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之路

① 共同富裕之路該如何走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所以說，共同富裕是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穩壓器」，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的共同富裕之路到底該怎樣走？

一、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保證公平正義。

在改善民生過程中，一定要分配合理。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正義，分配合理，和經濟建設不僅不矛盾，還能促進發展。反過來，如果沒有公平正義，分配不合理，生產者就沒有積極性，發展就會大受影響，甚至倒退。這些年，重慶曾出台「民生10條」、「共富12條」，各級政府是傾其所有，把盡可能多的錢用於民生改善和實現共富上，其結果，不僅沒有影響經濟，發展的質和量還有了很大提升。

二、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在民生上下功夫。

共同富裕的直接受益者就是我們的群眾，群眾的大事小事就是民生事，只要狠抓民生工程，把群眾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把為民辦好事辦實事落實到行動上，群眾才會領情，共同富裕才能出現政府出力，群眾給力的壯舉，否則單方面追求共同富裕只能適得其反，達不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還將會拉大貧富差距，搞成兩極分化，也會出大問題。

三、實現共同富裕還必須解決好「吃飯」和「建設」的問題。

1、「吃飯」，不僅是照顧千家萬戶，還有一個大眾消費的問題；

2、「建設」，需要發展，要投資，就是要處理好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處理好投資建設與分配消費的關系。

如果光管「吃飯」不管「建設」，那麼共同富裕將出現「營養不良」的現象，如果只管「建設」不管「吃飯」，那這樣的共同富裕只是一部分人的富裕，也就偏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軌道。

共同富裕之路該怎樣走？通俗的說，就是黨和政府在狠抓民生工程的同時，既要抓好「吃飯」問題，又要抓好「建設」問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② 「政府財政行為」實現的保障，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麼

一、簡要分析公共財政的憲政背景

正如我們所知，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利益博弈是憲政 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亦是現代法治國家憲政制度的重要內容。傳統憲政理論認為，「實行憲政無不基於如下兩方面的經驗性認識：其一，權力及其制度設施是國家或一定規模的社會共同體存續的前提，但國家權力有擴張或被濫用的危險。其二，公民權利是對公民在一個民族國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員身份的正式確認，它是公民必不可少的生存條件，但公民權利易受侵害。」 [1]

憲政理論一切命題的基本出發點在於：有效地解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在財政領域，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沖突與協調則表現為私有財產權與國家財政權的沖突與協調，在建構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需要按照憲政的精神，有效地解決二者的沖突，協調二者的關系。公民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是私有財產權，相應的國家財政權也是國家最基本的權力之一。私有財產權與國家財政權沖突的根源在於經濟資源的稀缺。較普通公民而言，國家處於強勢地位，如果憲法不賦予公民基本權利，就難以形成對國家權力的制衡。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宣示和保護，不單純是因為自由主義學說和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人們對國家權力可能不受憲法和法律制約或限制的擔憂恐怕是其主要原因。正是基於歷史的教訓，各國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被提升到與國家財政權同等重要的地位，給予平等的保護，這應是公共財政形成的憲政背景。

財政是以公共權力進行的資源配置，公共財政是與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制度。財政的公共性，體現了財政目的的公共性 ，財政產品的公共性，以及制度層面的公共性 。憲政下財政問題的實質，是公民財產權與政府財政權的互動。 [2]在充分尊重和保護公民財產權的稅收國家，國家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來源的財政收入必須仰賴公民的部分財產權的讓渡。公民（主要是納稅人）所依法享有的同意納稅權或拒絕納稅權，構成一國憲政發展的基礎，公民財產權也由此對國家財政權形成制約。可見，在憲政國家中，公民同意權是國家財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國家財政權則必須以保護私有財產權為起點和依歸。私有財產權與國家財政權的互動，貫穿於一國財政活動的始終。

當然，憲政不是一個靜態的僵化的體系，而是始終處於不斷的運動發展變化之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憲政理念的轉變，國家職能和財政職能都在發生著整合和轉換，而不同憲政理念表現出來的價值和利益的權衡與抉擇，實際上體現了公共財政規模的適度擴張與控制、各種公共支出項目被優選或被淘汰的過程。 [3]可以說公共財政的運作是憲政得以實現的制度保障，而公共財政支撐的憲政制度則是公民財產權實現的制度基礎。

二、公共財政的憲政性質

憲政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 [4]公共財政則是國家依法通過稅收等手段籌集收入以為公眾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財政模式，既是民主化的財政, 體現財政民主原則，又是法治化的財政,體現財政法治原則。 [5]

憲政下公共財政首先應當體現以保障人權為宗旨。公共財政是「有限政府」下的財政，「憲政制度下，憲法保障著公民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權，同時它用一種代表制度、憲政、分權制度和司法獨立的方式對政府的許可權和規模進行有效的限制，這就是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種政府體制—「有限政府」，否則，那麼市場就會變成一種畸形的市場，一種扭曲的市場，一種被窒息的市場」 [6]。憲政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分權或限權，將政府無限擴張趨勢的強大公權力抑制在憲法必需的范圍之內。在公共財政的建構中，對有限政府的要求表明，納稅人的基本權利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同時，公共財政是一種服務性的政府行為，其出發點和歸宿均為最大限度地保障廣大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為納稅人基本權利的自由發展和保護提供廣闊的空間。憲政要求政府的財政行為以公共利益和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為依歸。從納稅人是稅收之源，是政府官員的「衣食父母」的角度來看，國家保護納稅人權利是理所當然的。國家和社會的一切都是納稅人給的，政府沒有理由不去保護納稅人權利。從國家和社會存在的根本目的來看，無非也是為每一個納稅人謀福利。既然如此，國家和社會怎能背離自己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去損害或者漠視納稅人權利呢？因此，政府的權力，包括財政權力必須受到來自納稅人和法律的有效監督，防止政府財政權力的濫用，這就是憲政的國家及其公共財政的理念。

憲政下的公共財政應當以充分實現民主為核心。憲政是依據憲法來治理國家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之上的現代政體。政府運作公共財政的權力是源於公民賦予政府的。政府的存在和運作來源於納稅人納稅提供的物質基礎，沒有了納稅人的納稅，政府便失去了生存和活動的物資基礎，是納稅人「養活了政府」。民主也要求對政府的財政支出進行限制，即納稅人有權對其所交納的稅收的使用，即對政府的財政行為進行監控，使之用的得當。在憲政下，公民（納稅人）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他們有權依據憲法制定財政方面規則和制度，每個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自主的意志和理性行為，都享有權利並負有義務。財政收入法（或主要是稅法）是國家合法剝奪公民財產權的法律，財政支出法涉及到政府是否在為納稅人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重大的問題，在憲政制度下，財政收支的這一重大問題必須要有納稅人自己去決定。

公共財政的民主原則，其理論依據主要是主權在民的思想。所謂主權在民，即公民基於自由意志而訂立社會契約，制定法律，把歸屬於公民個人的權利轉讓給國家，以此換取國家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保障。國家權力由此而生。即公民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和擁有者，是國家權力的主人，而政府的公共權力則來源於公民的授權，是由公民的權利派生和轉化而來的，是公民賦予的，政府是公民權利的受託者。或者說，在公民和政府的法律關系中，公民是享有權利的一方，政府是履行義務的一方。

