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與收入

⑴ 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

很多研究都證明了經濟增長不僅會受到環境污染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是穩定的、長期的，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如果忽視環境污染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那麼環境污染就會吞噬經濟增長的成果，甚至帶來更為嚴重的後果。因此我國必須及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協調環境質量和經濟增長這一對矛盾，發揮環境政策的實效性。
一、我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與之相伴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凸顯，這對我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一定的威脅。以我國的廢水排放總量來看，2000年時我國的廢水排放總量是415.2億噸，1995年僅為373億噸，5年來的增長率超過了10%。1995年我國的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104.1萬噸，到2000年竟然已經達到了1995.1萬噸，增長率將近15%。對比1995年和2000年我國的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和工業煙塵排放量，增長率達到了26.6%、70.9%和13.8%[1]。
進入21世紀之後，雖然我國大力強調環境保護工作，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經濟增長也保持著較快的速率，但是由於長期處於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具有較大的能源消耗量，我國的環境污染形勢仍然比較嚴峻。鑒於環境污染給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來治理環境污染。2005年我國投入的工業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資就比2000年幾乎翻了一倍，達到了458.21元，當年的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超過了2000億元，到2007年就已超過了3000億元，幾乎每年的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都占當年GDP的1.3%左右，而且比例還在不斷增加。但是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受到環境污染的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我國每年由於環境污染而帶來的損失高達GNP的8%。
自從黨和政府提出節能減排、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號召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都開展了大量的工作，積極轉變經濟增長的觀念，開始實行主動減排，這些措施都對我國環境污染的治理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2008年開始我國的環境質量出現了一定的改觀，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低將近9%，盡管當前我國的廢水排放總量仍有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經減小到了3%以下，其中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已經開始降低。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和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超過了80%和90%，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降低了將近6%，其中工業粉塵排放量、煙塵排放量、工業二兩化硫排放量均有所降低。當前我國每年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在GDP中的比例已經超過了1.4%[2]。
二、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方面的研究
關於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世界各大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大多數的發展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遇到了環境污染制約經濟增長的問題。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就必須開采和利用自然資源、排放工業污染物，必然會導致一定的環境污染。另一方面隨著環境的惡化和自然資源的消耗，也會對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造成制約。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研究者對這二者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在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環境影響進行研究時，美國環境學家Kruege和Grossma分析了環境污染和人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並將其繪制稱為你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根據2人的研究成果，在沒有採取環境政策干預的情況下，隨著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其環境污染水平也會逐漸提高。而當國民收入達到一個轉折點時，經濟增長又會對環境質量的改善起到促進作用，這個轉折點一般為人均4000-5000美元[3]。
三、治理環境污染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行化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非常迅速，但是環境污染問題也始終困擾著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黨和政府對其予以了高度的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總體上仍然依靠勞動力、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控制環境污染對我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整合政策
為了達到控制環境污染的目的，應該將科技創新和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整合起來，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對環境的積極作用，這樣也可以使我國的科技進步保持環境友好的方向。我國應該在政策方面鼓勵科技創新，並對科技創新的環境後果進行評價，對於開展自主創新的企業，政府應該為其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推動我國經濟向內涵型發展。
（二）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
要對第二產業進行優化，主要的對策是推動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大力開展污染產業的技術改造。與此同時我國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發揮其低污染、低消耗、高就業和高產出的優勢，進一步對我國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應該大力發展旅遊業、能源工業和生態農業，我國的東部地區則應該大力開展產業升級，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型產業，在減少環境污染的前提下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良好態勢。
四、結語
環境污染的治理問題任重道遠，我國決不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必須正確地處理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妥善地解決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這對矛盾，走持續發展道路，創建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

⑵ 創造和佔有財富的方式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

我感覺你如果不注意環境污染，對創造或者佔有財物的方式肯定是比較急躁，或者是冒進的，肯定對環境污染很大

⑶ 污染的社會邊際收益指的是什麼

最優污染水平可從兩種思路理解：
1.污染的邊際收益=污染的邊際成本。其中污染的邊際收益就是企業污染的邊際凈收益，考慮到污染是由生產活動產生的，生產和污染其實是從兩個角度看的同一件活動。所以：企業污染的邊際凈收益=企業生產的邊際凈收益。記作MR。也稱為邊際私人凈收益，記作MNPB。
污染的邊際成本就是邊際外部成本，也表述為邊際社會成本MSC，或邊際環境成本MEC。所以有MR=MSC。也可記為MNPB=MEC
2治理污染活動的邊際收益=治理污染活動的邊際成本。治理污染活動的收益不能直接計算，用間接的方法計算，方法是將避免的損失計為收益，即將避免的環境成本記為收益，就是MEC。治理的英語是abatement，治理污染活動的邊際成本記作MAC。所以有MAC=MEC。

