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衰落

㈠ 物質主義為什麼如此盛行

原標題： 大講台 □陶東風 物質主義熱潮伴隨公共性衰落 上世紀末，美女作家衛慧在《我的生活美學》中寫道：「我也許無法回答時代深處那些重大的問題，但我願意成為這種情緒化的年輕孩子的代言人，讓小說與搖滾、黑唇膏、烈酒、飆車、信用卡等共同描繪慾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 衛慧所謂「慾望一代」大約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後」、「90後」們，他們「沒有上一輩的重負，沒有歷史的陰影」。「無論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不願意負太大的責任。」這種不要責任和沉重，重要享樂和輕松的「慾望一代」的「生活美學」，可以恰當地稱之為物質主義。最近熱播的郭敬明的《小時代》，通過奢侈品和美色對這種物質主義生活美學做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這種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的物質主義熱潮並不僅僅表現為對奢侈品的極度鍾愛，對物質慾望、身體快感的無度追求，對個人內心隱秘經驗的變態迷戀，它實際上還伴隨公共性的衰落：對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參與熱情的衰退，公共人際交往的萎縮。凡此種種，共同構成了1990年以來大眾文化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語境。 90年代躲進「密室」背叛80年代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0年年末，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類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運動，我們稱之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義上的公共領域開始興起，關於真理標准、人道主義、主體性的討論是其標志性事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時期的貧困崇拜，肯定了物質生活的合理性。雖然這個世俗化浪潮同樣伴隨個性覺醒、個人主義以及物質生活的合法化，但它們並不意味著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礎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覺醒了的個人為誕生標志的。 我們必須在這個積極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現的中國大眾文化的進步意義。新時期出現的最早的大眾文化，大概是從港台傳入的鄧麗君的流行歌曲開始的。對於從單一「革命文化」中長大的那個時代的青年人，聽到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風，其震撼力、親切感難以言表，這種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這些所謂「靡靡之音」是對極權式禁慾文化的反動，它不但極大地繁榮了當時中國老百姓單調貧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喚醒了人性。在這個意義上，它與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在精神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可以說，它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和推動了思想界、理論界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 成千上萬喜歡鄧麗君的民眾並沒有因為喜歡她的「靡靡之音」而疏離公共世界，恰恰相反，這種「靡靡之音」和別的文化思潮一起培養了既具有自主性、獨立人格，又積極關注公共事務的新穎個體。可以說，80年代的大眾文化對於公共領域的建構功不可沒。 但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世俗化開始發生畸變，開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傾斜。中國社會雖然依然是一個世俗社會，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以來的世俗是一個物質主義的世俗，是盛行身體美學與自戀文化的世俗。個人主義依然流行，但「個人」的內涵已經發生變化：關注身體超過關注精神，熱心隱私超過熱心公務。一種變態的物質主義與自戀人格開始彌漫開來。 可以說，1990年以來的大眾文化是以通過躲進「鐵門」重重的個人「密室」或燈紅酒綠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因此，這種畸變的世俗化恰恰意味著公共世界的死亡。人們不僅失去了對於彼岸、來世的信仰，同時也失去了對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體化的個人自我，以封閉的自己與自己的私密關系代替了自我與他人積極交往。 著眼於重新激活公共精神 畸形的世俗化在堅持原有意識形態的同時吸納了消費主義，鼓勵國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費：理財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時尚、健美塑身、迷戀名牌，等等，對公共世界的腐敗和愚蠢視而不見。當大眾也包括數量眾多的知識分子，沉迷在傳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審美圖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像和個性想像時，真正值得關懷的重大公共問題由於進入不了傳媒，而被逐出了現實。 這樣的世俗化可能導致一個最糟糕的結果：實際上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急需爭取與擴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推進公民的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里，而大家都在那裡津津樂道地關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熱衷於美容化妝，打造自己合乎時尚的身體，這有點滑稽與悲哀。有理由認為：在今天，我們最應該警惕和擔心的，就是出現一種只有所謂消費「自由」的畸形社會。這才是當今中國消費文化、大眾文化背後隱藏的最嚴重誤區。