之所以強調公共財政的民主原則，是因為在我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其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他方式、途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的權力。如審批預算是憲法等相關法律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項職權。因此，無論是預算的編制還是審批，均應反映人民之意願並得到人民代表大會的批准。

貫徹民主原則，一是可以保證公共財政的科學性，使公共財政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真正反映未來年度財政收支情況；二是有利於實現對政府財政收支行為的監督，防止出現隨意性。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就必須以公民的民主權利約束國家公共權力。 [7]

憲政下的公共財政是法治保障的財政。要保證公共財政目標的實現必須依法治來規范政府財政行為，加強和完善公共財政方面的立法。為防止財政權的濫用，必須以權利制約權力，而所有這些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強化國家的財政權並不必然會侵犯納稅人的權利，關鍵是採取何種手段強化國家財政權，如果採取人治的方式，侵犯納稅人財產權的現象將是在所難免的，但如果採取法治的方式，就不會侵犯到納稅人財產權，因為納稅人權利保護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國家依法行使權力。通過法治來強化國家權力，就能夠達到既加強國家權力，又維護納稅人權利的雙贏結局。簡言之，「公共財政必然要求財政民主，而財政民主需要財政法治來保障。有鑒於此，財政法定的范圍也逐漸從稅收，擴展到其他財政收入形式，並最終擴展到財政支出，使財政民主的基礎更為寬廣和堅實。」 [8]具體來講，之所以強調法治保障，主要在於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既包括市場主體法治化，又包括政府行為法治化，其中，政府財政行為法治是關鍵，政府財政活動和運作須在法律約束下進行。

三、公共財政與預算的關系

從預算與財政的關系看，預算是公共財政的運行機制或基本制度框架。在市場經濟下，與財政具有本質聯系的是現代預算制度的產生，或者說，公共財政是建立在現代預算基礎上的財政制度，預算是制度意義上的財政。

滿足公共需要是財政最根本的目的，這需要建立一個能夠保證達到上述目的和要求的公共運作機制。而財政運作機制的公共性，決定著財政對於公共需要的滿足程度、財政活動范圍是否合適以及財政效率高低。在行為與操作的意義上，具有決定作用的是財政制度或運行機制，其實質是國家如何運用公共權力，依據何種規則運用公共權力進行資源配置。正是公共權力的運作規則決定了不同的財政制度。由公共財政法治性所決定，預算必須遵循法定原則。與此同時，只有當政府預算以法律方式通過並以法律加以約束，預算才能夠起到約束政府財政收支活動的作用。因此，預算制度的產生反映了公共財政的社會需要。

預算制度作為現代憲政國家的財政體系的核心制度，與生俱來地追求民主、法治等基本價值。從歷史上看，公共財政的產生與預算制度的產生是同一個歷史過程，預算制度孕育造就了公共財政。現代意義的政府預算代議機構控制是控制政府行為的工具，它的產生和發展與議會政治的產生和發展、與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同一歷史過程。納稅人通過代議機構對政府的制衡機制，政府必須編制預算並經代議機構批准付諸實施。代議機構對預算的議決、監督執行是從納稅人的利益出發的，賦予政府預算應體現納稅人意志的政治意義。預算制度不但對財政具有嚴密的控制，且形成為指導、監督及批評一切行政活動的最有效工具，以法律程序保證政府收支不偏離納稅人利益，並用法律保障私人財產權不受政府權力擴張的侵害。在制度和運行機制上，預算若由納稅人的代議機關控制，此時的財政必定是公共決策、公開透明的財政。

其實，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構造公共財政的運行機制，即現代預算制度。對於公共財政而言，是先有預算，後有財政活動。財政活動不允許有超出預算邊界。即預算制度是公共財政運行的基本規則，是納稅人及其代議機構控制財政活動的機制。我國建立公共財政就是要完善預算制度，合理配置國家預算權。預算案必須通過議會批准才能對政府有法律約束力，預算過程要透明，要接受議會和民眾的監督。改革後的預算制度，政府的諸多行為將置於公眾的視野之下，對於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和諧社會的理念下，有利於緩和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對立關系，為政府行為獲得更多的納稅人支持，有助於政府政策的貫徹和執行。

可見，公共財政是建立在現代政府預算基礎之上的財政制度，預算制度是關於民眾贊同和監督國家財政活動的法律規范。可以說，憲政的歷史是現代預算制度的發展史。在確立了憲政體制的國家中，現代預算制度是一套維持政治行為和對政府活動進行有效控制的規則，而對政府收支活動逐漸全面和深入的控制是建設憲政國家的應有之義。

四、憲政下的預演算法治

公共財政是一種民主、法治的理財。在我國，要實現民主、法治化公共財政，應堅持財政法定原則，尊重和保護納稅人權利，完善預演算法，加強預算監督。

（一）合理限制國家財政權

在現代國家中，稅收是對私有財產權的法定限制，體現了公權力對私權利的干預。然而，公權力本身也必須受到限制。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享受保護的人都應該從他的產業中支出他的一份來維持政府。但是這仍須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們自己或他們所選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數的同意。因為如果任何人憑著自己的權勢，主張有權向人民征課賦稅而無須取得人民的那種同意，他就侵犯了有關財產權的基本規定，破壞了政府的目的。」 [9]

公共財政的實質在於限制國家財政權。財政民主和財政法治體現的是私有財產權對國家財政權的制衡。由於稅收是國家依法對公民財產權的否定，公法對財政的關注首先從稅收開始，財政法定最初也就表現為稅收法定。隨著政府財政職能的擴張，財政的范圍也逐步擴大，財政應否支出、如何開支，財政收入的規模等，都應該由議會通過法定程序加以規范。

公共財政的民主和法治原則，都是納稅人基於私有財產權的保護而提出的訴求，其目的在於釐清財產權與財政權之間的界限，為憲政國家中財政權的活動設定底線。國家的主要任務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與公正，建立起規范及保障納稅人的資源分配及權利義務關系的體系。 [10]因此，財政資金的運用無非是為了保護納稅人的基本權利，為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為防止財政權過度侵犯公民財產權，憲法還必須對財政權的行使進行合理的限制。例如，在國家政治事務方面，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參與權；在稅收徵收方面，根據公平原則或量能課稅原則設計稅制；在費用徵收方面，依受益的不同程度，規定不同的繳費標准；在地區間財政關系方面，保證最低限度的財政均衡；在社會階層間的財政關系方面，保障每一個群體同等的機會和待遇；在財政支出的標准方面，相同的情況相同處理，反對歧視和不合理的優待；在最低人權的保護方面，保障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權，為社會弱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歸納起來，即必須堅持自由平等、人權保障、社會發展等原則，通過憲政為國家財政權的行使設定方向。

（二）實現預演算法治化

法治化的重要性已經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制約與監督政府行為，對財政的約束和監督是關鍵，是因為「賦稅是喂養政府的娘奶」 [11]，「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 [12]，財政是直接聯系政府與經濟的紐帶。沒有相應的財政收入，就沒有政府及其活動的存在與職能的履行。控制了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也就控制了政府的命脈，從而具有了從根本上決定和約束政府活動的能力。發達國家成功經驗證明，只有將政府財政納入法律的有效約束之下，才確保了政府行為的法治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財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

