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學論文

① 您好！請問一下報考有什麼條件

自考是指自學考試，大專13門，本科再加13門，第一次報名交100多，以後每門20元左右，一年有四次考試機會，分別是1月，4月，7月，10月。每次最多可以報四門。限五年時間考完，本科再加5年。考不過可以再報。一般大學都有自考班可以上。一、我想知道一下大學自考是什麼概念？ 答：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對自學者進行以學歷考試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是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相結合的高等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具有如下顯著特點： ①.權威性。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是國家考試，國家承認畢業者學歷。 ②.開放性。參加考試的人可以不受年齡、性別、已有學歷、職業（特殊專業除外）民族、居住區域、身體條件等限制。 ③.靈活性。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採取單科考試、學分積累的辦法，不受學期、學年制度的限制。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決定考試的課程及課程門數，依據專業考試計劃安排自己的考試進度。 ④.效益性。對個人講，參加自學考試相比進入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投入的資金要少，是一條投入少、效益高、接受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徑。 二、還有 大學自考是不是在大學里學習？ 答：「自學考試（長線自考）」的考生不在校學習，全日制自考的在校學習。 三、有沒有專業老師的講課？ 答：「自學考試（長線自考）」的主要形式是「自學」沒有專業老師的講課。在校上課的是「全日制自考和通常所說的自學考試（長線自考）」。 「全日制自考」和通常所說的「自學考試（長線自考）」的區別： 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又稱長線自考或大自考）與定點應用型自學考試（又稱短線自考）一樣都是國家認可的自學考試辦學和組織形式。短線自考是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一種補充形式，為了解決各地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以及發揮各高校的潛力為地方經濟服務，國家同意各地方自學考試委員會同當地高校聯合舉辦應用型自學考試，由高校組織助學，省自考辦組織考試，由主考院校和省自考委聯合頒發文憑，其文憑同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文憑享受同等待遇。 二者的差別如下： （1）.學習形式不同，長線自考主要是考生自學，也可選擇助學單位輔助學習；短線自考一般要在經省考委評審通過的高等院校報讀相關專業，學習時間地點相對集中。 （2）.學籍管理不同，長線自考考生只需在縣區自考辦報名即取得考籍，短線考生則在報考院校報名後，學籍檔案在省教委備案。 （3）.考試時間不同，長線自考由省考辦在每年的一.四.七.十組織四次考試，可重復報考，無合格時間限制（本科學位申請有特殊要求的除外）；短線自考在每學期期末考試，不及格者可參加補考。 （4）.考試及命題方式不同，長線自考由全國考委和省自考委聯合出題制卷；短線自考科目設置分為統考課程和校考課程兩類，統考課程由自考委組織命題和考試，校考課程由學校命題考試。 （5）.收費項目和標准不同，長線自考報考費用全省統一；短線自考收費根據主辦院校專業設置及開辦情況按相關標准進行收費，由於要佔用學校教學資源，費用一般比長線要高。 因此，長短線自考在文憑上並無差別，只是部分環節有差異而已。 四、收費和同一在校生一不一樣？ 答：不同，「自學考試（長線自考）」分為「面向社會開考專業」（比如英語、漢語言文學、行政管理等專業）和「部門委託開考專業」（比如法律、會計等），前者考試費每門30元左右，後者每門考試費100元左右。全部下來加上教材等費用專科1000以內。本科2000元左右，就可以拿到；全日制自考有學費，按學期交，每學期3000元以上甚至更高。 五、大學自考要怎麼報名？ 答：長線自考中的「面向社會開考專業」一般在當地自考辦報名（有的地區開通了網上報名），「部門委託開考專業」一般在委託的部門報名，比如法律（本）就是在當地的司法局報名。全日制自考一般是在高考落榜生中招收，請注意各高校的招生簡章。 六、是不是只要報名就能上？ 答：長線自考是，報名後自學然後參加考試，通過所有科目就可以申請畢業；全日制自考一般是在高考落榜生中招收，需要提醒的是注意招考院校的招考資格，謹防上當。錄取後到校上課（脫產）。

