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產品
①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什麼
我國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徵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外籌資機制和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這種體制暴露出了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地區間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等問題,影響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應該積極探索新的改革方案,重構統一、規范和公平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具體包括建立充分體現農民需求的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建立針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轉移支付制度;鼓勵企業和私人參與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多元化的供給主體結構及加強對公共資源使用的監督,在公共產品供給中引入競爭機制等。
② 石家莊的社會環境對行政管理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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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問題研究報告
「標題注釋」為了實際了解當前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情況，客觀地研究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政策，財政部農業司於2003年7月初派出4個調查組赴浙江、陝西、四川、河南進行調研。
「內容提要」本報告首先探討了農村公共產品的內涵，在此基礎上，結合4省典型縣的實際調查情況，描述了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的現狀，探討了在轉型期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而提出了一些可供選擇的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建議。
「關鍵詞」公共財政/農村公共產品/財政支出/研究
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特別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但社會資源要素和財政資源要素配置主要向工業和城市傾斜，使一度縮小的城鄉差距再度拉大，城鄉二元結構明顯，「三農」問題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因此，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不僅對於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而且對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初步界定
公共產品相對私人產品而言，主要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無法完全或不能完全由市場調節，無法由私人提供。就農村居民的國民性質而言，應該享受同城市居民無差別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這個意義上說，農村公共產品和准公共產品的界定同城市一樣。然而，由於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產業和弱質產業，加之農民是低收入低積累的弱勢群體。因此，農村公共產品和准公共產品的范圍界定相對城市來講要寬一些。從農村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由政府公共財政覆蓋的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純公共產品，包括農村基層政府、村組織的行政服務，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鄉村道路、清潔飲水）、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大江大河治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利灌溉系統、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檢測系統、農業信息系統）、農業科技進步（基礎研究、重大技術成果的中試和推廣示範）、農村抗災救災、農村公共衛生防疫、農村扶貧開發等。另一類是准公共產品，即農村基礎教育、農村醫療救助、農村社會保障、農村科技文化等。
二、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現狀
從目前財政支出的范圍看，公共財政基本涉及了農村所有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領域，但投入不足，總體覆蓋力度不夠，城鄉差距較大；區域差異明顯，東部地區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狀況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區相對落後，公共財政覆蓋范圍狹窄，問題比較集中，矛盾比較尖銳。
（一）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中西部地區鄉村道路條件較差。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鄉村道路的投入，1999—2002年，國家累計投入鄉村道路資金315億元（註：有關鄉村道路的資料來自財政部經建司的《情況反映》），除此以外，每年財政扶貧資金中的40億元以工代賑資金也主要用於貧困地區鄉村道路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西部地區農村行路難的問題，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道路交通落後的狀況。目前全國有261個鄉鎮、5.4萬個村不通公路；在全國104.3萬公里的砂石路面、土路面及無路面里程中，農村公路就有92.3萬公里，佔88.5％；還有未納入統計的村與村之間的簡易公路約120萬公里。很多地方農村公路晴通雨阻，抗災能力低，路況差。實地調研的中西部三個縣中，河南省西平縣尚有29個村未通公路，已通的公路路況較差，通村公路硬化率不到30％；陝西省大荔縣有93個村未通公路；四川省三台縣目前公路未通村408個。
部分地區人畜飲水困難，基本生存條件無法保障。2000年初，我國有5020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其中，2423萬人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遺留下來的，預計2003年年底解決。其餘2597萬人是近年來由於氣候乾旱、水源變化等原因新增的飲水困難人口，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實地調研的四個縣中，除浙江省上虞市95％以上的農民能夠用上清潔的自來水外，中西部地區三個縣不僅存在人畜飲水困難問題，西平縣有32個村沒有解決人畜飲水問題，涉及2萬多人；大荔縣未解決人畜飲水的村220個，涉及人口33萬人，大牲畜7.5萬頭；三台縣目前有102個村6萬多人飲水困難，有4個嚴重缺水村和16個旱山村。除了一部分人飲水困難外，目前中西部地區很多農村飲水達不到清潔飲用標准。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老化失修，抵禦自然災害能力較弱。
（二）農村醫療和公共衛生方面（註：全國資料來自財政部社保司「關於農村公共衛生問題」課題報告）
無論是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城鄉醫療和衛生存在著巨大差距。全國而言，在健康水平方面，農村嬰兒死亡率是城鎮的4倍左右，孕婦死亡率是城鎮的2.4倍，農村人均期望壽命比城市低6歲，農村中一些已經得到控制的地方病、傳染病如血吸蟲病等發病率出現反彈甚至死灰復燃。在政府投入方面，1991—2000年間，政府投入農村衛生的支出690億元，占衛生總預算支出的15.9％，農村衛生投入10年僅增長48.5％。2000年政府衛生預算投入比1991年增加的部分只有12.4％用於農村。即使在東部地區的浙江省上虞市，2002年財政預算中用於城鄉醫療衛生的人均投入比例也在9：1.農村醫療和公共衛生嚴重落後具體表現在：一是農村醫療條件差，服務能力低。農民就醫主要是村級診療室、鄉鎮衛生院、縣級醫院。相比較而言，縣級醫院無論在投入或設備條件方面均遠遠好於村級診療室、鄉鎮衛生院。村級診療室的醫療器材僅限於體溫計、血壓計等，從業人員中9.2％是小學畢業，67.8％是普通初中畢業，僅能診治一般小病。鄉鎮衛生院基礎設施條件差，設備陳舊，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為20世紀60、70年代配備的設備；衛技人員中，本科學歷以上的佔1.4％，大專學歷佔9％。二是農村醫療收費相對較高，大病統籌合作醫療步履維艱。1991—2000年農民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分別由10.9元和473.3元上升到79元和2891元，分別增長了6.2倍和5.1倍，而同期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7.7％。農民輕易不敢上醫院，小病拖，大病扛，一旦患上重病，極有可能陷於貧困。據問卷調查，四川省三台縣盧溪鎮農民看病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的5.31％，古井鎮為8.14％，魯班鎮為10.91％，我們走訪的四川省三台縣幾戶特困戶，大多因病所致，大病已經成為農民致貧的主要因素。現在全國只有10％的村有合作醫療，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我們實地調研的縣（市），只有浙江省上虞市開始了試點。
（三）農村教育方面
我國現行農村教育體制是地方負責、以縣為主的體制，長期以來，農村基礎教育經費主要來自縣鄉財政和農民集資，中央和省市一級的教育經費主要用於高等教育和城市基礎教育，用於農村基礎教育的比重很低。2001年，財政預算內農村教育支出738.69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農村教育支出97.32億元，僅佔13.17％。盡管近年來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以來，中央和省市一級財政增加了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但仍然只佔很小的比重。據調查，目前農村基礎教育的現狀：一是教師工資基本解決，硬體設施差距很大。我們調研的縣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基本解決，適齡兒童入學率接近100％，但學校校舍、設備、操場等硬體設施普遍落後。陝西省大荔縣還有危、漏校舍面積3.6萬平方米。2001年開始實行「全國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到2002年底，中央資金支持的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兵團中小學危房改造資金總量達120億元，改造D 類危房（最危險的）面積3000萬平方米，全國中小學危房比率由改造前的9.6％下降到7.6％。二是基礎教育費用較高，農民無法承受。根據對河南、陝西、四川的農戶的直接問卷調查，農村子女上學費用是目前農戶家庭最大的開支。陝西省大荔縣2002年平均農民家庭支出為7869.07元，其中子女上學2714.07元，佔35％。寶雞縣2002年農民家庭平均支出為8219.63元，其中子女上學2334.67元，佔28％。四川省三台縣古井鎮接受問卷調查的30戶農民中，上學支出占農民家庭消費支出為33.47％，盧溪鎮為30.57％，魯班鎮為28.75％。有些孩子因為支付不起學費而中途退學。當地農民說「學校修漂亮了，上得起學的孩子卻少了」。三是師資水平低，教育質量不高。目前由於工資、住房及其他條件原因，農村中小學中一些素質高、教學能力強的教師或流向城市，或離開教學崗位，師資隊伍整體水平難以保證，升學率低，9年制義務教育的失學率相對較低，進入高中階段失學率劇增，往往因考分低1分或幾分需要繳上萬元而失學的現象比比皆是。同時，農村就業技能培訓主要由一些私人部門或機構舉辦，只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農民才能參加，而大多數農民因得不到有效的就業技能培訓，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就業時也只能幹一些粗活、重活、臟活，非常不穩定。
