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公共文化

❶ 湖南如一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怎麼樣

簡介：抄湖南如一文襲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2012年6月，是步步高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總部位於湖南省湘潭市韶山西路579號。湖南如一文化擁有由國內一流品牌策劃資深人士、媒介傳播專業人士和活動營銷專業人士組成的精英團隊，為政府、企事業單位提供品牌咨詢、品牌策劃及傳播、媒介策劃、廣告代理和發布，禮儀慶典活動策劃和執行，公共活動策劃及執行，禮品製作等各類文化策劃和品牌推廣服務。
法定代表人：陳志強
成立時間：2012-06-28
注冊資本：2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433101000013736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
公司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楓林三路1099號D區L3樓商管運營管理中心2號辦公室

❷ 湖南省文化廳何時對湖南的鄉鎮一級的文化站所收編

在湖南經濟薄弱地區，一些鄉鎮文化站因財政困難和領導不重視等原因而被拍賣、出租，出現了許多「無房站」。由於鄉鎮一級可用財力有限，文化站人員工資和運行經費難以落實。文化站人員老化、專業水平不高以及在職不在崗的現象也比較嚴重，同時還存在著管理體制不順、機制不活等問題。

一、隊伍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

1、鄉鎮一級嚴重缺乏文化管理（業務）人員

農村文化事業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組織形式不健全，鄉鎮一級有分管文化工作領導，但多數鄉鎮文化站沒有專職文化管理（業務）人員，從前面提供的數字可以想像，大多數鄉鎮有管事的，卻沒有做事的專職業務骨幹。有牌子，有設施，但就是沒有真正的「主人」，最後是設施老化，房子被當作它用。這是農村文化建設中最為嚴重的資源短缺現象，直接造成有的鄉鎮文化工作無從做起。

2、鄉鎮文化站隊伍結構復雜且不穩定

鄉鎮一級設有不少站所，如財政、林管、農技、水管、土管、糧管、計生等。這些基層所站相對於文化站而言，人員整齊，工作穩定，且大多數為國家事業編制。屬於企業的站所則按企業待遇對待，所以人員結構上簡單明了，隊伍穩定。而文化站則不同，絕大多數沒有事業編，今年是你干，明年派我兼職，由於是開展公共服務，不能產生經濟效益，又無專項事業經費，所以後年就可能無人在崗。如南義鎮文化站站長王興坎今年57歲，上世紀70年代末不到30歲時由當地學校校長位置上，為加強農村文化建設調文化站工作，如今他的那些學校同事都轉了事業編，可自己任然是個臨時工。待遇微薄，地位低下，轉干無望，人心浮動。即便是專職人員跳槽流失也在所難免，由此造成了隊伍結構復雜和不穩定。

3、鄉鎮文化站建設缺乏科學性

鄉鎮文化站建設是建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網路的基礎，它包括設施建設和隊伍建設。缺乏科學性在隊伍建設上尤為突出：一是表現在有牌子無人，相當於「空殼」文化站；二是表現在有人，但人是兼職的，形成了「樣子」文化站；三是表現在有人，卻因為要自己解決工資，不得不丟下工作忙於生計，同樣形成了「樣子」文化站；四是相當一批從事農村文化工作多年的老文化人在歷次列編中未能解決編制問題；五是表現在文化編如此缺編缺人，廣電編卻空編169個，設置極不合理。如此等等，隊伍不整，人才奇缺，地位不高，思想活躍，人心浮躁，鄉鎮文化站隊伍建設現狀堪憂。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未建立一套科學的農村文化隊伍建設保障體系。

三、對策與建議

農村文化建設必須切實加強農村文化隊伍建設，搞好農村文化建設，需要有一支穩定的專兼職結合的文化隊伍。

一是要切實加強隊伍建設。加強隊伍建設即是要重視文化站長和鄉鎮文化員的配備，他們應具備文化管理和業務工作能力，並且熟悉地方文化，安心農村公共文化事業。政府在配齊人員的同時，還應當合理地解決他們的工資待遇。

二是要完善科學合理的用人機制。一方面要積極鼓勵和吸收熱心於農村文化事業建設的優秀人才從事文化工作，鄉鎮文化站應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用人機制和科學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鄉鎮一級文化站、應配備2名從事文化工作的專業人員，其行政關系應隸屬縣文化局，實行縣鄉兩級領導。村級文化室工作人員可從熱心於文化事業的退休老黨員和老幹部中聘用。縣區文化管理部門應對上述人員進行業務培訓。

