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議程

⑴ 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

1、關門模式

這是最傳統的議程設置模式。在這種模式里，沒有公眾議程的位置；議程的提出者是決策者自身，他們在決定議事日程時沒有、或者認為沒必要爭取大眾的支持。

在傳統社會里，當一般老百姓沒有什麼政治參與意識時，這是議程設置的主要模式。在當代中國，這種議程設置模式也沒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價闖關」也許可以算得上一個例子。

2、動員模式

與關門模式一樣，動員模式里的議程也是由決策者提出的；與關門模式不同的是，在動員模式里，確定一項議程後，決策者會千方百計引起民眾對該議程的興趣、爭取他們對該議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議程、後有公眾議程。

3、內參模式

在內參模式里，議程不是由決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權力核心的政府智囊們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過各種渠道向決策者提出建議，希望自己的建議能被列入決策議程。

他們往往不會努力爭取民眾的支持，而更看重決策者的賞識；他們有時甚至不希望所討論的問題變成公眾議程，因為擔心自己的議案可能招致民眾的反對，最終導致決策者的否決。在這個模式里沒有民眾與決策者的互動，只有智囊們與決策者的互動。

(1)公共政策議程擴展閱讀：

相關背景

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產生於美國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公共政策作為一門學科而出現，既是當代世界中社會、經濟和政治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與戰後美國的特殊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

雖然導致公共政策學科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更直接的原因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問題的壓力；政府管理的需要；政治科學的發展。

⑵ 進入政府議程的公共政策問題，需要哪些必備條件

公共政策問題無論由誰提出，又無論分析得多好，最終都要由有關公共組織特別是版政府來正式認定。這權樣就提出了政策議程的問題。政策議程，通常是有關公共問題受到政府及公共組織的高度重視並被正式納入其政策討論和被確定為予以解決的政策問題的過程。政策議程通常分為如下兩大類：1．系統議程（又稱公眾議程）。2．政府議程。指政府組織正式討論和認定有關公共政策問題的過程。（政府議程又稱正式議程）。按政策問題的重要性程度分為實質性議程和象徵性議程兩大類。一般說來，實質性公共政策問題大多來源於經濟領域，其中稅收問題對社會的影響最直接、最廣泛、也最重要。

⑶ 阻礙公共政策議程建立的因素有哪些

1.首先，與上述幾復方面正向制條件相對應的反向條件均可構成政策議程的障礙因素 。
2.存在雙重關卡：一是社群的價值規范，如政治原則的偏離和價值體系的排斥。任何國家都有立國之本的基本政治原則，政策訴求一旦偏離原則，政府就會通過各種方法將其排斥在政策制定系統或制度化程序之外 。而價值體系涉及社會的基本觀念及其信仰傾向，是人們思考的依據和行為的准則。提出的政策訴求與社會價值體系不符，就難以形成公眾議程，更不可能轉化為正式議程，即政府議程。二是制度或程序上的限制。
3.政府體系的封閉。如果政府體系保守，決策過程封閉，人們無法與決策者進行必要的溝通，不能通過問題討論等形式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公眾認定的社會問題很難進入政策議程。
4．承受能力的超重。超出了決策者的承受能力，就會受到他們的排斥或迴避。即使這種問題的提出對社會有利，符合時代潮流，也難以進入政策議程。
5.一定程度上與對該問題的表達方式和技巧等有一定的關系。