㈡ 世界產鐵第一的大國是 出口最多的是

「中國鋼鐵工業適應世界鋼鐵工藝技術發展潮流，整體工藝技術裝備水平正在向大型化、現代化發展，大中型鋼鐵企業的裝備水平有的已進入國際先進水平行列，有的接近國際先進水平。」

10月7日至9日，第41屆國際鋼鐵大會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面對全球鋼鐵業巨頭的250位老總，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長、鞍山鋼鐵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曉剛在大會期間作題為《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中國鋼鐵工業》的演講，就中國經濟發展帶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現狀及其發展前景展望等問題展開了論述，贏得了在場老總們的熱烈反響。

本屆大會的主題是世界鋼鐵工業的發展前景及其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高效使用能源的創新方案等。而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也自始自終成為與會老總們的一大熱門話題。他們紛紛表示，中國鋼鐵業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

國際鋼鐵工業協會新任會長、美國鋼鐵工業協會會長約翰·薩馬（JohnSurma）說，雖然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在增大，但是，國際鋼鐵工業協會認為，美次貸危機對世界鋼鐵業的影響微乎其微，全球鋼鐵業將繼續保持良好發展。預計今年的世界鋼產量同比增長6.8%，達到11.976億噸，明年的鋼產量增幅也將達到6.8%。其中，尤以「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鋼產量增幅最為迅速，預計今年增幅可達12.8%，明年為11.1%。而在這「金磚四國」中，中國的鋼產量發展又最為顯著，預計今年增幅11.4%，明年為11.5%，鋼產量佔世界總量的35%。

「作為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顯然，中國僅僅在數量上名列世界第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還要成為世界鋼鐵強國，必須在質量上邁出新的步伐。為此，中國必須實現『由跟跑世界核心技術到引領世界技術潮流』的轉變，圍繞行業共性技術和重點項目開展科技攻關，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軟實力。」張曉剛對本網記者說：「目前，我國鋼鐵行業與世界先進國家還存在4大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是產業集中度不夠，近10年來甚至是逆集中發展；二是在高附加值端產品的產量、質量、品種、規格上存在較大差距；三是在新工業、新裝備、新技術原始性開發及工程化方面存在差距；四是從可持續發展看，我國企業能耗偏高，環保上存在較大差距。但同時，我們也具有非常獨特的優勢，在技術、管理、裝備、人才、企業文化等綜合競爭能力方面並不遜色。可以這樣說，要想看最現代的鋼鐵廠還必須到中國去。中國的大型鋼鐵企業能夠不時攻克中國重點工程項目遇到的『卡脖子』技術難題，表明中國的鋼鐵企業在世界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展望未來，從世界鋼鐵工業的發展來看：全球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聯合重組的趨勢更加突出；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獲得廣泛認同。張曉剛在大會發言時指出：中國鋼鐵工業將順應世界鋼鐵工業發展潮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將主要以結構調整為主，從數量級向質量級發展。為此，中國鋼鐵工業將著力調整和優化結構，大力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生產發展、資源、環境相協調，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

各國老總們認為，為了最有效地利用資源與市場、提高企業競爭力，世界鋼鐵工業的改造、聯盟、兼並重組步伐在加快，主要產鋼國先後進入新一輪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階段。鋼產量世界前兩名的米塔爾和安賽樂之間的兼並重組造就世界鋼鐵巨擘的行動已塵埃落定。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數年內，鋼鐵行業的下一波整合大潮將席捲中國。

會議期間，世界最大鋼鐵企業阿塞洛—米塔爾在柏林宣布，到2012年前每年將在歐洲投資10億歐元；德國第二大鋼鐵企業Salzgitter公司也計劃在德國再投資14億歐元。顯然，擴大產能已成為全球各鋼鐵業巨頭的一大趨勢。

㈢ 中國古代都是男人當權，為什麼國家衰落卻經常歸咎於女人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盛行「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觀念是眾人皆知。在男權制的古代，人人以為天條的就是「夫為妻綱」與「男尊女卑」。「三從四德」一直壓在女性身上，從出生時就被教育要有女德。要為夫生兒育女，為夫家傳宗接代。女性一直被束縛在一個低下的地位。

