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轉型
1. 急求:兩篇關於兩會論文,大約600字左右
1.
兩會議案對政府行政進行機構改革成為熱點關注議論話題。筆者認為，當前推進政府轉型，需要明確以下幾大理念。 理念之一: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並成為核心職能 一般來說，世界各國都經歷了政府轉型過程。在市場經濟國家，早期的政府職能范圍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承擔了調解社會經濟供求關系職能。隨著19—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市場失靈」的問題受到普遍重視，這些國家的政府逐步擴大了宏觀調控、調解收入分配、維護公平競爭以及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職能。196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滯脹問題凸現，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帶來的「政府失靈」問題成為新的焦點，結果引發了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浪潮，並突破了一些傳統上被認為屬於自然壟斷的領域，如電力、電信行業等。至此，這些國家的政府職能重點轉向公共服務領域並趨於穩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結構上，轉移性支出以及有關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為主體部分。 從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簡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並成為核心職能。而政府轉型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政府和市場能夠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發揮彼此不能或難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實現政府與市場功能的良性互動。這是現代公共服務體系賴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礎。 與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過程相比，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政府轉型盡管在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上表現出共性，但轉型的起點和走向則呈現出不同的軌跡。由於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經濟運行，政府轉型所面臨的初始問題是「政府失靈」而不是「市場失靈」問題。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是由不幹預市場運行，到通過擴大公共服務來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計劃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則是通過縮小政府幹預經濟的范圍，在培育和發展市場的同時，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這樣，在政府轉型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矯枉過正」情形，市場經濟國家更有可能發生政府「干預過度」的問題，計劃經濟國家可能產生「市場扭曲」的問題。 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盡管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形成，但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錯位」現象依然存在。從政府的公共支出結構看，經濟建設仍然佔有主導性地位，成為制約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因素。從經濟運行狀況看，行政性壟斷的廣泛存在，既導致了不公平競爭，也抑制了市場活力，增加了社會公共服務成本。從體制方面看，政府在許多領域依然承擔著決策者、生產者、監控者等多種角色，集裁判員與運動員於一身，制約了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型的進程。理念之二:必須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堅持「以人為本」發展觀的重要體現。因此，在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和和諧社會過程中，政府轉型必須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曾經被作為分配製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提出，近年來開始受到不少質疑。對此應該作具體分析。一是要考慮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領域中的平均主義窒息了社會活力，而且平均主義只強調結果均等，否認不同個人、群體的貢獻，實際上是不公平的。二是當時提出的效率與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與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相聯系的，選擇了市場也就選擇了效率；而「兼顧公平」主要是為避免因市場效率引致分配結果差距過大，其內涵與今天我們一般說的社會公平正義有很大不同。三是當時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政府轉型主要在微觀「搞活」經濟方面，分配差距過大以及其他社會公平缺失問題還沒有充分顯現。因此，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與當初的改革原則本身沒有必然聯系，但由於政府轉型相對滯後以及實踐中存在對改革原則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們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分歧。 根據改革進程的深化與社會認識水平的提高，應該說，社會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問題，選擇的側重只是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才出現的，最終則是要實現二者的平衡，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與和諧。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反映了黨在公平與效率關繫上認識的深化。需要明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場運行必然以效率為取向，這是市場機制的本質屬性；市場運行也要求公平(競爭規則、秩序的公平)，但市場本身並不能完全提供這種公平。政府雖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是通過市場環境的改善而間接實現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觀效率。政府在價值取向上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這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受託者的本質屬性。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於政府堅持了「效率」原則，而是在於政府放棄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機制交給了市場，逐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等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市場提供效率，政府維護公平正義，應該是我國市場深化改革和政府轉型的基本價值取向。理念之三: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傳統計劃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將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經濟社會的唯一主體；同時，由於否定市場，市場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慮之中。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傳統體制及其理念的慣性依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會公眾和市場的共同需求，也是各類主體通過分工與合作共同來維護的；財產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唯一選擇，非公有產權在基本制度規范下同樣可以實現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無論在范圍上還是在參與主體方面都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政(學生無憂網整理)府轉型不僅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且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公有產權和非公有產權的關系。這就必然要求我們高度重視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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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年全國公路建設投資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億元，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全國公路建設投資總和的一點七倍。公路通車里程由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萬公里增加到二○○二年的一百七十六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四千七百七十一公里增加到二點五二萬公里，從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躍升到第二位。鐵路營運里程由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公里增加到七萬一千五百公里；五年建成新線五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復線四千六百零三公里，電氣化線路五千七百零四公里。新建、改擴建機場五十個。港口萬噸級碼頭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一點四四億噸。交通建設空前發展，現代綜合運輸體系初步形成 ----摘自朱鎔基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電子站牌、計程車上的GPS裝置、IC卡刷卡機，令我們的出行更加便捷橫貫東西川流不息的長安街是首都北京的象徵，更是北京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有心人不難發現，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統信息化工程近年來動作不斷。現今，在北京長安街沿線乘坐1路公交車的乘客不用為等車而焦急了，因為你可以在新安裝的電子站牌上實時看到1路車的運行位置。2002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塊電子車牌出現在1路公交車日壇路車站。通過電子站牌，乘客能夠隨時了解1路公交車的運行位置，真正做到了讓等車人「心中有數」。
新出現的電子站牌是北京公交智能化調度指揮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實現信息傳遞和互通，北京所有的1路公交車全都裝上了GPS系統，指揮中心將接收到的車輛數據進行整理編輯，再由中央電視塔的調頻廣播發射機發射到電子站牌上。目前，這種先進的公交信息服務系統還處於試驗運行階段，所提供車輛位置信息僅供參考，但不久後將正式投入使用，范圍也將擴大。
除了新亮相的電子站牌，計程車上的GPS裝置、公交車上的IC卡刷卡機和停車場里的電子顯示牌都在不知不覺中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科技的發展正在為城市交通提速貢獻自己的力量。目前這些還只是分散的資源，城市交通數字化之路建設的下一步目標就是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
曾幾何時，春運曾是中國經濟發展與交通滯後的獨特景觀，如今，迅速增長的公路、鐵路、民航運力讓數以億計的人們走得出去回得來，路網帶我們走遍天涯海角5年來，大大小小的機場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機場設施的現代化水平顯著提高。讓我們來看看機場的候機樓吧。幾年前我國民用機場旅客航站建築面積較小，給旅客乘機帶來了很多不便，而現在候機樓不僅僅面積增加，而且技術含量也在明顯提高。機場候機樓設計概念逐步多樣化，前列式、指廊式及其它綜合方式相互結合，互為補充。
北京首都機場、上海浦東機場、杭州蕭山機場等機場的航站樓均採用大跨度鋼屋架結構、預應力混凝土及高強度混凝土，外形各具特色，樓內柱間距大大增加，空間寬闊，流程通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計算機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機場現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電子離港系統的廣泛應用，結束了幾十年來手工辦理值機手續的歷史，大大減輕了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降低了服務差錯率，提高了服務質量。在登機口通過條形碼閱讀器掃描登機牌並自動記錄旅客人數，優化了旅客登機程序。離港系統具有計算機自動分配飛機載量平衡的功能，確保載量數據的可靠性，對飛行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電子離港系統為多櫃台聯辦值機、無行李辦理值機手續和多種旅客服務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隨著技術的更新和相關配套設施的建成，離港系統具有的延伸服務潛力日益顯現，已成為機場經營管理的可靠數據來源。
民航交通的快捷，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乘飛機出行。今年春節前，在北京上學的小趙心情非常激動，因為她可以坐飛機回家過年了，幾千公里的路程只需兩個小時就到了。像小趙這樣春節回家過年選擇乘坐飛機的人群正呈逐年遞增的趨勢。
曾幾何時，春運，這個中國經濟發展與交通滯後結合形成的獨特景觀，帶給許多人的是痛苦的回憶。
如今，迅速增長的運力帶給數以億計的人們一個容易實現的渴望———回家過年，外出旅遊。
在這跨世紀的5年，我國鐵路建設不斷展開新動作，其風采和魅力日益顯露。聯接東北與華東的陸海通道，縱貫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洛湛通道，西安至南京的東西部新通道及投資僅亞於三峽工程的京滬高速鐵路的相繼建成通車。鐵路每年完成客運量10億人次左右，是1949年的10倍，「買票難」、「乘車難」的帽子被甩掉了。
2000年12月18日，可以說是一個好日子，全長1262公里的京滬高速公路全線貫通。這是一條歷時13載、用393億元打造出的黃金路線。它不僅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六省市連成一線，在華北與華東之間形成了一條便捷、快速的公路運輸大通道，還與京沈高速公路、沈陽至長春至吉林高速公路、滬杭甬高速公路相接，使京津地區、環渤海灣地區和長江三角洲融為一體，成為東部發達地區最有力的經濟「助推器」。
5年來，高速公路建設成就格外引人注目，東部地區省會與地市級城市間建立以高速公路為主的快速公路網已經基本完成。現如今，一條條高速路由中心城市輻射出去，密密織就了大城市圈，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據悉，截至2001年底，我國高速公路總里程達19453公里（不包括港澳台），已躍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山東省高速公路里程達2077公里、河北1565公里，廣東1500公里。2002年11月高速公路突破2萬公里。
到2005年，全國公路總里程將新增20萬公里。到2010年，總長約3.5萬公里、縱貫東西和橫穿國境南北的「五縱七橫」12條國道主幹線系統將全面建成。
鐵路在四次大提速之後，將於今年和2005年再進行兩次大提速，並建成「三個中心」、「三個提速圈」。「三個中心」即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心，建成連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客運網，總里程達14000~16000公里；「三個提速圈」即以中心城市為圓心，半徑在500公里左右的城市間實現「朝發夕歸」，半徑在1200~1500公里實現「夕發朝至」，半徑在2000~2500公里的實現「一日到達」。
高速公路聯網，鐵路大提速，交通科技讓我們體驗時代的「快感」2000年9月15日，正值「兩縱兩橫」三個重要路段中的京沈高速公路通車。之前，從北京到沈陽乘最快的一班火車要9個小時，汽車走102國道需18個小時，京沈高速公路開通後只要6個小時。京沈高速公路成為華北與東北之間最便捷的大通道。曾經是海空部隊飛行員的趙先生，現在每次來往於沈陽與北京之間，都選擇乘坐「虎躍」高速直達大巴。他說：「我喜歡那種風馳電掣的感覺，就好像我依然駕馭著戰斗機在藍天上飛。」「千里江陵一日還」。現在，從鐵路的任何一個節點，1500公里內都可以夕發朝至，一日何止千里！