對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和進步，同時也導致我國財政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但有時政府行為的紊亂和不受約束是轉軌時期許多問題和困難的根源所在。改革導致了政府內部財權財力和利益的分散，卻未形成相應的制度性約束規范和制衡機制，政府行為若背離法治軌道以及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將導致財政偏離了其公共服務的職能和目的，而財政秩序的紊亂對於市場秩序的有序進行則是重大的沖擊。故只有將政府全部的財政活動都置於法律的約束與規范之下，才能實現政府及其財政行為的法治化，才能克服市場秩序的紊亂狀態。可見，在我國，強調財政行為法治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財政法治化或曰稅收法治將成為整個國家法治化建設的突破口，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深化，擺脫目前財政根困境的必經之路。

要實現政府財政的法治化,就必須以政府預算的法治化為基本途徑和手段。在民主國家，議會對政府的制約的主要機制是控制預算。預算，從形式上看是政府財政的收支計劃，是政府為了安排當年的財政活動而編制的財政收支計劃。政府的任何一項活動都需要相應的財政支出，預算恰好以計劃形式對每一筆政府支出作了直接的規定和安排，直接和具體地規定約束著政府行為。而議會對預算草案逐條逐款的審議修訂和通過的過程，就是市場和公民對政府各項具體施政活動的審議與批准過程。社會公眾和議會對預算執行情況的檢查和監督，意味著市場對政府行政狀況的檢查監督。預算就成為政府依法行政的直接依據和基本途徑。在預算制度的規范與約束下，國家財政的根本許可權轉移到了納稅人手中，納稅人通過議會掌握了政府及政府財政行為的決定權和監督權。只要納稅人通過議會真正掌握了政府預算的決定權和監督權，就極大地增強了客觀經濟力量阻止和否定政治權力主觀孤行的能力，從而能夠避免經濟進程中政府因素可能產生的災難性後果。 [13]

（三）完善預算制度

一是合理配置人大預算權。雖然我國《預演算法》規定了預算草案由行政部門編制，由人大審批，但沒有明確人大是否享有預算草案的修正權，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對預算審批的制衡權。從預算管理的實踐來看，人大實際上只能就預算草案的同意與否行使審批權，政府對人大審批通過的預算也必須執行，即使預算被否決或久拖不決也缺乏相應的制衡機制。這就要求在修改《預演算法》時明確規定人大對預算草案的修正權以及政府相應的制衡權，在預算的編制和審議中擴大民主的范圍，增強人民代表審議的作用。

二是堅持預演算法定原則。在預演算法的制定與實施時要全面貫徹預演算法定原則，包括預算主體權利（權力）法定、預算主體義務法定、預算程序法定和預算責任法定；完善預算制度，保障憲法「控制公共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公民權利和經濟的自由發展」等功能的有效發揮。此外，要強化全民的國家預演算法律意識。

三是規范預算外資金。由於轉軌時期財政的原因，我國形成了大量的「預算外資金」。這些預算外資金游離於人大的預算監督之外，造成國家分配秩序混亂，財政活動失序、失范，使正當的財政收入受到了侵蝕。這是我國目前財政生活中的一大缺陷，必將阻礙我國的憲政進程。因此，應將預算外資金納入《預演算法》的調整范圍。

四是強化預算監督。在我國，為強化人大對政府監督職能，有必要推進政府預算報告制度改革。預算案要反映大多數人的意願，實現公共支出與合理稅收負擔均衡，最重要的在於必須為預算的民主決策和監督提供製度保障， ]同時，也要加強社會公眾、新聞媒體對國家預算的監督。通過建立起人大、審計、公眾、媒體等全面的監督體系，真正實現對國家財政預算的「防腐」功能。

③ 簡述新中國發展四個階段

1，建國初期的三大改造

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對於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

2，經濟擴張和衰退期（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3，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包括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4，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3)公共財政之路擴展閱讀：

中國發展的最新階段：

在新時期、新階段，中國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我們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國有企業改革向縱深推進，依法加強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

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擴大企業投資自主權；進一步健全商品市場，發展要素市場，加快重要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步伐。

④ 我國財政體制改革都有哪些措施

我國的財政收入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但在財政收入總量增長的同時，基層財力不足問題嚴重。主要表現為可支配財力有限，公用經費困難，欠發工資現象嚴重，債務負擔沉重。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縣鄉政府的債務總規模在4000億元到1萬億元之間。縣鄉財政困難不僅嚴重影響基層經濟的發展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社會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針對縣鄉財政解困問題，各地有一些試行做法。例如：浙江省和湖北省的「省管縣」，安徽省的「鄉財縣管」，河北省的「強縣政策」等。但就目前的試行情況來看，效果各異，利弊兼有。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在全國范圍內具有普遍意義的縣鄉財政解困之路，本刊采訪了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

《中國改革》：分稅制實施以來，中央、省市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而縣級財政卻比較困難，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3年3月底，全國有1001個縣累計欠發工資205.32億元。另據里昂信貸證券的估計，我國縣級財政債務高達3萬億元，佔全年GDP的30%。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劉尚希：縣財政困難才是我們當前關注的一個問題，而不是縣級財政。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明確區分縣級財政和縣財政的概念。縣級是一個行政區劃的概念，包括市管區，縣級市，還有縣。縣級財政包括了縣財政。全國縣級區劃的是2860個，但真正的縣只有1635個，其他的1225個屬於縣級市和市轄區的概念。

縣財政一般都是以農業為財源基礎的財政，產業基本是農業，有更多的農村成份。縣級市和市轄區主要是工業，已經融入到城市經濟。如果我們籠統地都把它放在縣級財政里討論，就會把一些問題搞模糊，不能抓住重點。比如講縣級財政困難和縣鄉財政困難的問題，肯定很多不是指縣級市和市轄區，這些地方財政狀況一般已經相當好，困難的可能就是在那1635個里，而不是籠統的2860個。所以區分這個概念可以進一步明確重點。

官方對財政困難縣的定義是「可支配的財力小於基本支出需求」，比如發不出工資，這和經濟「貧困縣」不是一個概念。2004年，財政困難縣有791個，差不多佔縣財政的一半。這個問題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中國改革》：在目前的財政體制框架下，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來解決縣財政中存在的困難，政策執行的效果如何？

劉尚希：2004年，財政部開始對縣鄉財政問題調查研究，希望通過改革的辦法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問題。2005年出台了「三獎一補」方案，「三獎」針對縣，只要屬於困難縣，當地的財政收入增長了，縣所在的省、市兩級財政，加大了對縣鄉的轉移支付力度，就給予獎勵；縣鄉機構改革、精簡人員做得好的，也給予獎勵；對產糧大縣，也給予相應的獎勵。「一補」就是對那些過去緩解縣鄉財政困難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給予相應補貼。這是一個綜合性方案，主要是通過轉移支付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通過中央、省、市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困難縣的總數在減少。2005年就減少到437個，2006年進一步減少，到2007年，財政困難縣的問題基本得以解決。這種措施，從緩解的角度來說，還是有積極作用，短期效果非常明顯。但是以後會不會反彈？很難說。如果不重視了，很可能會反彈。現在靠「三獎一補」的辦法不是一個長遠之計，只是一個短期治標的辦法。因為根本的體制缺陷問題沒有解決。

《中國改革》：這些體制缺陷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尚希：首先是財政體制的要素組合不確定性程度太大。我通過很多調查研究得出一個分析框架，財政體制有三個要素，一是事權、二是財權，三是財力。這三個體制要素在不同層級的組合上是不確定的。事權可以下移，財權可以上移，財力也可以上移、下移，到底落到哪一級，事權、財權和財力怎麼組合，完全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可以隨時變化。這就是我們體制的一個極大缺陷。