三是要著力解決編制問題。建議有關部門對鄉鎮一級文化站一直從事基層文化工作的老同志給予解決編制的具體關心。我市范圍內有一批專職從事農村文化工作三十年的老文化人在歷次列編中未能解決編制問題。這一方面，從事廣播電視業務的基層業務人員解決的比較圓滿。

❸ 湖湘文化在近代經歷了怎樣的轉型

從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開始，以英國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為標志，中國歷史進入近代。近代是中國備受列強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謀求獨立，向西方學習，努力奮起從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歷史。近代化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看中國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產生了資本主義的新文化，換言之亦即是否脫離了封建主義的舊文化。中國的資本主義新文化由於中國自身特殊的歷史條件，並非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母體內產生，而是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由西方傳播和移植過來的。因此，考察中國文化的近代化，應以西方文化的輸入及中西文化的沖突和融匯作為標志。進而言之，倘若僅有西方文化的輸入而沒有對於這種文化的受容，那還不足以表現文化近代化的特徵。只有當兩種異質的文化彼此沖突融匯，原來的文化在此中發生變異，不再保持原來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才能意味著近代文化的開始。（《論湖湘文化的近代化開端及其標志》，《湖南師大學報》，1989年第5期。）運用這個標准審視鴉片戰爭發生後的湖湘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其近代化的起點不能與沿海地區劃等號。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湖湘文化還沒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從中西文化沖突融匯的視角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對於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沒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西教加以排斥。最早傳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據載在清雍正之前，衡陽與湘潭兩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國期間，湖南境內的天主教堂「相當可觀」。1860年《天津條約》訂立，中國允許傳教士入內地合法傳教，湖南就更多傳教士的足跡。可是這種西教文化並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強烈抗拒。從1860年開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風氣極盛。凡有傳教士涉足之處，如湘潭、衡陽、永州、岳州、長沙、常德、武陵、龍陽、石門、桃源、臨湘等地，都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據統計，從1860年到甲午戰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達數十起，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這些教案或是焚燒教堂、驅逐教士；或是發布攻擊性的揭貼和漫畫，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周漢反洋教。周漢，湖南寧鄉人，曾隨陝甘總督劉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軍營中幫辦軍務，後擢升陝西候補道。可說是位有功名的封建營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採取漫畫與歌謠的形式，將外國教士畫作「豬精」，稱天主教為「天豬教」，指責其「傷天理」、「滅天倫」。可見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維護封建的「聖道」和「崇正黜邪」，並非自發與盲從。他在獄中的供詞且自稱：「我中國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周漢與反洋教斗爭(附供詞》，《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周漢的反洋教反映了當時傳統的湖湘文化所蘊含的強烈內凝力，這種內凝力對於來自西方的異教文化，概加排斥，絕不受容。同樣的例子，在曾國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國藩組織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打起的便是一面「衛道」的旗幟。針對太平天國搬來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內容，褻瀆孔子，崇奉上帝，與傳統的儒家文化相背離，曾國藩發布《討粵匪檄》，就抓住這一點大加指責。說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不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曾國藩全集·文學》卷3。）在這里，曾國藩的衛道與周漢的衛道，本質上並無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對抗太平軍，不單是軍事上的抗爭，也是一場「文化絕續之戰」，爭戰的結局，太平天國失敗了，在中國、在湖南，是封建正統的儒家文化得以確保。這種「正統的」文化中心，被曾國藩不自覺地從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對於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觀念也一概加以排斥。這里可以略舉幾例。一是湘省行輪。早在1866年，湘陽人郭嵩燾上書總理衙門，主張在湘省製造火輪，「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歸里，「以開設口岸、廣通商務，為興湘之第一義」。（《戊戌變法》(三)第376頁。）並籌集資金，創議行輪於湘鄂間。不意竟遭到湘人極力反對。湘人認為輪船一開，會將外國人引入內地，民船也會因此而生涯盡失，故眾口一詞，指郭為「二毛子」。同官劉錫鴻還上奏彈劾，致使郭議敗於無成。直到甲午戰後，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區，如蘇、浙、贛等省，早已興辦內河行輪了，然而當湘紳向湖廣總督張之洞作懇切請求時，張仍以「湘省風氣未開，易滋事端」為詞，不予批准。（《張文襄公全集》卷218。）後經反復商請，始同意與鄂省合辦。二是1872年6月，曾國藩病歿金陵，其柩由輪船運抵長沙，官紳大嘩，反對輪船入境。曾為同治中興貴宦，尚且如此，足見湖南守舊風氣之強錮。這種風氣，甚至到了甲午戰前的兩年，尚未減弱。據載1892年，湘鄂間架設電線，電桿樹立後，澧州縣紳民疑電線為洋人所設，群起將電桿毀折，終於迫其停工。故在西方傳教士眼中，湖南好比《聖經》「創世紀」中一再提及的「鐵門之城」伊塔——一個拒絕文化洗禮薰陶的地方，認為湖南之於中國，有如拉薩之於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當時輿論界這樣評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見，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設立之電桿，竟敢拔而投諸之火，種種乖僻，皆自困之道也」。（《萬國公報》第90卷(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戰前湖南對於西方文化所表現的態度。