（四）農村社會保障問題
盡管民政部正在研究對農村特困戶的救助辦法，但目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農民工工傷醫療保險制度只是在一些地區起步。如北京、上海、浙江、山東等已經初步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農村特困人口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廣西2003年出台了農民工工傷醫療保險制度。但上述地區農村人口只佔全國農村人口16.56％，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非常低。
（五）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科技進步方面
目前，國家財政對農業基礎建設和農業科技進步方面的支持已經體現在各個科目的預算安排上，但投入總量不足，支出結構不合理，有效性不強。既有缺位，也有越位。越位主要是財政供養的農業事業單位人員過多，用於農產品流通領域的支出過多，一些本該由市場調節或由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也由政府財政負擔。而農業科技、農產品質量安全等投入在政府財政支出中所佔比重很低。
（六）農村基層機構運轉方面
縣、鄉（鎮）負債現象嚴重。實地調查的中西部地區3個縣，縣、鄉、村都存在債務。河南省西平縣目前縣、鄉、村債務累計達2.2億元，其中鄉村債務高達1.4億元；河南省滑縣截止2002年底，歷年滾存赤字2212萬元，全縣債務總計2.9億元；四川省三台縣累計赤字6123萬元，全縣債務總計11億元（5倍於2002年縣財政收入）。
由於財政困難，中西部地區大多數鄉鎮黨政機構的辦公經費標准低，運轉發生困難，鄉鎮幹部工資大多是「裸體工資」，並且不能正常發放。
造成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體質量偏低、矛盾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現行體制導致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二元結構，城鄉投入差距明顯。我國現行的體制格局是以工業和城市為中心，公共財政資源配置帶有特別明顯的工業偏好和城市偏好，城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基本由公共財政供給，如公共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農村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盡管各級財政都安排一定的支出，相比較而言，無論是總量水平還是相對水平都是很低的。據初步統計，2001年，全國財政用於「三農」的投入3300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3％，如果扣除國債資金，占財政總支出的11％左右。實地調研的河南省滑縣，總人口為122萬人，農業人口為113萬人，占總人口的93％。2002年全縣人均公共建設財政投入為131元，而農村人均公共建設投入為7.55元，僅相當於人均水平的5.8％。其次，縣鄉兩級財力有限，無力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主要由縣鄉兩級政府承擔，而縣鄉兩級財力困窘，難以提供有力支持。1998—2002年河南省西平縣用於支持鄉鎮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和生活基礎設施建設（不包括農村教育支出）的支出分別是1009萬元、1028萬元、1171萬元、1013萬元和1172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分別為7％、6％、6％、4.9％和4.5％，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其他各縣的情況也大致相同。第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財權和事權不對稱。現行體制下，中央與地方雖然劃分了財權，但事權仍是模糊交叉的，特別是在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方面，本該由上級政府投資的公共產品，有的卻通過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員會還承擔了較多的政務，供給主體錯位現象嚴重。如：基礎教育、計劃生育都是基本國策，涉及整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和長治久安，屬於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該由中央財政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但目前這些事權主要由縣、鄉政府以及村承擔，中央和省一級負擔的比例比較低。第四，稅費改革留下的投資缺口暫時還無法彌補。以前，村集體興辦公共事業主要靠提留統籌和攤派集資。農村稅費改革以後，從制度上規范了農民的稅賦，剎住了面向農民的各種集資、攤派、收費行為。但目前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僅能保證基層政權的運轉和農村教育的需要，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缺乏相應的資金來源。按照國家規定每人每年不超過15元的標准和「一事一議」
三、公共財政覆蓋農村需要考慮的幾個問題
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國家財力有限，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尚在完善之中，因此，公共財政覆蓋農村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認真考慮。
（一）持續工業化和城市化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歷史時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城鄉資源配置結構、人口分布結構、就業結構、社會結構等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是一個客觀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的必然選擇。因此，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必須適應這一趨勢，推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公共財政資源在城鄉之間的配置要適當，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二）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成本問題
我國現有鄉鎮3.9萬個，行政村69.5萬個（註：中國農村經濟主要數據1978—2002，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按自然村計算，村數更多。如果依現有鄉村布局和人口分布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不僅需要龐大的財政支出，國家財政負擔不起，而且組織成本和投入成本都很大。同時，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村莊和鄉鎮將會合並，如果依現有鄉村布局和人口分布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還會造成公共財政資源的浪費和配置失效。從日本的「並村運動」和韓國的「新農村運動」實踐看，即使在人口密度大於中國的日韓兩國，農村人口的相應集中和居住鄉村的適當合並，對於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和公共財政資源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前提。
（三）城鄉差別的客觀存在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縮小發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說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內涵之一。但應當強調的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還不可能消除這種差距。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差距也是城市化的動力之一。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目標是，「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得到扭轉」。所以，改善農村公共服務，要承認城鄉差別的現實，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解決農村公共服務滯後的問題，逐步扭轉「三大差別」，而不能強求農村道路、飲水、學校、文體、路燈、垃圾站等公共事務達到與城市一樣的標准，這是不切實際和不現實的。
（四）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國家，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客觀存在。2002年，我國東南發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4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超過了3000美元，而西部9省區的平均水平還不到600美元。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為5309元，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僅為1741元。當浙江省上虞市的農民開始考慮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時，中西部的西平縣、三台縣和大荔縣的農民還在為吃水用水發愁；當上虞市農民開始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時，西平縣、三台縣和大荔縣的農民還在臉朝黃土背朝天，從土裡刨食；當上虞市農民生意開始做到國外時，西平縣、三台縣和大荔縣的農民還守望田野，不知道山外是怎樣的世界；當上虞市農民家用電器升級換代，轎車、洋樓進入百姓家時，西平縣、三台縣和大荔縣的農民可能連電都用不上或用不起。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異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種差異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因此，在制定農村公共服務和小康建設目標和政策時，要承認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和不平衡性，在這個基礎上，區別對待，分類、合理設計和制定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村公共服務建設目標、標准等指標，絕不能一刀切。
（五）財政體制和財力格局