其次，在省以下過度推行分稅制。這在認識上是有誤區的，我們94年搞分稅制以後，實際上主要是中央和省兩級搞，但是後來這種概念擴大化，一直延伸到省以下，而且省以下執行分稅制，層層分稅，省、市、縣、鄉都按稅種劃分，根據稅種的增長來增加財力，而且也強調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因為財權並不等於財力。有的地方具備發展條件，有財權也有財力，有的地方不具備發展條件，給它財權也沒什麼用，畫餅充飢，因為它本身就是農業縣，發展基礎薄弱，而且有的地方不適合發展，有了財權也是空的。

2004年，我去地方調研的時候，逐漸發現「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在學術界廣泛流行，實際上是非常錯誤的一個概念，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導，以至於困難的地方也說要財權，要求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給了財權就是讓其自己發展。所以，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在省以下過度強調，就造成一個嚴重後果，發展不起來、發展慢的、沒有發展條件的地方就普遍困難。實際上強調「財權與事權相匹配」也是導致現在搞掠奪性開發、破壞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個缺陷，從整個體制來看，縣鄉財政很困難，是省一級政府財政轄區責任的缺失，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縣鄉財政困難早就存在，為什麼省一級起初不搞轉移支付，直到中央出台「三獎一補」方案，中央非常重視了，省一級才開始行動呢？實際上，當前的財政體制是每一級都是以本級財政為重心，省關注省本級財政，市關注市本級財政，對其轄區之內的各級財政缺乏相應的責任。換成學術語言來說，這也就是省級財政對轄區內的縱向財政不平衡和橫向財政不平衡缺乏責任。這樣，基層財政困難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怎麼約束省一級政府，讓它對轄區內的各級財政負有責任，非常重要。

《中國改革》：為什麼在我們的財政體制中會存在這些缺陷？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哪裡？

劉尚希：出現這些問題，症結在於「同質化」假設。我們搞體制設計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做了一種「同質化」的假設，這種假設嚴重背離現實。

一個是經濟的「同質化」假設，即假設每一寸土地都有同樣的發展潛力和發展條件，只要給予相應的財權，財力就可以涌現出來。比如發展縣域經濟，不管有條件還是無條件，各地方的縣都作同樣的努力。按照這種思路設計出來的體制具有「統一性」，整齊劃一，非常完整，很漂亮。但是在中國，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有的具備發展條件，有的不具備發展條件。如果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去套，結果只能有三種：一是發展起來，二是破壞性發展起來，三是努力了，但依然無法發展。這種假設越是往基層，危害就越大。在省以下尤其明顯。因為越往下，「同質性」越低，也就是異質性或差異性越大。盡管我們平時政策上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我們腦子里的思維慣性就是不搞一刀切，也要切一刀。這就是由於經濟的「同質化」假設造成的。

再一個就是政府功能的「同質化」假設。我們現在對不同級次的政府和相同級次的政府假設它具有同質功能，只是規模大小不同而已。例如都是縣級政府，不管是處於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也不管是大縣還是小縣，就給予同樣的支出責任。但在現實中，處於不同區域的縣，其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的功能作用，可以承擔的支出責任都是不同的。例如：現在教育的事權都上收到縣，但有的縣根本承擔不了。再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國家，到省、市、縣、鄉都作同樣要求，一直到鄉鎮一級，都要求財政支持經濟建設，結果造成了公共服務的嚴重不足。真理再往前邁一步就變成了謬誤。

《中國改革》：縣財政困難的問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而目前採取的一些措施治標不治本，您認為要使縣財政真正從困難中突圍，還應採取哪些措施？

劉尚希：第一，分稅制依然可以在中央和省級之間實行，同時擴大中央的轉移支付。實行分稅制的好處可以增強中央的政治控制力和財政控制力，有助於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差距，這些事情都要靠中央財政。

第二，要以「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原則替代「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原則，不要追求理想的分稅制，中國搞不了西方式的分稅制，頂多就是中央與省之間，省以下就不要考慮了。如果還要以省以下的分稅制改革來完善、推進財稅改革，那是一個嚴重的誤區。甚至有人說縣鄉財政困難就是因為省以下的分稅制改革不徹底所導致的，這個完全是搞反了，如果這樣搞下去，那是越搞越糟。取消省以下的分稅制，可以避免一些地方財政壓力所導致的破壞性發展，同時也為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加大節能減排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事實上，近兩年來，不少地方已經改變了分稅製做法，實施了更適合地方實際的財政體制。

第三，省以下的收入劃分和財權劃分要多樣化，不要追求一致，有條件的可以分稅，沒條件的可以不分稅，如果勉強搞，只能把財政搞垮。省以下的事權劃分可以有多種模式，省以下是幾級政府，不要強求，事權也不必強求一致，不必縣一級的事權都一樣，東部的縣和西部的縣的事權能一樣嗎？其功能能一樣嗎？承擔的責任能一樣嗎？肯定不一樣。橫向來看，不一定是同樣的級別事權都要一致，完全可以多樣化，省以下搞幾級，完全可以放開，沒有必要進行限制。

⑤ 怎樣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標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不是別的什麼新時代。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社會主義的「新生」，是要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社會形態推進到新階段，是要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進到新高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是十九大報告立論的重要依據，也是貫穿報告全篇、具有統領性作用的重大理論創新亮點。認真學習領會好這個重大政治判斷，對於深刻理解把握好十九大精神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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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意義
1、從中華民族復興歷程進程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2、從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3、從人類歷史進程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參考資料來源：共產黨員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⑥ 公共財政的主要職能,其手段和機制是什麼

一、主要職能：

1、資源配置職能。是指將一部分社會資源集中起來，形成財政收入，然後通過財政支出活動，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彌補市場缺陷，從而優化全社會的資源配置。

2、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財政收支活動對各個社會成員收入在社會財富中所佔份額施加影響，以公平收入分配。

3、調控經濟職能。是指通過實施特定的財政政策，促進較高的就業水平、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等目標的實現。

4、監督管理職能。在財政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調控經濟各項職能中，都隱含了監督管理職能。

二、手段：宏觀調控。

三、機制：

（1）以增進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公共利益為宗旨；

（2）以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目標；

（3）最大限度地實行民主決策；

（4）充分接受民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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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政大力度向"三農"傾斜確保投入總量增加》

據財政部網站消息，9月27日，財政部印發《財政部貫徹落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財辦〔2018〕34號，簡稱《意見》），對財政系統積極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保障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作出全面工作安排。

《意見》指出，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支出的優先保障領域，公共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確保投入力度不斷增強、總量持續增加。《意見》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要准確把握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圍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目標和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

與《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相銜接，提高政治站位，主動擔當作為，銳意改革創新，扎實苦幹實干，著力構建完善財政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體系和體制機制，確保投入保障到位、政策落實到位、機制創新到位、監督管理到位、職能發揮到位。

《意見》提出了建立健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多元投入保障制度、構建完善財政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政策體系、著力提升財政資金管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實加強組織保障等4個方面內容。具體包括完善農業農村投入優先保障機制、創新鄉村振興多渠道資金籌集機制。

