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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的歷史

發布時間: 2021-03-12 14:31:21

㈠ 歷史上有什麼依法治國的例子急!!!!!!!!!!!!!!!!!!!!

孟子說過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出師表裡有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約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劉邦率領大軍攻入關中,到達離秦都咸陽只有幾十里路的霸上。子嬰在僅當了46天的秦王後,向劉邦投降。劉邦進咸陽後,本想住在豪華的王宮里,但他的心腹樊噲和張 良告誡他別這樣做,免得失掉人心。劉邦接受他們的意見,下令封閉 王宮,並留下少數士兵保護王宮和藏有大量財寶的庫房,隨即還軍 霸上。為了取得民心,劉邦把關中各縣父老、豪傑召集起來,鄭重地向 他們宣佈道:「秦朝的嚴刑苛法,把眾位害苦了,應該全部廢除。現在 我和眾位約定,不論是誰,都要遵守三條法律。這三條是:殺人者要處死,傷人者要抵罪,盜竊者也要判罪!」父老、豪傑們都表示擁護約 法三章。接著,劉邦又派出大批人員,到各縣各鄉去宣傳約法三章。百姓們聽了,都熱烈擁護,紛紛取了牛羊酒食來慰勞劉邦的軍隊。 由於堅決執行約法三章,劉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最後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王朝。--出處《史記·高祖本紀》

㈡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㈢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3)依法治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㈣ 「依法治國」是在什麼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

「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4)依法治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事實上,新中國在成立後至1957年夏反右斗爭擴大化之前的7年時間里,是比較注意法制建設的。

這期間,不僅制定了1954年《憲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規、命令,而且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實行憲法,依法辦事。這可以從當時一些領導人在講話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謝覺哉同志就說過,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治,但我們確要我們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時,專門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發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

在改革開放以前,各種條件決定了我們黨和國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當然更不可能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在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沒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提出來。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不是一下子就輕而易舉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際上,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發展

㈤ 簡述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有以下六條:

第一,依法治國是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專加強和改屬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5)依法治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㈥ 依法治國的歷史啟示 2000字

法治國方略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其經歷了一個探尋、選擇、確立、如何實現的發展過程。從"人治"與"法治"之爭到"法制"與"法治"之辯,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從探尋治國方略到確立治國方略,再到實現治國方略,無一不閃爍著當代中國人的智慧。從實現治國方略的構架看,包括一個基石即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個前提即建設法治型執政黨,一個關鍵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個保障即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一個根本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一個具體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質等。更為重要的是,這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古今中外歷史證明,法治是最科學的治國之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次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實現依法治國之航船再次大力張帆。如何才能讓中央這一偉大的決策落到實處,結出燦爛的果實。
首先,最高領導層必須要有非常堅定之決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國。秦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統治者變法強秦的決心異常堅定。不論變法過程遭到「老氏族」等守舊勢力多麼頑強的破壞、發生什麼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價,秦孝公都始終不遺支持商鞅變法,且自己帶頭遵守法,歷時二十餘年才終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國困難可想而知,傳統意識的挑戰、利益集團的阻撓、全民法律意識的不足等等,非強力不足以戰勝。我們不懷疑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關鍵是要讓全國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這一決心的異常堅定,形成大勢所趨。為此,才能戰勝一切困難,實現理想的目標。
其次,應堅持從嚴治官。中國依法治國治之阻礙在官而不在民。現實中,有多少官員僅僅把依法治國作為政治口號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實;有多少官員不學法、不懂法,做決策、處理問題只憑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員明目張膽違法。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在阻礙依法治國,實是在破壞依法治國,以至於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聖權威大大降低。秦之變法成功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嚴格要求各級官員守法、依法辦事。一旦違法,不論是出於何等好心,何等實情,都要受到嚴厲懲處,且不論職務高低,不論是太子、太傅,還是郡守、縣令。四中全會決定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無疑是非常正確之舉。實踐中,需要建立各種有效的監督考核機制,把這一措施落到實處,堅持「一票否決」。使各級官員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覺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如此,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決心才能轉化成各級官員的行動,法治中國的進程才能大大推進。
其三,讓全體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形成法治環境的前提。秦之變法就是讓民眾信法開始的,從「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種相悖習俗,步步推進,最終使法治植根於民眾心中,達到輕易不可逆轉境界。當前,老百姓「信信訪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現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覺守法,就不能成為參與、監督、推動依法治國大業的強大力量。可見,讓全體人民信法,樹立法律之神聖權威是建設法治中國的應有之義。