② 公共政策學的論文到底該怎麼寫i啊

頭疼

③ 公共政策小論文如何選題

論公共政策

當你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個一級學科目錄，你會看到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行政管理、勞動和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根據國際國內公共管理一級學科的發展狀況，自主創立了二級學科公共政策和發展管理，開中國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學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但在我國還屬於起步和發展時期。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於政治學和行政學，意在從規范意義上探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的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研究，為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詢。
然而，20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中後期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爭論，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分野使社會科學的發展從整體上進入了紛繁迷惘的時代。而在這個時代里，把數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的量化分析技術與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技術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已成為社會和學科發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給了社會科學第二次生命。
發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見端倪，而中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現代化發軔於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創立和發展開啟了中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現代化研究的先河，數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學分析等現代分析技術與分析方法的引進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與世界接軌，並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學現代分析技術與方法集中體現的領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術與方法的核心是把數學、統計學、博弈論、運籌學、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術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本科專業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數學、應用統計學、博弈論、運籌學、模擬決策、電子政務、宏微觀經濟學為主幹基礎課，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論、公共政策量化技術---統計與預測、公共政策量化技術---規劃與決策、公共政策的實驗模擬、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管理科學理論、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為主幹核心課程，參照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課程設置與教材建設，廣泛引進人才，開辟了中國公共政策教育與世界接軌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資源。目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系擁有以陳慶雲、顧昕、李永軍、郁俊莉、劉霖、黃璜等為代表的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具有數學、工學的學歷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學的博士學位，擁有博士後研究經歷和海外學習背景，通曉公共政策現代分析技術、了解中國國情，能進行政治、管理、經濟、信息技術跨學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會學研究方法分析----數理建模與量化分析----計算機分析與信息技術模擬」科學的教學與科研邏輯。同時，隨著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國內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場認可度的提升，來自祖國各地的最優秀學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充實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後備力量。世界著名的實業家廖凱原、邱徳拔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數億元的捐資，以及在政府管理學院設置的高額獎學金、獎教金做出了對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社會貢獻。
國際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學與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學院傅軍院長國際威望的優勢，學院與專業開展了與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的合作交流，承辦了全球公共政策聯盟年會、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論壇等一系列國際公共政策項目，同時與世界五百強企業BHP的公共政策高級培訓項目的合作對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學院和專業中，來自日本、韓國、俄羅斯、朝鮮、柬埔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數量佔到30%的留學生成為國際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標志。中國高水平運動員王皓、馬琳等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對政府管理學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學只有與市場結合才能真正轉化為價值。面向市場與社會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北京大學公共政策專業的本科生、碩士生，不僅接受了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的正規訓練，而且通曉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學的前沿技術，熟識中國國情，成為中國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軍。他們的就業領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寶潔、必和必拓、松下，中國著名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國家電網、中國鋁業，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國際著名的咨詢公司和事務所普華永道、麥肯錫、畢馬威和中央國家機關的核心部門。他們為政府、企業、NGO以及公民提供商業和公益咨詢，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在創造了巨大的個人商業價值的同時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總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科學的研究，已經成為繼工商管理科學之後又一個社會科學發展的領軍者。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研究也將迎來發展史上的又一個春天，公共政策科學將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巨大的貢獻，中國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寬廣

