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

⑴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於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於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⑵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哪個更好

我國現在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想結合的方式,我國道德補充並促進法律的貫徹實施,法律體現並維護社會的道德,二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但以我的觀點,依法治國更重要,

⑶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制定的重要治國方略,只有弄清和把握其辯證關系,並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實現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
「德治」與「法治」二者之間既是相互區別,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依法治國」是一種相對而言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它要求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實行「法的統治」,依法治理國家,依法管理社會。而「以德治國」則是在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的基礎上努力使進步道德精神貫徹在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切活動中,使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切活動都符合和體現進步道德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歷來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種手段。實現法治的目標,實現「善法之治」的社會理想,法律的制定必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約。法律應以完善道德為目的,必須以最基本的道德標准作為基礎才能不失其存在的社會根基。同時,法律又以其所獨有的穩定性、強制性、程序性等特徵,在社會控制的過程中發揮著道德無法替代的作用,並促進道德的進步。法律與道德的這種辯證統一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面:
一方面,依法治國需要以德治國為基礎。法律的制定以及整個法律制度的建設,都必須以一定的道德作為基本價值取向,必須符合道德的要求。道德對法律的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法律的產生源於道德規范,並且主要是吸納了調整社會關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可以說,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第二,道德是法治的價值取向。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良好的道德規范的目標就是懲惡揚善、伸張正義,而法律正是以國家強制力來實現上述目標,促使人們的行為符合社會道義的要求。因此,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整個參照系數。第三,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能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集方面的權力,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更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第四,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是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這種自覺和自願意識便屬於道德的范疇。第五,德治是法治的有益補充,道德可以解決法律無法解決的許多問題。一般來說,法律只是規定人的行為正當性的最低標准。但是人的許多行為是無法通過法律來規定的。因此,只有通過道德來調節人們的這部分行為。
另一方面,以德治國需要以依法治國為保障。由於道德現象本身的多元性和多層次性,就使得社會道德總是處在相互沖突和相互矛盾的混亂中。要使一定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道德及其反映人民共同利益要求的道德,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接受和普及,就必須要有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作為推廣和普及的手段。法制就是這樣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法制的實施總是把與之相應的主要道德規范和道德原則,直接用法律規范的形式給以確認或吸收,從而以法律的手段使這些道德規范和原則在社會上得到推廣和普及。同時,法制的實施總是運用國家強制力量來禁止和打擊與其道德精神不一致的「惡」的行為,從而「凈化」社會風氣,提高社會的「道德」水平;總是能夠把識別好與壞、是與非的標准顯著地昭示給廣大人民,起到提高人民道德認識水平的明顯作用;能夠通過法律條文的廣泛宣傳和實施,充分體現其規范、協調、指導、教育、懲戒等社會功能,從而促進道德規范的養成、道德意識的覺醒、道德理想的實現。尤其是在出現道德評價失當,價值取向紊亂,道德教育扭曲變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狀況下,要強化道德風氣、樹立道德精神,更是需要發揮法制這個硬約束機制的作用。因此,法制的實施不僅是道德建設的重要支柱和巨大推動力量,而且是加強道德建設、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的主要途徑。

⑷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以德治國是裝的,是給別人看的,以法治國是幕後黑手,自古那個王朝沒有酷刑?而且法不容情!馬加爵被逼殺人,法律也沒同情他.

⑸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國是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屬於不同范疇。前者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後者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

（3）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互促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充分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的推行，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效實現。

⑹ 什麼是「以德治國」什麼是「依法治國」兩者是什麼關系

以德治國是儒家提出來的。儒家強調的是每個人要有道德，儒家先天的認為每個人都有「君子」「聖人

」一樣的潛在品德，所以只要人們之間以禮相待，以誠相待，那麼人與人的社會就會很和諧了。

「以德治國」，就是要求統治者要對臣子和人民有仁愛的心。用寬大的胸襟與自我道德做榜樣，去感染

別人。臣子也是如此，要對君王服從，儒家強調「百事孝為先」，「在內是孝子，在外是忠臣」

可以說，儒家的「以德治國」，是一個把人人都看做是具有良好的道德意識上來看的。比如罪犯，他們

在受懲罰時，是可以自我懺悔與修正的。法律對他們寬大處理，他們感恩，就做「好人」了。

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以德治國」，不僅不能治，反而使整個國家更混亂，儒家強調道德，卻使整個

國家的道德更淪喪。
比如一個小偷偷了錢，原因結果是給老母親看病，於是儒家同情心泛濫，不僅不懲罰小偷，還給小偷錢

看病。儒家心理想的是小偷會感恩，然後以後再也不偷了。而現實相反，因為有了這個先例，那麼更多

的罪犯，都找到了合適的理由，於是當他們被抓時，也有一大堆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這就搞得那些