夏朝的喜妹、商朝的妲己、唐朝的楊玉環、周朝的褒姒，還有春秋時期的西施等皆被後人稱為紅顏禍水。他們認為是這些女子空有美貌，只知迷惑君王，使君王不理朝政，日夜與之嬉戲，導致朝廷衰落。其實，就是這些男性有偏見，明明自己受不了誘惑，自己不知道孰輕孰重，才導致國家衰敗。為了各自的大男子主義，為了保留男性尊嚴，竟如此無情、滑稽、無恥，將所有罪過歸咎於地位遠不如自己的女性。

㈣ 公共人的衰落的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第一部分公共問題
第一章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之外的愛
死亡的公共空間
公共領域的變化侶
現在中的過去
第二章角色
角色
公共角色
城市中的公共角色
證明或者可信性？
第二部分古代政制時期的公共世界
第三章觀眾：陌生人的聚集
誰到城市來？
他們住哪裡？
城市布爾喬亞的變化
宮廷和城市的相互影響
第四章公共角色
身體是服裝模特
話語是標志
充滿激情的非人格領域
第五章公共與私人
公共表達的范圍
自然表達處在公共領域之外
公共和私人就像社會的分子
分子破裂
第六章作為演員的人
普通人對作為演員的人的看法
狄德羅的表演悖論
盧梭對作為戲院的城市的控訴
盧梭的預言
第三部分19世紀公共生活的混亂
第七章工業資本主義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19世紀城市人口的新變化
城市的區域劃分
城市變化和布爾喬亞的生活
公共商品
第八章公共領域中的人格
巴爾扎克的看法：人格是一種社會規則
公共領域中的人格：身體的各種新形象
戲台展示了街道不再展示的真實
人格和私人家庭
推翻過去的革命
總結
第九章19世紀的公共人
演員
觀眾
第十章集體人格
1848：個體人格戰勝階級
Gemeinschaft
德雷弗斯事件：破壞性的Gemeinschaft
誰是真正的激進主義者？
第四部分親密性社會
第十一章公共文化的終結
第十二章卡里斯瑪的去文明化
卡里斯瑪理論
卡里斯瑪和仇恨
電子技術加劇了過去的沉默
造星系統
第十三章共同體的去文明化
建築在共同體周圍的壁壘
建築在共同體內部的壁壘
共同體的人性代價
第十四章失去演技的演員
游戲能力是公共表達的能力
自戀削弱了這種能力
自戀的調動和一個新階級的出現
自戀是當今時代的新教倫理
結論親密性的專制統治
附錄「我控訴！」
譯後記

㈤ 公共人的衰落的內容簡介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論家中，理查德·桑內特和哈貝馬斯、漢娜·專阿倫特鼎足而立，分屬別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論的三種不同學派。《公共人的衰落》正是桑內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公共人的衰落》具體展示了現代社會特有的公共生活現狀，從城市人口、建築交通、戶外空間、環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們的緊張和焦慮，由此證明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戀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結果，而公共生活的衰落，則是入侵公共領域的人格引起的。全書對此觀點作了細致精闢的分析和論述。作者追述了18世紀以來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對宮廷、布爾喬亞階級、市民階層的社會存在和交往都有廣泛的涉獵：從文學、宗教、藝術到戲劇、音樂，再到服飾、話語、視覺、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對著名作家巴爾扎克、狄德羅、盧梭等人的分析。最後還指出了人們應當積極參與公共活動，在社會中主動積極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這部經典的社會學著作對於我國的城市文化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尤其為研究公共空間和個體主義的關系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具有很高的學術和出版價值。

