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污染產業轉移

③ 世界產業轉移中的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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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世紀末--20世紀初環境污染的發生
環境污染由來已久。早在14世紀初，英國就注意到了煤煙污染；17世紀倫敦煤煙污染加重時，有人著文提出過改善大氣品質的方案①。不過直到這時，污染只在少數地方存在，污染物也較少，依靠大自然的自凈能力，尚不至於造成重大危害。環境污染發生質的變化並演變成一種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危機，則始於18世紀末葉興起的工業革命。現代經濟史和社會史學家普遍把工業革命視為人類歷史或「南一北」差距的分水嶺②，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這場革命視為人類環境污染史的分水嶺；又由於「從影響全球和區域的環境問題看，主要責任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工業發達國家」③，因此，歷史地考察西方主要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環境的污染與治理，審視西方人對待自然的認識或態度，明確樹立科學的環境價值觀的重要性，就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現實參考意義。

一、18世紀末--20世紀初環境污染的發生①

從18世紀下半葉起，經過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首先是英國，而後是歐洲其他國家、美國和日本相繼經歷和實現了工業革命，最終建立以煤炭、冶金、化工等為基礎的工業生產體系。這是一場技術與經濟的革命，它以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應用為基本動力。而蒸汽機的使用需要以煤炭作為燃料，因此，隨著工

業革命的推進，地下蘊藏的煤炭資源便有了空前的價值，煤成為工業化初期的主要能源。新的煤礦到處開辦，煤炭產量大幅度上升，到1900年時，世界先進國家英、美、德、法、日五國煤炭產量總和已達6．641億噸②。煤的大規模開采並燃用，在提供動力以推動工廠的開辦和蒸汽機的運轉，並方便人們的日常生活時，也必然會釋放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質。

與此同時，在一些工業先進國家，礦冶工業的發展既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又釋放許多重金屬，如鉛、鋅、鎘、銅、砷等，污染了大氣、土壤和水域。而這一時期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構成了環境污染的又一重要來源。另外，水泥工業的粉塵與造紙工業的廢液．也會對大氣和水體造成污染①。

結果，在這些國家，伴隨煤炭、冶金、化學等重工業的建立、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推進，出現了煙霧騰騰的城鎮，發生了煙霧中毒事件，河流等水體也嚴重受害。

英國作為最早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其煤煙污染最為嚴重；水體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國外，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美國的工業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茲堡、聖．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煙污染也相當嚴重②。至於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其環境污染也不落人後。19、20世紀之交，德國工業中心的上空長期為灰黃色的煙幕所籠罩，時人抱怨說，嚴重的煤煙造成植物枯死，晾曬的衣服變黑，即使白晝也需要人工照明。並且，就在空氣中彌漫著有害煙霧的時候，德國工業區的河流也變成了污水溝。如德累斯頓附近穆格利茲(Muglitz)河，因玻璃製造廠所排放污水的污染而變成了「紅河」；哈茨(Harz)地區的另一條河流則因鉛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的魚類，飲用該河水的陸上動物亦中毒死亡③。到20世紀初，那些對污水特別敏感的魚類在一些河流中幾乎絕跡了。

譬如，在19世紀，人們曾在萊茵河下游大量捕撈鱘魚，用鱘魚卵製造魚子醬，而到該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於數量的減少，明顯地受到限制，到1920年就完全禁止了捕鱘魚。鮭魚的捕撈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於1955年完全終止了。」①1892年，漢堡還因水污染而致霍亂流行，使七千五百餘人喪生②。在明治時期的日本，因開采銅礦所排出的毒屑、毒水，危害了農田、森林，並釀成田園荒蕪、幾十萬人流離失所的足尾事件③。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環境污染尚處於初發階段，污染源相對較少，污染范圍不廣，污染事件只是局部性的，或某些國家的事情。

二、20世紀20年代--40年代環境污染的發展

隨著工業化的擴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西方國家煤的產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據估算，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世界范圍內工業生產和家庭燃燒所釋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達幾千萬噸，其中2／3是由燃煤產生的④，因而煤煙和二氧化硫的污染程度和范圍較之前一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此釀成多起嚴重的燃煤大氣污染公害事件。如比利時的馬斯河谷事件和美國的多諾拉事件。

1930年12月4--5日，在比利時的重工業區馬斯河(Meuse River)谷，由於氣候反常，工廠排出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凝聚在靠近地表的濃霧中，經久不散而釀成大禍，致使大批家禽死亡，幾千人中毒，60人喪命。當時，西方世界正陷於30年代經濟大崩潰的恐慌之中，人們也就無暇顧及比利時的災難①。