⑷ 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也是經濟系統運行的專基礎，是經濟發展屬必要的前提條件。生態環境問題是由於人類長期的生產和生活等社會經濟行為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而反作用於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不良影響，其實質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調。環境作為經濟發展所必須的一種資源，其具有資源的特性——稀缺性。自然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環境效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或正的外部效應和負的外部效應。判斷環境對經濟發展是外部經濟還是外部不經濟的標準是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比較。

⑸ 環境庫茲涅茨的理論解釋

（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提出
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Grossman和Krueger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區談判中，美國人擔心自由貿易惡化墨西哥環境並影響美國本土環境的問題，首次實證研究了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指出了污染與人均收入間的關系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隨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隨GDP增長而下降」[1]。1992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以「發展與環境」為主題，擴大了環境質量與收入關系研究的影響[2]（P38-39）。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庫茲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與收入不均等之間的倒U型曲線，首次將這種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間的關系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3]，如圖1所示。EKC揭示出環境質量開始隨著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後（如圖1的Y0所代表的收入水平）隨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環境質量與收入為倒U型關系。
圖1 EKC曲線
（二）EKC的理論解釋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提出後，環境質量與收入間關系的理論探討不斷深入，豐富了對EKC的理論解釋。
1.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經濟增長通過規模效應、技術效應與結構效應三種途徑影響環境質量[1]：（1）規模效應。經濟增長從兩方面對環境質量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經濟增長要增加投入，進而增加資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產出也帶來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術效應。高收入水平與更好的環保技術、高效率技術緊密相聯。在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研發支出上升，推動技術進步，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其他不變時，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單位產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產對自然與環境的影響；二是清潔技術不斷開發和取代骯臟技術，並有效地循環利用資源，降低了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3）結構效應。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產出結構和投入結構發生變化。在早期階段，經濟結構從農業向能源密集型重工業轉變，增加了污染排放，隨後經濟轉向低污染的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投入結構變化，單位產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環境質量改善[4]。
規模效應惡化環境，而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改善環境。在經濟起飛階段，資源的使用超過了資源的再生，有害廢物大量產生，規模效應超過了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環境惡化；當經濟發展到新階段，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勝出，環境惡化減緩[5]。