加快構建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長效機制、大力支持農業高質量發展、大力支持鄉村綠色發展、大力支持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建立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全力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全面實施財政涉農資金績效管理、切實加強財政涉農資金監管等15項政策內容，明確了具體任務措施和分工安排。

《意見》明確要求，各級財政部門要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工作重中之重，堅持優先發展、壓實責任，堅持綜合施策、系統推進，堅持改革創新、激發活力，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支出的優先保障領域，公共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

確保投入力度不斷增強、總量持續增加，確保財政投入與鄉村振興目標任務相適應，堅持績效導向、加強管理，將財政資金的分配和使用管理與支持鄉村振興工作的實際成效緊密結合起來，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堅持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

《意見》要求財政部機關有關司局按照職能分工，不折不扣抓好各項任務落實，要求各地財政部門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切實增強責任意識，結合實際制定具體實施方案，加強統籌謀劃，積極整合資源，建立健全制度，扎實推進本地區鄉村振興。

⑦ 我國財政為何是公共財政

公共財政是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要支出內容的財政分配模式。它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產物。自人類社會產生起，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便存在兩大類需要：個人或私人需要，集體或社會的共同需要。分別滿足這兩大類需要的社會產品便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而提供這兩大類產品的社會機制或資源配置方式亦由此產生：以自給自足為主的自然經濟機制或者市場機制，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產生於自然經濟內部，幾乎同自然經濟一樣古老。但只有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供求調節中占據主導地位時，社會經濟體制才由自然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最初歸功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推動。但市場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面，市場經濟從自然經濟中孕育、產生並取代自然經濟。作為一種主體性資源配置方式，它是經濟史的產物，不可能逆轉而重新為自然經濟取代。可以說，這正是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可能逆轉的客觀依據所在。人類的經濟史告訴我們，經濟社會運行總存在互相分工和互補的兩大機制，要麼是自然經濟機制同公共配置機制（這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機制），要麼是市場機制與公共配置機制。我國改革開放前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機制幾乎主宰所有現代產業部門，但同時還存在被計劃經濟機制壓抑著卻總壓不跨的市場機制；在我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不發達、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還存在著尚未被市場經濟取代的自然經濟機制（主要在農村，農產品的廣義商品率不超過37%），這只應被看作是一段歷史的小插曲。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在我國，它終將並正在迅速地摧毀並取代自然經濟體制；計劃（政府）機制正在被改革，把本屬於「看不見的手」操作的領域還給市場。我們遠比過去更深入地理解並懂得尊重經濟規律，改革就是這樣的實踐。從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成功之日起，政府（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將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自然經濟機制及嚴重越位了的計劃機制之所以被市場機製取代，根本原因在於市場機制無可比擬的高效率。高效率是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歷史前進的動力，而發展是人類社會最大的需求，發展具有人本意義上的本原性動因。因此，效率成為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孜孜追求的兩個最高目標之一。市場機制的前提是日益精細和廣泛的社會分工與社會協作，產權的嚴格界定即有法律保障的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及其可分割和可流動（交易）性。因此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經濟，即，經濟運行的四個基本問題：生產什麼、為誰生產、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均由微觀主體自主決策。自主決策的依據是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信號，價格的本質被亞當。斯密形象地概括為「看不見的手」；革命導師馬克思則嚴密地概括為價值規律。其核心和內在動力則是對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種追求是無止境的；供求關系及其內在規律又產生了巨大的不停止的外部壓力，這就是競爭的壓力；壓力和動力互生並互相依存，這種最強化的動力和壓力，使效率達到最大化；從根本上說，只有效率最大化才能產生最大化利益。在幾千年的經濟史上，市場機制是人類在經濟社會活動中從不自覺到自覺地篩選出來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和供求調節機制。因為唯有它才實現了激勵相容即壓力動力相容，收益和風險相容並且可以自動達到最大。上下幾千年，縱橫五大洲，不同民族，不同國度的人們都抱著同一目的（盡管他們的目的可能對立），自覺自願運用最大智慧遵循同一個機制決定自己的行為並與他人交易，即使這種交易可能給自己帶來風險和不幸。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不可超越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奧妙。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創造出比市場機制更高效的普適性最大的經濟機制，亦即發展機制。資本主義把它的根本經濟制度-產權制度和剩餘索取權制度建在市場機制之上，或者說，把市場經濟作為其制度賴以運行即生存發展的基本方式，從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鄧小平把市場同計劃都定性為一種方法，一種發展生產力（效率是生產力的核心）的方法，它們本身不存在姓資姓社問題，從而把它們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區別開來。這種在中國革命史和共產主義思想史上前無古人的理論勇氣和深邃的睿智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清除了最大的思想障礙，也為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奠定了最牢固的基石。 在一個既定的社會形態里，只能有一個基礎性資源配置機制。資本主義社會從一開始就將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性和主體配置資源機制。而由於國情和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原因，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創建之初，採用了計劃經濟體制，它的根本性運行特徵是排斥市場機制，國有制經濟在各個工商領域都占據統治地位，如果把農村的集體所有、集體統一經營管理包括在內，則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絕對統治地位。這里的要害在於，國有制經濟即使在完全競爭領域也居主宰地位，由此導致市場機制只起輔助性作用，這種經濟體制從總體屬性上看當然不屬於市場經濟。當我們以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則其基本的制度要求必然是國有經濟從一般競爭領域退出，從不完全競爭領域退出一部分，並且把競爭機制引進政府管制領域。這實際上是把市場最有效的領域還給市場，同時在國有經濟中引進效率機制，使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運作，而不再主要靠政府直接管理和保護生存發展。否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便只能是空談。 根據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規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相應地要求作為上層建築核心部分的政府必須轉變自己的經濟職能，從直接管理轉向宏觀間接調控和公共服務；由政府投資開辦競爭性企業到退出對該領域的直接投資，使財政投資支出增量為零，並對存量進行改革改組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而逐步退出；總之由對該領域的資金供給轉為制度供給和服務供給為主。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和政府職能的轉變，作為政府部門的財政則順理成章地進行相應的模式轉換，隨同政府一道退出競爭領域，不再為提供私人產品而控制和配置資源，而是強化它在公共領域的職能作用，從而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權式生產型財政轉為兼顧分權與集權，適當側重集權的公共財政。 建立公共財政不僅出於發揮市場機制的效率優勢，同時也由於市場本身存在缺陷，政府必須運用財政手段去彌補市場失靈，彌補由此產生的效率損失，實現宏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並實現社會公平。市場失靈包括公共品供給困境或「公共的悲劇」（市場機制不能提供純公共品，准公共品供給不足及「搭便車」），外部效應，分配不公，信息不對稱，經濟運行動盪不穩和因壟斷而出現的效率損失、停滯傾向。市場失靈的領域屬於公共需要領域或非競爭領域。既然屬於市場失靈，自然不能由市場機制本身去自發解決，而必須由居於市場之上的一個帶有權威性和強制性的公共機制去解決，唯有政府才能承擔這一職能。市場經濟中的財政職能內容便由此決定，成為滿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重要的宏觀配置資源及調控機制，這就是公共財政。 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發育尚不成熟，因此不僅需要政府及其財政彌補市場失靈，還要求政府及財政承擔培育和完善市場的職能，這在我國表現更為突出。同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的市場主體結構不很合理，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為市場主體結構的合理創造了前提，但市場主體結構的真正完善還須依賴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其中主要是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對市場競爭主體民營化的培育；市場要素結構的完善和空間結構的統一也必須有財稅政策的參與。因此，財政職能的公共化是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的成長孵化器。 職能模式不僅被市場經濟體制一般地決定，職能的具體內容也因市場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而不同。我國的公共需要在具有普遍性內涵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特殊內容。美國著名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對西方（實即市場經濟中）的財政職能作了經典概括，這就是至今廣為引用的三職能說：配置資源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穩定經濟職能。馬氏的配置資源職能是指財政的公共配置，即為提供公共產品配置資源。西方財政並非絕對不為生產領域配置資源，但比重很小，其中又以間接配置如對企業的財政補貼為主。我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一方面，我們正在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財政將同國有企業一道逐步退出一般競爭領域；但另一方面，財政的直接性生產支出即在非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的生產領域的配置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在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比重很大。 我國的公共財政為什麼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在上述三大生產領域保持強大的配置功能呢？這由兩個客觀因素決定。第一，我國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發育不充分，市場配置力低。市場配置力是市場配置資源、催生企業、塑造和調節產業結構及調節總供求的能力。市場配置力是市場機製成熟的基本標志，市場配置力的逐步增強屬於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的問題。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地位與作用就在於基礎性和支柱性，基礎產業多屬支柱性產業或行業，因為它們有廣泛而重要的產業關聯度，如鐵路、電訊、鋼鐵、石油、煤炭、電力等，但支柱產業並不一定就是基礎產業，如汽車、建築業，二者的重要區別是基礎產業多處於產業鏈的上游，多為重工業。基礎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並不主要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所有，完善而強大的市場體系和強大的以壟斷資本集團為核心的私有資本能夠把它們納入自己的配置和調節之中；而在發展中國家則相反，其中主要原因是這兩大產業部門中的企業都屬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建設周期長，高投資、連續投入性強，對管理的要求很高。這使得民間資本非常薄弱、市場體系尚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由政府主辦，造成國有經濟居主導地位。如果由市場機制配置，則勢必時效低，時滯長，甚至無能為力，不能滿足在開放條件下進行國際競爭與國內三大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調整、重塑和完善的客觀需要。