1948年10月27日晨，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山區工業小鎮多諾拉(Donora)的上空，煙霧凝聚，猶如一條骯臟的被單。其實，多諾拉的居民對大氣污染並不陌生，因為這里的鋼鐵廠、硫酸廠和煉鋅廠等大廠一個挨著一個，日夜不停地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但是，像這一次的情景他們卻從未見過。因逆溫層的封鎖，污染物久久無法擴散，整個城鎮被煙霧所籠罩。直到第6天，一場降雨才將煙霧驅散。這次事件造成20人死亡，6000人患病，患病者差不多佔全鎮居民(14000人)的43％。該事件還影響了當年哈里。杜魯門和托馬斯·杜威之間的總統競選激戰②。

到這時，內燃機經過不斷的改進，發展成為比較完善的動力機械，在工業生產中廣泛替代了蒸汽機。因而，在30年代前後，以內燃機為動力機的汽車、拖拉機和機車等在世界先進國家普遍地發展起來。1929年，美國汽車的年產量為500萬輛，英、法、德等國的年產量也都接近20萬--30萬輛。由於內燃機的燃料已由煤氣過渡到石油製成品一一汽油和柴油，石油便在人類所用能源構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開采和加工石油不僅刺激了石油煉制工業的發展，而且導致石油化工的興起。然而，石油的應用卻給環境帶來了新的污染。

這一階段，「建立在汽車輪子上的」美國後來居上，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工業強國，其原油產量在世界上遙遙領先，1930年時就多達12311萬噸；汽車擁有量在1938年時達到2944．3萬輛①。汽車排放的尾氣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鉛塵、煙塵等顆粒物和二氧化硫、醛類、3，4一苯並芘等有毒氣體；一定數量的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在靜風、逆溫等特定條件下，經強烈的陽光照射會產生二次污染物一一光化學氧化劑，形成具有很強氧化能力的淺藍色光化學煙霧②，對人、畜、植物和某些人造材料都有危害；遇有二氧化硫時，還將生成硫酸霧，腐蝕物體，危害更大。這是一種新型的大氣污染現象，因最早發生在洛杉磯，又稱洛杉磯型煙霧。1943年，洛杉磯首次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造成人眼痛、頭疼、呼吸困難甚至死亡，家畜犯病，植物枯萎壞死，橡膠製品老化龜裂以及建築物被腐蝕損壞等。這一事件第一次顯示了汽車內燃機所排放氣體造成的污染與危害的嚴重性。

此外，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隨著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要原料的有機化學工業的發展，西方國家不僅合成了橡膠、塑料和纖維三大高分子合成材料，還生產了多種多樣的有機化學製品，如合成洗滌劑、合成油脂、有機農葯、食品與飼料添加劑等。就在有機化學工業為人類帶來琳琅滿目和方便耐用的產品時，它對環境的破壞也漸漸地發生，久而久之便構成對環境的有機毒害和污染。

顯然，到這一階段，在舊有污染范圍擴大、危害程度加重的情況下，隨著汽車工業和石油與有機化工的發展，污染源增加，新的更為復雜的污染形式出現，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數擴大，人們稱之為「公害發展期」①。這體現出西方國家環境污染危機愈加明顯和深重。

三、20世紀50年代一-70年代環境污染的大爆發

20世紀50年代起，世界經濟由戰後恢復轉入發展時期。西方大國竟相發展經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經濟高速持續增長。在這種增長的背後，卻隱藏著破壞和污染環境的巨大危機。因為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進，一方面帶來了資源和原料的大量需求和消耗②，另一方面使得工業生產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廢棄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氣之中，最終造成環境污染的大爆發，使世界環境污染危機進一步加重。