2.環境質量需求。收入水平低的社會群體很少產生對環境質量的需求，貧窮會加劇環境惡化；收入水平提高後，人們更關注現實和未來的生活環境，產生了對高環境質量的需求[6]，不僅願意購買環境友好產品，而且不斷強化環境保護的壓力，願意接受嚴格的環境規制，並帶動經濟發生結構性變化，減緩環境惡化。
3.環境規制。伴隨收入上升的環境改善，大多來自於環境規制的變革。沒有環境規制的強化，環境污染的程度不會下降[7]。隨著經濟增長，環境規制在加強，有關污染者、污染損害、地方環境質量、排污減讓等信息不斷健全，促成政府加強地方與社區的環保能力和提升一國的環境質量管理能力。嚴格的環境規制進一步引起經濟結構向低污染轉變。
4.市場機制。收入水平提高的過程中，市場機制不斷完善，自然資源在市場中交易，自我調節的市場機制會減緩環境的惡化[2]。在早期發展階段，自然資源投入較多，並且逐步降低了自然資源的存量；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自然資源的價格開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會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並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同時促進經濟向低資源密集的技術發展[8]，環境質量改善。同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市場參與者日益重視環境質量，對施加環保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銀行對環保不力的企業拒絕貸款。
5.減污投資。環境質量的變化也與環保投資密切相關，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上資本充裕度有別，環保投資的規模因而不同。Dinda將資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於商品生產，產生了污染；一部分用於減污，充足的減污投資改善環境質量[9]。低收入階段所有的資本用於商品生產，污染重，並影響環境質量；收入提高後充裕的減污投資防止了環境進一步退化。環境質量提高需要充足的減污投資，而這以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充足的資本為前提。減污投資從不足到充足的變動構成了環境質量與收入間形成倒U型的基礎。
這些理論研究表明，在收入提高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向信息化和服務業的演變、清潔技術的應用、環保需求的加強、環境規制的實施以及市場機制的作用等，環境質量先下降然後逐步改善，呈倒U型。
二、關於EKC的理論批評
EKC理論假說提出後，實證研究不斷，結論呈多樣化，有的支持倒U型，也有結論顯示兩者呈U型、N型、單調上升型、單調下降型[10][11]，並且不同污染物的污染與收入間關系呈現差異形態，對EKC提出了挑戰，學術界在理論上也展開了對EKC的批評。
（一）EKC的內生缺陷
Arrow等批評EKC假定收入僅是一個外生變數，環境惡化並不減緩生產活動進程，生產活動對環境惡化無任何反應，並且環境惡化也未嚴重到影響未來的收入[12]。但是，低收入階段環境惡化嚴重，經濟則難以發展到高水平階段，也達不到使環境改善的轉折點。經濟增長與環境是互動的大系統，環境惡化也影響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需要構建將收入內生化的模型探討環境質量與收入水平間的互動關系。
（二）EKC的適用局限
EKC能否概括各種條件下環境質量與收入間的關系？研究表明EKC的適用性受到局限。
1.環境-收入理論關系具有多種形態。環境質量與收入間是否只存在倒U型一種形態？研究表明環境-收入理論關系存在七種不同形態。在理論探討中，如下表達式常用來考察環境與收入間的關系：
式中y為環境指標，x指人均收入，z指影響環境變化的其他控制變數；下標i代表一個國家或地區，t指時間；α是常量，βk是解釋變數的系數。該模型依βk的不同而呈現x與y的不同關系，從理論上說明環境與收入間的關系並非倒U型所能代表：
第一，β1= β2 =β3=0，收入水平與環境質量之間沒有關系；第二，β1>0，且β2 =β3=0，x與y之間呈單調上升關系，環境隨收入上升而惡化；第三，β1<0，且β2 =β3=0，x與y之間存在單調下降關系，環境隨收入增加而改善；第四，β1>0，β2<0，且β3=0，x與y之間呈倒U型關系，即EKC，且轉折點在處；第五，β1<0，β2>0，且β3=0，x與y之間呈U型關系，收入水平較低階段，環境隨收入上升而改善，收入水平較高階段，環境隨收入上升而惡化；第六，β1>0，β2<0，且β3>0，x與y呈N型，收入水平不斷上升的過程中，環境質量先惡化再改善，又陷入惡化境地；第七，β1<0，β2>0，且β3<0，x與y的關系與N型相反，伴隨收入水平上升，環境質量先改善再惡化，後復歸改善。
環境與收入理論關系的七種形態中，EKC僅是其中的一種形態，其倒U型不能適用於所有的環境-收入關系。
2.EKC無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響。在污染指標上，污染可分為存量污染與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僅對目前環境產生影響，存量污染物經一段時間積累後在將來對環境產生影響[13]。兩者的區分視考察時間長短而定，二氧化硫、懸浮物、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從短期看可作存量污染物，但從長期來看則是流量污染物。典型的存量污染物是城市廢物（因為這些廢物在處理場所不斷積累）和二氧化碳（存在大約125年）。流量污染物的控制見效快，存量污染物的削減在短期內則難見成效。現實中政府具有短期行為，僅注重削減流量污染，導致經濟增長過程中存量污染物一直上升。因此流量污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下降也不能代表所有污染物的改變。