其次，從文化的各個層面來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發生變異，仍屬於封建的傳統文化形態。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僅指觀念形態，廣義的文化則包括物質的、制度的、社會心理的三個層面。物質文化是文化的表層結構，它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相聯系，包括物質或器物的創造。可是在甲午戰前，湖南沒有出現任何資本主義的新式工、礦、交通、郵電等，社會經濟依然故我。人們的物質生活及其環境，基本沒有改變。社會心理文化屬於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表現人們的內心生活、觀念形態及其社會習俗。可是在甲午戰前，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其社會心理，如同前述，對於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完全表現出排斥和抗拒的態度。在學術、文藝、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領域的建構，依然沒有脫去傳統的規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學，或沉湎於考據訓詁。雖然有一部分人倡導經世致用，這本來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一個匯合點，但由於人地所限，以及對於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謂經世之學，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學的藩籬。至於思想的傳播工具及其各項輔助設施，諸如近代化的新聞、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圖書事業，也一概全無。介於物質與心理文化之間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們的集體生活。可是在甲午戰前，社會各項制度也絲毫未曾注入資本主義文化的新鮮血液。以教育一項論，除了部分經世派對於科舉制度有過批判，少數人進行過書院改革的某些嘗試之外，真正能夠體現資本主義文化設施的新式學堂，則一所都未出現。自然更談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個方面的變遷了。總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其各個層面都沒有超越傳統文化的氛圍。傳統的湖南社會以豐衣足食為滿足，以奉行「三綱五常」為止境，士大夫以文風自豪，百姓以知就義為足。這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會。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強烈。當然，造成這種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許多，諸如地理環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為貼近和明顯的一個因素，則為湘軍的興起與功成。曾國藩以儒教治軍，打敗太平天國，使儒家傳統得以確保，這就給湖南人帶來了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種虛驕狂妄之氣。陳寶箴謂：「自咸豐以來，削平冠亂，名臣儒將，多出於湘，其民氣之勇，士節之盛，實甲於天下。而恃其忠肝義膽，敵王所愾，不願師他人之所長，其義憤激烈之氣，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為最」。（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49頁。）皮錫瑞也稱：「湘人尚氣，勇於有為，而氣太盛，則不能虛衷受益」。（皮錫瑞《伏師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對於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嘗不是對於傳統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這種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識流的作用下，外界發生種種變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顧，仍自抱殘守缺。無怪乎有人這樣評論：「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所發生的『三千年變局』，湖南人是無動於衷的。湖南人的守舊態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盪，沒有引起些許漣漪。所以當自強運動在沿海地區進展的時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餘年的自強運動，於湖南人幾乎完全是陌生的」。（張明園《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頁。）
也許有人會說，甲午戰前，湖南不是出現過幾位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之士嗎?如魏源、郭嵩燾、曾紀澤，甚至曾國藩也辦過洋務。誠然，這都是客觀事實。但人們也應看到，他們雖是湖南人，而他們的新思想卻不是在湖南產生的。同時他們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沒有對於甲午戰前的湖南產生過作用和影響，更談不上改變傳統的湖湘文化結構和促使它向近代化過渡。他們當時或是不為湖南人所聞，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們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並成為湖南人的驕傲，那恰恰是甲午戰後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戰前的湖湘文化，沒有與西方文化發生交匯，仍屬於典型的傳統文化結構。