被偷被搶的人，根本就沒有受到保護，反而是罪犯利用人的同情心，一次又一次的得逞。

比如現在的乞丐，有多少人願意去幫助他們，給他們錢？很少很少，大家都怕是假的。
現在很多騙子裝扮成「異地落難」客，需要人們幫助，而人們也很冷漠。原因何在？人們不是無情，是

不敢用情，害怕受欺騙。所以現在的整個國家就是一場「信任危機」。投機取巧的人，不斷的騙去人的

同情心，導致人人不敢相信，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卻得不到幫助。

所以儒家的「以德治國」，其實是在害國。
孔子當時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到了今天這個現代社會了，中國還是那句話「人心不古，世風日

下」。看來我們真該回去當原始人算了。

所以說，一個社會的變好，關鍵的原因，不是在於人沒有道德，而是在於沒有一個公平的法治手段去維

護。

對於那個「孝子小偷」，儒家只看見了小偷的可憐面，但是儒家忽視了「被偷者」，明明「被偷者」才

是受害人，卻被儒家的「道德」眼光蒙蔽了。

「以德治國」實際上是儒家的「一廂情願」。儒家的這一想法是由於單方面看問題，和沒有認清自然界

的本質。

所以諸子百家裡，墨家非儒，道家也批儒，兼具墨家與道家思想的法家更是制定出了不僅有思想作為指

導，還有一系列的章程作為管理國家的法律出台。法家提出了「依法治國」

法家認為，每個人都有其自然屬性，自然屬性就是人的生存本能，人在這種本能下，就觸法利益的驅使

。也就是說人性是好利的。人生存在世的目的，都是為了圖「利」。這個「利」並不完全是儒家所理解

的物質利益，他還包括人的精神利益。比如那些革命烈士，他們寧願犧牲自己，也要救國，這就體現在

他們的利益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

所以法家眼中的「利」既有物質利益，也有精神利益。
人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就有可能去做傷害別人的事。
如果人人都這樣，那麼就回回到弱肉強食的時代，強力決定一切。

所以法家為了使國家內部和諧，就必須制定法律，（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是人類社會有文明開始，

就逐步形成的，法律並不是法家創造的，法家只是提出了法律人人平等，依法治國的思想。）而且必須

萬事皆依法，法家有3派，他們都認同依法治國，法律平等的對待原則，但是只有法家法治派，才是最具

有進步意義的。法家勢制派，是強調君王的獨尊，君王的至高無上，這種做法引來的就是獨裁。
法家術制派，是強調君王玩權術，暗設很多特務機構，調查官員，使官員不敢貪污腐敗。提倡背地告密

，這樣就搞得官員人人自危，相互陷害，國家內部是明爭暗鬥，沒有激起人健康向上的生活態度，而是

激發了人的陰暗面。

只有法家法治派，遵從的是「依法治國」，任何事情講究證據確鑿。沒有證據，即使這人有嫌疑，也不

能輕易去懲罰他。這就保證了君王不能用懷疑的態度，任意殺人，大臣也要拿明確的證據去舉報有嫌疑

的人。避免了君王的橫行無忌，和官員之間互相傾軋。任何事情，都有理有據的去執行。這也是秦國自

商鞅變法後，能強盛近150年，而且又能力一統六國的原因。

而秦國的滅亡，就在於秦始皇犯了唯一一個錯誤，用了韓非子的術制，提出了皇權高於法律，導致秦二

世肆無忌憚的改變法律，對自己的家族大肆屠殺，對功臣也是如此，對人民橫征暴斂。這才導致了秦國

滅亡，而且連秦國的官員們都紛紛的願意投降。

「依法治國」需要的就是「一視同仁」的執法態度，且不帶有任何主觀的情感，犯法就得伏法，沒有任

何理由。犯法就是在傷害其他無辜者，即使罪犯有多麼美妙的理由，也是通過傷害無辜者造成的，所以

罪犯應該為此付出代價。

當今的中國還是儒家的「人治」，不是真正的「法治」。現在的法律是儒家的法律，是為當權者服務的

，他們的法律先天的失衡，導致的就是這個社會不是以公平競爭為原則，而是拉幫結派，靠關系社會和

錢規則在運作。

這樣就造成了大部分的老百姓始終是生活在被壓榨與被奴役之下。

⑺ 怎樣處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國是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屬於不同范疇。前者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後者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 （3）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互促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充分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的推行，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效實現

⑻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兩種治國方略的關系是怎樣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