3.EKC的長期性問題。從EKC的適用時間長短來看，EKC即使在考察時間段或較短時期內成立，在長期也可能不成立，會呈現N型曲線，即開始顯示了倒U型，達到特定收入水平後，收入與污染間又呈現同向變動關系[14]，原因在於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清潔技術被充分利用後，再無潛力可挖，同時減少污染的機會成本提高，收入增加導致污染上升。
因此，EKC反映了多種環境-收入理論關系的一種形態，且更適用於流量污染物和短期的情況，而不適用於存量污染物，在長期內可能呈N型。但其多形態的環境-收入關系的理論基礎需要深入探討。
（三）現實問題使污染軌跡偏離EKC
EKC是對環境-收入關系的一種概括，而現實的復雜性和動態化會不斷打破其演變路徑，新問題使環境-收入關系偏離EKC，呈現多樣性。
1.新技術與新毒型。新技術一般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產生潛在危險，如產生新的危險廢物。新技術推廣之初，這些副作用不為人所認知，當其危險顯露出來後，該技術的使用受到限制，最後被淘汰，為新一代的技術所取代，而新一代技術又面臨同樣的輪回[15],每一種新技術都經歷這一變動軌跡。技術周期、收入提高與污染糾集在一起，產生不同的關系：倒U字型、N字型和倒L字型。
Dasgupta等闡述了污染排放與收入之間的四種關系：一種是傳統的EKC，一種為修正的EKC，另外兩種為污染排放與收入呈單一關系，包括新毒型與觸底競爭型[16]，如圖2所示。其中兩類涉及到新技術的效應：第一類為新技術產生了修正的EKC，它保持了其倒U型，新技術降低了EKC的位置，且先於傳統EKC達到轉折點，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與環境》也提出了這種類型。另一類是新技術產生了新毒型污染-收入關系，指新技術產生了新污染物，包括致癌化學物、二氧化碳等，原污染物排放減少的同時新污染物排放上升，因而總污染並未下降。
圖2 EKC的多種形狀
2.環境規制趨同與觸底競爭型。一國環境標准高，提高了其排污成本，使生產成本高於低環境標准國家[17]，驅動一些污染密集型產業移向低環境標准國家，資本外流使高環境標准國家面臨放鬆環境規制的壓力，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各國以保持競爭力為借口，放鬆環保規制，形成觸底競爭。隨著觸底競爭的加劇，形成收入提高而污染排放保持不變，曲線趨於平坦，即Dasgupta等所述的觸底競爭型，呈倒L字型，如圖2所示。
這兩類偏離EKC的情形值得進一步研究，不過學術界對環境規制的觸底競爭本身並未達成共識。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可能還會出現其他問題和其他形狀的環境-收入變動軌跡，需要繼續探討。
（四）EKC的指標問題
EKC考察環境質量與收入間的動態關系，涉及到收入指標和環境質量指標，後者一般以污染指標顯示。
EKC中的收入指標為人均收入，Stern等認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人均收入低於平均水平的人遠多於高出平均水平的人，因而應以中值收入水平作為變數，而非平均收入水平[18]。
在污染指標上，針對一些人依據EKC而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這一問題，Tisdell提出污染密度（Pollution intensity，指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比總污染更具有意義，因為污染密度的升降更能體現經濟增長過程中污染變動的全面情況。Tisdell還將污染分邊際污染、平均污染與總污染，著重考察邊際污染指標的價值[19]。假定污染不是累積性的，收入上升至一定水平後，則污染密度下降，如圖3所示。圖3顯示了平均污染的EKC以及相應的邊際曲線，兩者先上升後下降，邊際污染線先於平均污染線達到頂點，並與平均污染線的頂點相交。當邊際污染和平均污染的污染密度達到頂點後，總污染會繼續上升一段時間，在Y1水平上平均污染開始下降而總污染繼續上升，因為邊際污染仍為正值；只有當收入上升到Y2後，邊際污染線位於橫軸之下，總污染才會下降。因此，人均收入上升過程中，邊際污染、平均污染和總污染三種指標的變動軌跡有些差異。
圖3邊際污染與平均污染的EKC
這些指標問題在EKC研究中是容易改進的，可以選擇中值收入指標、污染密度指標或更有價值的指標考察EKC，不僅考察總污染，也研究邊際污染的變動軌跡，全面把握經濟增長過程中污染變動的動態。
（五）EKC的解釋力問題
1.污染結構問題。經濟活動不可避免地排放污染物，並且污染物的結構處在變動之中。Arrow指出收入上升過程中一些污染物排放減少只反映出污染結構的變化，一種污染物排放的減少往往與其他污染物排放增加並行[12]，EKC難以解釋這一問題。發達國家伴隨著環境規制加強和技術創新，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下降了，但廢物混合體從硫磺、氮氧化物轉向了二氧化碳和固體廢物，因而總污染排放仍然很大，人均污染排放並未下降，降低一種污染物的努力會加劇其他污染問題。
2.非收入因素對污染的影響。針對EKC支持者認為經濟增長帶動技術進步和環境規制強化，批評者提出一些清潔技術和環境規制加強的壓力也可能來自外國，因而與本國的收入無關。一國環境質量也會受制於鄰國的污染狀況，特別是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污染物易於在相鄰國土間傳播，從而淡化了環境質量與本國收入的關系[20]。
