、缺乏溝通以及監督不利等。但是這三個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礎上，現實中盡管有接近這些模型的實例，但通常情況下，現實生活並不與之符合，如果政策人員簡單的運用這些模型進行政策分析或政策制定，則會產生理論與現實不符合的後果。作者對其存在的問題歸結為三個：沒有反映制度變遷的漸進性和制度自主轉化的本質；在分析內部變數是如何影響規則的集體供給時，沒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徵的重要性；沒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於是就有對其進行改進的必要，也就是通過增加符合現實的變數，使其更符合現實的要求，從而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完善的基礎。奧斯特羅姆選擇公共池塘資源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並其研究范圍限定為小規模。她在批判傳統的集體行動困境的兩種解決方法（企業理論和國家理論，即私有化或者實行中央控制）的基礎上，提出公眾內部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並指出實現這一目標的三個難題，即供給、承諾和監督問題，因為這些措施在力圖解決個人自利動機和搭便車心理的同時，也同樣會產生這些問題，即二階困境，而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正是後面的成功案例之所以成功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研究框架，指出要改變單層次的研究方式，而將研究范圍擴展到多層次，研究佔用和供給問題，與此同時，提出現實場景的選擇依據，即通過選擇成功與失敗的正反案例，找出有助於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相關變數，並解決制度的供給難題。 接下來就是對案例的分析，這些案例的具體內容主要涉及高山草場、灌溉制度、漁場、水利等問題，盡管存在具體形式的不同，但卻有著一個共同點，即都屬於公共池塘資源問題，這是一種可以被公眾單獨享用的公共資源，在所有權上具體公共性，在使用上則是典型的個人受益，並且對其使用的限制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其使用達到一定限度後可以看作是具有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因而也可以將之理解為半公共品。正是因為它的這種性質，使得這些案例中的成員都有濫用資源的趨勢，這在那些失敗的案例中成為現實，而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則沒有實現。對其原因的探尋正是接下來三章所要做的事情，正如作者所說的，「提出復雜變數作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為模型的原因，准確說來是因為無法在一個模型中容納下此等復雜的情形」，也就是說最終作者只找到了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變數，而不能窮盡之所以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所有原因。通過比較這些成功的案例，作者歸納出長期存續的公共池塘資源制度中所闡述的七項設計原則：清晰界定邊界、使佔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保持一致、集體選擇的安排、監督、分級制裁、沖突解決機制、對組織權的最低限度的認可、分權制企業。簡單的說，就是要求組成由社會成員組成的合作組織，並建立解決沖突的機制和場所，在這個組織中可以明確成員的資源所有權和數量，同時建立相關的監督機制。而經驗證據也證明，那些失敗的案例無一不是沒有達到這七項原則，並且基本上都是僅擁有三項或以下，還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案例表明，一些地方雖然具備了大多數原則，但仍然導致失敗，這可以被歸為脆弱的制度。要解決監督，首先需要具有可信承諾，而要獲得可信承諾，則必須解決制度的供給問題，第四章的案例主要反映的就是制度供給問題，作者介紹了大洛杉磯地區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從這關於雷蒙特領域、西部和中部地區三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人們在組織者的領導下，通過將現有規則的預期受益和成本的凈流量與替代規則的預期受益和成本的凈流量進行比較，做出進行制度變遷的選擇。但是，制度變遷在現實條件下仍然不是單純的內部問題，它還與外在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並且由於內部因素的難以測量，使得不得不轉向對外在環境的研究。在最後一章的總體分析中，作者指出，有關收益、成本、共有規范和機會的數據所組成的總和變數很難被記載下來或者有效的收集，因此就必須轉向影響這些總和變數的環境變數，應該看到，促進型體制對佔用者採納增進共同利益的新規則較之冷漠型體制有著更大的作用，這正是外部政治環境的影響之所在。 這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對三個理論模型的修正，為在現實生活中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礎，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當然，這項研究也並不是完美無缺的，比如，對促使社會集體成員組織起來的心理因素的分析顯得不夠，同時，作者在探討成員間合作時曾提及「社會資本」的概念，但卻沒有深入研究下去，使得本書沒能發掘出促進社會成員間相互合作、增強信任的這一重要變數。當然，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在作者以後的論文中已經出現。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作者：[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 譯者：余遜達，陳旭東 目錄： 導言第一章 反思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第一節 三種富有影響的模型 第二節 模型的隱喻性用法 第四節 一種挑戰 第二章 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制度研究 第一節 公共池塘資源的情境 第二節 相互依存、獨立行動和集體行動 第三節 三個難題：供給、承諾和監督 第四節 研究框架的設計 第三章 長期存續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分析 第一節 高山草場和森林的社群保有權 第二節 韋爾塔的灌溉制度 第三節 菲律賓桑赫拉的灌溉社群 第四節 各種長期存續的自主組織治理的公共池塘資源制度的相似之處 第四章 制度變遷分析 第一節 抽水競賽 第二節 訴訟博弈 第三節 企業家的博弈 第四節 多中心的公共企業博弈 第五節 制度供給分析 第五章 制度失敗和制度脆弱性分析 第一節 公共池塘資源問題不斷的土耳其近海漁場 第二節 公共池塘資源問題不斷的加利福尼亞地下水領域 第三節 斯里蘭卡漁場 第四節 斯里蘭卡水利開發工程 第五節 脆弱的新斯科舍近海漁場 第六節 比較研究得到的教訓 第六章 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資源的分析框架 第一節 供給問題、可信承諾問題和相互監督問題 第二節 分析制度選擇的框架 第三節 對社會科學家的挑戰 參考文獻 後記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6月第一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98千字

