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㈠ 公共政策問題的建構方法是什麼
公共政策問題構建的方法:
1. 論證圖解（Argumentation Mapping）
2．假設分析法（Assumptional Analysis）
3．邊界分析法（Boundary Analysis）
4．頭腦風暴法（Brainstorming）
5. 因果模式（Causal Modeling）
6．類別分析法（Classificational Analysis）
7. 維度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
8. 事件分析（Events Analysis）
9.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
10．層級分析法（Hierarchy Analysis）
11.詮釋結構模型（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ISM）
13．多角度分析（Multiple Perspective Analysis）
14.問題樹分析法（Problem Tree）
16. 利害關系人分析（Stakeholders Analysis）
17. SWOT分析（SWOT Analysis）
18.分合法（Synectics）
19. 決策研討（Technique of Decisions Seminars）
20. 追根究底法（Why-why Diagram）
㈡ 如何理解公共政策分析的三種模式
內容—過程分析模式
這是美國學者麥考爾與韋伯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強調公共政策分析應集中在內容與過程的分析上，主張使用規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兩種方法。
系統分析模式
這是美國行政學家沃爾夫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強調政策分析既要重視對政策制定的分析，也應加強對政策執行的分析。
信息轉換分析模式
這一模式是由美國學者鄧恩提出的。該模式認為，公共政策分析主要是事實、價值、規范三大問題，由此產生了經驗方法、評價方法、規范方法三種分析方法。
㈢ 公共政策政治學分析模型包括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作為政策分析的一種理論工具，是能夠為決策者提供集假設、定義、描述、解釋、對策於一體的概念模型。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政治分析模型和理性分析模型。
1.政治分析模型的主要觀點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統的產出，政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政治過程。政治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制度分析模型、精英分析模型、集團分析模型。制度分析模型主張，公共政策是政府機構的產物，不同的政府制度導致不同的公共政策。精英分析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政治精英價值偏好的反映，政策過程中公共政策完全由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動權。集團分析模型則認為，公共政策是集團利益平衡和均衡的產物，公共政策是集團斗爭中相互妥協的結果。
按照制度分析理論，不同的政府制度導致不同的政策輸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政策必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在制訂政策時必然以維護公有制為目標;而資本主義以私有制為基礎，所制訂的政策主要是為維護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用制度分析理論來分析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初期所出台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如建國初期，我國推行公私合營政策，興辦國營企業，都是基於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而出台的政策。
按照精英分析理論，公眾被認為是麻木的、被動和消息閉塞的，公共政策只是由統治階層的少數人負責制定，反映精英的興趣和偏好。精英理論最關心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領導人物所發揮的作用，用精英分析理論來分析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及帶有專制色彩的發展中國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較好的適應性。如在我國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實行海禁，導致海運業及港口業發展的停滯，反映了封建統治階層消極保守的價值取向。
按照集團分析理論，公共政策是團體斗爭中相互妥協的結果，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一種平衡產物。公共政策一般偏向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利益團體，公共政策隨著利益團體影響力的變化而變化。用集團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及具有民主政治傾向的國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相當的適應性。如美國的伊拉克政策，可以說就是其國內石油能源利益集團利益的反映。
2.理性分析模型的主要觀點認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應當以社會收益最大化為目標，政府應當選擇給社會帶來的收益最大限度超過所付成本的政策。理性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和漸進決策模型。完全理性決策模型根據數字和事實，用合理的科學方法與精細的計算，分析解決問題的各種政策方案的優劣，從而求得最佳的政策或問題的解決辦法。有限理性決策模型預先設定最低限度規定的標准，在備選方案中尋求符合要求或滿意的方案，從而基本解決政策方案所指向的問題。漸進決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看作是對以往政策行為的不斷修正的過程，在試錯的過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按照完全理性決策理論，決策者具有絕對的理性，能夠對各種備選方案進行比較分析，通過排序選擇出最優方案。理性決策反映在經濟社會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決策模型以充分的信息和精準的計算為基礎，適用於分析完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所出台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如對銀行利率的調整政策，應當根據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存儲規模和信貸規模進行量化分析後進行決策。