3.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差異問題。有研究者認為如果存在污染與收入間的EKC關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貿易產生的污染產業分配效應[12][18]。H-O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專門生產其豐裕要素（勞動與自然資源）密集的產品，發達國家專門生產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密集的產品，即發展中國家集中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和初級產品，而發達國家專門生產清潔產品和服務密集型產品[18]。一些資料表明發達國家污染密集型生產下降的同時，其污染密集型產品的消費並未同幅下降[21]，說明發達國家生產結構的變化與消費結構的變化並非同步，發達國家環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國家環境惡化部分反映了這種國際分工。在特定條件下，污染密集型工業從環境標准高的發達國家向環境標准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22]，後者成為「污染避難所」，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過程中改善環境質量。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提高的過程中，無法如發達國家那樣從其他國家進口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在強化其環境規制時，也無法將污染產業轉移出去，將面臨嚴峻的污染挑戰，難以在收入水平提高後改善環境[18]。因此，世界范圍的污染並非下降了，只是轉移了。
為此運用EKC解釋現實時，針對污染結構的變化，避免僅考察單一污染物，應建立污染物指標體系以綜合考察所有污染物的變動軌跡；針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以發展中國家為重點研究對象，考察發展中國家環境-收入關系的核心影響因子。
對EKC的批評還包括其他方面，如消費的外部性和努力改善環境的外部性導致市場失效，難以在收入提高後改善環境[23]；從一些國家一年或多年的污染-收入靜態關系中推出適用於每個國家污染排放與收入的動態依存關系，是不恰當的[24]；收入水平提高後社會增加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但現實收入水平尚未能大幅提高環境質量需求，從而達到EKC轉折點，即使美國的高收入家庭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也不足以使環境質量達到EKC轉折點[25]；而且自然資源退化與人均收入間呈正相關，EKC不能說明不可逆的生物多樣性損失等，EKC的合理性受到質疑[26]。這些對EKC的批評豐富了環境-收入關系的研究，從理論上呈現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
三、評價
EKC顯示了環境質量與收入間的倒U字型關系，即環境質量開始隨著收入增加而退化，然後隨收入上升而改善。總結上文，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倒U型EKC僅是一般化環境-收入關系的一種，不足以說明環境質量與收入水平間的全部關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區性和短期性的環境影響，而非全球性的長期影響。對於中國的情況，趙細康等認為僅煙塵具有弱EKC特徵，中國多數污染物的排放與人均GDP變化間的關系還不具有典型的EKC變化特徵[27]。若一些污染物在中國存在EKC，則是中國人均GDP尚未達到轉折點。
第二，EKC的概念不能適用於所有的環境指標，如土地使用的變化、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這主要是基於環境退化分為污染與自然資源（土地、森林、草地及礦產資源等）的減少兩類，而且一些環境損害很難衡量，特別是土地腐蝕、沙漠化、地下水層的污染與耗竭、生物多樣性的損失、酸雨、動植物物種的滅絕、大氣變化、核電站風險等。即使一部分環境指標存在EKC，這部分EKC的存在並不能確保延續到將來，即將來收入提高過程中環境並不一定會改善。
第三，環境退化是多種因素導致的，不同階段的環境退化與經濟增長有著不同的關系，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退化與人口壓力、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非密集生產方式、低生產率等有關，發達國家的環境退化更多地與過度消費有關。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可以有針對性地減緩環境退化。可以說，經濟發展並不必然最終帶來環境改善，簡單地將EKC當作對環境樂觀的理由，相信經濟增長最終自動地解決環境問題，則是過於樂觀和缺乏理由的。
第四，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可以並行，其前提條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實施有效的環境政策。收入水平提高只是為環境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實施提供了條件，如高收入條件下充裕的資本保障了減污投資增加等。
值得說明的是，研究者對EKC的理論批評並未深入觸及EKC的理論基礎，也顯示EKC有其可取之處，其倒U型體現了經濟增長對環境改善的有利影響，並且在考察流量污染物的短期變動軌跡方面更有效。這一主題的研究中，若改進指標的選取、把握現實新問題對環境-收入關系的影響、強化偏離EKC的理論基礎等，將深化環境-收入