4. 簡述什麼是公共管理協調

公共管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公共事務是公共管理的起點，決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態勢。近年來，國內學界對公共管理的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總體上看，公共管理對我們還是一個新課題，公共管理學科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
公共管理從產生意義上講是公共組織的一種職能，包括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組織和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非政府組織（NGO）為實現公共利益，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活動。
現代公共管理與傳統管理的區別集中體現在是否將目標定位在公共利益上，公共管理不僅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服務，而且更應當強調社會公平，因為社會公平是作為分配的公共服務的法律和現實基礎。當代新公共管理倡導是從主體的廣泛意義上理解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再只限於政府和組織，進而把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區分開來。
公共管理從學科意義上的內容包括公共管理原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政策，發展管理，教育經濟管理以及勞動社會保障等方向，公共管理學的興起得益於全球化新公共管理運動，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新公共管理學在實踐中不斷遇到新的挑戰，公共管理學研究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
公共管理作為現代管理科學四大分支之一，是未來世界和當代中國最有發展潛力和廣闊前途的學科。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公共管理作為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出現，中國公共管理科學的發展展示了蓬勃的生命力。隨著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入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公共管理的作用越來越為社會所重視，中國公共管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生長點。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利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務廣大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重點在於將公共行政視為一門職業，將公共管理者視為這一職業的實踐者。
特徵
1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包括社會公共組織和社會其他組織兩大類。
2 、作為公共管理客體的社會公共事務表現不斷擴展的趨勢。
3 、公共管理的目的是推進社會整體協調發展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實現。
4 、公共管理的職能是調節和控制。
5 、公共管理體制和手段面臨創新的迫切任務。
特點
（1）公共管理承認政府部門治理的正當性；
（2）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對社會治理的主要責任；
（3）公共管理強調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的互動以及在處理社會及經濟問題中的責任共負；
（4）公共管理強調多元價值
（5）公共管理強調政府績效的重要性
（6）公共管理既重視法律、制度，更關注管理戰略、管理方法
（7）公共管理以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為目標
（8）公共管理將公共行政視為一種職業，而將公共管理者視為職業的實踐者
主體
公共管理主體可以分為政府和其它公共管理主體兩個部分。所謂其它公共管理主體是指在為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而存在的一些組織，一般可稱為非營利組織或者第三部門。
對象
公共管理以社會公共事務作為管理對象。社會公共事務的具體內容分為公共資源和公共項目、社會問題等。
（ 一 ) 公共資源
1 、公共設施、產品。即特定社區所有人們都有可能享用和受益的物質性存在，且它們本身必須是勞動產品，如能源、城市道路、路燈、橋梁、交通標志等。
2 、公共信息資源。即一定社區的人們共同擁有和可能享用的各種精神產品，包括文化產品、科技成果、經濟信息等等。
3 、人力資源。社會人力資源也就是一定社區的勞動力、人才方面所形成的社會資源，它是人的因素。在種種社會資源中，人力資源是最活躍和最寶貴的財富。