按照有限理性決策理論，決策者並不具有完全理性，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只能尋求滿意的方案或次優的方案。有限理性決策模型以追求滿意解為主要目標，適用於分析有關政府規劃、政府支出及安全環保等相關政策。如安全生產政策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最優的方案往往難以實現，只能尋求基本滿意的方案。
按照漸進決策理論，政策過程是一個對以往政策行為的不斷補充和修正的過程。漸進決策模型以政策逐漸調整為主要方式，要求政策有繼承性，不斷調適漸進，適用於分析政府實行改良的相關政策。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漸進決策。
㈣ 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主要有
一、專家預測復法：是以專家制的創造性思維（如直覺、靈感、判斷和頓悟等）類獲取未來信息的一種直觀型決策方法。
1、個人判斷法：是指依靠專家的微觀智能結構對政策問題及其所處環境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政策方案及其可能結果等作出自己判斷的一種創造性政策研究方法。
2、專家會議法：是指依靠一定數量專家的創造性思維來對決策對象未來的發展趨勢及其狀況作出集體判斷的創造性思維方法。
二、德爾菲法：是一種直覺預測技術，它是由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首先發明的，以古希臘神話中的神諭之地、可預卜未來的阿波羅神廟址「德爾菲」命名。
(4)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擴展閱讀：
專家預測法最大的優點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專家的微觀智能結構效應，充分利用個人的創造力；同時，這種方法能夠保證專家在不受外界影響，沒有心理壓力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個人的判斷和創造力。
專家會議法往往被用於項目規模宏大且環境條件復雜的預測情況，但該方法也不是萬能的，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現在參加會議的人數有限，代表不夠充分。
㈤ 運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對某個實際案例進行較為詳細的分析.提交內容字數在1000字
運用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加州杏仁營銷與農業合作社案例
美國的大杏仁全部產自加州，加州大杏仁佔全球大杏仁產量的80％以上，遠遠超過第二大生產國西班牙和第三大生產國澳大利亞。2008／2009生產年度，美國加州中部谷地總共出產73．26萬噸大杏仁，實際種植面積達68萬英畝。加州有大約6000個種植大杏仁的家庭農場和100家大杏仁處理商，這100家處理商當年總共銷售了63萬噸大杏仁，平均價格1．40美元／磅，平均每家大杏仁農場年收入接近32萬美元。
在2008年美國前10大特種作物（非糧食作物）出口額榜單上，加州大杏仁以18．97億美元高舉榜首，比第二位葡萄酒（9．63億美元）和第三位蘋果（7．37億美元）出口額總和還要高出12％。加州大杏仁在中國也是家喻戶曉，2008／2009年度，中國進口了4．54萬噸加州大杏仁，已經成為列西班牙和德國之後的加州大杏仁全球第三大市場。
在美國國內加州大杏仁在大杏仁消費市場的佔有率達到100％。在美國國內的堅果類消費細分市場上，主要有大杏仁、核桃、榛子、胡桃、開心果和其他堅果（主要包括巴西栗、澳洲堅果、松籽、板栗、腰果等），加州大杏仁以58．5％的市場佔有率（2008／2009年度）傲視同儕。
美國是農業生產效率非常高的現代化農業國家，以220萬農場主，養活了3億多人口，並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美國也是一個農業高補貼的國家，每年的農業補貼高達190億美元（正好低於WTO規定的美國農業允許補貼上限），但美國的農業補貼90％大都給了20種農作物中的5大主要作物：小麥、大豆、玉米、大麥、棉花。
對屬於特種作物（非糧食作物）的加州杏仁，美國政府並沒有給予直接補貼。而且加州大杏仁屬於勞動密集型作物，按照傳統的農業比較優勢理論，這應該是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中國、印度等）擁有優勢的產品（因為土地和勞動力價格低很多），似乎美國不應該在大杏仁這種產品上也有如此超強的全球市場領導地位。
要解釋加州大杏仁的成功，就必須要回顧加州杏仁商會（Almond Board of California，ABC）和藍鑽種植者合作社的成長歷史。加州杏仁商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美國農業合作社聯社，也是一大批類似的美國農業合作社聯社，新奇士橙合作社、優鮮沛蔓越莓合作社等，中的傑出代表。解剖加州杏仁商會的案例，對發展中國自己的農業合作社聯社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加州杏仁商會的管理和運營：
商會的經費來自於各成員處理商按每年杏仁銷售額比例繳納的會費，會費徵收比例為處理商年銷售額的2％（其中0．8％為商會運營費用和研究費用，1．2％為市場營銷費用和消費者教育費用）。
2009／2010年度加州杏仁商會徵收的會費加上美國農業部海外市場推進計劃（MAP）配套款，合計為36．69百萬美元。商會章程中明確規定了成員處理商必須如期按銷售額繳納會費，如果不交或延期繳納，就會面臨罰款。
會費繳納和徵收體制非常關鍵，這是保障商會正常運轉和持續不斷地開展市場營銷、穩定和擴大加州杏仁在北美和全球市場的消費和市場佔有率的最關鍵之處。隨著加州杏仁市場的不斷擴大，每年的會費也在不斷增加，有了穩定的經費徵收機制和經費來源，商會就可以制定長期的市場營銷和產業發展戰略，分步驟地有序推進。
為此2009年商會專門開設了一年制的「杏仁產業領導力培訓」課程，由商會董事長、董事、CEO、市場營銷總監、美國農業部官員、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和專家親自授課或擔當導師，學員畢業後會加入商會的各個專門委員會或參加董事會。經過嚴格選拔，目前有14名青年才俊正在接受培訓。
在加州杏仁商會2009年度報告中赫然寫著：「我們產品的核心是特色，我們通過創新來驅動價值提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創新型研究、創新型產品應用、創新型消費者教育。
確實如此，作為堅果大家族成百上千個成員之一，加州大杏仁能夠脫穎而出，主要是依靠堪稱完美的產品定位和「三個創新」。其實加州種植的大杏仁樹品種也多達30多種，每種美國大杏仁的核殼硬度、核仁形狀，色澤與表面特徵都各不相同，在味道和口感上也存在微妙差異。