過去，「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現在嶺南的荔枝離開枝頭不到6小時，已擺上西安的超市貨架，進入尋常百姓家。曾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現在乘500噸輪渡可溯江入川，沿高速公路可直達錦城，蜀道已成康莊大道。
當沈大、濟青、滬寧、成渝、京石、京津塘等地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之時，鐵路建設早已按耐不住它時代的步伐。
1995年10月，鐵路科學技術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鐵道部黨組果斷決策，提出了科技發展的十個現代化奮斗目標，逐步實現大宗貨物運輸重載化，旅客運輸快速化，安全技術裝備現代化，牽引動力電氣、內燃化，車輛大型專業化，運營管理現代化和主要運輸過程式控制制自動、半自動化，鐵道結構重型化，養路、裝卸、檢修機械化，鐵路設計施工現代化，鐵路宏觀決策科學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鐵路技術體系。我國鐵路提速拉開了帷幕。
1997年4月1日，全國鐵路第一次大提速在京滬、京廣、京哈線實施。這次提速，全路運行時速達120－160公里的特快旅客列車有8對；夕發朝至列車78列。貨物列車最高時速達80公里；京滬、京廣線開行重載列車64對，首次推出了月開行達515趟的「五定」（定點，定線，定車次，定時間，定運價）貨運班列。
1998年10月1日，第二次大提速使京廣、京滬、京哈三大幹線提速區段得到延展。2000年10月21日，以西部為重點的第三次大提速，使隴海、蘭新、京九、浙贛等干線的運輸能力全面提高。2001年10月21日開始正式實施鐵路的第四次提速。
在提速攻關的日子裡，是我們的鐵路工作者對全路的線路、橋梁、機車、車輛、通信、信號、安全裝備等行車設備設施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更新改造。提速試驗先在滬寧線、京秦線、沈山線、沈大線等線路上進行，數百名科技人員參加測試，取得10億多個關鍵技術數據，為確保我國鐵路全面提速的成功取得了科學依據。
我國相繼成功地開發出的「東風11」、「韶山8」和「東風4D」型快速客運機車，「新曙光」內燃動車組、准高速雙層內燃動車組、「藍箭」交流傳動電動車組、「春城號」動車組、「中原之星」電力動車組，「先鋒號」和「奧星」機車，新型產品研製之多之快，讓人應接不暇。這些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名副其實的「中華牌」機車車輛，在關鍵技術、製造工藝和整體技術水平上已經接近和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水平。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的不斷採用，新設備的不斷研製成功，使我國鐵路裝備又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成為了我國高速火車的動力源。
科技進步使得鐵路安全技術設備水平大幅度提高，為鐵路提速保駕護航。通用式機車信號、列車自動停車裝置和列車安全運行速度監控記錄裝置，車站計算機聯索設備，客車紅外線軸溫檢測裝置，鋼軌探傷儀，軌道動態檢查儀，道口報警裝置等安全設置，已在全路普遍推廣使用，初步形成了列車運行監控和列車超速防護相結合的發展模式。
高速公路，給我們的交通送來了時代節奏。鐵路提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全路客票收入每年遞增10％以上，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扭虧為盈。正是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製造水平的提升為我國鐵路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科技進步，為我國交通事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原動力2001年6月29日在我國交通建設史上又可以說是一個好日子，望眼雪域高原，舉世矚目的青藏鐵路在那天正式開工建設。而如今，全長1142公里，途經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與多年連續凍土地段55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路段海拔最高達5072米的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青藏鐵路已初具規模。其中，凍土地區建設鐵路的技術性難題已基本解決。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凍土地區修建鐵路，是世界性工程技術難題。沒有充分的科研成果是根本辦不到的。是什麼支撐著他們創造著我國乃至世界鐵道建設史上的奇跡？
鐵道部青藏鐵路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振升回答了這一問題：是我國工程技術人員為青藏鐵路的修建提供著強大的技術後盾，是他們在海拔4780米的風火山常年凍土地區開展路基、橋涵、房屋試驗與多年不間斷的觀測、研究，取得了1300多萬個試驗數據後，闡明解決凍土問題的核心是控制融沉和凍脹變形；提出冷卻地基凍土，減少傳入凍土的熱量，保持凍土熱穩定性的技術路線，從而為施工中解決凍土引起的線路病害找到了有效措施。
鐵道部發展計劃司長期規劃處林仲洪處長說，在今後的幾年裡，為了滿足國家開發西部地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求，我們將在抓好青藏鐵路建設的基礎上，著力構建西部路網基本框架，完善「八縱八橫」的鐵路路網通道，加強跨越東西部主幹線的建設；在城市密集區發展城際多線鐵路，在主要繁忙干線實現客貨分線運輸，在全國主要城市與港口構建15個專門的集裝箱節點站，滿足國家對能源輸送與高附加值物資增長的需求。到2020年鐵路總營業里程將達9萬公里。
1997年1月，「韶山8」型大功率客運電力機車牽引著我國自行研製的准高速客車，在北京環行線上開始啟動。鐵道部各級領導坐在試驗車上，認真地注視著計算機屏幕上的各種數據變化和列車快速行駛時的平穩性能。
當列車速度沖到212.6公里／小時，並穩穩地行駛2公里後，鐵道部傅志寰部長高興地說：「我國列車已進入高速行列，這是我國鐵路史上一個里程碑」。1998年6月，「韶山8」型電力機車牽引的快速列車在鄭武線跑出了240公里／小時，成為當時「中國第一速」，新華社迅速向全世界播發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5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我國交通事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原動力，我國的交通狀況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交通的高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版圖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現今，每打開一本交通地圖，鐵路、公路、飛機航線所勾畫的祖國交通網不免令人「眼花繚亂」。鐵路「八縱八橫」的框架給中國經濟布下了一張好棋盤，以高速公路為主的快速公路網已見規模。數字化交通正在打造著「城市交通新理念」。
據統計，鐵路營業里程達到7萬公里，反映鐵路運輸效率的重要指標———運輸密度達到每公里3000萬噸，居世界第一。公路通車里程達到170萬公里，居世界第四位。高速公路里程達到了1.9萬公里，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民航機隊的規模發展到1000多架，運輸周轉量達到了140億噸公里，已經形成世界最大的民航市場。水運、集裝箱吞吐量已經增長到2653萬標准箱，其中上海港達到634萬標准箱，穩穩地坐上了世界第5把交椅。隨著我國交通基礎設施、運輸裝備和客貨運輸總量規模迅速擴展及質量水平大幅提高，我國交通整體結構明顯改善，5年來，我們已建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現代交通運輸系統。
交通是篇大文章，寥寥幾千字又怎能囊括5年來我國交通事業的變化與發展。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我們交通的發展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而這些正是科技服務於交通為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科技作用於交通的意義更在於使得迅猛發展的交通事業有力地拉動了我國不發達地區區域經濟的積極增長，逐步把我國經濟推上了快車道。
科技典範攤開中國鐵路運營圖，西藏自治區日前還是一片空白。如今，國家在「十五」計劃中把建設青藏鐵路列到新世紀重大工程中，在全國鐵路橫向大動脈———隴海線的西端又延長了1118公里。
提起第一次上山，青藏鐵路第五標段科技攻關組組長、青年路基專家王永義說：「當時已近年底，山上氣候和環境條件極其惡劣，在決定上不上山時，採取什麼技術時，眾說不一。
青藏鐵路全長1118公里，其中多年凍土地段約600公里，海拔高於4000米的地段960多公里，青藏鐵路將成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長的高原鐵路。昆侖山隧道地處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原多年凍土區，其隧道施工究竟採用哪種合理的支護方法，始終是專家的科研課題。有人主張採用濕噴混凝土技術，可在國內多年凍土隧道從未有過實踐，沒有成熟的經驗，一些專家持懷疑態度，所以設計要求採用模築混凝土技術，但也沒有絕對把握，況且在昆侖山隧道凍土含冰量高，圍岩破碎，凍土開挖暴露時間過長會造成冰層融化和坍塌。
王永義帶領攻關小組迎難而上，他們與有關科研單位一道，選擇了濕噴混凝土技術率先在全線開展攻關。通過大量室內及現場試驗，終於在高寒低溫及凍土條件下實現了濕噴混凝土速凝、早強、耐久，將其作為隧道臨時支護及時封閉圍岩裂隙，有效阻止了冰融速度，證實濕噴混凝土支護的可行性，填補了我國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2. 簡述轉型時期我國政府職能的轉換!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長期過程，轉變政府職能是貫穿這一過程的重要課題。政府職能轉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責、作用、功能的轉換與發展變化。包括管理職權、職責的改變（對哪些事務負有行政管理權責，管什麼，管多寬，管到什麼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轉換，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轉變等。十六大報告指出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機構需按這個總要求轉變職能。
那麼它轉變的主要內容、根本途徑是什麼呢？通過調查和研究，筆者認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應該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一個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政府，不僅會加重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導致效率低下，遠遠適應不了行政管理現代化的要求。經濟想要加速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建設廉潔政府，就要充分認識政府在反腐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設，真正樹立起廉潔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約行政權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約機制。在公務員收入相對不高，而又面臨市場經濟種種利益誘惑、物價頻頻升高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務員廉潔行政的機制。同時，必須保證每一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廣泛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特別是來自人民群眾的輿論和批評監督。建設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簡機構，建設精乾的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進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脫穎而出； 要下放權力，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調控，維護中央的權威，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設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絕官僚作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同時還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體現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強化市場監督職能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還十分薄弱，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壟斷嚴重，加上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走私等，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問題嚴重。
為此，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監管制度，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建立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關市場規范的法律法規建設，比如盡快出台反壟斷法，採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壟斷，防止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損害消費者利益；其次，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從嚴治政，採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再次，在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與政府維持公平市場秩序密切相關，在實施政企分開改革的同時，要建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將政府決策職能與監管職能分開，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三、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過多過細。特別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已成為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嚴重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勢在必行，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夠研究超前性、深層次的戰略性重大問題，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
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准，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
微觀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參與企業治理結構或直接介入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直接管理，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對公有制企業的直接管理活動。宏觀調控，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所進行的「控制」或「調節」，它是政府通過調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經濟變數（如財政支出、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數的取值，從而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後，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五、切實轉變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轉變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嚴格依法行政。根據世貿組織要求，政府要保證法律法規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有比較完善的依法行政體制，政府行政過程應當是透明的、可預見的、公開的。各級政府部門應當摒棄陳舊的管理方式，嚴格依法行政，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其次，要公開。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個基本方法。各級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盡快實現政府管理信息化，不僅有利於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強政府各級機關及各級部門間的信息溝通，也有利於政府與內外商人之間的聯系和方便商人們辦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確、快捷地實現互動。