⑹ 如何看待GDP與環境污染

綠色GDP是泛指一個國家(地區)的范圍內由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扣除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退化成本之後的有效最終結果。綠色GDP的提出，是由於從單純的GDP中，只能看出經濟產出總量或經濟總收入的情況，卻看不出這背後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情況，甚至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行為也能增加GDP，因此，應該從GDP中扣除那些降低國民環境福利水平的因素，建立綠色GDP。

一、綠色GDP的意義

研究和實施綠色GDP，對我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綠色GDP有利於科學和全面地評價我國的綜合發展水平。通過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准確計量，我們就能知道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發展成就，我們付出了多大的環境代價，從而可以使我們客觀和冷靜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時採取措施降低環境損失。

第二，綠色GDP可以為幹部政績考核提供新的評價標准。我們對各級幹部進行環境保護績效考核，是為了促使各級政府更加重視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目前環保考核主要是用若干環境保護指標，以後綠色GDP研究成熟並作為幹部考核指標後，可以使幹部環保考核更具有科學性。

第三，綠色GDP有利於促進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綠色GDP是一套公開的指標，通過發布綠色GDP，可以更好地保護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同時，公眾通過綠色GDP，能直接判斷一個地區環境狀況的變化，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進行監督，並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業。

第四，綠色GDP有利於促進政府轉變職能。政府的重要職能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綠色GDP作為關繫到一個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將促進政府更加關注本地的宏觀發展戰略，使政府從熱衷於具體項目管理轉向做好發展規劃和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二、綠色GDP的難點

多年來，國內外許多專家致力於綠色GDP核算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許多進展。但目前，學術界圍繞綠色GDP還有許多爭論，雖然世界上許多國家開始嘗試綠色GDP，但世界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體系。

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

從技術難點上說，GDP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的，它傳達出來的是以貨幣為手段的市場價格信號，由於環境要素大部分沒有進入市場買賣，所以如何衡量環境要素的價值就是一個難點。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出賣掉原木，原木的銷售價即可表達出原木的價格，但是森林同時還具有極大的生態價值，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和物種減少，這個損失沒有市場價格，就難以確定其價值。專家們已研究出了不少測算模型，可以在實踐中逐步修正完善。

從觀念的難點上說，綠色GDP意味著觀念的深刻轉變，意味著全新的政績觀。綠色GDP綜合性地反映國民的真實凈福利，實施綠色GDP，發展的內涵和衡量標准就改變了，扣除了環境成本，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數據就會大大下降，這就要使人們的觀念逐步有一個轉變。盡管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一定要轉變這個觀念。

三、中國開展綠色GDP研究的進展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與國家統計局已聯合成立了一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工作機構，包括領導小組、技術專家組和顧問組，正在開展以下工作：

1.搭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框架建立將在完整的理論指導下，研究和借鑒國際經驗，建立一個與國際接軌、比較理想的、與國家統計核算制度銜接的、分布實施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

2.開展環境實物量核算方案研究。目前已經提出了《基於衛星帳戶的環境資源核算方案初步設計方案》，擬進一步完善，爭取2004~2005年期間建立環境實物量衛星核算帳戶，開展環境實物量核算工作。

3.開展環境價值量核算框架研究。一是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或者環境退化成本，二是生態破壞造成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退化或者喪失。

4.開展全國環境污染損失核算調查。國家環保總局計劃在2004年開展全國環境污染損失評估調查工作，預計2005年完成，到時提出各省的經污染損失調整後的GDP。

5.開發經環境調整後的GDP年度核算方法及信息支持系統。包括建立污染損失方法庫、建立污染損失評估數據收集系統等。

6.開展企業環境會計和企業環境審計工作，包括企業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環境形象、遵守法規等方面的信息。

7.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國家和地方試點研究。國家試點主要開展31個省的污染損失核算，地方在各城市開展試點。

⑺ 企業減少了污染 可企業主和工人的收入減少了,闡述了什麼道理 這樣寫的好處

企業減少污染可企業和公務員的收入減少，闡述了什麼道理，因為你要想，五排量必須進很好的措施這件事一筆很大的開支。

⑻ 有哪些高收入的行業是高污染的呢

煤炭 石油 化工 鋼鐵 機械製造 都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和原料指向型產業 必須收入高也必須污染