加州杏仁一般分為四大類：極品（Nonpareil）、卡米爾（Carmel）、米遜類（Mission Type）以及加利福尼亞類（California Type）。其中種植面積最大的是極品，產量是第二位卡米爾的3倍，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這么多種大杏仁，如果各自為戰，每個杏仁種植區域、每個合作社、甚至每家農場都宣傳自己的「特色產品」，仿效日本搞「一村一品」模式，那將是多麼混亂的局面。
㈥ 簡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分析是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進步。像政府這樣龐大的實體收集各種各樣的數據，其中許多都應該遵循數學方法。但這種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定量方法
數字的確是有用的，並且還能為決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對此強調的有些過多。形式上的數學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責，認為它不切實際地運用於政策和政治的領域，而且政治問題也不必像嚴格的數字所要求的那麼理性。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應用數字，而在於它的抽象程度遠遠超出任何可想像的政策問題。沒有人會試圖將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領域——例如有關交通問題的研究領域——與那些常常爭論不休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領域——如福利領域——區分開來。作為一套適用於所有領域的技術，若採用推銷或強行推銷的方式，實際上可能會降低該技術在本應有一定意義的領域中的運用效果。數字在最抽象的層次上發生效用的僅僅是某些政府領域。
獨立的公共政策學
公共政策學自創立後出現了從其淵源的公共行政學分離出來的趨勢，對於熱心的研究者而言，這是很自然的。現在它已有獨立的專業刊物和獨立的學術會議，雖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淵源，卻明顯缺乏共同之處。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旦這種不切實際的分離觀被放棄，那麼，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之間就無法劃定一個明顯的界限；同樣，在政策和行政之間也沒有一個明顯的界限。但學科的獨立產生了其他一些影響，它在官僚制組織中創立了與其他工作幾乎沒有共性的職業群體。在有些機構中，受過公共政策訓練的人可能會出人頭地，而在另外一些機構中，受過公共行政訓練的人則會脫穎而出。若沒有這種明顯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會有更大的影響。
過度強調決策
實際上，管理者根據分析過程進行決策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這也意味著對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訓練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較為深奧的技術訓練方面。成功的管理者與其說是一個分析家，不如說是一個組織者；與其說是一個技術專家，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官員。政策分析並非像假定的那樣通過分析可以獲得唯一的最佳結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種方案根據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與收益。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缺乏個性。從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於政治的和人際關系的因素。
沒有運用或運用欠缺
盡管存在大量關於政策分析和各種方法的著作，但也並沒有證據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確實已得到採用。或者說，即使它們曾被遵循，但現在沒有被遵循。事實是，「許多關於公共決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並遠離政府的實際運作」(Lynn，1987，p．13)。除了決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動還包括其他因素，並且公共管理者所從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適用技術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適用」(E1more，1986)。實踐中並不存在「正確無誤」的決策方案，而試圖發現唯一的方案則等於接受了公共行政的過時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組織中，與大學中的公共政策教學大綱相反，政策分析似乎並沒有通過相關的驗證。當然，也有些職位是為公共政策分析人員設計的，任職者可能是受過正式政策訓練的人，但也可能不是。上級不斷地要求他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並且要求快速組織和撰寫報告。從事正式分析的人員數目不僅較少，而且正在下降，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績效明顯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
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說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明顯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後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階段就發生了改變。林德布羅姆對這一理性模式做了較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
．面對一個既定的問題；
．理性人首先在其頭腦中確定他的目的、價值或目標，繼而進行分級排列或對它們加以組織；．然後列出實現其目標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並又調查各種備選政策所產生的所有重要的結果；．在這一階段，他能夠將每一項政策的結果與目標進行比較；．這樣可以選擇結果與目標最相匹配的政策。