分稅制規范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調動了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增強了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同時，初步建立了較為規范的轉移支付體系，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但由於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舊的體制因素，財政體制的不完善使得財力分配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財力逐級上收，中央和省一級財力在整個國家財力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這對加強宏觀調控和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建設是必要的，但縣鄉財力薄弱，使得由其承擔的農村公共產品無法得到保證。二是1994年的分稅制是在當時財政收支包干基數的基礎上確定的，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意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情況的變化，這些收支基數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地區間財力差異進一步拉大。四川省三台縣為2.1億元，河南省西平縣和陝西省大荔縣不足1億元，與浙江省上虞市的財力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現行財力格局決定了不同級次和地區間公共財政的支出能力，客觀上也決定了現階段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支出主要應由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承擔，不同地區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政策選擇也應有所區別。對中西部地區而言，政府財力的狀況決定了這些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要量力而行，尤其不能急於求成。
（六）區分輕重緩急，統籌兼顧，突出解決主要矛盾
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和公共服務的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有生理意義上的需求，即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得到越來越高程度滿足的問題，也有生存需要之上的發展需要得到實現的問題。發展需要不僅包括生理意義上的需求延伸，如健康、休閑等，而且包括社會意義上的需要，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會競爭技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等，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我國廣大農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短缺的問題非常嚴重，不要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我國財政經濟實力還不雄厚，解決人口和幅員面積占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農村問題，難度很大，任務十分艱巨。在思想認識上，既不能悲觀喪氣，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樂觀，幻想一朝一夕就能解決問題。要做好打硬仗、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在策略上，要著眼長遠，立足當前，分清緩急，有先有後，統籌兼顧，逐次解決。
四、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建議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的投入力度
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存量調整和增量調整上同時做文章，重點是增量調整，逐步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投入力度。存量調整主要是：重新配置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現有財政資源，增加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方面的財政投入；調整壓縮糧食流通領域的財政補貼，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調整政府農業管理職能配置，整合農業財政資金，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和加入WTO 後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農業財政資金分類，減少交叉和中間環節，提高農業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增量調整主要是：認真落實財政預算內教育、衛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新增支出主要用於農村的政策，2004年比例不少於70％，2005年以後達到80％以上；調整國債資金的投入比例，2004—2005年用於農業農村比例由現在的1/3提高到2/3，2006年以後逐步提高到80％以上。同時，採取稅收優惠、貼息等措施鼓勵社會其他力量進入農業農村社會發展領域。
（二）合理確定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優先順序
國家財力有限決定了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必須分階段、分區域地排出優先序。排序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先保障農村社會穩定和農民基本生活需要，後創造條件促進農村發展；先保證純公共產品，後提供准公共產品和混合產品。
在實際調研中，我們設計了相關問卷對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需求進行了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表明，由於財力不足，近年來縣鄉政府對上級轉移支付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縣鄉財政絕大部分財政支出主要是用於行政事業單位開支和教育開支，農業、農村公共事業只能依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在對農戶的問卷調查中，我們列出了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教育投資修建校舍、提高師資力量；減免學生上學費用；解決灌溉用水；增加醫療點、減輕看病負擔；開展技術培訓；解決收看電視難問題等十一項內容供農民選擇。由於各地自然、經濟條件不同，農民選擇有所差別，但是如果排除區域性差異，農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一是道路、橋梁、水利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河南省農戶對此問題的關注率高達100％；陝西省大荔縣農戶對此問題的關注率達到79.6％；浙江省上虞市農戶對此問題的關注率達到52％。
二是減少子女上學費用。河南省西平縣高達93.33％的農戶對此問題關注；陝西省大荔縣87％的農戶對此問題關注；陝西省寶雞縣83.3％的農戶對此問題關註：浙江省上虞市80％的農戶對此問題關注。三是增加教育投資修繕校舍和提高師資水平。河南省農民對此關注率達到92.22％；陝西省寶雞縣農民的關注率達到88.9％；浙江省上虞市農戶的關注率達到80％；陝西省大荔縣農民關注率達到63％。四是增加醫療點，減輕看病負擔。陝西省寶雞縣農戶對此關注率達到90.7％；河南省農戶的關注率為72.22％；陝西省大荔縣農戶對此關注率為70.4％；浙江省上虞市農民對此關注率達到61％。五是幫助發展生產、開展技術培訓等。
（三）在政策設計上要留下城鄉協調發展的介面
使農村居民享受國民待遇，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這就意味著最終形成城鄉統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這就要求在最初的關於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設計方面考慮未來城鄉政策統一的需要。
（四）深化農村管理體制改革，加快鄉（鎮）村布局調整
進一步深化地方行政改革和農村管理機構改革，把減人和減事結合起來，逐步減少村委會承擔的政務活動，取消村委會的「政務職能」，這一方面要求各級政府充分履行責任，避免職能下放；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組織在理清「政務」與「村務」的基礎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治權力，維護農民利益。
（五）針對不同地區發展實際，制定不同地區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政策，建立合理的公共產品投資分擔機制
從大的區域比較，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水平基本上呈遞減之勢，對中央、省級財政依賴程度遞增，加上各地區農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情況不盡相同，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政策應因地制宜、區別對待。現階段，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糧食主產區和西部貧困地區的大多數縣鄉財政比較困難，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支出，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相應承擔的比例要多一些。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和財政體制的深化改革以及縣鄉財政狀況的好轉，可以逐步將一些領域的發展職責讓渡給市場調節和縣鄉政府；東部地區地方財政財力較強，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支出主要由省、縣鄉財政負擔，但作為政策引導，中央財政對於東部地區應給予適當補助。
（六）建立民主參與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和「第三方」實施的運行機制
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否符合農村大部分居民的實際需求，是衡量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有效性的重要原則。因此，公共財政覆蓋農村，需要不斷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改革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決策程序，實現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決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
轉變。要從制度上確立由農民、農村的內部需求來決定公共產品投資范圍和投資方向的制度，建立由內部需求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機制。同時，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實行「第三方」
實施、政府部門和農民進行監督的方式，提高政策實施的質量，避免由「條條」決策，由「條條」搞「工程」、搞「行動」等不切實際的做法。