㈥ 介於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公共領域有哪些

所謂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意指的是一種介於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
行政學和政治學中的公共領域是指那些與市民社會相對應的社會生活內容，是圍繞著公共部門的核心而展開的公共生活形態。它的特點是非交換性。
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中，哈貝馬斯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路」，這可能會使他們形成一種公共判斷。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他對資產階級(Bourgeois)公共領域的上升和衰落進行了歷史學和社會學的闡述。德語術語Offentlichkeit（公共領域）包含了多種意義，它意味著一種空間概念，社會場所或區域，在這里意義被關聯、分布和協商，以及這種集結的過程和整體，「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領域意指特定的機構、中介、實踐；然而，它也是一種一般的社會經驗范圍，其中所有實際上或表面上對所有的社會成員相關的事情形成一個整體。在某種意義上來理解，公共領域一方面是為一些專業人士（如政客、編輯、組織官員）提供的一個場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涉及到每一個人，僅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們的意識范圍內才能理解的東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貝馬斯（1989）所表達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從18世紀的英國就已經真正存在。那時倫敦社會中的咖啡店變成了藝術和文學批評的中心，逐漸的伸入到經濟的或者政治的如對事件的批評。在法國的沙龍，如哈貝馬斯所說，「觀點從經濟依賴的束縛中解脫」。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書或者一件音樂作品都必須在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僅僅是一個自我展現的論壇，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公開討論一個觀點和公共討論議程的平台。

㈦ 公共領域形成產生哪些方面的作用

所謂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意指的是一種介於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1]
行政學和政治學中的公共領域是指那些與市民社會相對應的社會生活內容，是圍繞著公共部門的核心而展開的公共生活形態。它的特點是非交換性。
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公共領域》中，哈貝馬斯把公共領域定義為「一種用於交流訊息和觀點的網路」，這可能會使他們形成一種公共判斷。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他對資產階級(Bourgeois)公共領域的上升和衰落進行了歷史學和社會學的闡述。德語術語Offentlichkeit（公共領域）包含了多種意義，它意味著一種空間概念，社會場所或區域，在這里意義被關聯、分布和協商，以及這種集結的過程和整體，「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領域意指特定的機構、中介、實踐；然而，它也是一種一般的社會經驗范圍，其中所有實際上或表面上對所有的社會成員相關的事情形成一個整體。在某種意義上來理解，公共領域一方面是為一些專業人士（如政客、編輯、組織官員）提供的一個場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涉及到每一個人，僅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們的意識范圍內才能理解的東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貝馬斯（1989）所表達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從18世紀的英國就已經真正存在。那時倫敦社會中的咖啡店變成了藝術和文學批評的中心，逐漸的伸入到經濟的或者政治的如對事件的批評。在法國的沙龍，如哈貝馬斯所說，「觀點從經濟依賴的束縛中解脫」。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書或者一件音樂作品都必須在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僅僅是一個自我展現的論壇，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公開討論一個觀點和公共討論議程的平台。