甲午戰後：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轉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從甲午戰後才開始起步的。具體說是在甲午戰後的湖南維新運動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戰前的那種守舊排外的格局，對於西方文化開始受容，並進行了各項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模仿和創制。
為什麼直到甲午戰後，傳統的湖湘文化才開始發生變化?這是新的時勢和環境造成的。有些學者只注重從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釋這種變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響在個中作用。我們不否認傳統的湖湘文化與近代湖湘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但卻不認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變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強調，即是說，倘若沒有這層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條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變的。這一外部條件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是役，老大的中國居然被小小日本給打敗了，而湘撫吳大徵還親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參與對日作戰。昔日不可一世的湘軍，如今居然不堪一擊，這對於「自我中心」的湖南人來說，是一股強刺激。如果說過去的湖南人曾因為湘軍所帶來的榮耀而自我陶醉，以致於守舊排外，那麼這種榮耀一經掃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譚嗣同說：「湘軍與日本戰，大潰於牛庄，湖南人始轉側豁悟，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虛驕之氣既滅，虛衷受益才有可能。當時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樣。日本所以打敗中國，是因學習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對於「西學」產生興趣。譚嗣同的前後變化很可以說明這點。1895年，他寫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緻思」。「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譚嗣同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8頁。）所謂「舍己從人取於人」，所謂「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表現出一種異於甲午戰前的嶄新姿態。甲午戰後，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著這種姿態，從傳統文化的氛圍中掙脫出來，在陳寶箴、江標、徐仁鑄、黃遵憲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啟超等幾位康門弟子的幫助下，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湖南維新運動，從而將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進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現為傳統的觀念形態發生變革。為了破除甲午戰前湖南守舊排外的格局，湖南維新派採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開民智」與「倡西學」。傳統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閉為其特徵。自我中心的頑固之士抱著一種「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舍我之外，必無教化」的觀念。維新派將其指為「井蛙」和「夏蟲」。井蛙不知天，夏蟲不知冰。邵陽人樊錐寫成《發錮》一文，抨擊頑固派「不攬星球，則曰世界之宏」。（《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告誡守舊人士在湖南和中國之外，尚有一個浩渺無垠的宇宙，宇宙中有無數星球，而我「僅據其一」，這「其一」之中，又有萬國萬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論橫塞」。世界既如此之大，萬國萬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獨尊」?針對守舊者將儒家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視作非天理的異端邪說，樊錐駁斥說：「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歐亞相合，烏得以我獨有天，彼獨無天乎?又烏得以我之天獨是，彼之天獨不是乎?」他認為「天理」並非儒家所獨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於生，無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應與中國文化平等相視。所謂「一人孤生不成其為人，一國孤據不成其為國，一洲孤立不成其為地球，一筋一血一絲一絡不成其為身，故一教不成其為世界也」。（《湘報》，1898年4月19日，第38號。）
二是宣場「中體西用」與「西學中源」說。對於西學合法地位的認定，必然導致維新人士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從而權衡輕重，判定優劣，決其取向。應該說，在這一點上維新人士之間存有差異。大部分維新人士，特別是在維新運動初期，通過比較，還只能對於西學中的「西藝」加以接受，即學習兩方科技，進行器物文化的創造。他們並不認為「西政」，即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優於中國。因此他們奉行從6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中體西用」為指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體」還不能變。湖南新政中的兩項重要設施——南學會與時務學堂，便都是以「中體西用」為其宗旨。皮錫瑞主講南學會時，屢次宣稱：「中國自有教旨學派，二千年來信從已久，豈能盡棄其學，全仿西學?」（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由於奉行這種宗旨，於是便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即許多維新人士在會通中西文化時，幾乎都將西方文化說成是由中國文化派生的，這就是所謂的「西學中源」說。如唐才常解釋湖南創設保衛局時這樣說：「今西國有警察部，無不與《周官》暗合。《傳》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記》曰：『禮失求野』。吾能取其法，還之中國，斯可認上對古人，下慰民心。」（《湘報》，1898年3月8日第2號。）為何甲午戰後，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則還依然停留在「中體西用」的層次上?試言之，一是湖南開風氣較晚，它本身沒有經歷洋務運動這個階段，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還不能超越這個層次，甲午戰後欲「畢其功於一役」，一時尚難辦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書中還只標榜「中體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員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擔風險；三是維新人士為減少新政阻力，需要盡可能將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謂「西學中源」說，對於部分維新者講，實際上也隱寓著以維護傳統的形式來打破傳統的用意。