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國的民間資本尚無力在正常建設周期內組建大型鋼鐵聯合企業、電力企業、石油企業等基礎產業中的企業集團，更不用說鐵路民航這樣壟斷性較高的行業了。其實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市場配置力低所產生的特有的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也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不存在一個世界各國同時代統一的市場失靈標准。而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科技高密集度並直接關繫到國家信息安全和經濟科技安全，使得政府必須在其核心部分、骨幹部分保持強大控制力，這是我國國有經濟在不短的時間里尚不能完全退出上述三大產業領域的客觀原因。還必須指出，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也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核心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壟斷。 以政府作為配置主體決不等於各級政府都辦這三大產業。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地位作了界定，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地位不取決於其數量，而取決於其質量和控制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就全國而言的；對國有經濟政府要「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一重大理論突破為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為市場結構的完善進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確立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為國有經濟從廣闊的競爭領域退出，進入公共領域，並在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保持控制性地位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當然，這里的國有企業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自身改革，建立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制度。推論是，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逐步發育成熟，市場配置力逐漸增強，民間資本日益壯大，市場環境日益改善，國有經濟也將從上述三大產業中退出一部分，除極少數國有獨資企業外，一部分為國有控股企業，其餘部分是國有資本不控股的企業，同民營企業共同競爭的開放性格局。只有在那樣的環境中才能磨煉出強大的國有企業，才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 第二，鞏固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經濟基礎。資源配置是社會再生產的決定性環節，全民所有制如果不在資源配置環節中佔有控制性地位，則不可能在再生產即國民經濟內部占據主導地位。在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下，國有經濟不可能在一般競爭領域取得優勢，從而佔有控制性地位，而且一般競爭性產業部門大部分並不是國民經濟中具有控制地位的產業。所以，無論從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還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使命來看，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領域都是十分必要和正常的。而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既是國民經濟中佔有主導性和控制性地位的產業部門，又是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特有的市場失靈領域，也正需要政府及財政去彌補，同時就意味著國有經濟配置資源職能的「進入」和「有所為」。結論是：國有經濟退出完全競爭的產業部門，在不完全競爭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保持控制性地位，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具有現實的客觀必要性和理論的科學性。 公共財政的另一職能是穩定經濟職能。馬氏僅提「穩定經濟」，它適應了也概括了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純」公共財政的調控性。但套用到我國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中帶有明顯生產性的公共財政上，就遠遠不夠了。我國著名財政學家陳共教授首次把這一職能表述為穩定與發展職能（1）。僅補充了「發展」兩字，卻深刻而准確地把握了我國國情和我國財政職能的特殊性。我國財政的發展職能同我國財政配置資源職能中的生產性配置和對科學文衛事業的公共配置都緊密依存。發展是經濟社會結構的改善和不斷優化，是素質和效益的提高，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社會進步。我國財政的生產性配置，重點在於三大結構的塑造和調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教育和培訓已成為人才養成的基本途徑。科技與教育既是發展的重要內容，更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發展科教事業已成為黨和政府的重大戰略方針，成為財政公共支出的重點。因此，發展職能是我國財政的特殊性，也是它的優勢。如果說對資源的公共配置是公共財政職能的主體，那麼，發展則是我國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核心和本質。因為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是「硬道理」，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包括改革成功的關鍵（3）。我國財政的模式特徵是發展型公共財政，政府必須承擔規劃和組織發展的職責。中央政府啟動和組織了西部大開發，政府的財政投入驅動著西部大開發就是明證。西部大開發是集中了三大結構的塑造和調節，推進公共產品大體均等化的大手筆。當然，隨著市場配置力的增強，財政的發展職能的內容範圍也將有所改變。 我國公共財政也有收入分配職能，通過收入手段如稅收和支出手段如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公平。但在社會公平的內涵上，社會主義財政有更高的更徹底的動態標准，這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被鄧小平列為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核心和歸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根本目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當然必須是政府及其財政進行收入分配的根本職能目標。社會主義財政學的財政職能理論如果只簡單照搬馬斯格雷夫的三職能說，作一般地套用闡述，固然不無必要，但既不指出其產生的特定製度背景和體制內涵，又不分析它在中國土地上的必然改變和發展，把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職能毫無辨別地等同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職能，還有多少長久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呢？ 不論是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發展中大國，公共財政及其職能都有層次性劃分。這種劃分有兩個客觀依據，一個是公共品本身的層次性分類：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地方性公共產品；另一個是政府及其公共職能的層次性劃分；中央政府及其職能，地方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這兩者統一的表現形式便是分級分稅的預算管理體制。這是一般規律，我國的公共財政自然不例外。但是，我國公共財政職能的層次性劃分又有自己特有的客觀依據和突出特點。這一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從國有經濟的戰略分布上產生：中央政府所屬的國有資本和地方國有資本。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為我國公共財政及其職能的層次性劃分增添了新的內容。由於國有經濟中的資本部分主要由大中型骨幹企業組成，他們不僅是必須創造經濟效益的企業，更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平台和工具，還是科技「國家隊」的主要陣地。因此，國有企業必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級，以充分發揮其基礎性、支柱性和控制性等全局性功能。 省財政是地方財政中主導性的環節，又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樞紐，既是公共財政，又有一定的生產建設性投資支出。第一，省財政的職能內容為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在分稅制財政中，地方支出是大頭，只有地方支出具有公共性，才有財政的整體公共性。我國財政的生產建設性主要體現在中央財政支出上。由此，省財政應堅決、積極、穩扎地從一般競爭領域完全退出，把一般競爭領域的地方國有企業全部逐步民營化，把主要財力投入地方公共需要的滿足，改善地方經濟環境與自然環境，投入科教文衛、人力資源開發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促進地方社會事業發展，推進共同富裕進程。如果省財政不完全退出一般競爭領域，則建設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成為一紙空文，而且勢必重蹈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覆轍，重演區域產業經濟同構化和「諸侯經濟」的惡性競爭。在我國加入WT0，直接融入國際大市場的環境下，這無疑不僅是地方財政的風險，更會匯集成中央財政的風險。在21世紀前半葉，我國國有經濟將在基本完成「三改一加強」後，進入新的增長和發展時期。這必然對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教育科技條件提出更大更高的要求，其標准將是世界當代水平的。為了實現未來的大發展，我國產業結構必須加緊調整升級，中央財政將面臨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的巨大壓力。因而在基礎設施、環境建設等方面的投入相當大一部分肯定會成為地方財政的重頭戲。地方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軌，是我國下世紀中葉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 第二，今後不短的時間內仍有必要在省（集中於中心城市）一級保留少量國有資本。中央所屬國有企業以為宏觀經濟運行服務的大中型骨幹企業為主，而省屬少量非完全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則以地方受益的中型為主，不排除擁有個別面向大經濟區或全國乃至國際市場的大型地方國有企業；就其功能來說，省屬經營性國有企業應該有明顯的地方特點，作為構築中觀（區域）特色產業布局的支柱而發揮作用，為區域市場和地方經濟發展服務。 第三，同我國的區域經濟分工和產業特色相適應，我國地方公共財政在很長時間里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地區差異。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經濟帶和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國有經濟在各省（區）經濟中的比重存在較大的差異，對各省的改革開放及地方經濟特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必然會制約我國的區域財政分配關系。從全國范圍看，省級公共產品和准公共產品的供給尚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均等化，我國的區域財政關系是不同步富裕財政與共同富裕財政的辯證統一；共同富裕也是有層次的、漸進的。鄧xiao平多次指出，一部分地區首先富裕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條件。發展區域經濟之間的產業分工，既有利於大力發展特色經濟，也有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競爭力的增強，作為區域經濟支柱的少量地方國有骨幹企業就顯得十分必要。 市縣財政不僅要完全退出競爭領域，而且要退出基礎工業，建成公共服務型「純」公共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縣的自然資源條件（較大規模的自然資源多為國有或省屬），科技、人才條件及財政實力，都不允許支撐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及與市場風險相伴隨的競爭性地方國有產業的運轉。目前市縣所屬企業大多數為一般競爭領域的小企業，而抓大放小是國家向社會主義公共財政轉軌時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的大政策；市縣財政尤其是縣財政普遍比較困難，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市縣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這還不包括對「五小工業」所產生的嚴重污染的治理。因此可以說，市縣財政完全退出競爭領域和基礎工業是振興地方財政、完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市縣公共財政的前提。地級市和縣城是今後幾十年我國城市化的重點和主體，市縣兩級的城市化對我國農村近兩億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將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硬體基礎設施和軟體環境建設，都屬於公共產品供給，城市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又培育了極為深厚的稅源。城市化更加需要公共財政的支撐。 鄉鎮財政是我國財政的最基層。鎮和鄉雖屬同級，但建制鎮的建設與發展對公共品供給的要求同縣城大同小異，而與鄉財政職能內容在今後相當長時間里將有很大差別，在職能建設上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與市縣財政相比，鄉財政公共供給的內容相對簡單。由於鄉政府職能財力有限，直接面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因此滿足鄉公共需要，主要表現在為基層政權建設和確保一鄉平安服務，為「三農」提供公共服務，並不直接介入農業生產經營。目前鄉鎮財政是職能最不成熟最不規范的一級財政，事權大於財權，機構職責過多，人浮於事，不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也使農民負擔居高不下。