⑼ 環境污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事例

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
環境污染是指人類直接或間接地向環境排放超過其自凈能力的物質或能量，從而使環境的質量降低，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態系統和財產造成不利影響的現象。具體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雜訊污染、放射性污染等。水污染是指水體因某種物質的介入，而導致其化學、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污染等方面特性的改變，從而影響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體健康或者破壞生態環境，造成水質惡化的現象。大氣污染是指空氣中污染物的濃度達到有害程度，以致破壞生態系統和人類正常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對人和生物造成危害的現象。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工作、學習、生活的現象。放射性污染是指由於人類活動造成物料、人體、場所、環境介質表面或者內部出現超過國家標準的放射性物質或者射線。例如，超過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排放污染物的標准，超種類、超量、超濃度排放污染物；未採取防止溢流和滲漏措施而裝載運輸油類或者有毒貨物致使貨物 落水造成水污染；非法向大氣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質，造成大氣污染事故，等等。
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環境污染也在增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個國家的共同課題之一。

由於人們對工業高度發達的負面影響預料不夠,預防不利，導致了全球性的 三大危機 : 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 人類不斷的向環境排放污染物質。但由於大氣、水、土壤等的擴散、稀釋、氧化還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質的濃度和毒性會自然降低，這種現象叫做 環境自凈 。如果排放的物質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環境質量就會發生不良變化，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存，這就發生了環境污染 。

環境污染有各種分類：
按環境要素分 ：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
按人類活動分：工業環境污染、城市環境污染、農業環境污染。
按造成環境污染的性質、來源分：化學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雜訊污染、放射性、電磁波）固體廢物污染、能源污染。

環境污染會給生態系統造成直接的破壞和影響，如沙漠化、森林破壞、也會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間接的危害，有時這種間接的環境效應的危害比當時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難消除。例如，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就是由大氣污染衍生出的環境效應。這 種由環境污染衍生的環境效應具有滯後性，往往在污染發生的當時不易被察覺或預料到，然而一旦發生就表示環境污染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當然，環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後果是使人類環境的質量下降，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和生產活動。例如城市的空氣污染造成空氣污濁，人們的發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環境質量惡化，飲用水源的質量普遍下降，威脅人的身體健康，引起胎兒早產或畸形等等。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僅帶來健康問題，也造成社會問題。隨著污染的加劇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於污染引起 的人群糾紛和沖突逐年增加。
由於人們對工業高度發達的負面影響預料不夠,預防不利，導致了全球性的 三大危機 : 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 人類不斷的向環境排放污染物質。但由於大氣、水、土壤等的擴散、稀釋、氧化還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質的濃度和毒性會自然降低，這種現象叫做 環境自凈 。如果排放的物質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環境質量就會發生不良變化，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存，這就發生了 環境污染 。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全球影響的方面有大氣環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環境問題等。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國際化趨勢，近年來出現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問題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環境污染的防治

每一個環境污染的實例，可以說都是大自然對人類敲響的一聲警鍾。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為了維護人類自身和子孫後代的健康，必須積極防治環境污染。

我國防治環境污染的對策

為了防治環境污染，我國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1983年，我國政府宣布把環境保護列為一項基本國策，提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戰略方針。1994年，我國政府制定了今後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行動指南——《中國21世紀議程》，指出「通過高消耗追求經濟數量增長和『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當今和未來發展的要求，而必須努力尋求一條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的、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對滿足後代人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為了做好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我們每一個公民必須努力增強環境意識：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過程中，往往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另一方面要把這種認識轉變為自己的實際行動，以「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態度積極參加各項環境保護活動，自覺培養保護環境的道德風尚。防治環境污染的措施很多，其中與生物科學密切相關的有利用生物凈化來消除環境污染和發展綠色食品等。

生物凈化

生物凈化是指生物體通過吸收、分解和轉化作用，使生態環境中污染物的濃度和毒性降低或消失的過程。在生物凈化中，綠色植物和微生物起著重要的作用。

綠色植物的凈化作用

綠色植物的凈化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綠色植物能夠在一定濃度范圍內吸收大氣中的有害氣體。例如，1hm2(公頃)柳杉林每個月可以吸收60kg的二氧化硫。第二，綠色植物可以阻滯和吸附大氣中的粉塵和放射性 污染物。例如，1hm2山毛櫸林一年中阻滯和吸附的粉塵達68t；又如，在有放射性污染的廠礦周圍，種植一定寬度的林木，可以減輕放射性污染物對周圍環境的污染。第三，許多綠色植物如懸鈴木、橙、圓柏等，能夠分泌抗生素，殺滅空氣中的病原菌。因此，森林和公園空氣中病原菌的數量比鬧市區明顯減少。總之，綠色植物具有多方面凈化大氣的作用，特別是森林，凈化作用更加明顯，是保護生態環境的綠色屏障。