六、加強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人口、資源、環境工作，不僅要把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結合起來考慮，而且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因素。加入世貿組織，既為我們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對我們提高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必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強化國土資源管理與合理利用，建立政府管理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資源優化配置新機制，全面加快資源調查、規劃和管理，不斷提高對資源的保護，深化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做到產權明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保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把國土資源的管理、利用與開發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加大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力度，加強水利建設和對水資源的管理。
七、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的政府
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是要確立服務理念，樹立服務意識，當好人民公僕。新形勢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為企業發展和各類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政府應通過發揮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企業及人民群眾幹事創業提供優質到位的服務；通過不斷完善硬環境、優化軟環境，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氛圍，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行政機構改革，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轉變政府職能仍然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它。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許多領域要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慣例辦事，政府行使其職能（尤其是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須相應地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我們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近期目標，循序漸進，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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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濟，深化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舉措[J].中國行政管理，2001，（1）。
政府職能轉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責、作用、功能的轉換與 發展 變化。包括管理職權、職責的改變（對哪些事務負有行政管理權責，管什麼，管多寬，管到什麼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轉換，管理手段、 方法 及其模式的轉變等。十六大報告指出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十七大報告要求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
一、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一個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政府，不僅會加重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導致效率低下，遠遠適應不了行政管理 現代 化的要求。經濟想要加速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建設廉潔政府，就要充分認識政府在反腐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設，真正樹立起廉潔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約行政權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約機制。在公務員收入相對不高，而又面臨市場經濟種種利益誘惑、物價頻頻升高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務員廉潔行政的機制。同時，必須保證每一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廣泛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特別是來自人民群眾的輿論和批評監督。建設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簡機構，建設精乾的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進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脫穎而出；要下放權力，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調控，維護中央的權威，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設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絕官僚作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同時還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體現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強化市場監督職能
目前 ，我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還十分薄弱，規范市場秩序的 法律 法規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壟斷嚴重，加上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走私等，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 問題 嚴重。
為此，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監管制度，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建立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關市場規范的法律法規建設，比如盡快出台反壟斷法，採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壟斷，防止 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損害消費者利益；其次，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從嚴治政，採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再次，在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與政府維持公平市場秩序密切相關，在實施政企分開改革的同時，要建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將政府決策職能與監管職能分開，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三、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過多過細。特別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已成為 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嚴重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勢在必行，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夠研究超前性、深層次的戰略性重大問題，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
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准，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
微觀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參與企業治理結構或直接介入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直接管理，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對公有制企業的直接管理活動。宏觀調控，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所進行的「控制」或「調節 」，它是政府通過調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經濟變數（如財政支出、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數的取值，從而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後，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五、切實轉變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轉變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嚴格依法行政。根據世貿組織要求，政府要保證法律法規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有比較完善的依法行政體制，政府行政過程應當是透明的、可預見的、公開的。各級政府部門應當摒棄陳舊的管理方式，嚴格依法行政，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其次，要公開。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個基本方法。各級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盡快實現政府管理信息化，不僅有利於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強政府各級機關及各級部門間的信息溝通，也有利於政府與內外商人之間的聯系和方便商人們辦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確、快捷地實現互動。
六、加強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人口、資源、環境工作，不僅要把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結合起來考慮，而且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因素。加入世貿組織，既為我們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對我們提高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必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強化國土資源管理與合理利用，建立政府管理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資源優化配置新機制，全面加快資源調查、規劃和管理，不斷提高對資源的保護，深化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做到產權明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保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把國土資源的管理、利用與開發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加大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力度，加強水利建設和對水資源的管理。
七、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的政府
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是要確立服務理念，樹立服務意識，當好人民公僕。新形勢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為企業發展和各類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政府應通過發揮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企業及人民群眾幹事創業提供優質到位的服務；通過不斷完善硬環境、優化軟環境，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氛圍，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行政機構改革，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轉變政府職能仍然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它。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許多領域要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慣例辦事，政府行使其職能（尤其是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須相應地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我們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近期目標，循序漸進，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3. 中國社會的現狀怎樣
改革走到今天，全面協調利益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同政府改革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鑒於此，我院於 2005年6月25－26日在海口舉辦了「政府轉型與建設和諧社會國際論壇」。中外專家就以人為本與公共政策的轉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社會責任、公共利益與公共治理，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等議題展開了討論。我院參照專家的觀點，提出以下建議。
一、我國正步入公共需求快速增長和利益關系深刻變化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政府轉型對建設和諧社會至關重要
我國進入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利益主體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並已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較大，城鄉差距比較嚴重，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務方面問題比較突出的國家之一。這一現實，給改革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給政府擴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出嚴峻而迫切的課題。
1、面對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必須擴大和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國際經驗表明，一國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也是該國公共需求快速擴張的時期。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加快發展、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加速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發展與轉型的特定時期，已開始形成全社會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現實基礎。