三是宣傳「西政」並與保守派斗爭。盡管多數人奉行「中體西用」，然而也有少數激進的維新人士，在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後期，旗幟鮮明地從「西藝」層面升華到了「西政」的高度。譚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員。他指責主張「西藝」者，是對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備曾未夢見」，認為中國變法應當從學習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這就需要改變中國的「體」，即封建的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他指責封建君主為「竊國大盜」，指責三綱五常是「慘禍烈毒」。（《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其他還有一些激進派亦有同樣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時，他們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與民權學說。譚嗣同認為封建社會顛倒了君民關系，應當是「民本君末」，「君權民授」，「主權在民」。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倫。「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面對青年學子的講學中，更是大張其說。他們將封建文化的「體」批駁得體無完膚，成了傳統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們中的個別人士，還主張全盤西化。樊錐有「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論；（《湘報》，1898年4月2日第24號。）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從泰西」的主張。（《湘報》，1898年3月29日第20號。）由此可見，封建的倫理觀在他們思想上已發生變革，繼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觀所取代。正因為這樣，才招致守舊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體西用層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對。湖南維新運動中所發生的一場斗爭，史學界稱之為新舊之爭(其實應當是「體用之爭」，或者說是「西藝」與「西政」之爭)，便是由此而生的。在這場斗爭中，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激進的維新派面對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反對派的猖狂進攻，毫不退卻，生死以斗，甚至以「殺身滅族」相勸勉，充分表現出一種沖決羅網的獻身精神。
總之，甲午戰後經過維新派的積極宣傳和努力，人們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與傳統的觀念發生了變革和離異，這種變革、離異，成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志。
其次，維新派以變革後的新思想和新形式，開創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種新局面的開創具體表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一是開設學堂。幾乎所有的維新派，都提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要求。湖南時務學堂的設立，成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學校。課程設置除了經史，增設了不少西學課目，如格算、公法、外國史志等。省城還設立了近代化的專門學堂——武備學堂，採用西法培養新式軍官。全省各地都紛紛改變舊的教育體制，標志著湖南近代教育的開創。
二是舉辦學會。省城設立南學會，成為湘省「開民智」的領導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會討論，提出辦法，供省當局採納。南學會定期開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聽講者可自由發問辯難，為人們提供了思想與言論交流的場地。全省各地不僅有南學會分會，還設立了其他各種學會，如校經學會、明達學會、致用學會、延年會、群萌學會、任學會、湖南不纏足會、三江學會、興算學會、法律學會、公法學會、質學會、戒鴉片煙學會等等。各學會開展各項活動，移風易俗，蔚成一種新的社會風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纏足會與長沙延年會成績顯著。不纏足會旨在破除婦女纏足陋習。它的入會章程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譚嗣同撰《不纏足會嫁娶章程》還規定：「同會者可互通婚姻，婚姻從簡，女方不得需索聘禮。（《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當時報名參加不纏足會者達一千數百人之多。總會在長沙設立，衡山、新化等地還設立分會。延年會則以樹新風、除舊俗為主旨。它的章程規定：無故不得請客，賀節賀喜及虛文酬答一律免除，嚴格遵守工作作息時間，辦事講求效率，並每天做體操。（《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為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湖南設立了保衛局。這實際上是中國最早的警察機構。它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為主旨。（《湘報》，1898年4月9日第30號）。除通緝罪犯，還清掃街道衛生，維持市內交通。
保衛局附設有遷善所，職責是收容和改造社會不法之徒，如騙、盜及流氓斗毆等，組織他們學習織布、縫紉、刻字、彈棉、製鞋等項技藝，使之釋放之後，能有一正當職業謀生，不再危害社會。
四是建立各項近代文化設施。為開風氣、拓見聞，省城辦起《湘學報》與《湘報》。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雜志和日報。它們開設各項專欄，有奏疏、電旨、公牘、論說、省內外新聞、商務、雜事、外國時事等。甚至還刊載每天市場商情、物價及各類廣告，成為傳遞信息、溝通人們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宣傳資本主義新文化與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園地。當時，《湘報》上出現了一些用白話體寫作的文章和詩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吳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語言通俗活潑，開創了文學的新形式，還出現了一些新史學以及運用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天文、地理的文章。《湘報》當時已經採用了最新的機器活字印刷技術，報紙日出一張。湖南近代的新聞、出版、印刷事業由此開創。南學會還設有藏書樓，也開湖南近代圖書館事業之先河。
五是開辦近代新式企業。包括設礦務局，用機器和新法開采各種礦藏；設和豐火柴公司，提供人們日常必需的用具；設寶善成製造公司，開辦機器製造業；設小型發電廠，使長沙最早有了電燈照明；設電報局，架湘鄂間電線，使湖南最早有了電信業。又開辦湘鄂間的輪船營運；還籌建鄂漢鐵路。
所有上述，表現了甲午戰後的湖南，無論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社會心理文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標志。

