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共訴求
❶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公眾訴求政治題
1.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堅持黨的領導。
2.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求真務實，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3.審慎用權，科學民主依法決策，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摘要：中國正在發生從舊到新的治理轉型，治理轉型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變革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轉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全球治理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和實踐模式，為中國探索和建立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實現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轉型提供了某些啟示。
關鍵詞：治理；轉型；全球變革
改革開放30年來，快速推進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政府的管理從理念、制度到結構和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出現了中國治理從舊到新的轉型。走向新的治理是當代各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必然結果，治理轉型作為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是一場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全球性運動。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公共管理領域圍繞著加強政府能力和滿足公民意願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球性改革運動，其結果是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探索更為有效的公共事務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論域。這種探索將為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發生的公共治理轉型提供某種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論。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轉型
在14世紀末就開始使用的「治理」，是與統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動聯系在一起，主要用於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活動。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開始認同關於「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這一定義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義上使用的。它意味著： ( 1 )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主體並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和私人的機構； ( 2 )治理權威的運用並不像政府管理那樣，採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路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
傳統治理受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挑戰，從而向現代「新」治理轉型，在西方國家是很早就發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興起。當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發端於西方國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進入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於兩個基本原因：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和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普遍不滿。而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在公共支出中形成節余(經濟) ，改進公共服務的質量，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選用和實施的政策變得有效的機會」。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 1)社會、市場管理與政府職能的優化； ( 2)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 3 )政府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西方各國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的說法， 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已發生了變化，以官僚制為基礎的傳統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轉變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盡管這種模式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義」、「企業化政府」、「後官僚體制模式」等，但它們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傳統的官僚制已被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所取代。
盡管對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還很難作出恰當的界定和全面的評價，但它意味著當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的深刻變化，意味著公共治理的轉型，意味著傳統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終結。而現代公共治理的發展，正如萊恩所言： 20世紀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變化使傳統的國家治理方式成為過時的東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關公共部門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論範式變化」 。事實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公共管理理論範式的變化，也是實踐模式的革命。按照萊恩的說法，傳統的公共治理強調政治，強調公共管理與私人部門管理之間的區別，而在現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門的目標實現原則上與私人部門的目標實現沒有任何差異，都是通過契約制度，而契約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組織， 也可能是私人組織。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國(開始於1979年撒切爾夫人登上首相寶座) 、美國(開始於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 、澳大利亞(開始於1983年) 、加拿大(開始於1984年馬爾羅尼總理執政) 、紐西蘭(開始於1984年)等一些西方國家首先發生後， 迅即席捲全球。無論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還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處在現代化較低發展階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各國進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有的是因為經濟危機或預算赤字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有的是由於經濟危機伴隨政治領導變革如日本、韓國、烏干達等，有的是期望達到歐盟要求的標准如匈牙利、希臘等，有的是期望達到國家開發組織要求的標准如馬爾地夫、肯亞、烏克蘭等，有的是因為民主轉型如喬治亞、尚比亞、南非、俄羅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擁有的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具體特徵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說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拿破崙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伊斯蘭模式、儒家模式、發展中國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總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趨於一致的，正如卡馬克對世界123 個國家的調查所顯示的：「各國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處」，換言之，「各國的改革運動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徵」。不能否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現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按照馬克斯·韋伯的官僚體制原則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麼20世紀末發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著各國在爭相超越20世紀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紀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