㈧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一些評價

英語世界在贊嘆哈氏思想體系博大的同時，對公共領域理論的得失進行了多層面的探析。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克雷格·卡爾霍恩認為，《公共領域》一書一問世便招來爭議，並且可能繼續引發爭議(該書出版之初，德國國內的一些左翼青年抨擊它排斥了無產階級公共領域，未能充分把握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眾傳媒），誇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解放潛能（Garnham，1992：8）)，但是沒有一本書能產生像它那麼多的教益。卡爾霍恩也指出，《公共領域》的主要缺點是未能地對「古典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和「有組織的」或「當下的」資產階級的後轉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領域一視同仁。「哈貝馬斯傾向於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評判18世紀，以馬克思和密爾（Mill）的眼光評判19世紀，以典型的郊區電視觀眾的眼光來評判20世紀。」因此哈氏並沒有認真對待20世紀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復其作品中在意識形態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這正是他對17、18、19世紀的研究所表現出來的特點。相反，他沒有看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那些既無理性、也無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聳人聽聞的犯罪和丑聞故事的小報。其結果也許是誇大了公共領域在20世紀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眾的復興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此外，公共在大眾傳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領域》一書中所指稱的那麼消極，就可選擇的民主性媒介戰略而言，也許其空間比哈氏所意識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國中央倫敦理工專科學校的尼古拉斯·迦納姆則對公共領域理論持更多的肯定態度。他將學術界《公共領域》一書的批評歸納如下：
（1）哈氏忽視了當代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並行的平民公共領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發展；
（2）哈氏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想化了。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場惡性競爭的結構，而這個市場不是由致力於公共啟蒙的能夠自由交流的知識分子所控制；
（3）哈氏將家庭和經濟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
（4）哈氏的理性主義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義的公共領域理論；
（5）《公共領域》的後半部分帶有鮮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過於倚重阿多爾諾的文化工業模式（cultural instries），它誇大了文化工業控制者的操縱力量，忽視了信息領域中國家干預的公益模式。
（6）哈氏的交往行動模式雖然已經成為公共交流的准則，但是它忽視了並非尋求共識的其他交往行動；
（7）因此，他在信息與娛樂之間劃上了一條過於鮮明的界線，忽略了兩者的聯系，這一點在思考當代民主社會中大眾傳媒的角色時具有特殊的重要（Garnham1992：359~360）。
迦納姆認為，盡管這些批評有助於完善哈氏的理論，然而它們並不能貶低《公共領域》的三大優點：
（1）它聚焦於大眾公共傳播制度與實踐之間和民主政治的制度與實踐之間經久不變的聯系；
（2）它注重任何公共領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3）它避免了「自由市場/國家控制」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這種二分法在歐美支配著傳媒方針研究。
出於兩個原因，上述優點在今天可能比當年更有價值。
其一，隨著全球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和全球性私營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民族國家的基礎正在動搖；而在傳統上，在民族國家的政治架構內，公民權問題以及傳播與政治的關系等問題和公民權的性質。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經濟和政治，我們必須培育新的政治體制和公共領域。
其二，西歐傳統的公共廣播電視體制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有如下特點：市場力量增強；在文化資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務模式；電視機成為越來越個人化、家庭化消費方式的中心；市場上出現享受昂貴的專門化信息和文化服務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質化的大眾性娛樂服務的信息窮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領域從國內轉向國際以及隨之而來的音像新產品的激增；國家電信壟斷產業的放鬆管制和私營化；贊助商對體育和藝術的滲透；在削減公共開支的壓力下教育和科研機構轉向私人籌措資金；將經濟效益視為提供公共信息的標准。這一趨勢的結果將改變文化界中市場與公益之間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邁克爾·舒德森教授則以美國為個案，以公民的政治參與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這兩個公共領域的要件入手，探討了在美國有無公共領域的問題，進而得出了以下結論：在18世紀的殖民地時期，沒有出現今天成為美國政治特點的一般意義上的理性—批判的討論，有政治意圖的騷亂要多於關於政治原則的討論。在19世紀，政治交流並沒有隨著政治參與的實質性進展而變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們根據刊登在報紙上的《聯邦黨人文集》來推斷18世紀的政治、根據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關於奴隸制度存廢的大辯論來推斷19世紀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關於彈劾尼克松總統的辯論電視直播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討論來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樣不可靠。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時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說開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領域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美國欣欣向榮，那是缺乏根據的（Schudson,1992：160、146）。