❹ 湖南最大的圖書館是哪個

湖南最大的圖書館是湖南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Hunan Library）是國家舉辦的省級綜合性公共圖書館，是中國國內第一家以「圖書館」命名的省級公共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建立於1904年3月，由梁煥奎等人募捐、湖南巡撫趙爾巽准令於古定王台創辦的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1912年，湖南圖書館改名「省立湖南圖書館」 。1984年7月，由湖南省編制委員會行文，同意湖南省圖書館改名為湖南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館舍主樓面積2.3萬平方米，培訓樓6700餘平方米，館藏實體文獻450餘萬冊（件），其中圖書308餘萬冊（件），古籍線裝書80餘萬冊（件），報刊55餘萬冊（件），視聽與縮微製品20餘萬件。電子圖書達330萬余種。設有閱覽座位1570餘個。

(4)湖南公共文化擴展閱讀：

1984年，位於長沙市韶山北路的湖南圖書館建成開放，主樓建築面積2.3萬平方米；2004年，在原有基礎上增建0.9萬平方米的綜合服務樓，湖南圖書館成為了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省級公共圖書館。

2017年12月28日，湖南圖書館梅溪館開工奠基，未來將有一座約8萬平方米的新館在長沙梅溪新城建成。

隨著館體面積的擴大，湖南圖書館的業務效能也逐年遞增。

湖南圖書館從業人員從1977年的93人到2017年的270人；實體館藏從1978年的210萬余冊次增長到2017年的470萬余冊次；虛擬館藏從1994年啟動入藏到2018年達250餘TB。借閱人次、借閱冊次分別從1978年的23萬、27萬增長到2017年的40餘萬、193餘萬。

讀者活動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零星開展到2017年全年舉辦講座200餘次、舉辦社會教育和培訓班240餘場、各類型閱讀推廣活動330餘場；科研論文從年均數篇到年均50餘篇，學術著作達到年均4部。

40年中，湖南圖書館先後獲得全國文化系統先進集體、全國文明圖書館、全國一級圖書館、省級文明單位、全省文化工作先進集體、省社科普及優秀基地、省「三創一爭」先進集體、為民服務創先爭優「群眾滿意窗口」等榮譽稱號70餘項。

現在的湖南圖書館已成為湖南省常態提供公共文化服務300餘萬人次、社會效益較高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之一。

❺ 湖南省文化廳下屬事業單位考試內容是什麼

湖南省文化廳直屬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筆試，如果沒有說明的話，一般考試的內容是公共基礎知識，申論寫作等，如果想知道具體考什麼的話，建議問問招考單位。或者看招聘公告，公告沒有寫明，直接問招考單位。

❻ 湖南在全國屬於一個怎樣的地位

湖南地處中原偏南地區，除廣東外，與之接壤的省份都並不非常發達，有的還是落後省份，所以也不存在著所謂的產業承接機會。

然而湖南靠自身的實力在全國佔得了一席之地，像江南汽車、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汽車企業，湖南和省會長沙的經濟總量已扶搖直上。

早在抗戰時期，湖南就是一顆重要的戰略棋子，比如湘西和湖南-江西接壤地區，山高林多，非常有利於作戰，秋收起義選在湖南-江西一帶，也是出於這種考量。1965年，湖南掀起了三線建設，湘西、湘北地區迎來了軍工、航空航天、水電等現代工業的發展機會。

然而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迎來了改革開放，經濟迅速騰飛，遠遠把湖南乃至整個中原地區都甩在了後面。

直到1982年，湖南提出了長株潭經濟區的概念，正式開始向抱團和城市群的方向發展。從長株潭經濟區，到1992年的「五區一廊」戰略，再到1995年「一點一線」戰略，岳陽、長沙、株洲、湘潭、郴州、常德一帶逐漸開始挑起了湖南經濟發展的大梁。

(6)湖南公共文化擴展閱讀

遠在舊石器時代湖南境地就已有古人類活動。距今1.2萬多年前人類即在此種植稻穀，距今5000年前湖南先民開始在此過定居生活。

湖南在原始社會時為三苗、百濮與揚越（百越一支）之地，據寧鄉縣、安鄉縣、津市、澧縣、道縣和平江縣等地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證明，湖南境內在40萬年前有舊石器時期的人類活動，早在一萬多年前就有種植稻穀，早在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湖南的先民就開始過定居生活。

❼ 湖南紅杏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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