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依法追究

『壹』 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依法追究什麼責任

抗戰時期有領導幹部犯了群眾性錯誤，處理的都比較輕，何況現在後顧無憂呢！

『貳』 唐代刑訊制度的內容是怎樣的

刑訊，是古代司法官吏在審案中使用刑罰來獲得被告口供，從而定罪的一種審判方式。現代法治國家講的是依法治國，因此對於刑訊這種會妨礙司法公正，侵犯人權的審判方式自然是嚴令禁止的，畢竟「刑訊」很容易讓犯人屈打成招，從而致使冤假錯案問題的出現，所以自然是禁止刑訊的。

但是，在我國封建時代，「刑訊」是被朝廷所允許的事情，是被寫入律例的一種審判方式，它最早出現在秦朝的律例中：

「詰之極而數訑，更言不服，其律當治（笞）諒（掠）者，乃治（笞）諒（掠）。治（笞）諒（掠）之必書曰：爰書：以某數更言，毋（無）解辭，治（笞）訊某。」–《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

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所載，秦時，如果在審案的過程中，犯人多次改變口供且拒不服罪的，司法官依法可進行刑訊，對犯人施行拷打，當然在拷打犯人時，主審官需讓人記下：「因某人多次改變口供，無從辯解，拷打了某人」的記錄，以此方便相關官員的查詢。

古代刑訊

同時，據《唐律疏議》所載：「事須訊問者，立案，取見在長官同判，然後拷訊。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得自別拷」，即如果要對被告使用刑訊，除了要明確有犯罪的事實與犯罪的嫌疑，若有兩位以上官員參加案件審理的，還需要他們同時在場，皆都同意進行刑訊，方可進行刑訊，而若只有一位官員參與案件審理的，則可獨自決定是否要進行刑訊。

刑訊的對象

唐時，唐律規定可實施刑訊的對象的范圍是十分廣泛的，不僅可對被告人實施刑訊，還包括原告、證人等一切與查清案件事實有關的人。《唐律》載：「諸拷囚限滿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殺、被盜家人及親屬告者，不反拷」，即如果被告拷滿還不承認自己罪行的話，而司法官也認為案件有可疑的，就可反拷原告，必要情況下亦可對原告進行刑訊，不過這個規定對於被殺、被盜及水火損敗之家的告人及親屬例外，對於此類原告，司法官是不能反拷的。

古代公堂

顯然，唐律允許反拷原告，甚至是刑訊原告，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誣告事情的出現，但是實際上這條規定並不能遏制誣告的出現，因為《唐律》在允許司法官反拷原告時，還規定：「拷滿不首，取保並放」，即若是原告拷滿還不承認自己誣告罪行的，則只能是與被告一起「取保並案」，案件到這里只能是不了了之。因此，實際上反拷原告並不能完全阻止誣告案件的發生。

此外，《唐律》還規定：「誣告人流罪以下，前人未加拷掠，而告人引虛者，減一等，若前人已拷者，不減，即拷證人，亦是」，就是說如果原告出現誣告嫌疑的，則司法官就可以反拷證人，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唐代也是允許證人成為刑訊的對象的。

對刑訊的監督

唐時，唐廷雖然允許司法官為了獲取案件的證據，從而去對被告，乃至是原告、證人實施刑訊，可畢竟刑訊很容易出現犯人屈打成招的情況，因此唐廷在允許刑訊的同時，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來監督刑訊的實施，以此來避免屈打成招問題的出現。

古代審案

首先，唐朝對於刑訊的實施有著嚴格的規定，司法官要想實施刑訊必須要滿足各項條件，「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然後拷掠」，即司法官要先進行五聽（所謂五聽即「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司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注意原告、被告、證人的陳述是否有道理，其陳述時的神情是否從容，氣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然後司法官可以根據這些來判斷他們的陳述是否屬實，以此來對案情作出基本的判斷）。

而後司法官就需分析他們的供詞內容，反復驗證，若司法官還是認為有問題的，而被告也始終不承認所犯罪行的，司法官才可以實施行訊，當然刑訊前要先立案，還需經過其他參與案件審理官員的同意，方可實施刑訊，當然若只有一人參與案件的審理的，則可自己決定是否要實施刑訊。

再是，唐律規定官僚貴族和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及殘疾人、孕婦可以免於刑訊，也就是說對於以上人群，無論他們是否有罪，司法官都是不能對他進行刑訊的，《唐律疏議》載：「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如果擅自對他們進行行訊，司法官是會被嚴懲的。