⑷ 試述政策議程的各種建構模型。

一、公共政策議程的設定 關於公共政策議程的性質問題，多數學者認為其實質上是一種政府的行動過程。公共政策議程通常是指有關社會公共問題受到決策者高度重視，被正式納入其政策討論和被確定對政策問題採取行動的過程，也就是問題有望獲得解決的過程。政策議程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礎上構建的。作為社會的行為規則，有效的制度可以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擴大人類的選擇范圍，創造合作的條件，提供激勵機制，遏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使外部效應內部化，實現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而不好的制度，則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政治系統中存在多種公共政策議程，目前學界多接受美國學者科布和愛爾德（1972）將公共政策議程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即系統議程和政府議程。 系統議程主要是在公眾系統范圍內討論社會問題，因而也被稱為公眾議程，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本議程主要是對公眾比較關心的問題通過傳媒，甚至大眾談話方式進行討論，由此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引起決策者認識和關注這些問題。構成系統議程的事項一般是公眾給予關注、事關政府職責的所有問題，是一般性的抽象的問題，如環境保護問題、社會治安問題，這種議程實際上是一種討論性的議程。政府議程是政府相關權力機關在其公共權力許可權范圍內對社會公共問題進行討論，是政府機關的行動程序，是決策者對有關問題依照特定的程序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政府議程都是由相關機構提起，因而也被稱為機構議程，一般由界定議程、規劃議程、磋商議程和循環議程組成，屬於正式制度安排。構成政府議程的事項則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認為有義務嚴肅對待甚至採取政策行動予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是很具體的，如某條河流的水污染問題、某個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一個問題只有進行機構議程才能促使問題的解決，才有可能引發公共政策的產生。 二、我國的公共政策議程的內在推動 政策議程作為一種政策問題確立的制度安排，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影響。在公共政策議程中，二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共同決定著決策者的行為。在公共政策議程中決定政策問題的一系列規章都是屬於正式制度的范疇，而影響政策問題的確定的習俗、道德和公民政治文化，這些是非正式制度。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的方式的一種安排，是制度的具體化。 人們根據政府在議程建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創始者擴散問題的程度和方向進行了分類，提出外在創始型、政治動員型、內在創始型三種政策議程。外在創始型是由指體制外的個人或利益集團提起進入系統議程，然後通過院外集團的活動進入政府議程；政治動員型是具有權威作用的政治家提起政策議程進入政府視野；內在創始型是由體制內的機構或人員提出政策訴求，不希望經過體制外的公眾系統直接進入政府議程。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事實上進入公共政策議程的不可能像模型一樣抽象，任何公共政策議程都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政策議程的創立 總的看來，在政策問題的創始階段，我國政策問題的創始者主要來源於各級政府、各級咨詢或參謀機構、民情和民意、新聞媒體和突發事件。但其地位並不相同，政府是最基本的政策議程的創始者。這是因為：第一，由於政府的權力地位使其掌握了較全面的信息，從而主動提出和整合問題增加執政的合法性；第二，我國傳統思維方式中，普通民眾不太重視自己周圍人的觀點，而看重政府的觀點。 （二）政策問題的傳播 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要想成為政策問題，必須要突破個體和一定區域的限制，因而問題在一定人群和地域的傳播就至關重要。我國的公共政策傳播機制有自上而下單一方向、政府單一主體進行傳播的特點，雖然目前公共政策傳播正在發生變化，傳播方式向信息網方式發展，也在建立政府與公眾的互動機制。但是問題一般是通過媒體和民眾直接傳播把問題擴展開來，傳播媒介是報紙和文件。我國的大眾傳媒是以政府領導的主流媒體引導和影響著傳播的內容和方式，往往能對政策議程的建立起到特殊作用。 （三）政策議程的決定 一個社會問題要成為公共政策問題必須經過相關機構的決定，在問題決定階段，政府是其決策機構，是政策議程決定的核心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們不僅能夠影響決策的初始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們是貫穿整個決策過程的重要變數。在問題識別、傳播、決定階段，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從公共政策議程過程看，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人民群眾討論和反映問題，政府對人民群眾的意見進行綜合和表達，使之成為政策問題的過程。在我國，常常是政府主動尋求和發現問題，對群眾的意見進行綜合，並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議事日程。完全可以說，政府是我國各種重大政策問題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問題的提出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同時我國政府理論的又一個特點就在於它特別強調政府的主體能動性。這樣一來在政策議程領域政府就成為獨一無二的法權主體，這種內在推動體現在公共政策議程的各個階段，使我國的公共政策議程具有很強體制系統的內在推動特徵，是一種「內輸入」。 三、公共政策議程內在推動的制度基礎 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1999）在考察人類經濟發展歷史時講過，「決定經濟績效和知識技術增長率的是政治經濟組織的結構。人類發展的各種合作和競爭的形式及實施將人類活動組織起來的那些規章制度，正是經濟史的中心。」我國公共政策議程具有的內在推動特徵是有其制度基礎的，依據諾斯的理論，在公共政策系統的內部要素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政策的組織結構和由規范構成的體制系統。 （一）壓力型體制的政策組織系統 政策的組織體制是政策議程中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權力的組織方式，它深刻影響政策的質量與政策運行。我國的公共權力的組織體制是一種壓力型體制，按照榮敬本（1998）的看法，所謂壓力型體制指的是一級政治組織（縣、鄉）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採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由此形成政策議程的科層佔主導的政策組織。這種壓力型科層制組織系統按照地域劃分行政區域，決策權力與決策權威合法地集中於中央機構，地方機構在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監督下，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下行使決策權，權力的行使范圍和許可權本身都有限。從法律上講，單一制條件下的地方權力是中央授予的，因而中央隨時可以收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確提出，在國家和地方的權力劃分上，首先要遵循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從總體上看，機構設置強調：第一，上下對應，機構對口；第二，由上到下，機構的數目、規模逐層次遞減。由此導致科層制就成為政策議程的主導組織，這種科層制組織具有命令統一、層級分明、直線溝通的特徵，當然一些復雜的科層組織結構還擁有咨詢機構，但權力都集中在上層。 （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決策體制 這里的政府是指公共權力的行使機構，在我國政治生活中，政府組織中還包括社團。因為社團的力量很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於政府，這決定了它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主體，盡管考慮到我國社團帶有很強的公益性質，一些非政府組織被認為是一個准事業單位，因而把社團歸為最廣義的政府體系中去，但它們不能成為像西方那樣的利益集團，或者至少可以說，它們還沒有成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議程中，政府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葉海卡·德洛爾（1968）認為，政府機構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他指出：「由於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政策問題少，所以大部分政策問題都能進入政府內閣的議事日程。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存在專業性的文官系統，因而行政部門在絕大部分政策制定中都起到核心作用。另外，發展中國家的權力更為集中，政務部門有更多的決策自主權。」 政府體制涉及組織結構、工作程序、代表制度、選舉制度等多種因素，這些因素對政策議程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影響。政策議程能否建立，很多時候取決於政府體制的開放程度。社會問題能否被政府所關注不僅依賴干社會大眾的發動，而且還需要政府系統自身的努力。一定的政府體制從制度上規定了信息的溝通渠道和利益的表達方式，從而形成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組織體制。