從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看，我們面臨著公共產品供給的雙重壓力：一方面要承擔改革成本，解決歷史欠賬問題；一方面又要著眼於發展，並為中長期發展創造條件。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長與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到位，已是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但是，現實的主要問題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相當薄弱，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財力還沒有用到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因此，必須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來認識擴大和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改革攻堅階段，要有效地解決利益博弈與利益分享的矛盾，必須關注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經過26年多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不僅形成，利益博弈也日益明顯化，如何實現利益分享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使多數人能夠不斷地分享改革的成果。一是政府本身要以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確保自身行為的公共性，把守護公平和正義作為政府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原則；二是要建立市場經濟調節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通過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體現和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三是以人為本，要為廣大弱勢群體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3、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對建設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隨著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社會矛盾更加復雜，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並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加大社會風險程度。因此，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拉美一些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激化社會矛盾，並會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斷或倒退。因此，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解決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重大舉措。
二、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從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出發，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
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與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已對政府轉型提出越來越迫切的要求。政府積極回應人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最重要的是實現公共服務理念的創新，加快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
4、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其本質都是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把政府對經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務的范圍。強化公共服務理念和公共服務職能，是市場化改革新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政府作用的客觀要求。
5、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隨著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人們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人們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沒有腐敗的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的條件下，政府應當把自己的基本職能定位為公共服務，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加快解決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積極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樣，才能有效地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問題。
6、政府要鼓勵和倡導先進文化，使經濟增長伴隨文化繁榮，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歷史經驗表明，財富的增長可以使人民富足和社會安定，也可能使人民不滿，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不能認為經濟增長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果缺乏文化和信仰，就會使功利主義盛行，對財富形成過高的預期，加劇人們心理的不平衡和各種社會資源的緊張程度，降低人們的幸福程度。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在文化不健全的情況下，都不能擺脫物質利益的誘惑，從而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失靈的狀況。文化具有超越功利的獨特品質，可以通過個人的自律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的缺陷，從而有效地緩解社會沖突和人與人之間的緊張程度。
7、樹立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戰略理念，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諧的環境與條件。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緩慢，政治發展嚴重滯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有的地方演變為以GDP為中心，並為此付出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代價。因此，要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維，重新審視我國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和相關的指標體系，並且要為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有效的制度基礎。
8、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實現民主與法治的統一、活力與秩序的統一、多元與公正的統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並使這種民主能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是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根本實現途徑。民主要與法治相結合，要在立法過程中體現人民意志和利益，進而使社會各種行為主體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使整個社會在法治軌道上正常運轉。其次，和諧社會應是一個充滿朝氣、充滿活力的社會，不能把它理解為「一潭靜水」的社會。一是要發展先進生產力，這是社會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二是要推進市場化改革，為社會充滿活力提供製度支撐。要通過政府轉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形成社會規范，從而達到「活而有序」。經過26年多的改革，我國社會已經由過去一個結構比較單一的社會轉變為多元並存的社會，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但也要看到，多元社會主體之間既有價值一致的一面，也有價值差別甚至是價值沖突的一面。這里的關鍵在於制定、採取以「社會公正」為靈魂的社會政策。為此，政府要擺脫、超越新老既得利益集團的束縛，站在社會公正的立場來處理問題。
三、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政府應當有明確的社會發展目標，確保社會管理的有效性
當前，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是在多元利益主體初步形成和分化的前提下，運用現代制度、現代機制和現代文明來解決社會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建立現代公共治理最基本的框架和基礎，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
9、政府要樹立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建設和諧社會，首先需要完善與和諧社會目標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這是保證和諧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基礎。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下一步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國際經驗表明，市場經濟本身可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但是也伴隨著收入差距拉大、失業等嚴峻的社會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並不能隨著GDP的增長而自動得到解決。因此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社會管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我們面臨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形勢轉變社會管理理念，用全新的觀念來完善社會管理。傳統體制下的社會管理依靠政府的權威實現社會控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擁有較多自由選擇的權利，通過法律、規范、以及文化來形成和諧的秩序。
10、有效地推進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向公共治理轉變，按照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我們提出的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基本前提是承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發展范疇，有其各自獨立的內涵、特徵、目標、規律和衡量標准。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樹立了清晰的經濟增長指標，但是對社會指標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在「十一五」期間，要確保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必須把社會目標逐步清晰起來，納入整個發展規劃當中。不能把社會管理簡單地看成是政府單一的行政控制。事實上，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也不可能再掌握和分配一切社會資源，也不可能插手所有的社會領域。因此，在社會管理中，企業和民間組織都有責任，要在政府、企業、民間組織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中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
11、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民間組織之間的關系。在公共治理的框架下，政府要積極穩妥地發展社會民間組織，逐步把一些傳統意義的社會管理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一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要在政府、企業和非政府公共組織之間建立起一種取長補短的平衡關系，為社會整體的進步提供推動力。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社會開始從單一中心向多元中心過渡。在這個時期，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建立一個利益均衡機制，通過利益的表達和博弈來消除社會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有組織的理性比非組織的理性更有效。在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因素不斷加大的情況下，積極穩妥地發展各類社會民間組織，形成在黨領導下的協商對話制度，遠比非理性的個體行為要好得多。
四、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
當前，加快推進政府轉型有兩個大的背景：一是經濟發展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相聯系；二是社會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潛在的風險，要求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我們要把政府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政府轉型的實質性突破。
12、把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作為改革攻堅的重點。政府改革滯後，事實上越來越制約著其它領域改革的進程，並由此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和難度。未來幾年，我國的改革有可能發生幾個重要的轉變，例如：第一，由微觀體制改革向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二，由競爭性領域的改革向壟斷性領域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三，由經濟體制改革向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這三方面改革的推進和轉變，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轉型。因此，「十一五」時期以政府轉型為重點，各項改革才會有新的進展。
13、以公共服務為主要目標，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是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這就要特別強調明確劃分和嚴格規范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責任和權利，在此基礎上深化地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當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盡量減少我國政府的行政層級，逐步探索取消地（市）行政層級，撤消市管縣體制，加強縣級財政功能。要盡快試點從鄉財縣管入手，把鄉鎮政府變成縣（市）政府的派出機構。此外，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公共治理結構與公共服務體系，並按照這一目標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14、建設和諧社會，要實現公共政策的轉型和創新。隨著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變化，實現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轉型和創新已經成為黨和政府提高建設和諧社會能力的當務之急。首先，實現公共政策由封閉和半封閉向公開透明的轉變。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面臨新的變化：一是隨著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深入，以人為本已經成為國際國內社會的共識；二是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和信息的作用超過了以往歷史上所有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的效果更加取決於社會公眾的認同和參與程度。這就需要政府從分化了的社會利益現狀出發，賦予老百姓更多的知情權、選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有效的利益整合機制，以及改革過程中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等。