（七）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現代稅收制度
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制度，穩定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分配關系，在此基礎上，按照「先規范、後降率、再轉制」的原則，分步實施。第一步，利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機，在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及逐步取消農業特產稅措施取得預期效果的基礎上，降低農業稅稅負，力爭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將農民稅收負擔降低到3.5％左右，同時明確規定徵收的農業稅全部返回用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第二步，隨著土地資源稅、所得稅和增殖稅等稅制的完善，取消農業稅，建立城鄉統一的現代稅收制度。
③ 農村公共產品包括什麼
農村公共產品則是廣泛分布於農村地區的、能同時被多人共同消費和使用的產品。
理論上講，在農村地域范圍內，應該依靠政府力量供給的公共產品主要有：
1. 公共工程：大中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項目，主要指政府辦的對農業生產有直接聯系的，如根治河流、治澇、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興建大中型水利樞紐，大規模植樹造林，農業生產和農產品流通的重點基礎設施及商品糧基地建設等專案；農村環境保護工程，如退耕還林還草工程、治理環境污染等。
2. 公共教育：農村范圍內的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教育各部門所屬各類學校的基建支出；支援不發達地區的教育支出；農村掃盲工作等。
3. 社會保障：主要用於撫恤和社會救濟福利事業，對農村五保戶、貧困戶的生活救濟和生產自救扶持，農村福利機構的建立和福利設施的建設，以及自然災害救濟等。
4. 醫療保障：環境治理、健康宣傳等公共衛生和計劃生育、傳染病控制等基本臨床醫療服務支出；農村基本醫療服務網路的建設等。
5. 行政機構管理費和事業單位事業費：指農村基層政府正常運作，實現宏觀管理職能所需要的管理費，以及農村農林水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如農業科研、技術推廣、畜牧獸醫、水利部門所需經費。
6. 社會秩序和法律的維護：法律和秩序是保障社會正常、健康發展和運行的基礎，農村社會也不例外，因此，公檢法等部門所需經費應由公共財政負擔。
④ 如何用科學發展觀來解決「三農」問題的論述
一、堅持全面發展,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1、明確各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
2、確立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重點。
3、完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的籌集制度。
二、堅持協調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
1、農業與工業互動,推行以農民參與為主旨的工業化路線。
2、農村與城市互動,建立城鄉合理流動的市場配置資源機制。
3、農民向市民轉換,推行以吸納農民為主要內容的城市化戰略。
三、堅持可持續發展,建立農業保護與支持體系
1、調整農業發展戰略,合理開發利用環境,全面保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2、增加財政資金投入,支持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
3、深化農村體制改革,建立農村服務體系,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⑤ 關於新農村建設 的文章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面臨的難題及對策研究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這一問題是政府關心的重點，是學者研究的焦點。中國的改革第一步源起於「三農」，中國未來的成敗，也必將取決於「三農」，這是顯而易見的。泱泱大國，農為根本，只有「根本」的問題解決好，才是最徹底的，最有價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國家發改委下達了關於開展農村經濟重大問題調研的指令，按照國家發改委下達的調研課題，筆者有針對性的深入湘潭縣農村開展調研，並運用湘潭縣縣委基層辦、縣委政研室和湘潭縣政府經研室的相關調研成果，形成了綜合性調研報告。
調查結果表明：村級集體經濟薄弱、農民增收乏力，村莊建設規劃滯後和尚未建立長期投入機制，成為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面臨的四大難題。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原因是與「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相悖的政策失衡、體制障礙、城鄉隔閡。要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偉大目標，筆者以為要做好做活五個方面的文章： 一、生產發展 用工業化的理念 實現經濟重建--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產業化的布局 實現社會重建 --關於增加農民收入研究；三、鄉風文明 用市場化的思維 實現制度重建 --關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潔用城鎮化戰略 實現生態重建 --關於農村環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實現文化重建 --關於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
關鍵詞：農村經濟，經濟發展，和諧發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關於「三農」問題的三個一號文件，有力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開創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六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七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繼續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努力實現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八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強化支農政策，建設現代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調整農業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確保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良好開局。
難題之一: 鄉村債務問題
據調查，一般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年剛性支出需15萬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於10萬元。但目前大多數村的經濟現狀都不樂觀。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約，企業改制斷了收入，稅費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資沒了收入；二是經濟發展空間小，受制於有限土地資源、資金和自然資源；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預見性支出不斷攀升，正常運轉難以為繼。村級集體往往經濟薄弱、無錢辦事，這成為建設新農村的突出難題。
一、鄉村債務結構分析
~~縣鄉村兩級負債總額為55161.99萬元，其中鄉一級負債42586.33萬元，村一級負債12575.66萬元，其債務結構如下:
按成因劃分:A、地方上項目、辦企業，造成決策失誤或因管理、市場原因虧損形成的債務14992.45萬元(其中鄉級13814.10萬元、村級1178.35萬元)佔27.18%。B、辦福利事業、「普九」、鄉鎮醫院和村辦福利事業建設形成的債務5853.77萬元(其中鄉級4819.21萬元。村級1034.56萬元)，佔10.61%。C、民間高息借貸、完成各種上交任務，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級債務3599.48萬元(其中鄉級2484.72萬元、村級1114.76萬元)，佔6.53%。D、如通鄉鎮油路、農田水利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的債務4922.01萬元(其中鄉級3070.66萬元、村級1851.35萬元)，佔8.92%。E、因村級財務管理混亂，幹部因素形成的歷史性債務1335.54萬元(其中鄉級968.14萬元、村級367.4萬元)，佔2.42%。F、農戶欠交稅費，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體債務10640.2萬元(其中鄉級4659.72萬元、村級5980.48萬元)，佔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債務13818.54萬元(其中鄉級12769.78萬元、村級1048.76萬元)，佔25.05%。
按債權人劃分:A、欠銀行、農村信用社、基金會及其他金融機構20131.79萬元(其中鄉級17614.46萬元、村級2517.33萬元)，佔36.49%。B、欠鄉村工程業主3418.82萬元(其中鄉級2755.70萬元、村級663.12萬元)，佔6.2%。C、欠鄉村幹部7682.6萬元(其中鄉幹部5769.09萬元、村幹部1913.51萬元)，佔13.93%。D、欠鄉村教師2518.4萬元(其中鄉級2452.30萬元、村級66.1萬元)，佔4.57%。E、欠民間個人2568.06萬元(其中鄉級l537.07萬元、村級1030.99萬元)，佔4.66%。F、欠其他經濟組織10881.74萬元(其中鄉級6049.24萬元、村級4832.50萬元)，佔19.7%。H、欠其他債權人7960.58萬元(其中鄉級6408.47萬元、村級1552.11萬元)，佔14.42%。
二、鄉村債務成因分析
1、財源有限。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撤區並鄉、農村稅費改革、免徵農業稅等農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村集體不再有剩餘產品的分配權和經濟收入的支配權，「五統三提」、農業稅附加等鄉村集體收入也隨之消失，鄉縝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大多數被取消，預算外收入銳減，鄉村集體收入來源被逐漸抽空;由於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缺乏、企業組織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經紅火一時的鄉鎮企業，在90年代紛紛破產倒閉或改制重組，每個鄉鎮每年幾十萬元乃至上百萬元的企業管理費收入頓時化為烏有;1988－1993年，國家實行：劃分稅種、核實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地方財政的留成比例較高，理財自主權較大，財政狀況相對寬裕，而94年以後實行的分稅制，地方的獨享稅種只有營業稅、地方企業上繳利潤、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等小額稅種，而增值稅、所得稅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財源嚴重「縮水」。
2、剛性支出居高不下。由於機構雍腫，隊伍膨脹，鄉村二級的工資、誤工補貼，辦公費、交通費等基本支出使鄉村不堪重負，政策性增資只能「掛空檔」。旱澇災害、山林火災、礦山事故等突發事件而導致的不可預算費用，使原本拮據的鄉村財力更加捉襟見肘。，