⑸ 中國公共政策議程的實際模式究竟是怎樣的

公共政策議程指某一引起公共政策決定者深切關注並確定必須解決的公共問題，以及正式提起政策討論，決定政府是否對其採取行動、何時採取行動、採取什麼行動的政策過程。

⑹ 公共政策議程的確立過程的模式

「多源流」
在這一模型中， 他確認了參與者據以影響議程和備選方案的三種「過程流」: 問題流、方案流和政治流。而在某一觸發機制下，各種「流」會在某一時刻發生匯合，此時政策窗口就打開了， 也就意味著問題進入到了政策議程中。
乙肝歧視問題如何進入政府議程——多源流分析模型的運用
5、多源流分析
（1） 在乙肝維權行動中，「問題流」即歧視乙肝患者和病毒攜帶者的現象是一直存在的。
（2）「方案流」方面。醫學專家們和社會各界人士為消除乙肝歧視現象提供了大量專業知識。提供的這一系列權威論證，使得解決「乙肝歧視」的問題有了明晰的方法。
（3） 「政治流」方面。①政治領導人的換屆。②利益集團的壓力活動等因素。乙肝維權組織利用國家領導人換屆的時機，調動一切資源對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施加壓力，為他們的話語充分進入政府的議程奠定了基礎。
（4）引發機制。 ①引起社會轟動的兩大重要案件。②非典危機喚起公眾對公共衛生的重視 。
兩大重要案件

⑺ 公共政策話題4.1 你認為社會問題是如何被決策者關注並進入政策議程的

社會問題被決策者關注並進入決策程序，可能有以下幾種途徑。
第一是公民通過社前民意反映內制度容給決策機關提出來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第二，一些專家學者通過座談會和論證會為決策機關提出一些建議。
也可能是人大代表。把社會上選民關心的社會問題做成提案。提交給決策機關的。
也可能是通過網上，徵集的議案。
希望能採納一下。

⑻ 公共政策議程的具體引發機制

1．政治領導（political leadership）。政治領導者可能是決定政策議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政治領導者處於某種政治優先權的考慮，還是因為對公眾利益的關注，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們都會密切關注公共領域的一些特定問題，將他們公之於眾，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在美國，總統扮演者政策議程主要決定者的角色。國會中也有部分醫院，他們懷著推動社會變革的願望和渴望獲得改革者的榮譽而熱心於社會問題
2．某種危機或驚人事件
突發性的重大事件往往會使形勢發生逆轉，從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3．抗議活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
抗議活動是一種激烈的利益表達形式，往往帶有某些反常規的行動特徵。
表現形式有示威遊行、靜坐斗爭、絕食抗議、暴力沖突、武裝對抗等。
抗議活動說明社會問題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只有新的政策選擇才能平息由抗議所引發的混亂局面。
抗議活動是建立政策議程的有效方法，但不是最佳的途徑。
兩種結果：
政府可以有效控制，採取一定程度的妥協，建立相應的政策議程；
有可能造成社會失態，形成與政府的嚴重對立，對既成的社會秩序構成威脅。
4．新聞媒介
新聞媒介報道問題往往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或為了製造新聞，或為了增加發行量，或為了公眾的利益，或出於其他目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真實的報道，這對政策議程的建立也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⑼ 公共政策議程的條件

1.首先，事件或問題必須明朗而嚴重。
一些問題必須充分暴露且表現得非常嚴重才有版可能引發社會權公眾和政府組織的高度關注，從而進入政策議程。
2.要有政治權威領導人及專家學者的預測性發動。
敏銳的政治權威領導人或有關專家學者對該問題將來的嚴重趨勢有所察覺，那麼他們就會及時地把它提出來。
3.要有正常、民主和開放的察覺機制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