其次，以人為本，要實現由單一、嚴格的行政控制向人性化的公共治理轉變。公共政策的執行是政府直接面對廣大老百姓，其手段的選取決定著政府的形象，關繫到政府同老百姓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註重公共政策執行手段的轉型，要使公共政策的執行以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前提。
15、建設責任政府，對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決策失誤和不作為的政府官員追究責任。公共服務體系涉及大量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加強監管、審計和問責。要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實現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效分工，適當引入競爭，提高公平與效率，同時也便於問責。
16、推進政府轉型，需要建立改革統籌協調機制。隨著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門本身成了改革的對象。從去年的宏觀調控看，政府部門的某些行為，不僅具有部門局限性，還具有較強的自身利益的特點。這樣，就有可能產生各種形式的假改革、不改革，使改革在實踐中大打折扣，並容易使人們對改革產生某些誤解。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以統籌協調繼續推進改革中各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並由此進一步形成對改革的共識和改革的合力，營造良好的改革氛圍，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製度保障。
4.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轉型的內在要求
構建全民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之一，是促進社會內公平公容正、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確保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大舉措。政府轉型是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制度基礎。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並成為重要職能。公共服務職能的強化將大大推動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
首先，政府職能轉型的核心是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對於服務型政府來說，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必須在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同時，更加註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政府必須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住房保障等領域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其次，政府轉型的首要任務是解決當前基本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人民群眾對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增長正在出現逐步加速的趨勢。人民群眾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與基本公共服務總體供給不足、質量低下、供給不均等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推進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加快建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公共服務方式，完善公共服務網路，保障公共服務供給。
5. 我國電子政務階段性成績顯著，但轉型緩慢，問題是什麼
隨著我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不斷深入和發展，智慧政務在履行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應急職能方面作用愈發重要，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地位日益凸顯，尤其是國家提出網路強國戰略以來，加快智慧政務發展已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為此，我國要深化智慧政務改革，不斷適應新形勢，謀劃新思路，提出新理念，構建新模式，發掘新途徑，滿足新需求，打造新常態。
一、工程導向到問題導向
智慧政務發展容易陷入誤區：以工程建設為導向，認為簡化審批、加快建設一大批信息化系統，就能較好地提高政府履職能力。這種以工程為導向的建設模式，不能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突出重點，增強智慧政務建設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當下，智慧政務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建立以需求為主導的建設機制。以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需求為目標，切實提高政府履職能力為出發點，合理規劃智慧政務建設項目，有效提高社會管理和公眾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的時效性、規范性和權威性。
二、分散建設到集約化建設
長期以來，智慧政務建設中缺乏頂層設計，分散、低水平、重復投資現象普遍存在。據統計，「十二五」期間，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地市級、區縣級設有獨立機房的部門平均比例分別為70%、32%、22%;省級、地市級、區縣級政府網站分散建設的比例分別平均為78%、32%、30%。智慧政務基礎設施建設分散狀況嚴重，粗放式的建設模式沒有得到根本遏制，給業務系統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帶來各種困難。因此，亟需切實加強智慧政務規劃、建設、運營的統籌協調，加快實現從粗放式、低效能的分散建設，向集約化、高績效的協同發展轉變，從部門獨立建設、自成體系，向跨部門跨區域的業務協同和信息共享轉變。
三、政府獨導到社會共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參與「治理」的主體包括了各類權力部門、公共部門，以及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他們在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過程中是平等關系。「社會治理」彌補了「社會管理」內涵的局限，使社會治理體製得以創新和拓展。智慧政務是社會治理模式的信息化反映，智慧政務建設模式要始終適用於、服務於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動和演化。
1、規范社會共建機制，打造以政府主導為一體，企業和社會廣泛參與為兩翼的社會共治模式。
2、規范監督和保障機制，規范參與方的權、責、利。
3、鼓勵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加快形成統一有效的購買服務平台和機制，釐清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明確政府購買的服務種類、性質和內容，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加快促進政府獨導到社會共治模式的轉變。
四、由數據割據到數據開放共享
據統計，政府擁有社會信息資源總量的80%之多，但有關部門調研的38個部委涉及的80個專網里，實現橫向交互的比例尚不及0.1%。這對數據尷尬刻畫了目前政府數據共享面臨的數據壁壘日益加重之窘境：政務業務數據成指數量級增長，但由於各業務系統技術標准、開發環境、系統架構等存在巨大差異，客觀上對政府部門數據共享造成了技術屏障。大數據時代，要徹底消除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羈絆，
1、開放數據。要盡快規劃政府數據開放的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推進開放數據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
2、落實數據共享機制，明確數據共享的權、責、利，根據「一數一源」原則保證數據的真實性、鮮活性、權威性。
3、加快制定應用規范和技術標准，藉助信息技術和手段打通各異構業務系統。
五、數據支撐到輔助領導決策
從發展歷程看，中國智慧政務經歷了辦公自動化、系列「金字」工程、政府上網到「三網一庫」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智慧政務的發展，社會保障、社會治安、電子口岸、社會信用、食品和葯品監管、應急指揮、智能交通、環境保護、安全監管等重點信息系統項目不斷展開研究、設計、立項和建設工作。這些信息系統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部門內部辦公、管理和協調，但如何有效整合利用有關業務系統和各部門的相關信息資源，完善綜合分析、統籌協調和督促檢查等業務應用系統，為領導決策指揮提供全面、准確、及時的信息服務，在大數據時代已日顯迫切。當下，這些信息系統需要通過整合智慧政務網路，以提高應用水平、發揮系統效能為重點，深化智慧政務應用，推動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信息共享、業務協同和資源整合，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智慧政務輔助領導決策體系，提高政府宏觀管理與科學決策能力，加速推進我國政府信息化輔助決策的進程。
六、履行政府職能轉向提供公共服務
長期以來，智慧政務建設主要是從政府內部需求角度推進的，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方便監管，對民眾需求的考慮顯然不夠。《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智慧政務建設，打造社會保障、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基礎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政務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不斷創新優化完善公共服務，不斷將公共服務電子化，使智慧政務由流程規范化自動化，提高服務效率，轉變為有效為社會公眾提供最終交付品，為公眾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滿足公眾的個性化需求，有效提高服務效能和水平。
七、傳統模式到新興形態
作為新興技術，物聯網、雲計算、智慧城市和大數據潛在的價值逐漸得到挖掘，關注度不斷得以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大力推進國家智慧政務建設，推動物聯網關鍵技術研發和在重點領域的應用示範，加強雲計算服務平台建設;《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指出，利用多種技術手段相結合的智慧政務公共服務體系。工信部在2013年已完成「十二五」規劃的中期評估並進行了適當的調整，目前針對雲計算的「十三五」規劃也已經啟動。未來發展中，智慧政務應繼續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發展的重要支撐，藉助物聯網、雲計算、智慧城市和大數據等新技術進一步擴展政務信息來源，構建異構信息資源整合方式，提高政務信息化資源利用效能，深化業務應用，擴大服務范圍，提升服務質量。
八、核心技術設備國產化
目前我國的信息技術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體系逐漸完善，但是整體來看，國產設備佔有率低，核心設備差距明顯，潛在的戰略風險、數據泄漏風險和情報監控風險，嚴重威脅著信息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棱鏡門」事件之後，信息安全被提升到了重要高度，「去IOE」成為多個領域的共識。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智慧政務設備國產化的帷幕正式全面拉開，國產晶元、操作系統、資料庫、中間件等基礎信息技術攻關有望加速，應用牽引、平台重構、分階段實施的國產化新思路將全面鋪開。
金鵬信息電子政務解決方案
6. 全面深化改革要重點把握和處理好哪幾個重大關系
一、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
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人民群眾謀求更大福祉。因此必須從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出發，必須從深刻了解中國國情，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規律出發。
推進改革，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都離不開穩定這個大局。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無論是體制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關系調整，還是經濟發展成果的形成與分配，都是一個異常錯綜復雜的、動態的系統運動。
如果改革與發展之間關系的調整超出了底線與邊界，就可能引起利益矛盾激化，就可能喪失穩定的大局。一旦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失控，則維持經濟社會正常運轉的各種秩序就可能盪然無存，多年累積起來的改革發展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
因此，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至為重要的是緊密結合體制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密切觀察、正確評估改革的效果與社會的承受能力，努力使改革發展給社會各方面利益增長的效果最大化，努力使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沖突保持在可承受范圍內。
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要求我們深化改革，促進發展，必須要注意積累越來越豐富的實踐經驗，必須要有越來越高超的策略和方法。
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從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看，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
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三、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的關系
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精神的關系，根本上還是要處理好改革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源自於廣大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百折不撓，不畏犧牲，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實踐。
因此，改革必須依靠人民，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為人民謀幸福。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精神的關系，必須把握好改革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這一基本原則。這也是推進改革最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的指南針。
(6)公共服務轉型擴展閱讀
鄧小平曾說過，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有困難，不改革會更困難。走過30多年改革歷史的今天，我們對改革理解得更全面也更透徹，改革要更有力度，要上更高台階。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關鍵就關鍵在，改革能夠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
我們深信，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啟動的新一輪改革，將會充分釋放改革的紅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讓國家更加富強、更繁榮，讓人民生活更美滿、更幸福。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路線圖已經繪就，要把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變為現實，關鍵是靠實干、抓落實。如果落實工作抓得不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會落空。
