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問政政情面對面

⑷ 第六場電視問政最後得分

我國電視問政節目始於2002年鄭州電視台的《周末面對面》，之後武漢、蘭州、西寧、長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創辦過這類節目，十餘年間，全國並不多見。近兩年，電視問政不僅在湖北荊州、寧夏銀川、湖北咸寧、浙江溫州、河南洛陽等地級市紛紛展開，而且還呈現出向縣（市、區）擴散的趨勢，如浙江海寧、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盡管電視問政「熱」逐漸在全國各地逐漸蔓延開來，但尚未形成較為廣泛的影響力，很難被確定為比較「火」的電視節目形態和問政方式。其發展遭遇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論從空間維度還是從時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還根本談不上常態化、制度化。首先，從空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盡管已在多個地方展開，但空間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級電視台特別是省級衛視頻道較少涉及，多以地級市為主，目前正呈現出向縣級電視台擴展的勢頭。然而，就全國來說總數並不多，而就某一個省市區來說，就更屈指可數了。其次，從時間維度來看。電視問政時間大多不固定，問政頻率不高。2002年鄭州電視台全國首創電視問政，但是在之後的近十年時間里，全國其他城市電視台的電視問政也是寥寥可數，其間，有的城市地方電視問政節目可謂「曇花一現」。而近兩年多個城市紛紛開展電視問政，通常也只是為了配合某一特定時期的政治活動而臨時辦起來，根本談不上常態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員尚難適應這種新型的現場問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將影響他們參與其中的積極性。電視問政表面是現場的問，實質上是對政府及其官員日常工作的一種公開檢驗。個別行政部門和官員由於未能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日常工作懶、散、軟，不作為甚至是亂作為，對於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問題成堆、積重難返，這樣的政府官員很難過電視問政的關。這也就不難理解有的政府官員故意推脫不到場，有的到場了面對公眾的質疑，滿臉尷尬、如坐針氈、緊鎖眉頭等。正由於電視問政是一種新型的現場問政方式，政府官員短期內較難適應，對於可能遭遇的猛烈「發難」和「質疑」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參與的積極性，長久下去，推動電視問政蓬勃發展的阻力就會更大。將來什麼時候政府官員在電視問政的過程中面對質疑和監督能泰然處之了，那就意味著他經常紮根基層解決問題，意味著他重承諾、抓落實，真正把權力用在為人民服務上了。果真這樣，電視問政也就達到了目的。

第三，電視問政效果還廣受質疑。首先，現階段公民的參政水平和政見表達能力有待提高。作為問政的主體，現場公民能否切實就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政府官員進行高效率的溝通，是電視問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這些提問的公民需要極強的代表性和政見表達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寧市電視台曾經播出一期電視問政節目，由於現場問題和答復過於程序化，導致問政不到位，結果就連台下的點評嘉賓海寧市委書記都看不下去了，並亮起了「黃燈」提醒現場要「問得明白、講得明白」。而當下，像這種情況的電視問政並不僅只在海寧存在。其次，電視問政畢竟只是演播室的幾個小時時間，解決的問題也極為有限，然而現實中，關系老百姓各個領域的問題舉不勝舉，僅僅依賴電視問政所能解決的問題極為有限。因此，電視問政的實際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於形式，解決問題僅為滄海之一粟？這也是電視問政亟需破解的難題。再次，電視問政後的責任落實與督查機制緊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國著名的傳播學界學者、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趙振宇曾經在參加武漢市電視問政擔任現場評論員後撰文說：「電視問政期間，場上嘉賓說得最多的就是『馬上就辦』、『明天到現場處理』。這是電視問政的威力，這是上場嘉賓的姿態，自然也是廣大市民所歡迎的。」問政之後，官員的承諾能否兌現，公民反映的問題能否及時得到妥善解決，公民質疑聲能否得以消除，這不僅是電視問政追求的目標，更是關繫到陽光型政府建設、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電視問政作為我國公共管理實踐中產生的創新形式，在官民之間開辟了直接對話、問詢、建議、監督的新型溝通協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但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我國電視問政發育並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發展困境，總體上仍處於「熱」而不「火」的階段。而其中的原因並不能簡單地從電視節目形態本身尋找，還應看到從背後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識沉痾猶重，傳統管制型行政觀念亟待轉變。我國有著兩千多年君主專制、封建集權的歷史，受官本位沉痾影響至深，導致「臣屬型」的政治文化長期沉澱並根深蒂固。這也直接造成了我們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長期以來自上而下的單一運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變成了管理和控制，社會組織和民眾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對象和客體，政府凌駕於社會、公民之上，從作為受公民之委託並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權力的「僕人」，搖身變成了高高在上、指揮和決定一切