④ 學姐或者學長…你能否幫我寫一篇800字的公共政策小論文呢

公共政策視角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
[摘要]文章回顧了人口變遷尤其是「嬰兒潮」所帶來的問題，以揭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在「經濟國家轉型期」的總體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審視了家庭結構、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以及社會的責任。同時，通過對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以及相關研究的評析，對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護理以及個人社會服務的發展也進行了考察。在聯合國實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下進一步探討了老年人的就業、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內容。最後，討論了與實現國家的明確目標有關的政策、實踐和理論問題。文章強調，為應對老齡化而作充足准備，要考慮個人、家庭、執業人員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老齡化，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服務，養老護理
一、前言
作為人口變遷的重要過程，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採取計劃生育予以應對。如今，當年「嬰兒潮」的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期，其後果是社會急劇老齡化，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顯現。如今中國的家庭結構為 4-2-1的倒金字塔結構，從老年人生活中的長期護理需求(LTC)的角度來看，如今年輕一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由於實行了去政治化的「經濟國家」的總體公共政策(GPP，即一個政策體系首要目標及首選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與開放的政策(Chen，1996)，中國已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因此有能力來應對這樣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改革又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又一個去經濟化的過程，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角色開始轉變成為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經濟國家轉型期)(Chen，2004)。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負擔不斷加重，社會「撫養比」不斷上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致富目標的一大障礙。此外，由於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人們一般都會在較早的年紀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後很長一段的生活中，他們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的需求顯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國這方面的條件卻都還很有限，與美國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處於落後水平(不考慮一些在福利項目上的實質的區別)。本文通過回顧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從中國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旨在通過了解中國特有的內在關系，明確中國目前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所採取措施的現狀，從而確定有關重要的課題以供研究、實踐以及政策制定參考。
二、人口老齡化和中國人口激增
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外來或對外移民的問題。中國與其他發展中新興工業國家一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著一個快速的人口轉型期， 即從一個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階段過渡到一個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壽命延長(由於醫療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時維持高出生率的階段。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徵是高人口增長率。新中國成立後的高人口增長期剛好與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後的 「嬰兒潮」是同一時期，但在這一人口轉型過程中，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加快速，規模更大。然而，在這一發展時期，高度政治化的總體公共政策過於強調了政治在經濟中的主動性(Chen，2004)。在當時，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全盤否定，但又無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難題，其結果就是無限制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計劃中的經濟發展，後來成為政策制定中越來越感到頭痛的問題。最後，在隱性失業和其他相關問題的壓力下，尤其是「上山下鄉」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的失敗，中國政府終於醒悟過來，從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長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矯枉過正」。
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徵。這樣的政策有助於人口擁擠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時也加速了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中國還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准備。20世紀末，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10%。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中國在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中有哪些不足，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在中國「嬰兒潮」時出生的那一代人，他們現在剛剛好跨進中國法定退休的年齡(男性60歲，女性55歲)。這個群體的巨大規模以及他們的需求是對整個社會嚴峻的考驗，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們的家庭、所在社區、相關制度，還有勞動力市場等等，都會受到這個迅速「老化」的社會的影響(Frazier，2006)。
三、家庭結構和長期護理需要
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的家庭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中國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這樣的家庭結構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一個倒金字塔結構。如今在中國，典型家庭結構(尤其在城市)是一個孩子加上父母兩人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現在醫療條件好了，說不定太公、太婆都還在世。此外，現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讓幾代人同居在一個屋檐下的夢想變得困難了(雖然並不是不可能)，這讓那些獨生子女們想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難上加難。隨著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國人再也不能對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結構抱有理所當然的想法了，這對那些陷於老弱病殘的老人來說影響尤其巨大。在這里，我們可以看一個現實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2000年從20個不同省市區調查的20255個中國老齡人的潛在護理需求。報告指出，大約1/3(35%在城市，29.6%在農村)的85歲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護理(Pei，2007)。
但值得關注的是，對政策制定者、理論家還有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傳統的家庭護理有多麼需要，但它卻不是應對老齡化潛在護理需求問題的唯一途徑。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可以從市場獲得幾乎所有需要的資源，為老服務，包括長期護理(LTC)也都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兩個例子就簡要地說明了這個情況。
筆者曾經目睹一個富有的中國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衛星電視上，講述為他的上了年紀的母親高薪聘請了3個家庭護工。護工們為老人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長期護理，雖然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親自來做，但並不妨礙他作為孝子盡的一片心。最後她母親在平和與安詳中逝世，而這位百萬富翁也算盡了孝道。
筆者也曾經看到一個真實的報告。在農村，一個84歲高齡的老婆婆，膝下無兒無女，房屋破爛，家徒四壁，生活極其困難。她的老年生活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這種狀況令人觸目驚心。
對比如此兩個真實的事例，前一個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於高昂的費用，看起來也並不是大多數的中國老年人都能夠享受到的。也許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看到如第二個事例中那位貧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會卻不能忽視這樣一群身處社會底層、生活貧困的老人。所以，公共與社會策略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四、社會福利與經濟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經濟國家」(Chen，1996)，員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單位來管理，或是由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來代理的，在農村則是由人民公社的生產隊來管理。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讓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處於一個極低的標准，一般群眾的養老保障需求並沒有顯得特別突出(Chen，2004)。多虧了當時中國的人口相對年輕，盡管當時的政治願望是從經濟上趕超發達國家，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下，卻掩蓋了經濟倒退的事實。