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牢牢把握方向，大膽實踐探索，把精力集中到干實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實上，把本領用到謀發展上來。唯有如此，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才能落到實處，也才能續寫好改革新篇章。
7. 轉型期間的中國社會充滿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以政府轉型為重點建設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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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改革走到今天，全面協調利益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同政府改革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鑒於此，我院於 2005年6月25－26日在海口舉辦了「政府轉型與建設和諧社會國際論壇」。中外專家就以人為本與公共政策的轉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社會責任、公共利益與公共治理，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等議題展開了討論。我院參照專家的觀點，提出以下建議。
一、我國正步入公共需求快速增長和利益關系深刻變化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政府轉型對建設和諧社會至關重要
我國進入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利益主體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並已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較大，城鄉差距比較嚴重，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務方面問題比較突出的國家之一。這一現實，給改革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給政府擴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出嚴峻而迫切的課題。
1、面對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必須擴大和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國際經驗表明，一國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也是該國公共需求快速擴張的時期。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加快發展、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加速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發展與轉型的特定時期，已開始形成全社會公共需求快速增長的現實基礎。
從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看，我們面臨著公共產品供給的雙重壓力：一方面要承擔改革成本，解決歷史欠賬問題；一方面又要著眼於發展，並為中長期發展創造條件。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長與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到位，已是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但是，現實的主要問題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相當薄弱，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財力還沒有用到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產品供給方面。因此，必須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來認識擴大和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2、改革攻堅階段，要有效地解決利益博弈與利益分享的矛盾，必須關注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經過26年多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不僅形成，利益博弈也日益明顯化，如何實現利益分享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使多數人能夠不斷地分享改革的成果。一是政府本身要以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確保自身行為的公共性，把守護公平和正義作為政府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原則；二是要建立市場經濟調節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通過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體現和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三是以人為本，要為廣大弱勢群體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3、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對建設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隨著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社會矛盾更加復雜，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並將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加大社會風險程度。因此，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拉美一些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激化社會矛盾，並會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斷或倒退。因此，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解決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實現社會穩定發展的重大舉措。
二、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從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出發，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
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與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已對政府轉型提出越來越迫切的要求。政府積極回應人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最重要的是實現公共服務理念的創新，加快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
4、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其本質都是公共服務。這就要求把政府對經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主要限定在公共服務的范圍。強化公共服務理念和公共服務職能，是市場化改革新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政府作用的客觀要求。
5、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隨著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人們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人們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沒有腐敗的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的條件下，政府應當把自己的基本職能定位為公共服務，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加快解決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積極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樣，才能有效地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問題。
6、政府要鼓勵和倡導先進文化，使經濟增長伴隨文化繁榮，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歷史經驗表明，財富的增長可以使人民富足和社會安定，也可能使人民不滿，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不能認為經濟增長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果缺乏文化和信仰，就會使功利主義盛行，對財富形成過高的預期，加劇人們心理的不平衡和各種社會資源的緊張程度，降低人們的幸福程度。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在文化不健全的情況下，都不能擺脫物質利益的誘惑，從而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失靈的狀況。文化具有超越功利的獨特品質，可以通過個人的自律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的缺陷，從而有效地緩解社會沖突和人與人之間的緊張程度。
7、樹立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戰略理念，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諧的環境與條件。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緩慢，政治發展嚴重滯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有的地方演變為以GDP為中心，並為此付出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代價。因此，要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維，重新審視我國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和相關的指標體系，並且要為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有效的制度基礎。
8、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實現民主與法治的統一、活力與秩序的統一、多元與公正的統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並使這種民主能夠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是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根本實現途徑。民主要與法治相結合，要在立法過程中體現人民意志和利益，進而使社會各種行為主體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使整個社會在法治軌道上正常運轉。其次，和諧社會應是一個充滿朝氣、充滿活力的社會，不能把它理解為「一潭靜水」的社會。一是要發展先進生產力，這是社會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二是要推進市場化改革，為社會充滿活力提供製度支撐。要通過政府轉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形成社會規范，從而達到「活而有序」。經過26年多的改革，我國社會已經由過去一個結構比較單一的社會轉變為多元並存的社會，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但也要看到，多元社會主體之間既有價值一致的一面，也有價值差別甚至是價值沖突的一面。這里的關鍵在於制定、採取以「社會公正」為靈魂的社會政策。為此，政府要擺脫、超越新老既得利益集團的束縛，站在社會公正的立場來處理問題。
三、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政府應當有明確的社會發展目標，確保社會管理的有效性
當前，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是在多元利益主體初步形成和分化的前提下，運用現代制度、現代機制和現代文明來解決社會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建立現代公共治理最基本的框架和基礎，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
9、政府要樹立新的社會管理理念。建設和諧社會，首先需要完善與和諧社會目標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這是保證和諧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基礎。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下一步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國際經驗表明，市場經濟本身可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但是也伴隨著收入差距拉大、失業等嚴峻的社會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並不能隨著GDP的增長而自動得到解決。因此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社會管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我們面臨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形勢轉變社會管理理念，用全新的觀念來完善社會管理。傳統體制下的社會管理依靠政府的權威實現社會控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擁有較多自由選擇的權利，通過法律、規范、以及文化來形成和諧的秩序。
10、有效地推進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向公共治理轉變，按照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我們提出的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基本前提是承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發展范疇，有其各自獨立的內涵、特徵、目標、規律和衡量標准。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樹立了清晰的經濟增長指標，但是對社會指標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在「十一五」期間，要確保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必須把社會目標逐步清晰起來，納入整個發展規劃當中。不能把社會管理簡單地看成是政府單一的行政控制。事實上，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也不可能再掌握和分配一切社會資源，也不可能插手所有的社會領域。因此，在社會管理中，企業和民間組織都有責任，要在政府、企業、民間組織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中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
11、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民間組織之間的關系。在公共治理的框架下，政府要積極穩妥地發展社會民間組織，逐步把一些傳統意義的社會管理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一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要在政府、企業和非政府公共組織之間建立起一種取長補短的平衡關系，為社會整體的進步提供推動力。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社會開始從單一中心向多元中心過渡。在這個時期，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建立一個利益均衡機制，通過利益的表達和博弈來消除社會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有組織的理性比非組織的理性更有效。在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因素不斷加大的情況下，積極穩妥地發展各類社會民間組織，形成在黨領導下的協商對話制度，遠比非理性的個體行為要好得多。
四、按照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