當代公共治理的轉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產物，本質上則是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結果。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一種與工業社會、工業經濟時代的公共管理相適應的實踐模式，當人類社會由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或後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會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類必須尋求一種與新的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治理模式。
轉型是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 就稱為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也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 其主體是社會結構， 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各個方面，因而它也是許多學科關注的論域。社會學非常重視對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經濟學學科群中甚至產生了一門被普遍認可的有明確含義的稱為「轉軌經濟學」的學科，專門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和規律。轉軌經濟學一般都關注影響轉軌進程的經濟因素，而沒有對轉軌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轉軌」給予足夠重視。 政府轉軌、治理轉型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或者說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應當是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予以足夠關注的學術領域。
所謂治理轉型是公共治理領域發生的一種系統化的、大規模的和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治理轉型並不是什麼新事物。19世紀，西方國家工業化民主體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標極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紀末，原有的那種中央權威極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打破，因為這種政府已經無法應對工業化民主體制中出現的許多現實問題：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城市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整個新興產業正在孕育。這些新的現象引發了許多新的需求：大型運輸系統、鐵路和橋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普及教育的體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創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舊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為必然。簡言之， 20世紀初韋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國家的確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轉型。
官僚制是適應工業社會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紀初，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對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實現，並使組織結構優化，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使得官員和機構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監督，這客觀上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控制。在專業化方面，曾經一度由專業人員完整從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細小的部分，更趨近一個無縫隙的政府。而官僚組織的指揮系統大多採用統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雙向傳輸快捷，有利於實現政府組織的充分整合。它與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官僚制的優點開始逐漸蛻變成了缺點：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組織整合失靈， 官僚制開始受到懷疑，被宣布為一種過了時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了怎樣新的特點？ 公共治理為什麼必須發生新的轉型？
首先，就西方社會來說，後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已經來臨。這一新類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 ( 1)服務性經濟取代了製造業經濟，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2)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 3)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對技術的發展進行規劃和控制，技術鑒定是可能的； (5)資訊理論、控制論、決策論、博弈論、效用論、線性規劃、計算機技術等新的「智能技術」成為制定決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現了危機。對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國這樣具有個人主義傳統的國家，可以說由來已久。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有兩種看法，認為他們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敗的，政府的計劃是處理不當的。今天的美國公眾越來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製造的問題比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政府的政策與計劃不僅沒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益處，反而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愈益顯得無能的政府導致了公共管理領域的危機。 作為傳統治理基礎的官僚製成為一種過時、僵化和無效率的公共管理體制模式，有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所說：工業時代發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於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在政府越來越無能、低效的時候，私人部門卻顯得很有效率，各種稱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蓬勃興起、不斷壯大，並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承擔著許多在其他國家由政府機構來發揮的功能。危機的出現預示著「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的治理已經死亡」， 新的比傳統治理更具現實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將來臨。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紀的公共治理