自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新的中國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大膽地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通過改革，希望找到解決國家發展困境的出路，同時快速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首先，在經濟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對國有企業中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因為這些制度阻礙了社會公平競爭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但是它對經濟改革卻是一種阻礙，它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抱著一個「鐵飯碗」，一起吃著「大鍋飯」，這是導致當時中國經濟萎靡的直接原因。筆者曾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就是對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國的改革更多的是將福利供給制度分離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與經濟相結合。這樣，中國希望保證企業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以提高企業的市場活力，並提供一個更公正的競爭基礎。從經濟的方面來講，政府原先是統一集中所有的資源後再通過計劃來分配資源，是計劃經濟的做法，現在則通過徵收統一稅收來進行調控。一個獨立的社會保障系統是要建立在風險分散機制的基礎上的，但一個機制本身並不能保證好的效果。如過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人，因為進行國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崗了(Hassard et al.，2006)。而當時，完善的福利制度還沒有被建立起來，他們原先的福利隨著被下崗而被剔除，脫離了社會保障制度。
如同歷史上每一次的經濟社會變革一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中也有贏者和輸者。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最大的贏者無疑是那些敢於冒險創新的企業家。在經濟快速轉型期，也有人趁著制度還未完善，通過特殊的關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鑽制度空子，在國有和集體資產轉向市場的過程中侵吞國有財產和集體資產。而對於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現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齡的人們，他們最大的損失就是改革後造成的單位保障制度與社會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之間一度存在的鴻溝，使得他們處於尷尬的境地。還好，如今中國政府已經在努力消除這樣的差距了。
中國經濟全面的提升是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結果(包括對外開放政策)。但是，隨著資源的豐富和國力的強盛，國家也必須著力來處理那些眾多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與經濟改革初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總體公共政策已經由一開始的以保護企業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到以社會保護為中心上來(Whiteford，2003)。這是回歸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個信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中國如今是要在一個更加有活力的、更加發達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與此同時，全國都在關注，在鄧小平通過市場經濟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能否適時實現「全面富裕」的下一步發展。在這個條件下，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義的。
《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反映了國家為應對1.44億60歲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總人口數的11%)而在國家總體公共政策上發生的變化，承認國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明確了國家對老齡人口的法律權益的保護的責任，同時，還給出了一份關於中國政府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進程中所做出的「應對老齡化人口問題的發展模式」的詳細工作報告。在白皮書中，反復重申了國家的目標，即「國家重視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尊重他們的優良品德，積極創造條件，發揮老年人的專長和作用，鼓勵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發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頒布的老齡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政策達200餘件，初步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和有關政策在內的老齡法律法規政策體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國務院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統籌規劃和協調指導全國的老齡工作，研究、制定老齡事業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協調和推動有關部門實施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指導、督促和檢查各地老齡工作。建立了老齡事業統計指標體系和老齡統計工作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三次進行全國范圍的老年人口狀況調查，為老齡事業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鼓勵社會廣泛參與老齡事業發展，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書不僅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目標，同時通過相關的研究也能發現潛在的問題。
五、收入支持、健康護理以及社會服務
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的重點是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一貫性，但是建設新的社會保障系統，使其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經濟改革的「配套改革」，對消除社會差距和不公平來說，不是一條輕松易行的道路。與白皮書中研究觀察的對象相比，我們在辨析一些深層事件的同時，也應認識到這些年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及存在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
(一) 老年人的社會保障
中國已經把保障老齡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標准作為首要任務，在老齡人口白皮書中，強調要大力建設涵蓋政府、社會、家庭以及個人全方面的老齡人口保障系統。
首先，在城市地區建立完整的養老保障系統。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退休，繼續由國家財政或單位按國家規定標准支付離退休費。相比之下，企業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系統有了根本轉變。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建立覆蓋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75億人，其中4367萬離退休人員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變動情況適時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達4041億元人民幣，同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51億元人民幣，當年征繳收入總額達4312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國家積極發展補充性養老保險，引導和扶持有條件的企業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由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實行基金完全積累，個人賬戶管理。2005年底，全國已有2.4萬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參加職工達924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為了緩解和消除老年貧困。國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家庭按標准給予補助。2005年，包括貧困老年人在內的2233萬城市貧困人口領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實現應保盡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大約60%的中國老年人生活在農村，但他們得到的生活保障卻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國已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1900個縣(市、區、旗)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約310億元人民幣，300多萬參保農民領取養老金。2005年支付養老保險金21.3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特困戶定期定量救助，98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條件的貧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對「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者其法定贍養人、扶養人確無贍養、扶養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國家實施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的「五保」供養制度。目前，全國享受「五保」供養的老年人達460多萬人。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村獨生子女或兩女戶夫婦，在年滿60周歲以後，由中央或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該獎勵扶助的人群達到135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書關注農村所取得的成就，學者們則關注他們所面臨的挑戰(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國在農村的養老保障覆蓋率遠遠低於城市，對在中國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系統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資金欠缺以及許多空頭個人賬戶都暴露了城鎮養老保險系統的沉重負擔。而由於農村的低收入以及農村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養老的願望成了一紙空談。城市與農村的養老系統的分離，給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城市失地農民的生活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因此，必須加快養老制度體系的改革，為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長遠有效的制度保證(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過實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鎮養老保險中，也存在著很多差異(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從一般企業退休的員工(辛苦工作一輩子，沒有存款)，他們所獲得的退休金與在政府和事業單位退休的員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約只有他們的1/3)。很明顯，這樣大的差距對整個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乃至社會動盪