⑧ 建國以來中國推行的經濟政策

主要政策如下:

1、過渡時期總路線 (一五計劃,三大改造)。
2、社會主義回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答化)。
3、經濟調整階段(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4、改革開放(改革農村和城市,改變了經濟結構。

5、和經營方式,開放沿海,經濟特區)。
6、92年改革開放深化,破除姓資姓社問題,確定。

7、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8、中國加入WTO。

(8)公共財政之路擴展閱讀:

建國後中國經濟政策的意義:

戰爭時期的經濟政策作為特殊條件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行為,對於維持經濟運轉、支持戰爭起著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經歷了多次對外戰爭,積累了豐富的制定和實施戰時經濟政策的寶貴經驗。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研究歷次戰爭時期經濟政策的規律並預建新時期的戰時經濟預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⑨ 公共財政的職能有哪幾方面如何理解中間投票者定理

何謂中間投票人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 假設一社區只有三個居民:甲,乙與丙,三人共 同決定該社區的醫療支出水準.假設醫療支出共有三個水準可供選擇:高,中與低.三人對醫療支出水準高低之偏好如下表所示: 選民 偏好順序 甲 乙 丙 第一偏好 高 低 中 第二偏好 中 中 低 第三偏好 低 高 高 依據簡單多數決(Simple Majority Rule),此三選民是否能決定出一醫療支出水準 為什麼 (12分) (二)假設一社區共有111位居民,將共同決定提供路燈,路燈為一純公共財.這111位居民有相同的所 得,但對路燈的數量有不同的偏好.一旦決定路燈的數量,這111位居民將平均分擔路燈的成本.再假設路燈的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皆為＄11,100.試問簡單多數決能否保證被提供的路燈的數量為柏拉圖最適 為什麼 若你的答案為否,則在何條件下路燈能夠有效率的被提供 (13分) 《答》 一, (一)中間投票人定理: 中位數投票理論(主要由Hotelling及Black提出)認為只要投票者的偏好均為單峰偏好,則中位數選民 就是方案的決定者;亦即透過簡單多數決,中位數投票者就是決定方案的關鍵.其重要引申多數決的 結果,使公共財的數量決定於中位數投票者的偏好. 由上圖可知,由於丙之偏好呈現雙峰偏好,將出現循環多數決,可能無法投票決定一醫療支出水準. (二)多數決投票「不一定」能產生有效率的財政政策.(換言之,此時路燈(公共財)數量未必達成柏拉 圖最適,除非所得分配為常態分配) l.在常態分配的情況下,所謂的中位數會等於眾數及平均數.包文(A. R. Bowen)在更早的時候,曾證 明過在所得分配為常態分配下,中位數所得者決定公共財的方式,與薩穆爾遜(P.A.Samuelson)的純 粹公共財模式具有相同的均衡條件. 由於在常態分配下,平均數的個人,其每人邊際效益(MB)應為公共財邊際效益∑MRS的平均.假設每 個人均分公共財的成本,且若公共財的邊際總成本以MC表示,則每人分擔額即表示MC/N,為符經濟效 率條件須使MB=MC/N,故N MB=MC,即MB\'+……+MBN=MC,可知在常態分配下由中位數投票者決定之路 燈水準和純粹公共財模 型具有相同的結論. 2.但所得分配一般都是呈右偏的分配,在右偏的所得分配下,中位數所得者的所得水準勢必低於平均數