針對一些附和哈氏的學者抬高政黨報刊(哈氏稱之為傳播「信念」的報刊（哈貝馬斯，1999a：221）)、貶低當代主流商業性報刊的觀點，舒德森沒有像美國新聞史名家弗蘭克·莫特（FrankL. Mott）那樣，稱政黨報刊時期為「黑暗時期」，並將1830年代大眾化商業報紙的興起譽之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報刊躲避政治討論和爭議，甚至迴避本地新聞。而在1840到1900年間，盡管有不少報紙附屬於政黨，但是報紙上政治討論的內容和新聞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參與程度達到了最高水平。而當代大眾傳媒上的某些專欄和節目發表的不同意見在某種形式上更接近於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認為，就美國的情形而言，傳媒「今不如昔論」站不住腳，換言之，哈氏對早期報刊有過譽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迦納姆一樣，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媒介社會學中心主任漢斯·韋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視公共領域理論在當代社會情境下的現實意義。他認為，哈氏的公共領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為基礎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領域需要這樣一個論壇：它對盡可能眾多的人開放，可以在其間表達和交流多種多樣的社會經驗。
2．在公共領域中，各種論點和意見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來展開交鋒。這意味著，只有在公共領域首先對於一個人可能作出的各種選擇方案有一種明察的情況下，「理性的」政治選擇才有可能。與此同時，傳媒應該提供盡可能寬廣的解釋框架，以便使該公民也能夠知曉他沒有選擇的方案是什麼。
3．系統地和批判性地檢驗政府的政策是這種公眾領域的首要任務。
從以上公共領域的結構特點可以得出以下與傳媒有關的重要結論（Verstraeten，1996：348~349）：
（1）公共領域概念決不可以同公共廣播電視法規混為一談，因為西歐的大部分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提供了許多公共領域受控制的實例。
（2）上述結構特點恰恰表明，這樣一種「公共領域」從來就沒有真正出現過，充其量只有某種「萌芽」，既然如此，就無所謂公共領域的衰落與退化。因此我們對傳媒與公共領域關系的探討與懷舊復古、回歸19世紀無涉。恰恰相反，我們首先需要立足於當代的社會情境，使公共領域的概念具有現實的意義（Verstraeten，1996：348~349）。
韋斯特拉滕認為，有鑒於此，不能對公共領域中的理性作出過於狹窄的解釋。盡管這與當代社會領域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傳播、合理性和主體性——相關聯，因而極為復雜。如果這種理性指涉的只是關於各種「嚴肅的」社會性主題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討論，那就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即只有傳媒的信息傳遞功能才受關注。事實決非如此，傳媒提供娛樂的功能（這在電視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領域的轉型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
韋斯特拉滕強調，當代傳播學者似乎應重新認識麥克盧漢和他的老師哈羅德· 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觀點，而不能簡單地斥之為「技術決定論」，應以媒介技術研究為重要使命。視聽媒介的發展強烈地影響著公共領域的結構。電信不應被視為一種在兩個分離的「地位環境」之間達成快速溝通的技術手段，而應被視為大大改變社會地位的媒介。有了電信，人們對於其他社會群體的「不在場 」（「off-stage」）行為有了更多的認識，因此電信將公共領域中的人們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領域將有更大的動力，不再僅僅以「在場 」（「on-stage」）的行為為基礎（Verstraeten，1996：354~355）。
看看哈氏自己後來的評價也是頗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經放棄了意識形態批判的傳統（Cahhoun,1992：40），轉而比較認同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了(他在1999年北約—南斯拉夫戰爭中的立場表明了這一點（哈貝馬斯，1999c）)。他在 1990年3月為《公共領域》德文新版寫的序言中承認，「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也許，與當初寫作本書不同的一點在於，我的評述會少一點悲觀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會去掉一些固執的成分」。蘇聯東歐的巨變轉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國家大眾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過去小視的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在這場變革中的作用：
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巨變構成了鏈形事件，它不僅是電視轉播的一個歷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過電視轉播的方式完成的。大眾傳媒不僅起到了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作用。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不同，電視使得遊行民眾在廣場和街道的真實在場轉變成為無所不在的在場，因此，它們展現出了革命力量。
由於哈氏公共領域理論的精深、國內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筆者的能力所限，在這里只能提一些個人的淺見。正如卡爾霍恩所言，《公共領域》一書的最大貢獻不在於給出了某種權威性的論斷，而在於它作為一部碩果累累、灼見四射的發電機，不斷激勵著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論（Calhoun，1992：41）。歐美學者對它的褒揚和批評都證明著它的價值。如果我們抽去「資產階級」的限定語，那麼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中國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鑒意義的。
首先，一個合理而健康的國家應當努力營造一個公私分明、自由和責任界限清晰的社會。
其次，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動，維系民主與法治；
第三，傳媒應明確和維護自己的社會公器角色，成為公眾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論壇，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經濟勢力的侵蝕下退化。
第四，傳媒所傳遞的是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聲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縱的意志；
第五，傳媒研究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仍就是一個基本方法，但是必須有所發展；
第六，傳媒與高新技術和新經濟的關系以及新技術對傳媒和社會的影響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