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標之所在。西蒙的著作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Simon，1957)，一個完全理性的決策過程需要進行大量的決策。個體不是做出一個完美的決策，而是將復雜的問題分解為許多小的、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選擇最令人滿意的備選方案，避免出現不必要的不確定性，按照適當和有效的行為標准採取行動。這意味著「盡管個體是趨向理性的，但他們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認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約」(Lynn，1987，p．84)。
在「第三階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們不要過分依賴理性模式。例如，巴頓和薩維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
如果理性模式能夠得以遵從，則許多理性決策必須進行修正，因為它們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個理性的、邏輯的和技術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為政治體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採用。數據本身通常並不會講話，好的思想並不總會被採納。分析人員和決策者不斷地面臨著技術優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間的沖突。
此處有兩個問題。首先，巴頓和薩維基模式顯然類似於林德布羅姆的理性模式，盡管他們反對這樣的說法。其過程中的步驟是完全理性的：根據價值利益做出決定；提出備選方案並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們確實考慮到價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種步驟的邏輯性決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決定了理性。其次，由於被更為嚴密的經濟學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經退化成一個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關鍵的理論基礎乃是私營部門管理和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或公共選擇理論。它主張與經濟效益有關的利益最大化，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政策，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經濟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於公共政策制定，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還是屬於某些獨立的領域，對這一點仍有爭議。假設公共政策人員來自於政治科學，它是較為獨立的，並且屬於一個十分不同的知識背景。
一種有缺陷的科學模式
對於政策分析所賴以立足的科學基礎，人們可能存有更大的爭議。當然，任何科學實踐，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學概念。我們有理由認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學模式基礎之上的。如上所述，經驗主義方法——它從政治科學中派生出來——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在於收集數據的技術被廣泛認同，大多數數據是通過抽樣調查獲得的。利用計算機軟體處理數據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並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義的所作所為使政治科學方法在政策領域中取得了一定進展。然而，這也意味著政策分析依賴的科學理論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學所運用的科學理論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著作中曾提出第三種科學技能的概念，從中可以得到產生這一問題的線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導分析人員從經驗證據中得出結論」，這個問題無論是在政策分析中，還是在作為其理論來源的行為主義政治科學中都是很關鍵的。20世紀後半葉，大部分科學哲學一直都對各種數據無法得出結論的現象十分關注，這就是歸納科學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從一開始收集數據或抽樣調查就使用歸納法，即它是基於大量收集信息就能進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認為，這種做法在自然科學領域是不行的，並由此推斷，建立在歸納過程基礎之上的社會科學也存在嚴重的缺陷。
盡管存在批評(例如，Deleon，1997)，近年來經濟性公共政策的絕大多數成功明顯使用的是演繹法，即它是基於預測理論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支持預測的證據，就可支持該理論。即使理論沒有得到證明，它也能繼續有效，因為它不能被證偽。作為歸納和演繹方法存在差異的例證，我們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問題來考察二者的不同。在交通擁擠的問題上，歸納方法會涉及：收集有關交通條件的數據，弄清這些數據所代表的意思並且從中得出結論。演繹法或公共選擇方法則會假定，存在某種人們想最大限度實現的利益；在交通問題中，這種利益可能是時間，因此就可能會作出預測：當人們試圖將用於交通的時間降低到最低限度時，會產生什麼樣的行為。這種預測並不試圖得出關於行為的解釋，而只是作為假定。
非民主化
在遵循理性模式對事實進行分析並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結果時，這種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決方案正好與目標對象和更廣泛的政治體系的需求相一致。而這種情況只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登哈特認為，政策分析人員典型地將技術方案運用到突發事件的解決中去，並且「在此情況下，作為公共決策制定的基礎，對技術的關注將取代對政治和道德的關注，從而標准化問題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Denhardt，198l，p．631)。因為有不願接受技術解決方案的人參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問題都很少會由技術方案決定。如果不是將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術方案強加給人們，則應該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預。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樣： 「政策分析的傳播者很少會因為對政府，進而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喪氣，因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過具體的計劃，也是通過程序來實現個人偏好的。」