(二)健康護理
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建立在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人員達3761萬人。「規定退休人員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個人賬戶計入金額和個人負擔醫療費的比例給予適當照顧。各地普遍將老年常見病、慢性病等大額醫療費用納入社會統籌基金支付范圍，減少退休人員個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動各地建立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由個人或企業繳費籌資，為患大病、重病以及長期慢性病的職工及退休人員解決超過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以上的醫療費用。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建立城市社會醫療救助制度，通過財政撥款、彩票公益金和社會捐助等多種渠道籌集醫療救助基金，對困難群眾就醫給予補助。「到2005年底，醫療救助試點縣(市、區、旗)達1119個，全年累計救助163.3萬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從2003年起，國家開始進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市、區、旗)擴大到1399個，覆蓋農業人口4.95億，3.96億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地區老年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比例超過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國共補償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2.82億人次，補償資金支出144.12億元人民幣。另外，國家成立了全國性的農村醫療保險系統。「2005年農村實施醫療救助達1112萬人次，救助資金總支出10.8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積極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轉型，開展老年保健、醫療護理和康復等服務。「截至2005年底，全國城市已設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5萬多個，95%的地級以上城市、86%的市轄區和一批縣級市開展了城市社區衛生服務」(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層醫療機構能夠根據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診、家庭護理、日間觀察、臨終關懷等服務。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問題在社區得到解決。
醫療服務是中國學者關注老齡化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國的醫療服務系統曾經是低收入的農業社會中的典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醫療服務價格就開始節節攀升。用另一句話說，就是「一個原本依賴於公共補貼並且平等地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系統已經轉變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導向，成為個人用於資本投資的系統」(Kaneda，2006)。在實證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過對家庭調查的數據研究了年齡效應(正相關和負相關)對非預算款項下醫療服務支出的影響，結果顯示，年齡效應對從醫療保障條件到醫療健康支出有著明顯的間接效果。通過對年齡效應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結論是非預算醫療支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對於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會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歲組，醫療自費部分也會佔到他們正常收入的20%。從這個結果來看，改革後的醫療服務系統給老年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女性。自費部分的提高給一般人在尋求早期防治時增加了阻礙，導致看病難，尤其是在城鎮與農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樣的趨勢對老年人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高質量的健康服務，但是卻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高昂的費用，而他們在農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年輕人」(Kaneda，2006)。如果一個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醫療保障系統水平來說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的。與此同時，國家也已經在通過各種方式來試圖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過體育活動、健身等等。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如吸煙、酗酒等誘發疾病的陋習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佔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個人社會服務
比起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單位福利或是農村生產隊都是中國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會依靠，同時也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保障支持網路體系。而經濟改革將原先是由單位作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改為讓「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Chen，1996)。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傑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務中的創新領導，中國引入了社區服務運動，社區老年人是服務對象主體(Chen，1996)。這項舉措在20年間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區建設」。它從大都市向各個中小城市普及，目標是最終覆蓋所有的城市地區。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時，快速增長的社會組織不僅為社會提供幫助，更是把為老年人服務的事業認為是黃金陽光產業，並在全國火熱發展。
白皮書中還涵蓋了題目為「為老社會服務」的章節。裡面指出，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努力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為老社會服務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為老社會服務體系。2005年底，全國城市社區服務設施達到19.5萬處，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8479個。各地採取上門服務、定點服務和巡迴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緊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無償、低償服務項目。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萬個，涵蓋老年人入戶服務、緊急援助、日間照料、保健康復和文體娛樂等多種功能，受益老年人超過3000萬。2005年，全國平均每個街道有1.32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每9.8個社區居委會有1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時，志願服務也覆蓋了許多社區，包括日常護理、醫療護理以及社會養老看護院里的合法看護，同樣也包括家庭一對一的專屬看護服務。「截至目前，全國共有1300萬人次的志願者為280多萬名老人提供了超過6.3億小時的志願服務，建立志願者為老服務站6萬多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從1989年開始(當時筆者在中山大學主持了首屆全國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隨著社會公益事業教育的迅猛發展，國家也大力提倡培訓專業的養老護理人員為老服務。
是社區護理還是機構護理，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困擾了很久，但是社區護理從來沒有消除對機構護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來，國家加大資金投入，在城鎮建立面向「三無」老人的社會福利院。在農村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養場所和生活服務。從總體上看，「大力發展老年公寓、養老院和老年護理院，為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別是高齡病殘人群提供機構養老服務……鼓勵和調動社會力量，採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推動養老機構較快發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國城鄉有社會福利院、敬老院、養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個，總床位149.7萬張，其中農村鄉鎮敬老院29681個，總床位89.5萬張(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這些統計數字對於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長期護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筆者回到中國，又拜訪了一些民營及公共養老機構。其發展令人矚目，但它們也同樣面臨著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問題，如供求問題、收費標准還有護理質量等。通過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護理與機構護理仍有明顯不同。如一個家庭將88歲的老母親留在家中照顧，但是由於老人會經常需要醫療方面的護理，家人們還是要經常把老人送去醫療機構，這樣往來，給整個家庭帶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對養老機構的條件和服務作出了解後，發現其所提供的也多隻是老人的住所，養老護理所需的專業服務和醫療服務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當老人需要24小時全方位護理時，還是要家人去承擔看護，哪怕已經付了可觀的養老院費用。