首先，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公害事件層出不窮，按其發生緣由，可分為幾類：(1)因工業生產將大量化學物質排入水體而造成的水體污染事件，最典型的是1953—1965年日本水俁病事件。1953年，水俁灣附近漁村流行一種原因不明的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稱為「水俁病」。1965年，日本新瀉縣阿賀野川流域也發生水俁病。日本政府於1968年9月確認，水俁病是人們長期食用受富含甲基汞的工業廢水毒害的水產品造成的①。(2)因煤和石油燃燒排放的污染物而造成的大氣污染事件，如1952年12月5--8日的倫敦煙霧事件，即著名的「煙霧殺手」②，導致4000多人死亡。1952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也造成近400名老人死亡。此外，1961年日本東海岸的四日市也發生了嚴重的氣污染事件③。(3)因工業廢水、廢渣排人土壤而造成的土壤污染事件，如1955—1972年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的痛痛病事件。197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做出判決，確認痛痛病的病源是神岡礦山的含鎘廢水。原來，這里的鋅、鉛冶煉工廠等排放的含鎘廢水污染了神通川水體，兩岸居民利用河水灌溉農田，使鎘附集於稻米上。人食用含鎘稻米以及飲用含鎘水後，逐漸引起鎘中毒，患上「痛痛病」④。(4)因有毒化學物質和致病生物等進入食品而造成的食品污染公害事件，如1968年日本的米糠油事件。日本北九州的一家食用油加工廠用有毒的多氯聯苯作脫臭工藝中的熱載體，因管理不善，毒物滲入米糠油中。這年3月，成千上萬只雞因吃了米糠油中的黑油而突然死亡。不久，人也因食用米糠油而受害。至7--8月份，患病者超過5000人，共有16人死亡。一時間，恐慌混亂籠罩著日本西部。

其次，在沿岸海域發生的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態被破壞，成為海洋環境面臨的最重大問題。靠近工業發達地區的海域，尤其是波羅的海、地中海北部、美國東北部沿岸海域和日本的瀨戶內海等受污染最為嚴重。

海洋污染源復雜，有通過遠洋運輸和海底石油開采等途徑進入海洋的石油和石油產品及其廢棄物；有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城市和工礦企業排放的、直接流人或通過河流間接進入海洋的污染物；有通過氣流運行到海洋上空隨雨水降人海洋的大氣污染物；還有因人類活動產生而進人海洋的放射性物質①。海洋污染引起淺海或半封閉海域中氮、磷等營養物聚集，促使浮游生物過量繁殖，以至發生赤潮。如日本瀨戶內海，赤潮頻繁，在1955年以前的幾十年間發生過5次，1965年一年中就發生44次，1970年發生79次，而1976年一年中竟發生326次。赤潮的頻繁發生，是海洋污染加重、海洋環境質量退化的一個突出標志。

再次，兩種新污染源一一放射性污染和有機氯化物污染的出現，不僅加重了已有的環境污染危機的程度，而且使環境污染危機向著更加復雜而多樣化的方向轉化。

放射性污染因利用原子能和發展核電廠而產生。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爆炸之後的倖存者中出現了所謂的「原子病」，主要表現為白血球異常增多的血癌。戰後，和平利用核能的發電廠則廣泛發展。1956年，英國克得霍爾反應堆(Calder Hall reactor)開始發電；翌年，美國賓州船運港(Shipping-port)核電廠開始運轉，由此揭開西方國家核能發電的序幕。1960--70年代，核電工程迅速成長。核能在為人類提供巨大的動力和能量時，也產生了核廢料以及由這種放射性物質帶來的環境污染。更為嚴重的是，核電廠在運轉中發生事故所造成的放射物質泄漏和放射性污染，會對人類造成嚴重而持久的威脅，美國的「三英里島(Three-Mile Island)事件」就是典型例證。1979年3月28日，美國賓州哈里斯堡東南16公里處三英里島核電廠2號反應堆發生放射性物質外泄事故，導致電廠周圍80公里范圍內生態環境受到污染。這是人類發展核電以來第一次引起世人矚目的核電廠事故，對社會生活、輿論和世界核能利用的發展都曾帶來重大影響①。

有機氯化物污染主要指因大量生產和使用滴滴涕、六六六等農葯以及雖非農葯但卻用途廣泛的多氯聯苯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滴滴涕和六六六在40年代被發明出來之後即投人生產，到50年代被大量施用。它通過各種渠道在環境中廣泛傳播和沉積下來，對植物、動物和人類造成毒害。在60年代，多氯聯苯也得到廣泛應用。它一般多用作變壓器、電容器、蓄電池的絕緣油和熱載體以及油漆和墨水等的添加劑。因其用途廣泛，需求量極大，損耗量也大。多氯聯苯不易被細菌吸收，從而在環境中大量積存起來。它一旦在人體中累積，即可引起皮膚和肝臟障礙；進入孕婦體內則會使胎兒畸變甚至造成死胎。上述日本的「米糠油事件」就是因多氯聯苯泄漏致使食物污染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總之，到這時，環境污染已成為西方國家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公害事故頻繁發生，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數大幅度上升，被稱為「公害泛濫期」①。此外，海洋污染越來越嚴重，況且又增添了放射性和有機氯化物兩類新污染源。這一切足以表明，在20世紀60--70年代，當西方國家經濟和物質文化空前繁榮之時，對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壞卻不斷加深，人們實則生活在一個缺乏安全、危機四伏的環境之中。