清朝審案

同時，唐律還定「若所犯罪行已經赦免，雖須更有追究，並不合拷」，即如果這個犯人所犯之罪已被皇帝赦免的，司法官是不能對他進行刑訊的。

其次，對於刑訊所能使用的刑具，唐代亦也是有著明文規定的，《唐律疏議》載：「拷囚於法杖之外，或以繩懸縛，或用棒拷打，但應行杖外，悉為他法」，也就是說唐代的法定刑具就是法杖。對於法杖的規格，唐廷亦有明確的規定：「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厘，小頭二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

而為了不至於出現因刑訊而導致刑訊對象死亡的問題，唐廷也嚴格規定受刑的部位，《獄官令》載：「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即司法官在執行刑訊時，只能是擊打受刑人腿肚、臀部和背部的位置。與此同時，為了避免犯人真的是因刑訊而屈打成招，唐廷還規定「每訊相去二十日」，且「拷掠罪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即每次刑訊必須間隔二十日，且對於這個罪犯刑訊的次數不能超過三次，杖打的總數不能超過兩百下。

而司法官若是違反這個規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若超過杖擊數目以及拷囚致死的，《唐律疏議》載：「杖一百，杖數過者，反坐所剰；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如果超過杖打數目的，則超出部分由審理這個案件的官員負責承受，而若是致死的，則他就要被判徒刑二年；若對患瘡而未愈者，則「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即如果對患瘡而未愈實行刑訊的，則主審此案官員就要笞五十，致死的，則會被判徒刑一年半。

綜上所述，唐代對於「刑訊」的使用的確是很謹慎的，非到萬不得已，唐廷是不允許司法官對犯人使用刑訊的，且因唐代在法律上推行「禮法結合」，因此在刑訊上亦十分注重維護人道倫理，唐律規定對於七十歲以上老人，十五歲以下幼童，以及殘廢和有疾病之人，是一律不得刑訊，而違反此律例，司法官是要負刑事責任的。從這點可以看出，唐代的「刑訊」是比較仁厚的，其尤其重視對於老人、幼童以及對殘疾和弱者的特別保護，而這種保護，充分體現出了唐朝統治者的寬恕仁慈與保護弱者的人道倫理。

杖刑

總得說，唐代雖允許「刑訊」，但因其統治者對於刑訊的弊端有著清醒的認識，因此，並不鼓勵「刑訊」，且他們還意圖通過制度和律法來限制司法官使用「刑訊」。而即使司法官能夠合法的使用刑訊，他也是被諸多限制著的，唐律規定只能使用法杖，且刑訊不能超過三次，杖擊的總數不能超過三百下，擊打的部位只能是腿肚、臀部和背部，如此就可有效避免犯人屈打成招問題的出現。同時，為遏制司法官濫用刑訊，唐廷不但限制刑訊的次數、刑訊的工具等內容，還制定出一系列針對司法官的律法，如因刑訊過度而導致犯人身亡的，若是生前無病的，則司法官就要徒刑二年，反之有病的，司法官就要徒刑一年半。

『叄』 如果犯罪嫌疑人什麼也不招，也沒有充足證據，會怎麼判

如果是這種類型的案件，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其最終結果就是法院審理後認為證據不足，宣告無罪。
遇到這種案件，在實際操作中，法院事先會向檢察機關提出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問題，希望檢察機關能夠提供新的充足的證據。法院一般不會輕易的宣判無罪。
如果檢察機關不能提供充足的證據，檢察機關通常會撤回起訴。因為誰也不願意在自己的手裡出現無罪判決的案件。
因為對什麼是確實充分的證據認識不一致，有些案件檢察機關會認為證據是確實充分的，不願意撤回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審判機關肯定會作出無罪判決。
無罪判決宣告後，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如果不贊成法院的判決，也可能會提出抗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後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後五日以內，應當作出是否抗訴的決定並且答復請求人。
接到抗訴書的上一級審判機關，會通知同級的檢察機關派人閱卷。上級檢察機關派人閱卷後，有可能撤回下級檢察院的抗訴決定。
如果上級檢察機關支持抗訴，那麼上級審判機關就會開庭審理案件，結果幾種情況：一是維持原一審判決，二是改判，三是撤銷原一審判決或者發回重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