當前，加快推進政府轉型有兩個大的背景：一是經濟發展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都同政府職能轉變相聯系；二是社會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潛在的風險，要求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我們要把政府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政府轉型的實質性突破。
12、把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作為改革攻堅的重點。政府改革滯後，事實上越來越制約著其它領域改革的進程，並由此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和難度。未來幾年，我國的改革有可能發生幾個重要的轉變，例如：第一，由微觀體制改革向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二，由競爭性領域的改革向壟斷性領域改革的推進和轉變；第三，由經濟體制改革向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轉變。這三方面改革的推進和轉變，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轉型。因此，「十一五」時期以政府轉型為重點，各項改革才會有新的進展。
13、以公共服務為主要目標，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是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這就要特別強調明確劃分和嚴格規范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責任和權利，在此基礎上深化地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當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盡量減少我國政府的行政層級，逐步探索取消地（市）行政層級，撤消市管縣體制，加強縣級財政功能。要盡快試點從鄉財縣管入手，把鄉鎮政府變成縣（市）政府的派出機構。此外，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公共治理結構與公共服務體系，並按照這一目標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14、建設和諧社會，要實現公共政策的轉型和創新。隨著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變化，實現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轉型和創新已經成為黨和政府提高建設和諧社會能力的當務之急。首先，實現公共政策由封閉和半封閉向公開透明的轉變。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面臨新的變化：一是隨著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深入，以人為本已經成為國際國內社會的共識；二是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和信息的作用超過了以往歷史上所有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的效果更加取決於社會公眾的認同和參與程度。這就需要政府從分化了的社會利益現狀出發，賦予老百姓更多的知情權、選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有效的利益整合機制，以及改革過程中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等。
其次，以人為本，要實現由單一、嚴格的行政控制向人性化的公共治理轉變。公共政策的執行是政府直接面對廣大老百姓，其手段的選取決定著政府的形象，關繫到政府同老百姓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註重公共政策執行手段的轉型，要使公共政策的執行以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前提。
15、建設責任政府，對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決策失誤和不作為的政府官員追究責任。公共服務體系涉及大量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加強監管、審計和問責。要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實現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效分工，適當引入競爭，提高公平與效率，同時也便於問責。
16、推進政府轉型，需要建立改革統籌協調機制。隨著改革的深化，某些政府部門本身成了改革的對象。從去年的宏觀調控看，政府部門的某些行為，不僅具有部門局限性，還具有較強的自身利益的特點。這樣，就有可能產生各種形式的假改革、不改革，使改革在實踐中大打折扣，並容易使人們對改革產生某些誤解。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以統籌協調繼續推進改革中各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並由此進一步形成對改革的共識和改革的合力，營造良好的改革氛圍，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製度保障。（執筆：方栓喜）
8. 遲福林的研究領域
20多年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
2008年「兩會」期間，《人民政協報》發表專訪，概括遲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現在是學者，卻曾經是官員。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每年主持多個改革熱點課題的研究，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於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內外，使這個位居天涯海角的『學術重鎮』以巨大能量輻射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稱為改革『智囊』的遲福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遲福林從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起航，長期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極大的熱情和激情，圍繞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政策需求，潛心研究改革發展的重點、難點、熱點課題。發表論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專著22本，主編改革研究報告58本。遲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前瞻性、戰略性和對策性。9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筆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許多被直接採納，有的被用作中央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參閱件。他以服務於改革的政策決策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決策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回顧遲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課題，可以看到他竭心盡力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的歷史軌跡。1991年，遲福林提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隨後又提出從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過渡的改革思路；同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從「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輔」逐步過渡到「以個人賬戶為主」的中國社會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主張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他先後提出的「從國有企業到國有資本——關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主張」、「國有資產市場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國有控股公司深化國企改革重頭戲」、「歷史的必然——國有資產市場化」、「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等觀點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觀點，其中「我國股份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正確方針」一文獲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海南新體制構架與實踐》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圖書獎，「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文獲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優秀論文獎，「當前確立勞動力產權至關重要」一文獲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1993-1995年，在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擴張過猛，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遲福林主持經濟快速增長與抑制通貨膨脹課題，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的五十條建議」，受到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被國家有關部委在制定政策時大篇幅採納。1996年，遲福林主持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課題，提交「以解決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農民土地使用權課題」，提交了以「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題的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該建議報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的參閱件；「賦予農民長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被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直接採用，「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至少30年不變」、「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應當給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抵押權」等建議，在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過程中被用作參考資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形成的研究報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調用50套作為參考資料。1998年-2002年，遲福林連續5年主持「基礎領域改革」課題，重點研究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公共部門的市場化改革，提交的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基礎領域改革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有專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對深化壟斷領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 2003年SARS危機中，針對突發性公共安全危機中政府角色的現狀，遲福林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議，呼籲「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網路，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產品」。2003年以來，遲福林致力於政府轉型與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後提出 「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立並完善公共服務體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層領導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對改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海南經濟特區20年改革發展的某些重大戰略決策，都與遲福林的研究密切相連。1988年-1993年，遲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全面工作，負責海南特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創立「個人賬戶與社會共濟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海南模式，為海南特區率先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並取得成就、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做出了貢獻。隨後又主持「海南特別關稅區」課題，形成上、中、下三個總體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到多方面的贊同。90年代中期，遲福林主持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研究課題，形成《關於實行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的建議報告》，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關注；他長期堅持洋浦自由港區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關於洋浦自由港區建設的研究報告和建議報告，為中央相關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建設發展決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體制機制課題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構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研究報告》。2001年我國入世在即，遲福林主持海南經濟特區通過產業開放拉動產業升級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設海南國際旅遊島的建議，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國際旅遊島可行性研究報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總體方案）》；2008年根據海南省政府的委託，研究提交《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行動計劃》；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國際旅遊島——政策需求與體制安排》，省委書記和省長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關部門參閱，並上報中央相關部委。 遲福林已從躊躇滿志的改革研究初嘗者轉變成為著作等身、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改革研究專家。豐碩的成果是他繼續鑽研、孜孜以求的新起點。近五年，他以政府轉型研究為重點，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新階段的經濟社會轉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我國後轉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改革研究的廣闊視野
一、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