3、財源流失嚴重。分田到戶後，村級集體財產被一分而盡;撤區並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人情稅、關系稅、稅收征管力度不夠，導致稅收不能按國家政策足額徵收;農民增收緩慢，，農業稅費收繳缺口大，尾欠收繳難度大，徵收成本高;實行分稅制以來，一定四年的鄉鎮稅收任務必須無條件完成，不能完成的鄉鎮只能高價買稅(20~30%的手續費)或高息借貸墊交;成立於1994年的農村基金會、互儲會，一開始就以高息和分紅瘋狂吸收存款，違規大額放貸，直接威脅金融秩序，99年國家下令強行關閉時，鄉鎮財政向國家舉債1.181億元兌付農民存款，農村「兩會」清收不僅使縣、鄉、村支付了巨額的清收成本，還承擔了1368萬元的利息債務，至今還有9000多萬元的不良貸款沒有收回，
4、盲目性建設投資強力擴張。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政企不分，政府辦企業、政府為企業擔保貸款，使鄉鎮不得不花巨資為企業虧損買單，為企業償還不良貸款本息;各種達標工程、政績工程勞民傷財，使鄉村債務陡增;為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組織農民發展新的生產經營項目，並和農民簽訂保產保利合同，項目失敗後，政府不得不替農民交納巨額學費。
5、預算約束力不強，揮霍浪費嚴重。鄉鎮人大會議上通過的財政預算報告往往是一個形式，鄉鎮的財政支出一是拆東牆，補西牆，毫無預算可言。二是鄉鎮財政支出往往是書記、鄉鎮長說了算，管他預算不預算，支出決策不僅脫離預算而且基本上沒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說財務制度了。三是村級財務管理混亂，鄉級財務賬性違規違紀支出現象較為普遍，有限的鄉村財力「跑、冒、滴、漏」嚴重，鄉村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四是鄉鎮主要領導異動頻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領導的潛意識中，根本就沒有長遠打算，大多是過日子、守攤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脫離「苦海」，支出的隨意性也就被無限放大。五是村一級的支出就更沒有計劃了，「到手就是財、今朝有錢今朝用，管他明天怎麼過」，是大多數村幹部的理財之道。
在現行的鄉村績效考核機制中，數字化強制性硬指標不少，唯獨沒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標，鄉村幹部在行政過程中，沒有成本意識，從客觀上助長了鋪張浪費的不良風氣。個別鄉村幹部為了自己的仕途和聲譽，不惜花公款製造虛假政績為自己臉上貼金。在鄉村財力日益拮據的狀況下，辦公費、交通費、通信費、公務接待費卻節節攀升，大吃大喝儼然成風，公費請客送禮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費上講排場、講檔次、互相攀比，債務包袱越背越重，群眾怨聲載道。
三、鄉村債務影響分析
巨額的鄉村債務對基層組織運轉、農村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1，是違法行政的重要誘因。鄉村出現收支失衡後，鄉村幹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資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對人收取各種費用，因而，農村「三亂」久治不止;為了彌補工作經費的不足，鄉村兩級均熱衷於違規徵用土地搞建設，通過炒地皮，從中獲取20-30%的收益;由於經費緊張，驅使政府機關和幹部採取各種隱蔽手段經商辦企業;為確保正常運轉，鄉村幹部千方百計找門路，以項目建設為幌子，通過非正常途徑，採取非正常手段，爭取上級支持，以彌補工作經費不足。
2、直接影響黨的執政能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沉重的債務包袱，使鄉村主要領導整天處於「借新債、還舊債、躲追債」的狀態下，影響了他們謀劃經濟發展的精力;湘潭縣的幹部工資只有~~市的1/2、長沙市的1/3，並且還不能按時發放。鄉村幹部為墊交稅費、墊付工作經費，每人手裡攥著幾千元、上萬元乃至10多萬元的「白條」，兌付遙遙無期，鄉村千部人心渙散、意志消沉；面對存量和增量均嚴重不足且強制帶病超負荷運行的農村基礎設施、亟待完善的社會事業公益設施，鄉村二級無力改造和建設，農村公共產品供需脫節的現象更加嚴峻;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保障，有限的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和教育經費被鄉村挪用已習以為常，直接影響農業科技推廣和農村基礎教育。沉重的債務包袱，致使鄉村二級運轉困難，公共服務職能難以正常發揮，勢必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由於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農民增收致富。
3，有損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巨額的鄉村債務使鄉鎮政府、村委會成為農村最大的債務人。對內，欠鄉村幹部的工資和公款私墊費用，對外，大到欠金融機構貸款、施工單位工程款，小到欠水電費、運費、餐費、辦公用品費，而且在目前狀況下，鄉村根本不具備償還能力，只能採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應對之策，社會公信度大打折扣。債主為了早日拿回欠款，無奈之下，只能無休止地糾纏鄉村幹部，圍堵幹部家門和鄉村駐地、封堵學校大門、強行搬走農具和辦公用品，搞得鄉村幹部聲名狼藉，無法開展工作。
難題之二: 農民增收問題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但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難。農民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挑戰。
首先是種養業增收難。農業抵禦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穩定性較大。雖然國家對農民實行了種糧補貼，但生產資料和機械作業費等持續漲價，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農民從事種養業增收困難。二是產業化帶動難。近幾年農業產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但農業競爭力總體還不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不高，帶動農民增收不明顯。公司加農戶和協會加農戶等模式並未給農民增收帶來多少實惠。公司、協會和農民之間還未真正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農民幾乎沒有在企業或協會的二次分配中獲益增收。有的地方將合作經濟組織或協會作為普通企業對待，有的作為社會團體對待，還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適當的名分。這種混亂局面使得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貸款、納稅、保險等諸多方面困難重重，嚴重妨礙其發展。三是轉移性增收難。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轉移的勞動力隊伍龐大，但由於綜合素質低，大多數勞動力仍從事著低收入的工作，技術型、技能型勞動力轉移輸出很少，無法獲得較高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難。自2005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其附加，「一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一、農業政策執行情況
稅費改革前的2001年，~~縣農民的稅費負擔情況為:農業稅28404509元、農業特產稅5160000元、生豬屠宰稅1352700元、鄉統籌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負擔98元，畝平(按計稅面積計算)負擔108元。一些臨時性攤派和搭車收費(約30元以上/人)尚未計算在內。
2002年稅費改革時，湘潭縣核減一批不合理計稅面積，合理確定計稅產量，取消農業特產稅、生豬屠宰稅和「五統三提」，將農業稅費門類規范為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稅費改革使農民減負約30元/畝。
2004年農業稅稅率由7%下調至4%，全縣農業稅及附加總額3304萬元，人平負擔31.98元，畝平負擔35.30元，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農業稅全免，全縣預計免徵農業稅6046.4萬元，從此，農民完全從稅費負擔的梏桎中解放出來。
2003－2004年，~~縣共減免農業稅10116.4萬元，得到了上級財政等額專項轉移支付。
2002－2004年，~~縣共下援農業稅災社減免2163.7萬元，重點照顧貧困村組的農戶、五保戶、烈軍屬、殘疾人、受災群眾和水庫庫區內的困難群眾。
2004年，~~縣嚴格執行國家政策，發放直補資金970萬元，糧補資金1544.4萬元，使農民直接增收2514.4萬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縣農民收入情況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及構成的變化情況。
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內增加1037元，增長39.2%，年均遞增8.62%。
2000—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度增長具有極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較1999年增長3.97%，2001年較20001年增長5.3%，2002年較2001年增長5.7%，2003年較2002年增長7.5%，2004年較2003年增長16.3%）。5年中，農民收入雖穩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間增速低於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長規律具有較強的階段性和明顯的跳躍性，前四年為低速期，年均增速僅6.17，2004年為快速增長期，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長16.3，首次超過城鎮居民純收入增返5.3個百分點。若沒有2004年的高速增長支撐，就不可能實現8.62%的年均增速。
5年間，農民純收入的構成基本穩定。家庭經營收入佔60.78%，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58—2.5%之間;工資性收入佔36.19%，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34.3～38.9%之間;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僅佔0.87%、2.16%。湘潭縣2004年農業總產值44.3億元，農業增加值25.21億元，糧食種植面積187.4萬畝，糧食總產量85.72萬噸，出欄牲豬234.49萬頭，農民人均純收入3681元，分別比上年增長8.6%、8.5%、17.3%、14.7%、8.4%、16.3%。以上數據顯示，隨著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為核心的支農扶農政策的頒布實施，農業和農村取得了多年以來難得一見的好形勢，糧食生產在短期內實現了恢復性增長，農產品全面豐收，農業效益明顯提高，特別是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成為國家宏觀調控下，縣域經濟特別是農業大縣縣域經濟的最大亮點之一。
〈二〉、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特點
1、農民收入的增長仍然依賴於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收入來源渠道依然狹窄。