⑸ 人民群眾積極參與聽證會，參與網路問政的活動，有什麼意義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回家治理體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⑹ 民主評議政風行風聽證對話會主持詞

主持詞
同志們：
首先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參加我們的聽證對話會。今天會議的主題是聽證對話，目的就是要以面對面的形式，圍繞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組織行風監督員和熱心群眾，參與到我們的政風行風評議工作中來，通過對話達到集中有效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參加今天會議本單位領導有：單位雙評工作領導組組長 同志和雙評工作領導組 同志。
今天會議的議題總共有四項，一是請組長向參會人員簡要通報政風行風評議工作開展情況；二是進行對話問答；三是由領導做總結表態發言；最後，由市行評領導工作組進行綜合評議打分。
在議題進行之前，我宣讀一下會議注意事項：
1、由於會議時間不太長，希望大家在會議期間把手機關到會議狀態，盡量少走動，以保持會議的嚴肅性。
2、希望大家發言積極踴躍，所提的問題客觀具體，回答者要注重成效，認真回答。
3、會議工作人員要認真做好問題記錄。對於不能當場解決的問題，要認真歸納整理，會後認真研究解決方案和措施，直到滿意解決為止。
下面，會議依次進行。
首先，請 簡要通報今年以來中小企業局行風評議開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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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行第二項，進行聽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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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有要說的沒有，沒有，請任局長做總結表態………………
請市行評辦的領導安排評議打分
今天會議開的比較成功，大家發言積極踴躍，會議所提問題回答比較圓滿，領導的表態也很誠懇，希望大家今後能夠一如既往地關注我們政風行風評議工作，一如既往地關注我們事業的發展，以期在今後的工作中不斷提升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服務質量，為服務經濟發展出力獻策，為全市經濟騰飛作出應有的貢獻。
謝謝大家！

⑺ 滄州問政面對面能問政交通局客管處亂罰款嗎

既然是面對面問政，可以問亂罰款的問題。

⑻ 聽證的方式及其他規定是怎樣的

999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以下簡稱《復議法》），規定行政復議原則上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主要體現了方便當事人和講求行政效率的原則，有利於提高行政復議案件的辦理效率。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行政復議案件越來越復雜，有時僅憑書面審理，無法查清案件事實，難以保證對復議案件的公正處理，而且審理程序不透明，容易給申請人以「暗箱操作」、「官官相護」的錯覺，不利於行政爭議的徹底解決。而行政復議作為一項准司法行為，既要充分體現、符合行政效率原則，同時也應當在程序上體現公開、公正、參與的特點，應當適當借鑒司法程序中的合理因素，增強行政復議的公正性，提高行政復議的權威。因此2007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規定了行政復議可以採取聽證的方式審理。

在實踐中，哪些案件適用聽證審理方式，《條例》沒有明確規定。《條例》只在第33條作了籠統規定「對重大、復雜的案件，申請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復議機關認為必要時，可以採取聽證的方式審理」。具體什麼是重大、復雜案件，申請人如何提出要求，行政復議機關認為何種情形屬於必要等等問題，仍然困擾行政復議機關。根據《復議法》、《條例》以及《行政訴訟法》等有關規定，筆者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簡單談一下自己在此問題上的幾點看法。

一、聽證審理原則上適用於重大、復雜案件，簡易案件仍需採取書面審理方式。《條例》根據《復議法》制訂，雖然《條例》提出了聽證審理的方式，但是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復議法》書面審查為主的原則性規定，聽證審理是作為書面審查的一種補充方式而存在的。原因有二：一是從行政復議的法律性質上看，在形式上行政復議仍屬於一種具體行政行為，而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具有單方性，最終決定的作出不受所聽取相對方意見的限制，只要行政復議機關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依據准確，程序合法，即可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二是從審理時限上看，行政復議的審限一般為60日（行政訴訟的一審時限一般為3個月），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行政復議活動不能過於繁瑣，必須要求行政復議快速、便捷。因此，筆者認為何為重大、復雜案件，一般有以下四個標准：1、涉及人數眾多或者群體利益的案件；2、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3、社會影響較大，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案件；4、案件事實和法律關系復雜的案件等等。對於簡易案件，原則上講是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一般包括以下八種情況：1、對於行政警告不服的；2、對數額較小的罰款不服的；3、請求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且事實清楚的；4、情節簡單、無需對事實進行調查，且當事人對事實和適用法律無爭議的；5、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主體明顯錯誤的；6、具體行政行為明顯違法的；7、對已立案的行政復議申請，被申請人認為當初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有錯誤，主動提出自行糾正的；8、事實清楚、涉及金額較小、且行政相對人急需要快速對爭議進行了斷的案件等等。