㈦ 什麼是公共政策分析
1、公共政策：公共權力機關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綜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並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行為准則。
2、公共政策的系統構成：政策系統是一個由政策主體系統、政策支持系統、政策反饋系統三個子系統構成的政策巨系統，涉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類相關政策機構及其運行機制。
政策主體系統是由各種政策行為者，特別是各類政策主體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系統。這一系統又包括三個子系統，即政策制定系統、政策執行系統、間接主體系統。
政策支持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簡稱「DSS」）。這一系統又是由信息傳播系統（信息溝通系統）、政策咨詢系統、政策監控系統、政策評估系統四個子系統構成的。
政策反饋系統是將政策主體與政策對象、政策系統與政策環境連接起來的一個特殊系統。
政策系統的上述三大子系統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在內部關繫上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㈧ 公共政策分析的原則是什麼
(一)系統性原則
在人類社會中，一切事物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共同組成了多層次復雜系統，政策系統就是社會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分系統。在政策系統中，各項政策相互聯系，彼此協調，形成了具有一定結構、層次、功能的開放性政策體系
(二)預測性原則
政策系統是動態的。制定政策依據的是所獲取的過去和現在的有關行為和結果的參數和變數，但它又是發生效用於未來。制定政策可以說是對未來行為所作的一種設想，是在事情發生之前的一種預先分析與選擇，因此，制定政策具有明顯的預測性。
(三)協調性原則
政策的協調性原則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政策所指向的社會利益與價值的協調，一是指政策系統中各層次、各類型的政策的協調。協調的目的是為了保持某種平衡。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事物具有不一致的一面，即對立面；也有相互聯系的一面，尤其是互補的一面。
(四)信息化原則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公共政策活動過程就是對政策信息進行搜集、傳遞、加工、使用、反饋的過程。在政策過程中，對社會問題的感知是其初始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就是搜集或察覺信息，這是發現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關鍵環節。
(五)科學性原則
政策科學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應用性極強的科學。歷史經驗證明，科學的政策能帶來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相反，一項違背了科學原則的錯誤政策能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公共政策分析應遵循科學的規律、按照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來進行。
(六)民主性原則
首先，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次，公共政策必須保障民眾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生活領域中，享有同等的權利與公平的利益；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遵循法定的、科學的、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第四，政策過程的各階段都必須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充分參與。
㈨ 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哪些基本內容，它們各自考慮哪些主要問題
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哪些基本內容？它們各自考慮哪些主要問題？
（1）公共政策 問題的構建：社會現實中的某個問題怎樣成為公眾在政治上注意的對象？社會問題或公共問 題如何進入政策議程成為政策問題？政策問題是什麼？不同的政策問題主要採用哪些分析 方法？建立政策議程的基本條件有哪些？
（2）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與通過：建立政策方案 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實現政策方案的目標是什麼？可供選擇的方案是如何指定的？怎樣對 所選擇的政策方案優化？什麼利益群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政策方案的制定過程？政策方 案是怎樣被正式通過和頒布的？正式通過的政策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3) 公共政策內容的 實施：有效的政策實施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在政策實施中採取了哪些具體的行動措施？這些 行動措施對政策內容產生了何種影響？
（4）公共政策效果的評價：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去評 價政策的實施效果與影響？由誰去評價政策結果？政策評價的結果是什麼？政策是繼續執 行、發展、還是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