2、農民收入增長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2004年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政策效應。免徵農業稅不僅使農民減輕了負擔，更重要的是從源頭根治了農村亂收費的痼疾，使各種巧立名目的搭車收費失去其依附的載休，廣大農民群眾可謂歡呼雀躍，拍手稱快。直補、良補給了農民一條穩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減負和增收使農民在長期的「高負低收」的惡性循環下解脫出來。
3、較長時期內農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為例，年均增速僅8.62%，其中，2000年較1999年僅增長3.97%，2001年增長5.3%，2002年增長5.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2000~2003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處於停滯和負增長狀態。
4、農民收入的內部分化日趨加劇。2003年，我們調查了8個鄉鎮20個村50戶農戶的收入情況，戶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戶，佔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戶，佔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戶，佔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戶，佔4%。
三、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
1、農民增收的空間非常有限。1998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歷了10多年的家庭經營後，農村生產力、單位土地面積的生產效率已經發揮到了極至，在新的經濟體制、產業格局、生產經營模式沒有出現以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必然進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產、增收、增效緣於政策好、市場旺、人努力、天幫忙，政策的引扶效應和市場的刺激效應又一次發揮到了極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發展態勢已屬不易，要謀求新的發展和突破，難度可想而知。
2004年，農作物產量和價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單產和市場漲價增收顯然「內存」嚴重不足。在世界農產品生產與貿易不斷集中、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壟斷性經營、發達國家對農產品進行巨額補內貼並對其他國家的農產品進口設置綠色壁壘的國際背景下，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強。
2004年，我國農產品的平均關稅從45%下降到17%，許多農產品的關稅普遍下調20—30%，國際農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價格也將下降20—30%，農產品價格回落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已經無法經受國際國內大市場的沖擊，國內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進入雞年，農產品價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穀價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著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豬價格直線下跌，良雜豬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豬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經歷了一個月的低價運行後，牲豬價格才觸底反彈，小幅上揚，但仍然沒有恢復到2004年的價格水平。工資收入己成為農民收入的「創業板」。受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和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影響，尤其是城鎮建築業、製造業等對農民工需求大的產業增長強勁，民工外出務工尋找工作的機會相對較多。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將為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估計在近幾年，工資性收入會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主要的貢獻因子。但，從發展的角度看，勞務經濟也面臨諸多制約，一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全國共有農村勞動力42億，農業自身的勞動力需求只有1.7億，尚有3.1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加上城鎮下崗失業工人和新增就業人員，城市的承載能力相對有限。二是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少。三是勞動力的供大於求，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體力型務工人員的薪金待遇會越來越低。四是湘潭縣的勞務經濟至今是一種自發經濟，管理鬆散，組織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勞務輸出市場。
2、農民增收的風險性系數大。農村是一個龐大的「露天工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是「靠天討吃」。目前，我國尚末建立農業風險救助機制，一遇自然災害，農民就只能望天興嘆。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實現了超常規的快速發展，資源、環境壓力也與日俱增。眾所周知，過度開發和盲目擴張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態失衡、資源緊缺必然導致氣候的反常，自然災害發生頻繁，農民增收的風險系數也就不斷放大。
3、農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受思想觀念、認知水平的限制，農民死抱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不放，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浪轉機制難以形成，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作田、養豬、打工不可能使農民收入出現量的飛躍和質的變化，增收動力明顯不足。
農產品價格是農業的「晴雨表」，農資價格又是農業的「風向標」，農民對「二價」只能無條件的被動接受，農民增收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今天以來，農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的下跌，農資價格卻一路飈升，尿素零售價（下同）1950元/噸，同比（下同）上漲14.9%；鉀肥2200元/噸，上漲29.4%；碳胺540元/噸，上漲17.4%；復合肥1050元/噸，上漲32.9%；種子9元/kg，上漲28.6%；農地膜14元/kg，上漲4%；拋秧盤0.65元/塊，上漲160%；農葯的平均漲幅也在20%以上。因農資漲價，農民種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畝。按2004年湘潭縣「二補一免」55.72元/人計算，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被農資漲價全額抵消。
受煤、電、油、運緊張和原材料漲價等因素的影響，農資價格上漲有其客觀原因。但透過漲價現象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一是近年來，輿論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宣傳有失偏頗。農業和農村經濟剛有轉機和起色，電視、報紙、網路等媒體把農村形勢說得天花亂墜，片面宣傳和誇大成就，對仍在存在的各種問題或是忽略不計，或是輕描淡定，給人以「三農」問題已經解決，農民已經富裕的輿論誤導，各行各業，特別是農資生產商和經銷商也就爭先恐後來分「蛋糕」，為農資漲價埋下伏筆。二是農民對農資生產成本、進零差率等生產經營信息全然不和，漲不漲價、為什麼漲價、漲多少，全是生產企業和經銷商的一面之詞。三是國家在農業生產資料的「產前」補貼方面出台了許多優惠政策，投入大量資金，但真正的「好處」往往落到了生產企業和經銷商手中，他們一方面享受國家的行業政策優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虧本經營，一次又一次提高農資市場價格，最終受「擠榨」的還是農民。
難題之三：村鎮規劃問題
一、農村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情況
二、98年以來建設的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當前存在的問題
難題之四:投入機制問題
1，金融資源流失嚴重，經濟發展受資金「瓶頸」制約
2、上學難、看病難、貸款難，打官司難。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體制障礙、城鄉隔閡
原因之一：生產經營模式落後，產業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礎設施薄弱，綜合生產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鄉鎮機構雍腫，幹部隊伍龐大。
表現之四：鄉村兩級經費緊張，基層組織運轉困難。
原因之五：黨群關系疏離、干群關系緊張。
原因之六：社會保障體系嚴重缺失 勞務輸出引發社會問題
生產發展 用工業化的理念 實現經濟重建
----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
參考資料：http://www.cn880.com
⑥ 本科論文寫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寫哪個更好
(一)供給總量不足。首先，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主要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田水利主幹網路、農村科技普及、農作物改良等諸多方面供需差距明顯。其次，與民生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短缺問題，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農村目前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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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大約23%的村莊沒有合格的飲用水。此外，由於前些年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制度外獲得資源的空間大為縮小，在鄉鎮財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外來的財政轉移支付，意味著某些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將減少或取消。
(二)供給效率偏低。由於我國政府執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不是由鄉、村社區內部的需求決定，而是由上級政府和鄉鎮政府的指令決定的。這種模式有時會導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並不一定滿足村民的真正需求，從而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普遍不高。