四、西方國家對環境污染的控制和治理

西方國家在環境污染發生初期，採取過一些限制性措施，頒布了一些環境保護法規。如英國1863年頒布的《鹼業法》、1876年的頒布的《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1877年頒布的《工廠管理條例》等。此後美國、法國等國也陸續頒布了防治大氣、水、放射性物質、食品、農葯等污染的法規②。但是，由於人們尚未搞清污染以及公害的原因和機理，
僅採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或頒布某些保護性法規未能阻止環境污染蔓延的勢頭。到20世紀50--70年代初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重時，西方國家相繼成立環境保護專門機構，以圖解決這一問題。因當時的環境問題還只是被看作工業污染問題，所以工作的重點主要是治理污染源、減少排污量；所採取的措施，主要是給工廠企業補助資金，幫助它們建立凈化設施，並通過徵收排污費或實行「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解決環境污染的治理費用問題。此外，又頒布和制定了一些環境保護的法規和標准，以加強法治。但這類被人們歸結為「尾部治理」的措施①，從根本上說是被動的，因而收效不甚顯著。這時，西方國家頻繁發生的污染公害事件，不僅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而且污染了人群的居住環境，損害了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了許多死亡、殘疾、患病的慘劇，終於使公眾從公害的痛苦中普遍覺醒。

20世紀50年代末，當美國環境問題開始突出時，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Rachel Carson)花費了4年時間，閱遍美國官方和民間關於使用殺蟲劑造成危害情況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寫成《寂靜的春天》一書②，將濫用滴滴涕等長效有機殺蟲劑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揭示於美國公眾面前。本書在1962年的出版，引起美國朝野的震動，並推動全世界公眾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深切關注③。到1968年，來自10個國家的30位專家
在羅馬成立「羅馬俱樂部」，研究人類的環境問題。1970年3月9一12日，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發表《東京宣言》，提出「環境權」要求。同年4月22日，由美國一些環境保護工作者和社會名流發起的一場聲勢空前的「地球日」運動，更是令人矚目。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宏大的群眾性環保運動①。

在學者們和廣大公眾的強烈要求下，在各國輿論的壓力下，1972年6月聯合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試圖通過國際合作為從事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提供幫助，消除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會議發布的<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繫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宣言》第一次呼籲全人類要對自身的生存環境進行保護和改善，因為保護自然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同時，它還要求人們與自然進行有效合作，把保護環境同和平與發展統一起來，作為人類的共同目標去實現②。這次會議無疑是世界環境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加深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擴大了環境問題的范圍，沖破了以環境論環境的狹隘觀點，把環境與人口、資源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力圖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具體到環境污染的治理，則開始實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從單項治理發展到綜合防治。
會後，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對環境的認真治理，工作重點是制定經濟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長期政策。70--80年代，這些國家在治理環境污染上不斷增加投資，如美國、日本的環境保護投資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①。它們十分重視環境規劃與管理，制定各種嚴格的法律條例，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預防污染，努力凈化、綠化和美化環境。此外，還大力開展環境科學研究，積極開發低污染和無污染的工藝技術。「在環境科學的研究過程中，從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摸清了主要污染物質的污染規律。例如，倫敦毒霧是低空煤氣污染，有毒物質是CO、 C02、SO：；洛杉磯是高空光化學污染，有毒物質是NO、N02、0，；同時，還摸清了光化學污染主要發生在北緯42度上下的范圍之內，並具有靜風環境條件下的城市。」②

這樣，到80年代，西方國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較好地解決了國內的環境問題。其中，英國的情況具有代表性。1981年，英國城市上空煙塵的年平均濃度只有20年前的1／8，1980年，全英河流總長的90．8％已無重大污染，：1982年8月人們在離倫敦24公里的一個堰附近，捕捉到20尾絕跡100多年的大馬哈魚，「大馬哈魚的洄遊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反污染工作的一個里程碑。」③
1992年6月。全世界183個國家的首腦、各界人士和環境工作者聚集里約熱內盧，舉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就世界環境與發展問題共商對策，探求協調今後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方法，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①。里約峰會正式否定了工業革命以來的那種「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標志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環境保護工作又邁上了新的征途一一隊治理污染擴展到更為廣闊的人類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范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主張成為人們的共識，「環境與發展」則成為世界環保工作的主題。