早在2000年，遲福林在《中國：改革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一書中就對我國改革開放作了回顧和前瞻。他認為，同過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復雜多變的國內環境面前，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個基本的估計和判斷至關重要。改革開放30年之際，遲福林在深入研究總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他認為，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既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層面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遲福林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需求結構，以及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等，可以作為判斷發展階段的基礎，其中一個分析視角是把發展階段劃分為生存型階段和發展型階段。在生存型階段，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階段，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逐步聚焦於人的自身發展。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廣大社會成員要求加快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全面創新，使之與發展型階段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遲福林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等五個方面，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2000～2003年）開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這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改革開放30年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軌跡及其引申》，《改革》雜志，2008年第10期）。作為一名以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遲福林強調，從生存型階段步入發展型階段，不僅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也意味著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式等，都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遲福林將這些歸納為三大矛盾，即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結構建設滯後的矛盾。遲福林將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為他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提出了諸多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前瞻性的觀點和見解。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日益突出的諸多矛盾。比如，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相當突出，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能源、資源等問題全面快速凸顯，環境問題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些矛盾，遲福林從更深層次剖析，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產生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議「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光明觀察》，2006年10月10日）。遲福林認為，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行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其客觀性。一是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性特點；二是經濟增長中的階段性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初，當企業還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資主體、建設主體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各種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成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的突出因素。遲福林判斷，「從總體上來說，我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和時機都很成熟」。他建議政府應由經濟建設主體轉向創新環境主體，把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作為重要職能，加快行政配置資源向市場配置資源的轉變，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而實現三大轉變：即從注重生產向注重消費的轉變；從注重經濟增長向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轉變；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向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人民網，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導低碳經濟和綠色復甦的背景下，遲福林將資源環境問題作為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他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現日趨尖銳的趨勢。盡管我國資源總量豐富，但許多關鍵資源的人均佔有量要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階段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物質資源消耗為主，沒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這不僅使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效不斷降低，也帶來了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處在歷史新起點的我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第1期）。遲福林認為，市場化改革仍然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需要深化市場化改革，在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一是盡快解決資源環境制度安排的內在缺陷，為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製度保障；二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快資源要素市場化進程；三是實現環境保護和利用的「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後於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服務體制研究
2005年，遲福林提出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徵，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與再分配》，《經濟參考報》，2005年12月19日）。他強調，我國在成功解決私人物品供應之後，已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遲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十一五」時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2月20日），建議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相結合，將之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中國改革報》，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進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改革和規范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與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2007年，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託，遲福林帶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承擔《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的研究撰寫工作，形成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在這份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遲福林呼籲要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追求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這一觀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四、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
2003年SARS危機期間，遲福林對這一危機背後隱藏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轉型，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此後，遲福林在政府轉型研究領域形成了大量學術成果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學界、政界和媒體中贏得廣泛共識並產生積極影響，許多建議被政府決策部門採納並付諸實踐。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政府投向公共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財力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形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仍是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政績考核中經濟指標優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此，遲福林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並明確政府轉型的五項主要任務：一是從優先於經濟目標向優先於社會目標轉變；二是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變；三是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四是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五是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SARS危機後的我國政府改革》，載《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他認為政府改革是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和重點，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標，要以人為本，著眼於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議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同時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遲福林敏銳的觀察到社會矛盾和公共需求的變化，深入思考這些變化與政府轉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需求結構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是，我國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認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按照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光明日報》，2005年7月19日，《新華文摘》，2005年第18期）。遲福林對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2007年，遲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續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相繼形成「推進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條建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16條建議）」等政策建議報告。2008年3月，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時提出，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第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於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第二，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統籌中央與地方關系，實質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
五、危機挑戰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遲福林主持了「增長與改革」、「擴大內需的體制與政策」、「危機挑戰改革」等課題，探索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的難題。他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場災難，帶來世界經濟普遍衰退；危機又是一次機遇，它促使各國、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深入反思傳統發展模式的弊端，尋求改革創新，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他認為，危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往往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契機。在採取反危機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需要積極主動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遲福林認為，我國發展當前面臨的困難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滯後的交織，是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的疊加，集中表現為體制性、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內需不足。擴大內需既需要對相關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更需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他認為，在提高城鄉居民消費傾向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措施中，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短期看，它有利於提振信心，形成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從中長期看，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階段增長方式轉變和公共需求轉型的難題，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重要內容，成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行政改革的結合點，成為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和改革動力的社會基礎。 遲福林在其主編的《危機挑戰改革》結語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重要而深刻的變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對30年後的改革提出階段性的新要求」。這就需要有更多關注改革，為改革竭心盡智、無私奉獻的人。對於遲福林這位多年如一日殫精竭慮促改革的學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將是其一生追逐的夢想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