⑦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政府直接抨擊信封到低收入人群中，有一系列的技術問題 - 對低收入人群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紅包的過程中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
因此，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往往會尋找其他方式來提高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擴大公共產品的供給，讓所有居民分享社會財富。
提高公共產品的供給，不僅可以提高人口的社會福利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的社會，使經濟呈現積極的發展態勢。
⑧ 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途徑有哪些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不外乎三種: 政府、市 場及第三部門。 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是政府以公回平為目的、答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為 主要籌資手段， 利用公共資源供給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是 指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 以營利為目的，運用收費方式補償支出的公共產品供 給方式；公共產品自願供給是指公民個人、單位，以自願為基礎，以社會捐贈或 公益彩票等形式無償或部分無償地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用於公共產品的提 供， 並接受公眾監督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
⑨ 求一篇跟行政管理有關的論文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然而，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處於嚴重的供給不足、結構不合理狀態，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穩定發展的因素。因此，通過分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原因，提出相應的解決思路，對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從而提高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和發展農村經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內涵及特徵 公共產品是用來滿足社會公眾的共同需要，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和服務的總稱。 農村公共產品是用來滿足農業、農村和農民生產、生活共同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服務的總稱。比如農村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義務教育、環境保護都屬於農村公共產品。相對於城市公共產品，農村公共產品除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之外，還具有需求量大和供給困難的特徵： 1.從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量看。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口眾多且科學文化素質較低，農村地域廣闊、農業生產規模小、生產方式落後，再加上有些公共產品是城市所沒有的，如動物疫病防治、水利灌溉等等。這就決定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對農村公共產品，特別是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建設，具有很大的需求量。 2.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難看。某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產品，如新產品、新技術的推廣等等，在農村則需要政府以公共產品的形式來提供。而政府作為主要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在有限財力約束的條件下，很難有效地滿足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力比較落後，還是弱質產業，農業的發展需要國家的大力支持。但是從1978～2003年，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雖然絕對額逐年增長，但是從相對額來看，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從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正是由於國家財政支農比重的不足，導致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總量與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的實際需要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據調查顯示，全國僅13%的鄉鎮有供水站，83%的村不通自來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電話；95%的村雖通電，但電價普遍是城鎮的2倍以上；93%的村接收的電視信號相當微弱；全國尚有207個縣無公共圖書館，67.9%的鄉鎮沒有文化站，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目標亦未能實現；交通網、能源網、信息網等基礎設施嚴重滯後［1］。 （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 由於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自上而下的供給機制、地方財政財力不足等原因，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極其不合理，主要表現為： 1.農村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家庭承包聯戶制使農民的生產分散化，各農戶的生產對象和生產過程又存在著共性，決定了農民對公共產品具有強烈的依賴性，比如：大型水利澆灌設施、大型農用固定資產以及良種的培育等等。 而隨著我國財政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中央財政的事權向地方轉移，由中央政府或省級政府承擔的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轉向由縣、鄉級政府承擔。但縣、鄉政府財政緊張，對農村大型的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顯得無能為力，導致了農村急需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 2.涉及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這些公共產品包括農村義務教育、農民的醫療保障及農村的環境保護等。 （1）在農村教育方面，中央政府把農村義務教育留給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財力的限制下，大部分農村的教育供給不足、質量低下，學校的數量和教師的質量無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特別是邊遠地區存在大量失學兒童。 （2）在農村醫療保障方面，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衛生防疫投入不足以及現行的醫療衛生防疫能力的限制，農民身體素質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在農村環境保護方面，雖然國家採取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農村地區仍缺乏政府保護環境的政策、措施和資金投入，造成土壤肥力減弱、水資源匱乏、旱澇災害頻繁等等。 3.某些公共產品供給相對過剩。在我國農村中，一方面存在著農村急需的大生產性公共產品及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但另一方面，與此相反的是一些農村不需要的或較少需求的公共產品供給相對過剩。比如：政府機構作為公共產品的一種，它的供給也應遵循效率原則。而我國現行的地方政府機構卻是機構臃腫，人員繁多，不僅佔用了大量的公共經費，而且辦事效率較差。對農村來說，這樣的公共產品供給顯然過剩［2］。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資金使用不透明、管理混亂 1.我國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的部門較多，資金渠道、部門政策也較多，缺乏系統性和協調性，公共資金投人分散，政策之間相互制約的現象時有發生。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間環節多，公共資金被層層「過濾」，大量支農資金不能及時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挪作他用現象較為嚴重。 3.許多地方政府會計人員素質低下，沒有建立完整的會計賬簿，政府財政會計賬證不全，不能嚴格執行財經法規，白條入賬現象較為普遍。 4.許多地方政府沒有建立村級政務公開制度，農民很難知道本村財務狀況，導致公共資金使用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濫用、挪用甚至貪污現象較為嚴重。 （四）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不合理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仍沿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不是由鄉、村社區內部的需求決定，而是上級政府部門的指令決定。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在有限財力地約束下，熱衷於提供一些見效快、易出成績的短期公共項目，比如：對上級考核的防洪防澇設施建設、農村電網改造、交通道路建設等。 作為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主體的農民，由於文化素質和組織化程度低下而對自身所擁有的合法權益認識不足、由於缺乏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有效表達機制，政府部門一般不了解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在農村公共產品的決策方面不能反映農民的真實需要。這種不合理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製造成了公共資金的極大浪費。 三、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公共產品本身所具有的特徵 由於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一方面，私人在提供公共產品時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公共產品的特徵決定了私人在提供公共產品時並不能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為不能排除他人對該物品的無償消費，這樣私人對公共產品的提供就沒有多大的興趣。另一方面，如果能無償消費公共產品，消費者也將盡可能隱藏自己的真實需求，通過「搭便車」的行為來無償消費公共產品，從而使得公共產品供給的難度增大。