五、西方人對自然的認識

西方工業化階段的環境問題，以環境被嚴重污染為其顯著特徵。從表面現象看，這是由於工業高度發展和城市人口密集造成的，但實質上，根源在於工業文明對待自然的態度以及由此支配的發展模式。考察西方國家環境污染與治理的歷史，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或態度不同，他們的行為給自然所帶來的後果迥異。

就英、美等西方社會而言，自18世紀以來一直貫穿著兩種對立的自然觀：一是阿卡狄亞主義(Areadianism)，一是帝國主義(Imperialism)。前者又稱「田園主義」，是一種與自然親密相處的簡朴的鄉村生活理想；後者是一種認為人在地球上的適當角色就是盡量擴大控制自然的權力的觀點①，
兩者的根本分歧在於如何看待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這兩種自然觀的指導下，西方出現了兩種對待自然的態度或不同的環境價值標准：一種把自然看作是需要尊重和熱愛的夥伴，另一種則把自然看作是供人類索取和利用的資源。隨著工業文明的誕生、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帝國式論點」及其指導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認識和態度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這種意識本質上是自私的、功利主義的。因此，人們所關心的更多的是他們能「利用自然作些什麼」，而不是「自然是怎麼樣的」②。在他們看來，地球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環境容量無限，由此支配的行動，必然會失卻自然與環境的維度。在實際生產領域，人們勢必毫無節制地開發資源，無所顧忌地排放廢棄物，這即是所謂的「掠奪型利用不可再生資源和環境」的發展模式，它追求的是「滿足高物質消費的發展需求」③，在發展經濟時缺乏必要與妥善的環境規劃與養護。因為人們相信，「隨著工業化急劇發展而迅速增加的工業和農業廢棄物能夠通過這種方法清除，即把廢水與廢氣盡可能地散播於更廣闊的空間，從而把有害物質盡可能地在大自然稀釋。」④由於對自然的盲目征服，西方國家在生產力成百倍地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迅猛推進的同時，卻遭到了大自然的報復。
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學者們紛紛深刻地反思他們賴以生存和時時享受的工業文明以及工業文明對待自然的態度。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回顧工業革命的歷程及其後果時，有一段令人觸目驚心的描述①。湯因比和池田大作發表的意見則更加明確和尖銳。他們認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根本災難是「人災」，是由於「人類反叛自然界」而產生的，因此，十分緊迫的任務是：要求科學家以及現代所有的人，「無論如何要從自己生命的內部改變對自然的態度」；必須克服「人類中心」的虛假觀念，重提自然所具有的尊嚴性問題；必須改變威逼自然的態度，重心恢復人類以前對自然的「崇敬」和「體貼」②。在這種氛圍下，西方國家和社會普遍從自己所造成的惡果中醒悟，懂得了保護環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們開始冷靜地反思過去，轉變並拋棄無視自然的傳統觀念，確立重視自然、與自然和睦相處並協調發展的現代觀念。在行動上，西方國家積極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少國家把經濟的發展與環境的建設統一起來，在增加經濟投入的同時，普遍增加了環境投入。不僅如此，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轉變，開始自覺地把消費與環境聯系、統一起來。據聯合國對15個發達國家的調查，多數國家願意以放慢經濟發展速度、降低消費水平來保證環境質量的提高③。人們消費觀念的這些變化，無疑會對環境保護產生積極影響。此外，環境道德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規范，約束和調節著人們的環境行為；對環境美的追求已成為一種社會時尚，破壞環境美被視為一種不道德的社會行為。環境道德觀念的形成，說明西方社會對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的處理，已從法律和行政的層次擴展到道德層次，進入更為自覺的階段。
西方國家環境污染與治理的歷史表明，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否定自然(即無視自然)到肯定自然(即重視自然)的過程，這是人類環境價值觀由不科學到科學的轉變。在生態危機威脅著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今天，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依然重蹈發達國家覆轍的情況下，從道德的高度看待人對自然環境的態度，呼籲全人類樹立科學的環境價值觀，激發人們保護環境的道德責任感，就顯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④ 產業轉移與環境污染用什麼模型好

污染產業轉移，至少對轉移地的環境肯定是好的，但是如果相同的產業不加以環保措施的加強，而是簡單的搬移到另一個地方，那麼對落戶地的環境肯定是影響很大的。當然有些特定的工業，比如電鍍，印染等，在配套的園區內，可以更大限度的進行綜合環保處理，比如電鍍園區，印染園區，為的就是可以集中的管理，集中整治。減少污染依靠的不僅僅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企業家的自律和社會責任感，也依靠群眾的監督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