㈦ 簡述建國之後中國依法治國的歷程

我們黨高度重視法治建設。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取得歷史性成就。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㈧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8)依法治國的歷史擴展閱讀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㈨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是歷史的深刻啟示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正式載入憲法。1999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並明確提出了「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2004年4月,國務院又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目標任務,即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今年,中央政法委又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政法各部門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黨和政府正在堅定不移地逐步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進程。

作為一名司法工作人員,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中,通過學習培訓正確認識和理解有關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十分重要,這是形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前提,是正確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礎性工作。下面筆者就依法治國的有關問題談點粗淺的認識。

一、關於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

依法治國具有深刻的內涵。按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的闡述,依法治國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必須依法受到追究。(二)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必須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基本行為准則的觀念;必須首先維護憲法的權威;必須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必須樹立執法部門的公信力。(三)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法治區別與人治的重要標志,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具體要貫徹職權法定原則、有權必有責原則、用權受監督原則和違法受追究原則。

對依法治國深刻內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確的理解,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實踐中甚為流行的一種不符合依法治國實質內涵的「法制工具論」。所謂「法制工具論」的實質就是指把法制置於人治之下,從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約束力,視法制僅僅為管理的工具,當管理手段缺乏時,要求增加管理職權的立法呼聲十分強烈;當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時,則對法制棄之唯恐不及。事實上我國歷史上並不缺乏運用法律手段治理國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戰國的商鞅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論」的觀點推論,我國歷史上的這些「變法」都可以稱為「依法治國」了,這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因為我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國家機器擺進去而受法律制約。如果「法制工具論」能成立,那麼中國共產黨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國」的治國基本方略,其先進性也就無從體現了。

依法治國的「國」字,應該是指國家機器和公民二個層面。如果認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論」。歷史和事實無數次地證明,如果不先治好國家機器和官員,那國家是很難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國的重點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二、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

我國現行約35000多件法律法規規章中,約佔80%的屬於行政法范疇。而且行政權具有最為活躍、最為廣泛的特點,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有人戲稱行政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事實上,行政權也是最容易膨脹、最需要控制,又最難控制的國家權力。現實中存在這樣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一)行政權大量地侵犯國家立法權。如有關行政主體超越職權立法、部門利益「法制化」;行政主體不依法行政等。(二)沒有行政組織法,行政主體職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亂。如行政機構職能配置缺乏法律論證,職能設置不科學造成交叉;設置許多沒有法律依據的臨時機構行使行政職權等。(三)行政執法與經濟利益掛鉤。(四)地方政府行為存在大量行政違法。(五)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導致行政程序不規范、不統一。(六)有的領導幹部學法不守法。

在現實社會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機關在依法行政的口號和旗幟下,偏面地強調加強行政權、保障行政權、擴大行政權,在制定的行政依據中大量地塞進反映本部門、本地區利益的內容,有的甚至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還強令下級遵守和執行,又美其名曰「嚴格執法、依法行政」。這是具有嚴重危害性的行政違法。是「法制工具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典型表現。

行政權的特點和上述現實狀況表明,行政主體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實現依法治國的關鍵之所在。

三、對依法行政基本涵義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義是指行政主體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事行政行為,不得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從這個基本涵義出發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條:第一,「法」本身一定要體現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說法本身必須是合憲的。第二,行政活動一定要藉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依法進行的行政行為會遭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動要受到法律的規制,以體現公開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權力被濫用。

對自然人和行政相對人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對國家機關和行政主體及行政人而言,「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這是法治社會普遍適用的原則。但是不是意味著,行政主體的任何行政行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規定」,否則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實也並非這樣的簡單。在行政法學界有三種學說比較有名。(一)全部保留說。要求全部行政行為都得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二)權力保留說。要求權力性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權力由法律保留給自己),非權力性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三)侵益保留說。侵益行為要有法律依據,授益行為不需要法律依據。目前行政法學界對第二種學說大多持贊同態度。筆者也同意權力保留說。例如,行政機關召開機關工作會議,這當然也屬於行政行為,但此行為不涉及該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是一種非權力性的行為。非權力性的行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只有象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規范等涉及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關系的行政行為即行政權力性行為才需嚴格遵循「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規則。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是關繫到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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