⑤ 求一份公共政策學的論文。

摘要: 公共政策執行在整個行政管理活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 由於許多因素的影響, 在我國政府施政的過程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現象, 引起了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無序和混亂。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現象、原因後, 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 為保證公共政策的順利執行提供參考。 關鍵詞: 公共政策; 執行偏誤; 矯正1引言公共政策執行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組成人員通過運用各種手段, 將公共政策的內容轉化為現實, 從而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一種行為。公共政策執行是公共管理活動的中心環節,是實現政策目標, 解決政策問題以及實現社會公共資源權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徑。對此, 美國公共行政學者艾利森指出:「在達到政府目標的過程中, 方案確定的功能只佔10 % , 而其餘90 %取決於有效的執行」[ 1 ]。這表明公共政策執行在公共政策活動及其生命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 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 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 常常導致公共政策執行出現偏誤, 公共目標不能預期實現。在國內外的政策實踐中, 政策執行出現偏誤的問題普遍存在。由於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等方面的原因, 當前我國這一問題尤為嚴重。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誤, 不但會直接影響政策問題的解決, 導致預定政策目標落空, 而且會損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權威和公信力。在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 研究解決我國的公共政策執行出現偏誤問題, 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十分緊迫的重大現實問題, 對於提高我國公共政策執行效率有著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2我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主要表現作為政治系統輸出的主要內容, 公共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權威性的社會價值分配方案。然而, 公共政策在付諸實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種具有觀念形態的分配方案, 其效能必須經過實際的執行過程才能得以發揮, 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過有效的執行才能保證其目標的實現。然而, 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政策執行的結果往往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具體來說, 公共政策在執行中出現的偏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 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執行者在實施政策的過程中只做表面文章,並未採取可操作的具體措施來貫徹執行政策, 而是將政策束之高閣, 陽奉陰違, 敷衍塞責, 從而使嚴肅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變成了一紙空文, 根本談不上解決具體問題,實現具體目標[ 2 ] 。(2) 政策選擇執行現實中運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著共同政策目標的小政策組成, 一些政策執行主體往往對政策「斷章取義、為我所用」, 只執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執行, 「見了黃燈趕快走, 見了紅燈繞道走」, 他們「耍小聰明」, 「打小算盤」, 置國家政策原則於不顧。這種選擇性執行使完整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變得殘缺不全, 政策的整體功能難以發揮, 政策目標的實現也必然大打折扣。(3) 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加進原來政策所沒有的內容,使政策的調控對象、范圍、目標、力度超出了原來的要求,從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 導致政策擴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點是執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礎上自行設置「土政策」, 打著結合地方實際的旗號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謀取私利, 從而導致政策執行變形。以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例,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本來是為了控制人口數量, 提高人口素質, 但在一些地方, 計劃生育罰款卻是鄉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標公開拍賣, 偏離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4) 政策歪曲公共政策執行者在傳達和執行中對政策精神實質或部分內容有意曲解, 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 借口本地區或部門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釋, 從而導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換為與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5) 政策抵制公共政策執行者對現有的政策不認同、不接受, 從而產生抵制情緒, 使公共政策不能夠執行到位, 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例如, 近年來, 我國一些地方政府過分強調自身的情況,找各種原因讓中央「法外施恩」, 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一再置若罔聞, 甚至逆風而行, 「你說你的, 我干我的」, 抵制心態異常頑固。(6) 野蠻執行公共政策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政策執行應更注重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運用。然而目前我國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普遍存在著濫用行政手段的現象,有的公共政策執行人員對執行對象動輒命令、強制, 使執行對象從心理上和行為上難以接受。行政手段在執行中扭曲變形, 演變成野蠻執行, 導致干群關系緊張, 極大地影響了執行效果。還有一些政策執行人員向執行對象解釋政策不夠,宣傳不到位, 忽視了思想教育手段的運用, 一旦執行對象對政策不理解, 出現為難和抵觸情緒, 執行人員就採取制裁、經濟處罰等方式, 野蠻執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執行人員採取極端手段, 背離工作程序, 甚至採用違法違紀的方法執行公共政策[ 3 ]。3我國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主要原因當前公共政策執行出現偏誤, 有著主觀或者客觀等多方面的原因:

(1) 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質量問題是影響政策執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項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執行, 往往取決於政策本身是否科學合理。政策執行偏誤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著缺陷, 有漏洞可鑽。一般說來, 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從以下三方面來考慮: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項政策規定的各項內容沒有反映客觀存在的現實情況, 政策所規定的各項行為不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 那麼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 導致其在執行過程中將表現出政策行為規范與客觀實際的強烈沖突, 使政策執行失去了實踐基礎。政策執行機關在執行這種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時, 理所當然地會選擇「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方式來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 要求政策方案要有嚴格的執行界限、科學的操作程序、准確的評估標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將使政策的可操作性減弱, 使政策執行者與政策目標群體無所適從, 同時,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會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 導致執行者有空子可鑽, 對政策隨意變通, 同時也為有關領導化解「風險」提供了口實。三是政策是否「前後左右」協調一致。現在, 有許多政策是政出多門, 莫衷一是。面對眾多相互沖突的政策時, 政策執行者不得不採取「優選法」———頂頭上司的優先, 其他領導的靠後; 經濟監督、杠杠部門的優先, 其他部門乃至黨政機關的靠後; 領導個人交辦的優先,集體名義布置的靠後。這種做法違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原則, 必然導致國家受損, 群眾吃虧,正確的政策難以執行。四是政策是否多變。今天制定一個政策, 時隔不久, 情況發生了變化, 又匆忙出台一個新政策,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政策多變, 朝令夕改, 法無常規, 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 就無法建立起政策的權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難使人遵從。(2) 政策執行主體的原因任何一項政策最終要靠執行主體來實施, 現實中政策執行偏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策執行主體的原因造成的, 這表現在:1) 政策執行主體的素質不高由於歷史原因, 我國公務員與發達國家公務員比較起來,素質普遍不高, 從而, 文化水平低導致行政決策水平低; 職業道德差導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責任觀念淡薄導致爭榮譽而避責任; 理論水平低導致官本位思想嚴重。少數領導幹部沒有系統接受現代政策、科學知識的訓練, 很難形成科學行政必備的系統觀念、戰略遠見、迎接挑戰的心理素質以及自覺接受監督的民主意識。這些弱點難免對政策執行產生不良影響。