4 、自然資源。即一定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各種自然性物質條件，如礦產資源、水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等等。
（ 二 ) 公共項目
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務集中於將有關的政策變成現實，這些政策通常是由公共管理機構根據社會問題的需要而制定出來的一系列行為准則。因此，政策還不是行為，僅僅是行為的指導原則，有時候也成為行為的標准。而把政策具體化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公共項目，公共項目是依據政策而採取的一系列行為及其過程。於是，公共項目成為公共管理中最直接的對象。
（ 三 ) 社會問題
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都要面臨著這樣或那樣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如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設施等，這些就是社會問題。但是，社會問題又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不斷得到解決的同時，又不斷發生新的問題，因此，公共管理不可能去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只有在屬於公共管理機構職責范圍內、與其公共目的相符合的情況下，才成為公共管理的對象。盡管如此，公共管理面對的社會問題仍然是相當廣泛的，諸如文化、教育、福利、市政、公共衛生、交通、能源、住宅、生活方式等等。
目的
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實現公共利益。所謂的公共利益是為社會成員共享的資源與條件。公共利益的實現主要表現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與服務。公共物品的涵義非常廣泛，既可指有形的物品，如：公共場所、公共設施、公共道路交通，也可指無形的產品和服務，如：社會治安、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
發展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西方各國為了應對財政危機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績效赤字，均開始了大規模的政府改革。政府管理的運作發生了變化，由傳統的、官僚的、層級節制的、缺乏彈性的行政，轉向市場導向的、因應變化的、深具彈性的公共管理。這股浪潮，被賦予不同的稱謂，如新右派、新治理、管理主義、企業型政府，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行政等，但卻可被通稱為 「新公共管理 」。
關於新公共管理問題，著名的公共管理專家胡德 (C.Hood ， 1991年，4—5） 曾歸納了新公共管理的七個要點：
1 、即時的專業管理。這意味著讓公共管理者管理並承擔責任。
2 、標准明確與績效衡量。管理的目標必須明確，績效目標能被確立並加以衡量。
3 、強調產出控制。用項目與績效預算取代傳統的預算，重視實際成果甚於重視程序。
4 、轉向部門分權。打破公部門的本位主義，破除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藩籬，建構網路型組織。
5 、轉向競爭機制。引進市場競爭機制，降低成本及提高服務品質。
6 、強調運用私營部門的管理風格、方法和實踐。
7 、強調資源的有效利用。
此外，法漢姆及霍頓 (Farnham and Horton ， 1996年 ， 259—260） 綜合其他各家的看法，提出新公共管理的特徵：
1 、採取理性途徑的方式處理問題，亦即在設定政策目標及闡明政策議題時特別強調戰略管理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2 、重新設計組織結構，其目的在於使政策制定與執行相分離，並且對服務的傳輸都必須建立起一個賦予責任的行政單位。
3 、改變組織結構，促進官僚體制更為扁平化，授權給管理人員，以利績效目標的實現。
4 、依據經濟、效率、效能等標准來衡量組織成就；發展績效指標，使組織的成就能夠被加以比較和測量，並據此進一步提供信息來作為未來決策的參考。
5 、改變現行的政策，使公共組織能被傳統公共服務價值所支配的文化中，轉換成為 「 新公共服務模式 」 ，強調與市場及企業價值相適合的文化。
6 、運用人力資源管理技術，其目的在於淡化集體主義的色彩而採取個人主義的途徑，包括尋求動員員工的支持和承諾，來持續地進行結構與組織的變革。
7 、試圖建立一種彈性、回應性及學習的公共組織，並發展一種將大眾視為顧客、消費者及市民的 「 公共服務導向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公共服務不再由專業的供給者來支配，而是以回應人民真正的需求來提供公共服務。
8 、以契約關系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來取代傳統的信託關系。
要點
1、公共政策領域中的專業化管理。這意味著讓管理者管理，或如胡德所言「由高層人員對組