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地形復雜的國家，發展林業有著比較優越的條件，我國古代許多地方都覆蓋著茂密的森林。但是，長期以來，由於人們對森林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如亂砍濫伐、毀林開荒等，使我國的森林越來越少。近幾十年來，我國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目前我國的森林覆蓋率仍然很低，按人均計算，我國是世界上森林最少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從我做起，愛護周圍的一草一木，積極參加植樹造林活動，努力提高我國的森林覆蓋率。

自1978年起，我國先後確立了以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實現資源永續利用為主要目標的十大林業生態體系建設工程。這十大林業工程是：三北(東北西部、華北北部、西北地區)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沿海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平原農田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太行山綠化工程；全國防沙治沙工程；淮河太湖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珠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遼河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和黃河中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共規劃造林1.2億公頃。十大林業生態體系建設工程的實施，使我國相當大一部分地區的生態環境開始逐步得到改善。

微生物的凈化作用

污染物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有機物。土壤和水體中有大量的細菌和真菌，這些微生物能夠將許多有機污染物逐漸分解成無機物，從而起到生物凈化作用。

自然界中微生物的凈化作用

自然界中不同的有機污染物，被微生物分解的情況不同：有些有機污染物比較容易分解，如人畜糞尿等；有些有機污染物比較難分解，如纖維素、農葯等；有些有機污染物則不能被微生物分解，如塑料、尼龍。

農葯的化學性質一般比較穩定，能夠在土壤中殘留較長的時間。農葯能不能被土壤微生物分解呢？對此，科學家們進行了實驗。他們選取幾種有代表性的土壤，將土壤混合均勻，並等量地分裝在一些相同的容器中。容器分成兩組：一組進行高壓滅菌；另一組作為對照不滅菌。接著，分別向兩組容器內的土壤上噴施等量的「敵草隆」①，然後把兩組容器放入溫箱中培養。六周以後，檢測兩組容器中「敵草隆」消失的情況，發現經滅菌處理過的土壤中「敵草隆」只被分解了10％，而對照組土壤中的「敵草隆」則被分解了近50％。科學家們通過多種實驗得出結論，土壤中農葯的消失，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利用微生物凈化污水 污水處理廠對污水進行處理時，一方面利用過濾、沉澱等方法，除去工業污水②和生活污水中個體比較大的固體污染物；另一方面利用污水中的多種需氧微生物，把污水中的有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水以及含氮的和含磷的無機鹽等，使污水得到凈化(如圖)。污水經過凈化處理以後，達到國家規定的排放標准，就可以用於農田灌溉和工廠的冷卻用水。

綠色食品 綠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產方式生產，經過專門機構認定和許可後，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無污染、安全、優質的營養食品。由於與環境保護有關的事物通常都冠有「綠色」二字，為了突出這類食品產自良好的生態環境，人們將這類食品叫做綠色食品。

綠色食品的開發包括產地的選擇，以及產品的生產、加工、包裝和儲運等一系列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有嚴格的標准和要求，以便防止和減少污染。例如，農田的大氣、土壤、水質都必須符合綠色食品生態環境標准；包裝時不能對食品造成污染，食品要密封。

綠色食品標志由上方的太陽、下方的葉片和中心的蓓蕾組成，象徵和諧的生態系統。整個標志為正圓形，寓意為保護，綠色食品分為A級和AA級兩類，這兩類的主要區別是：A級綠色食品在生產過程中允許限量使用限定的有機化學合成物質；AA級綠色食品在生產過程中不允許使用任何有機化學合成物質。1999年，我國生產出七百多種綠色食品，有些已經進入國際市場，並且使一百多萬公頃的農田受到了良好的保護。

總之，開發綠色食品，是我國重視保護生態環境的產物，是我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費觀念改變的產物。綠色食品的開發，不僅有利於提高我國人民的身體素質，而且能夠促進我國生態環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