正是由於公共產品本身的特徵，使得私人不願意或根本不會提供公共產品，再加上我國農村公共產品需求量大的特點，從而使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 （二）城鄉二元結構發展模式 我國採取提取農業剩餘支持工業資本積累和城市經濟建設的非均衡發展模式，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成了城市所需的公共產品多數由國家供給。而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國家提供並不多。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由縣鄉財政負責，國家並沒有賦予縣鄉政府相應的財權，縣鄉政府的唯一選擇只能是對農村准公共產品，說服農民分擔大部分成本；對於農村純公共產品，就只能停留在「等、靠、要」上。所以，如果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性質，那麼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將長期存在。 （三）政府管理行為效率低 一是在現行財政管理模式下，財政支農資金實行分塊管理，一個項目資金來源較多，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整體合力。比如：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科研、農業生產和農業流通的財政資金分屬不同的部門，各部門都有資金分配權，不利於資金的統籌安排和有效利用。二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時，缺乏動力去降低成本。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大多具有一定壟斷性，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盡可能降低質量，提高價格，擴大生產規模，使所提供的數量與范圍超過最優的生產水平，導致實際所支付的費用大大超過必須支付的成本。 四、解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對策 （一）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一是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建立公共財政體系，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財政預算體系，保證國家財政對農業總投入有較高的增長幅度，並制定具體實施辦法，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建立起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機制。 二是進一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增加國債用於農業農村的支出比重，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精確估計各地財政能力以決定各地應該得到的轉移份額，將公共支出向縣鄉延伸，使其盡可能落實到鄉鎮。 （二）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資金來源的多元化 公共產品的性質決定了其生產目的並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傳統的理論中，通常認為私人供給公共產品往往是無效率或者是低效率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所當然地成為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受益范圍遍及全國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圍主要是地方的公共產品，則由相應層次的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基於我國農村公共產品需求量大和難以有效供給的特點，僅僅依靠政府提供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應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層次性，構建多元化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機制，動員一切社會資源提供農村公共產品，使個人、企業和非營利性民間組織也成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 所以，政府應制定合理的規則並充當裁判，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籌措上，應在加大政府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運用市場化手段吸引投資，拓寬籌資渠道。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原則引進民間資本，為民間資本營造寬松的投資環境。在明確產權的前提下，按照「誰引進，誰收費」和「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政府與市場混合的方式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資金來源的多元化［3］。 （三）建立科學、民主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 農民是農村公共產品最直接的使用者，農村公共產品是否符合廣大農民的實際要求，是衡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有效性的重要標志。在決定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時，農民最具發言權，應該作為主要的決策者說了算。 但是，現行 「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是導致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須建立科學、民主的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和供給決策機制，實現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轉變。 1.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有效表達機制，健全和完善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制度，使農民的意見得到充分反映，由全體農民或農民代表對本社區的公共產品供給進行投票表決。 2.鄉鎮政府領導人和村組織領導人都應由本轄區居民民主選舉產生，以便深入了解農民對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加強可行性分析，避免脫離當地農村實際情況的公共產品供給決策。 3.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組織化程度，增強農民群體力量和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參與有關決策活動和對公共事務的監督、管理活動，增強其參政議政能力。 （四）健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法律保障體系 我國農民由於科學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在國家的資源配置中，是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因此，就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要保障農民合法權益需要法律的介入。應逐步加快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化、法制化的步伐，盡快制定並實施農村公共衛生條例、農村義務教育實施條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細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有建立健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法律法規，才能從根本上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和應有的權利，才能切實保障農村公共產品的有序供給，切實保障我國農民的切身利益。
⑩ 農村公共財政內涵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發展使得我國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同時也是導致我國三農問題凸現和農村公共財政建設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許多隻涉及到城市居民，這是我國過去走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優先發展重工業道路所帶來的後果。現在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有了一定的基礎後，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在當前的條件下，構建農村公共財政體系最主要的就是國家財政要向農業傾斜，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改變農村的落後狀況，真正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按照農村社會經濟運行的特點和要求，逐步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統一到整個公共財政體系中來，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到廣大的農村。
對於我國農村，公共財政除了具有一般的財政職能外，還具有保障和發展的職能。農村公共財政的職能決定了其特徵，在我國城鄉差別明顯的客觀條件下，農村公共財政體系要比城市公共財政體系更為全面，除具有城市財政具有的職能外，他還肩負著對農戶個體生產和合作組織進行補助的責任。要使農民享受到國民待遇，應該向其提供與城市居民大體相當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由於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長期滯後，農民人口比重大，也比較分散，因此向農村的財政投入規模不會比城市小。但現實的情況是，在農村籌集財政收入相當困難，而向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又要求有相當大的資金投入，這就必然造成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上的資金缺口，因而也就決定了農村公共財政體系的構建要求公共資源向農村是凈流入的，即農村公共財政體系是向內傾斜的。
農村公共財政體系向內傾斜的特徵以及我國農村長期的落後決定了公共財政資源向農村凈流入必須是長期的，也必須是全面的。要將社會公正原則和農村的制度環境結合起來，重點考察農村居民的生產性，農村公共財政的支出范圍應遍及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對農村居民生產和交易的補助，這樣農村公共財政支出的規模和支出內容都會超過城市，才能體現其全面性。增加社會資源向農村的流入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職能對社會資源加以引導，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村公共財政的直接投資來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提高農村的技術水平和對一些經濟行為給於補助。在向農村進行資源流入的過程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方面，要注意投資效率和提高農村自我積累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