「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是治理得以復興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當代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成效愈來愈依靠政府與公民、社會、企業之間相互影響和良性互動， 即「良好的治理」(或稱「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
新的治理並沒有統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轉型的惟一選擇，是21世紀公共治理所應追求的目標。21 世紀的公共治理會呈現怎樣的新景象？ 當代美國公共管理學界一位多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預言，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公共治理中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和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源源不斷的新問題，主要是： ( 1)向公眾提供更多的非傳統、非政府的服務。(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權力分散到政府機構的較低層次，權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內容。( 3)服務協調的負擔增加。過去以代理為基礎的改革的一個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務支離破碎、不成體系。21世紀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強政府組織的能力，特別是與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務對市民來說更完美、更透明。(4)加強公共治理中的國際合作。成長中的全球化對21世紀的公共治理發生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它使公共治理確立這樣的原則：國家政府擁有自己的主權，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與國際組織和其他主權國家協商，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必須小心地定義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並為更有效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提升能力。(5)國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並需要有新能力。權力下放和國際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問題被移交給地方政府和國際性組織去解決了，在21世紀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點解決至少五個核心問題：一般防務和引領對外政策等作為國家主權識別性的基本職能、重新分配收入(這是低層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運作的) 、收集數據和推動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職能部門與市民社會之間新的密切聯系合作的橋梁以確保公共服務的高效率、進行公眾需要的應付各種公共問題的戰略思考。
歐文·E·休斯預言，與20 世紀相比， 21世紀的公共治理可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1)由於更為注意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及改進二者之間的關系，公共服務將具有更多的市場導向性； ( 2)未來的行政將更有彈性； (3)政治性可能會增強，公共治理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參與性；(5)公務員現在比以往能力更強，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
四、當代中國：轉軌國家的治理轉型
治理轉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20 世紀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運動波及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從而也使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發生了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轉型。當代中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發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轉型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西方治理轉型向全球擴散和示範的結果，它有自身獨特的背景和動力。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型時期，進入「轉軌國家」的行列。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公共管理的主要特點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一個高度集中化的資源配置者角色，壟斷了社會的所有資源，無所不包，無所不攬，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閉式行政。全能政府在體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運行方式上主要通過內部會議、內部文件等進行封閉式管理，「紅頭文件」、領導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規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據。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權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機制，各部門間職能交叉重疊。
1978年開始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時帶來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 ( 1)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的主要職能已不再集中在過去的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且放鬆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並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管理； (2)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呈現一種新型關系。民間組織的數量越來越多，在提供各類公共商品以及從事公益事業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並且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由政府承擔的職能； ( 3)政府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法律在各個領域開始發揮作用，依法行政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權力開始逐步下放，作為政府補充物的「單位」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也大為弱化，而社區的作用、社會的作用增大，福利單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職業化的公務員制度開始建立並得到逐步發展，專家和公眾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專家咨詢制度、公民參與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開始建立。
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會推動治理除舊布新。治理轉型的動力，是推動治理更新形態、與社會發展進程相協調的方向變化的各種力量的合力。這種合力來自於治理本身和治理所處環境兩方面的變化，即治理轉型的動力由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兩部分構成。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唐納德·凱特在解釋何以有眾多國家在幾乎相同的時間里捲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積極尋求相同的改革目標這一事實發生的原因時，指出有四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政治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馬克認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動力在於全球經濟競爭、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績效赤字。 這都包括了對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分析。