2) 執行主體法制觀念淡薄

從行政的角度看, 中國政府機構的規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變化的隨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濃厚。目前, 政策執行中「按章程辦事的運作」, 「受規則約束的運作」, 「形式主義的非人格化的統治」, 「不因人而異」等觀念並未深入人心,隨處可見官僚的「任性專斷」, 「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 這是真正的管、卡、壓」[ 4 ]。書面形式的行政法規約束不了現實社會中的官場邏輯, 人格權威大於機構權威和法律權威。顯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執行效率遞減的重要原因。檢舉回答人的補充 2009-10-30 20:08 3) 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美籍加拿大學者戴維·伊斯頓認為: 「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權威性的分配」[ 5 ]。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決社會利益的分配問題, 所有政策最終都表現為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處理。公共政策對利益的分配,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經歷四個環節: 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實。公共政策的目的在於調整和規范社會的利益結構, 促進整個社會快速健康發展, 因此, 它適用於全社會, 代表和維護的是一種整體利益, 符合全體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但是, 在現實生活中, 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 有些政策未能充分體現, 甚至損害廣大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 以致目標群體難以認同和接受這些政策, 進而對政策的執行產生消極情緒和抵觸。同時, 政治決策者和市場決策者一樣, 也是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環境中, 猶如在市場環境中一樣, 個人也會最大限度地追求個人利益,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 人們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現象也表明, 人們是在利益的推動下去實施政策行為的。公共利益與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與沖突決定了政策執行偏誤的現實可能性。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長期存在的。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 作為政策制定者的上級政府和作為政策執行者的下級政府以及作為政策執行的目標群體的廣大利益主體必然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和沖突。在一個制度比較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中, 在法定的許可權和正當的利益范圍內, 官僚們在制定政策時, 由於受自利動機的驅使, 往往會盡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體現、維持、實現、擴大自身的利益, 但是這種自身的利益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圍之內, 不至於與公共利益發生嚴重沖突。相反, 如果在一個制度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監控機制下, 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難以受到有效的約束而發生膨脹, 他們就會通過所掌控的公共權力, 通過公共政策這一「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手段進行「政策尋租」, 把公共政策變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文秘雜燴網 http://www.rrrwm.com

⑥ 求3篇公共政策學論文``1500字左右··題目如下· 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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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圍繞「公共政策」寫一篇1000字論文

公共政策 當你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個一級學科目錄，你會看到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行政管理、勞動和社會保障、土地資源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根據國際國內公共管理一級學科的發展狀況，自主創立了二級學科公共政策和發展管理，開中國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學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但在我國還屬於起步和發展時期。傳統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於政治學和行政學，意在從規范意義上探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的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研究，為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詢。
然而，20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中後期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爭論，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分野使社會科學的發展從整體上進入了紛繁迷惘的時代。而在這個時代里，把數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的量化分析技術與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技術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已成為社會和學科發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會科學的研究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給了社會科學第二次生命。
發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見端倪，而中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現代化發軔於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創立和發展開啟了中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現代化研究的先河，數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學分析等現代分析技術與分析方法的引進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與世界接軌，並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學現代分析技術與方法集中體現的領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術與方法的核心是把數學、統計學、博弈論、運籌學、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術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本科專業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數學、應用統計學、博弈論、運籌學、模擬決策、電子政務、宏微觀經濟學為主幹基礎課，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論、公共政策量化技術---統計與預測、公共政策量化技術---規劃與決策、公共政策的實驗模擬、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管理科學理論、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為主幹核心課程，參照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課程設置與教材建設，廣泛引進人才，開辟了中國公共政策教育與世界接軌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資源。目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系擁有以陳慶雲、顧昕、李永軍、郁俊莉、劉霖、黃璜等為代表的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具有數學、工學的學歷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學的博士學位，擁有博士後研究經歷和海外學習背景，通曉公共政策現代分析技術、了解中國國情，能進行政治、管理、經濟、信息技術跨學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會學研究方法分析----數理建模與量化分析----計算機分析與信息技術模擬」科學的教學與科研邏輯。同時，隨著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國內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場認可度的提升，來自祖國各地的最優秀學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充實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後備力量。世界著名的實業家廖凱原、邱徳拔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數億元的捐資，以及在政府管理學院設置的高額獎學金、獎教金做出了對中國公共政策研究的社會貢獻。
國際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學與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學院傅軍院長國際威望的優勢，學院與專業開展了與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的合作交流，承辦了全球公共政策聯盟年會、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論壇等一系列國際公共政策項目，同時與世界五百強企業BHP的公共政策高級培訓項目的合作對公共政策研究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學院和專業中，來自日本、韓國、俄羅斯、朝鮮、柬埔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數量佔到30%的留學生成為國際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標志。中國高水平運動員王皓、馬琳等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學習對政府管理學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學只有與市場結合才能真正轉化為價值。面向市場與社會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北京大學公共政策專業的本科生、碩士生，不僅接受了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的正規訓練，而且通曉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學的前沿技術，熟識中國國情，成為中國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軍。他們的就業領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寶潔、必和必拓、松下，中國著名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國家電網、中國鋁業，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國際著名的咨詢公司和事務所普華永道、麥肯錫、畢馬威和中央國家機關的核心部門。他們為政府、企業、NGO以及公民提供商業和公益咨詢，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在創造了巨大的個人商業價值的同時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總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科學的研究，已經成為繼工商管理科學之後又一個社會科學發展的領軍者。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研究也將迎來發展史上的又一個春天，公共政策科學將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巨大的貢獻，中國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