⑩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財政赤字問題

摘要：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意識，建立政府償債機制。應該使地方政府認識到，當地方政府的債務發展到一定程度，當政府對信用的盲目透支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導致個別地方政府信用的破產，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本文僅通過對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原因分析，提出了地方政府防範財政赤字問題的對策。關鍵詞：財政赤字；財政體制；管理體制；政府職能財政赤字是指在財政年度內（通常以一年為周期）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差額，因其在會計上通常用紅字表示，故稱「財政赤字」。地方財政年度預算收入表示當年地方財政集中掌握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因此，地方財政赤字的實質是本級財政發生了超分配，安排了一部分沒有物資保證的社會購買力。地方財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區經濟的增長，但是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在居民消費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資，以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這決不是長久之計。經濟形式好的情況下，掩蓋了財政赤字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但是，當經濟發生危機的情況下，財政赤字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就會體現出來。中國政府現在奉行的經濟政策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目前，有些地方大搞建設，地方政府債務逐年增加，據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09 年，我國的地方政府財政赤字累計達到5 萬億人民幣，財政赤字就像滾雪球一樣逐年增加。一、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狀況及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地方政府無所謂債務，改革開放以來直至上個世紀90 年代，地方政府即使有債務，也一般都能控制在合理的償還期限內。但是，進入上個世紀90 年代末期，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財政赤字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通貨膨脹、利率對財政赤字的影響。通貨膨脹使政府償還的債務壓力減輕了，但是生活用品價格的上漲，使居民財政支出加大，居民手中的錢貶值了，也加大了居民的生活負擔。通貨膨脹是政府減少自身債務的一種隱蔽方式，與通貨膨脹相對應的是利率的變化，這一變化，對財政赤字也會產生影響。二是經濟周期對財政赤字的影響。經濟好的時候，個人的收入得到增加，人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及其各種稅收就會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財政赤字的增加，並且政府在經濟大好的時候，調高工資以及各種社會福利待遇，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當經濟進入衰退時，納稅人上繳的所得稅也相應地減少，以及政府相關支出、失業保障支出和政府救濟等支出的增加導致財政赤字也會增加。二、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原因分析1.地方政府盲目性建設和重復性建設。我國很多的地方政府領導為了其自身的政績，大搞形象工程和亮化工程，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東北和西北以及西南等省區，這些省區經濟發展比不上東南沿海地區，但是在其政績工程方面，卻毫不遜色，這是加重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一方面。另外，有些地方領導為了響應國家號召，把本不適合本地方經濟發展的項目盲目發展，造成了極大的人員浪費和財政浪費，加大了財政負擔，這也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再次就是地方政府領導換屆，新領導上任，都會調整上一屆領導的政策和項目，然後再實施新的經濟發展項目，導致重復性建設，加重了財政負擔。2.官本位思想。我國行政機構實行首長負責制，有些地方政府領導在當地有「土皇上」之稱，按照自己的想法發展經濟，有些領導有發展經濟的才華，可以使本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庸官卻可使地方經濟陷入困境。《北京青年報》曝光了總投資3.2 億元的呼和浩特市黨政辦公大樓。該建築2001 年年底竣工並交付使用，可是直到現在，這棟大樓仍拖欠民工近3 000 萬元的工程款。地方政府債務纏身，由於沒有償還能力，甚至根本沒有償還意願，給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帶來極大的傷害。3.地方政府財政負擔太重，財權與事權不對應。我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在教育上的投入應該是國家財政下撥專項款用於地方教育事業，但是，教育經費往往被其他項目所擠占，經濟發達的省市可以自行應付，對於財政收入較差的省市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這也會使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增加。4.為發展需要，外債增加。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各地方政府大量發行地方債券，債券期限越長，越加重了財政負擔，導致債務逐年增加，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甚至已經超過了紅線。例如：北方某城市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大搞土木建設，修路造橋，該市已經把未來二十年內公路全部修完。該市以石油開采為經濟支柱，隨著近幾年石油產量逐年減少，財政收入也相應的減少，可是該市已經欠下了1 000 億元的外債。5.地方行政機構改革滯後。我國地方政府行政機構龐大，分支眾多，機構重疊，人員過度臃腫，加重了財政負擔。6.融資項目種類繁多、巧借名目。有些地方政府舉債大都巧借名目，遮遮掩掩。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為興辦各種形象工程，以公司、企業或項目的名義進行的政府擔保的債務融資活動，這些項目一旦失敗或到期不能履約償債，地方財政便直接負有清償責任。除此之外，地方金融機構的呆壞賬、社保基金缺口、工資欠發等其他項目，由於這些都屬於非法或違規行為，直接違反《預演算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因此，地方政府在舉債問題上隱蔽性強，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機制，透明度更差，形成一種「暗箱操作」。三、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問題的防範對策1.積極有效地推進行政機構改革，實行人員分流，推行競爭淘汰制度，使有能者在其位，無能者遭淘汰，定期對行政機構人員進行考核，提高工作效率，逐步改變「鐵飯碗型」財政局面。2.找到適合本地方城市經濟發展之路，不斷壯大財源。地方政府領導應該仔細研究並找到適合本地方的經濟發展之路，依靠本地特色和自然資源發展經濟。吉林省前郭縣委、縣政府提出的早日進入全國經濟綜合實力百強縣的奮斗目標，牢牢抓住招商引資，促進地方經濟又快又好發展，完成了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治理項目投資，並且與省內各高校合作開展重鹼地生物防治與應用技術推廣、鮮食玉米種植技術示範、林場沙地治理技術示範等省級重點項目。該縣在農牧業產業化經營方面投資300 余萬元，扶持二馬泡綠色米業有限公司5 萬噸稻米加工擴建項目和天草牧業有限公司良種奶牛種源基地項目建設，並大力推進城鄉道路建設，加大對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為外來投資企業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3.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意識，建立政府償債機制。應該使地方政府領導認識到，當地方政府的債務發展到一定程度，當政府對信用的盲目透支達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導致個別地方政府信用的破產，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而政府行為往往對公眾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一旦地方政府視信用為兒戲，將使我們社會發展的成本成倍增加。要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意識，必須在經濟中規范政府舉債行為。加強政府債務的收歸管理工作，進一步明確財政部門在政府債務管理中的主體地位，牢固樹立量入為出、量力而行、財政平衡的觀念，制定系統的舉債規劃，逐步把政府債務納入預算管理，建立償債還貸機制和政府債務管理辦法，實現財政的可持續發展。4.加強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培訓工作。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有些地方政府領導的個人業務水平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因此國家必須加強對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使他們適應地方經濟的發展，發揮統籌全局的作用。參考文獻：[1]李漢文.貧困地區縣鄉財政困難及治理研究[Z].列印稿。西南財經大學，2003（4）。[2]《基層財政困難的原因及解決的對策研究》課題組。我國縣鄉財政面臨的困難及對策研究[J].財政研究，2004（1）。[3]閻坤.轉移支付制度與縣鄉財政體制構建[J].財貿經濟，2004（8）。[4]地方財政風險轉嫁問題研究《長春大學學報》2007 年7期。[5]市場條件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分析《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7 年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