治理轉型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和文化等多種動力。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最重要的來自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在實現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濟領域的許多變化最終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結構和方式上。社會發展同樣是推動治理轉型的重要力量。已經發生的中國治理轉型的歷程，表明了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治理轉型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問題、污染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不僅沒有減輕，有些還有加劇的趨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呼喚著政府治理職能的繼續調整，治理機制的進一步變革。政治發展對治理轉型的推動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它常常是較為直接和巨大的。經濟體制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利益結構變化導致了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政府決策出現了許多困境，也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這都要求我國在政府治理中提高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國治理轉型也有其內在動力。中國治理轉型的內在動力來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適應導致低效無能的治理困境，來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帶來的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以及體制轉型時期政府治理行為失范而帶來的形象受損。
總之，當代中國治理轉型的動力是多方面的，這些動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動力甚至在加大，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全面推進，使中國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進入需要在實踐中尋求新突破的深層次攻堅階段，意味著中國治理轉型的腳步不僅不能停止，相反，必須加快。正在發生的中國公共治理轉型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至今「塵埃未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探索，更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去尋求突破。研究肇始於西方國家公共管理改革運動的全球公共治理轉型規律，可以使我們從中得到某些領悟。
❸ 什麼是訴求公眾
廣告通過媒介向目標受眾訴說，以求達到所期望的反應。訴求是制定某種道德、動機、
認同，或是說服受眾應該去做某件事的理由。訴求分三類：理性的、感性的和道義的。
訴求所用語句應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❹ 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知識是指什麼
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基本內涵
（一）政府社會管理的內涵
所謂社會管理就是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系統的、規范的社會政策和法規，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社會事務，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建設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環境。
通常情況下社會管理包括兩類：
一類是政府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制約即政府社會 社會管理包括兩類： 社會管理包括兩類 管理；
二類是社會（即自治組織、非營利組織和公民）依據一定的規章制度和道德約束，規 范和制約自身的行為，即社會自我管理和社會自治管理。現代社會管理是政府幹預與協調、 非營利組織為中介、基層自治為基礎、公眾廣泛參與的互動過程。
政府社會管理主要有三層內涵：
第一，政府社會管理是對家庭、社會團體與社會自 治所不能解決的社會事務的管理，這些社會事務涉及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國家權 力與政府權威加以解決；
第二，必須由政府管理的社會事務構成政府社會管理的主要內容， 比如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協調社會利益、實施社會政策、管理社會組織、提供社 會安全網、解決社會危機等；
第三，政府社會管理的核心是社會政策，社會政策是政府幹預 社會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決定了政府的其他社會管理手段。社會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國 家或福利社會政策。
（二）政府公共服務的內涵
所謂公共服務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發布公共信息等，為社會 公眾生活和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按照公共支出的領域來劃 分，政府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經濟性公共服務和社會性公共服務。經濟性公共服務是政府為促 政府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經濟性公共服務和社會性公共服務。 政府公共服務主要包括經濟性公共服務和社會性公共服務 進經濟發展而直接進行各種經濟投資的服務，如投資經營國有企業與公共事業、投資公共基 礎設施建設、對企業經營活動進行補貼等；社會性公共服務是指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支 持對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科技補貼、環境保護等社會發展項目提供的公共服務。 從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發達國家政府職能演變的規律是：政府職能從以經濟性服務為主， 逐步擴展到以社會性公共服務為主。
社會管理職能大致包括如下重點領域：（l） 培育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2）創設完整的社會規制體系，推行社會安全系統工程；（3） 實施配套的社會政策，維護社會公正；（4）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培育健康的市民社會；（5） 調整社會管理執行機構，健全政府社會管理體制。
❺ 有人認為:社會公眾需要什麼,政府就要無條件的
應該辯證的去看這個問題。1、對社會公眾的合理訴求政府一定會想方專設法的去落實去辦理，但屬對於一些不合理的需要政府理應不去理會。2、要正確看待政府的職能，相信政府在對待群眾的訴求的問題上肯定會盡全力做好的。3、作為公務員，在今後的工作中，我會努力工作，積極進取，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人民多辦一些實事，做領導放心群眾滿意的公務員。
❻ 什麼是社會公德最基本的要求，是維護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條件
遵紀守法是社會公德的最基本要求。是維護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便緊緊依靠群眾，將實現人民幸福福祉作為最終理想。在這短短的一百年中，中國人民經歷了跌宕起伏、改頭換面的歷史進程，整個世紀飽含了中國人民對和平、安寧、富庶的社會及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的渴望和不懈追求。
法律作為保障公民在各個領域內的自由平等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將為人們實現自由提供製度層面上的保障。共產黨員作為群眾的貼心人，理應順應群眾期盼，在守法護法上敢擔當、做表率，充分保障群眾合法利益訴求，調動起最廣大社會積極因素，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
社會公德作為公共生活准則，是社會道德在人類社會公共生活中的特殊表現，是全民性的道德，為社會全體成員共同遵守。在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人們交往日益頻繁的現代社會，社會公德具有維護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6)社會公共訴求擴展閱讀
社會公德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傳統的以家族、氏族為特徵的共同體時代，缺少一個獨立的、廣泛的社會生活公共空間，社會秩序的實現更多地由個人品德修養來決定。
隨著社會交往的擴大，特別是經濟活動市場化、職業多樣化、利益多元化、人際交往和社會關系的普遍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人們既在私人領域里享有其獨特的私人生活，又在公共領域里享有與人共有的公共生活，相應地社會公德也就逐漸形成了。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社會公德與個人品德
❼ 公共政策訴求的形式有哪些