新公共管理
織進行積極的、顯著的、裁量性的控制」。對此最為典型的合理解釋是「委以責任的前提是對行為責任進行明確的區分」。
2、績效的明確標准和測量。這需要確立目標並設定績效標准，其支持者在論證時提出「委以責任需要明確描述目標；提高效率需要牢牢盯住目標」。
3、格外重視產出控制。根據所測量的績效將資源分配到各個領域，因為「需要重視的是目標而非過程」。
4、公共部門內由聚合趨向分化。這包括將一些大的實體分解為「圍繞著產品組成的合作性單位」，它們的資金是獨立的，彼此之間在保持一定距離的基礎上相互聯系。「在公共部門的內部與外部」，既可對這些單位進行管理又可以「獲得特定安排所帶來的效率上的優勢」，其必要性證明了這種做法的合理性。
5、公共部門向更具競爭性的方向發展。這包括了「訂閱合同條款以及公開招標程序」，其合理性則在於「競爭是降低成本和達到更高標準的關鍵所在」。
6、對私營部門管理方式的重視。這包括「不再採用『軍事化』的公共服務倫理觀」，在人員僱用及報酬等方面更具有彈性，這種轉變的合理性在於，「需要將私營部門『經證實有效的』管理手段轉到公共部門中加以運用」。
7、強調資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強制性和節約性。烽火獵頭將這看做是「壓縮直接成本，加強勞動紀律，對抗工會要求，降低使職工順從企業的成本。「對公共部門的資源需求進行檢查，少花錢多辦事」的必要性證明這種做法是合理的。
從總體上來看，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人（self-interest）為假設，基於公共選擇代理人理論及其交易成本理論，以傳統的管理主義和新泰羅主義為基點而發展起來的，其核心點在於：強調經濟價值的優先性、強調市場機能、強調大規模地使用企業管理的哲學與技術、強調顧客導向的行政風格。新公共管理畢竟代表著現實世界中人們不斷改進政府、實現理想政府治理的一個努力方向。
公共關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信息功能、咨詢功能、宣傳功能、協調功能和服務功能五個方面。具體來說：

(1)信息功能。公共關東作為紐織的預廿系統，運用各種調查研究的方法，收集信息、分析情報、監視環境、反饋輿論、預測趨勢、評估效果。公共關系所面對的信息不僅包括與組織專門業務直接相關的信息，還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民情等等全方位的社會情報資料。

(2)咨詢功能。公共關系在組織經營管理決策的過程中，發揮著咨詢、建議、參謀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為確立決策目標提供咨詢之議；二是為決策提供信息服務；三是協助擬定和選擇決策方案；四是從公眾關系角度評價決策效果。

(3)宣傳功能。公共關系在組織經營管理中發揮宣傳推廣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造輿論，告知公眾；二是強化輿論，擴大影響；三是引導輿論，控制形象。

(4)協調功能。公共關系是組織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一種協調溝通機制，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協調內部關系，增強組織凝聚力；二是開展社會溝通，建立和諧的社會環境。

(5)服務功能。公共關系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服務工作，它的管理地位和日常業務都具有明顯的服務性質。具體來說，一是在組織內部為各個業務和職能部門服務；二是在組織外部提供社會服務

5. 求《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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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哪裡可以看到電子版，多謝！

這里有電子版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168&id=40317

7. 奧斯特羅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不是屬於制度經濟學范疇的

是。《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是制度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研究領域里的重要著作。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奧斯特羅姆的經典之作，也是她與奧利弗威廉姆森分享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她對制度分析理論、集體行動理論、可持續發展、公共資源等領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因而獲得了眾多的榮譽。此外，與她分享諾獎榮譽的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是當之無愧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所以可想而知奧斯特羅姆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家。
PS：奧斯特羅姆是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可惜的是她於今年6月12日逝世。

8. 求書《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

http://api.anobii.com/books/Governing_the_Commons/9780521405997/00d9941e31bffb2869/這是書的地址你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