三個類型：（1）現代國家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以及一定類型的政治版體制權中的執政黨領導機構等公共權力組織，屬於強制性公共組織；（2）各種經濟仲裁委員會、消費者權益保障委員會等更多地依靠市場手段而較少地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半強制型公共組織；（3）各個層次的公立學校、醫療保障機構、研究機構、文化和科學技術機構等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並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公共管理的非強制型公共組織。 具體見： http://ke..com/view/1296092.html?tp=0_01 望採納~！互相幫助~十分感謝~~！
❽ 公民該如何理性表達自身訴求
——上海虹橋 段和中 答：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民主觀念也在迅速增長。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群眾民主觀念的增長是促進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進行長期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廣大人民群眾要在民主實踐中逐步形成理性表達利益訴求的民主意識。 改革開放30年來，人民群眾中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從過去比較單一、比較一致的利益格局演化為多元化、多樣化的利益格局，從主要依靠黨和政府以及各級組織實現自身利益到主要是自主性地實現自身利益。這一系列的變化，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矛盾和問題，人民群眾的維權意識也隨之迅速增長，並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向擔負著社會公共權力職責的黨政機關提出各式各樣的訴求。 在此情況下，首先應當正確地看待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和權利訴求。人民群眾權利意識和利益訴求的增長，必然會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和更加復雜的社會問題，對於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來說，這意味著更高的工作要求，意味著新的挑戰。但必須認識到，人民群眾利益訴求的增加，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種積極的因素。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解決來自經濟、社會領域各種矛盾、問題的制度平台。在我國，各種矛盾和問題都應當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下，按照平等、正義、統籌兼顧的原則加以協商解決。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我國社會各種矛盾和問題最終都可以經過民主過程得到妥善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斷增長的權利意識以及各種利益訴求，正在成為促使各級黨政機關提高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的推動力量。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這一重要論述，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全社會的共識。然而，民主和公平正義不僅是一個美好的社會理想，現實中還需要經過艱難探索和反復實踐才能逐步形成和達到。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社會觀念；民主建設不僅是一種制度建設，也是一個培養人、教育人，即社會意識發育的過程。「一個好的民主制度先要有『民主人』」。一個國家，只有法律意義上民主的制度，而沒有在全社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理性的民主法治觀念，民主也就只能是徒有其表而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在我國，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廣大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一個切實有效的途徑。我國的政治參與有多種形式，如民主選舉，人民群眾通過選舉各級人民代表、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參與國家法律制定、重大事項決定和民主監督；意見征詢也是實現政治參與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我們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形成是建立在征詢和反映人民群眾意願基礎之上，通過征詢人民群眾的意願使黨的執政方略和各級政權的法律法規、政策能夠准確地反映和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前，我國已有多種征詢民意的機制和渠道，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民意征詢系統，主要包括政務公開、民主決策、政策評估等基本環節，以及在立法和重要決策過程中實行公示、聽證、專家論證、技術咨詢和公開徵集意見等多種具體制度。 保持參與的有序性，是實現人民政治參與的關鍵。和任何事物一樣，實現政治參與也是需要條件的。由於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的出現，人民群眾中存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人民群眾中的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存在著差別和矛盾。這是當前部分群眾之間以及部分群眾與黨和政府之間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使人民群眾中的不同利益群體之間、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之間保持順暢的溝通，形成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局面，是實現有序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 當前，我們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正處在社會矛盾的多發期。要在一個不長的戰略機遇期內實現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富裕，還有許多困難要克服、許多矛盾要調解、許多問題要統籌兼顧地加以解決。在目標一致、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為了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為了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黨和政府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溝通理解十分重要。 對於各級黨政機關來說，應當切實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務必使每一項重要政策都能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並得到群眾支持和理解。這就需要在每一項重要決策的形成過程中注意實行政務公開，及時徵求利益相關群體的意見建議，如實地講清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使人民群眾能夠了解政策的必要性、重要性，理解和支持政府的決策。 另一方面，人民群眾也要在民主實踐中學習如何理性地表達利益訴求。利益從來不是孤立的、單向的。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每個個人和群體都是人民整體中的一員；任何個人和群體的權利，都是以他人或其他群體負擔的義務為必要條件的。因此，在伸張自身權利的同時，必須顧及他人、其他群體乃至人民整體的利益，應當了解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必要的情況下要為公共利益克服困難，以至作出犧牲。在了解情況、顧全大局的前提下，合情、合理、合法地表達利益訴求是一種理性的利益表達。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只有理性的表達才是有效的表達，才有利於雙贏、多贏局面的形成。 總之，理性表達利益訴求是重要的民主意識，是民主素質提高的表現。民主也是學習的過程，我們要在民主實踐中學會民主。
❾ 公共政策的訴求名詞解釋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傳統的公共政策版研究派生於政治學權和行政學，意在從規范意義上探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的利益制衡，通過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對國家、地方和團體層面的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進行研究，為高質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詢。
中文名
公共政策
外文名
Public Policy
釋 義
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疇
派生於
政治學和行政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