二、聽證審理原則上只對證據進行質證，而不對整個案件進行全面審查。從行政法學上講，行政復議屬於行政司法的范疇，行政復議程序雖然借鑒了一定的司法規則，但與行政訴訟程序又有本質區別。行政復議畢竟是行政機關內部的層級監督制度，行政復議機關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活動只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職能活動，行政復議適用的程序雖然有司法的特點，但是本質上仍然屬於是行政程序。因此，聽證審理的具體程序可以參照行政訴訟的審理程序，但又不能完全相同。僅從審理時限方面看，聽證審理程序也必須更加簡化，主要是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允許當事人對案件所涉及的具體行政行為的事實、證據、依據以及程序進行陳述、舉證、質證和辯論，以此來幫助行政復議機關查清事實，以便對案件作出正確的行政復議決定，利於行政爭議的徹底解決。

三、聽證審理原則上採取「面對面」的方式，而不主張採取「背靠背」方式。聽證審理的目的是為給行政復議當事人提供一個質證、辯論的平台，為行政復議機關查清案件事實提供幫助。通過「面對面」聽證，使申請人、被申請人、復議機關三方同時參與行政復議，給對方提供了自由陳述意見、進行辯論反駁的機會，會使申請人感到行政復議機構不是站在行政機關角度審查申請人的行為是否合法，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場審查被申請人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利於增強當事人對復議機關的信任感，從而使申請人更容易接受行政復議決定。

四、聽證審理應制定具體的聽證規則，需要不斷完善相關聽證審理制度。聽證規則一般應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1、聽證的適用范圍；2、聽證的原則；3、聽證參加人，包括聽證主持人、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其他參與人員（比如證人、翻譯人員、勘驗人員、鑒定人員等）、書記員，對聽證主持人的資格要求、迴避條件等具體規定；4、聽證程序和步驟，一般要事先發通知、事中雙方陳述事實、相互質證和辯論、聽證主持人詢問、各方最後陳述等；5、聽證筆錄，要交當事人雙方核對並簽字蓋章，認定的事實將作為審理行政復議案件的依據；6、聽證費用的負擔。因行政復議不收取任何費用，建議聽證亦不能收取費用。

⑼ 微薄問政 政治道理

曾經幫助奧巴馬贏得美國大選的微博，也開始出現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浙江64歲的全國政協委員何水法一夜之間擁有了上萬名微博粉絲，政協委員馮軍微博中幾個字留言就引來100多條評論。[1]
編輯本段特點
「圍脖」
代表委員們爭相戴「圍脖」，套用微博推廣商的一句廣告語：這年頭參加兩會不戴個圍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無論是媒體專家還是代表委員，都對兩會的微博熱和代表委員的微博問政充滿期待，盛贊微博問政「進一步拉近了兩會與網民的距離」、「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達的一種創新」。[2]
亮點一：「網路問政」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要更加關注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創新聯系群眾方式，支持鼓勵網路問政。 」在2010年的安徽省「兩會」上，「網路問政」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在省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二次大會上，委員大會發言建議多渠道開通網路問政平台，各地政府要迅速成立反饋機制，作為安徽新聞門戶網站中安在線「網上問政」欄目要向更深更廣層次延伸。 「網路問政」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兩會」熱點。 重慶：成網路問政先行者 今年對官員啟動網路問責 湖北：武漢市長要求各單位工作計劃上網公開讓市民監督 湖南：「網路民意」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亮點二： 「圍脖」問政現身中國政治舞台
曾經幫助奧巴馬贏得美國大選的微博，也開始出現在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在擁有3．84億網民的中國，新興的微博又被戲稱為「圍脖」。當下各地陸續召開的兩會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也已經意識到「圍脖」的問政潛力。 重慶：人大代表網"曬"建議 把網友聲音帶進"兩會"。
亮點三：「草根網民代表」參政議政
從在論壇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到被增補為岳陽縣政協委員參加政協第十一屆第三次會議並遞交提案，網友「錯愛的我」在新年裡完成了從一個「草根網民代表」向縣政協委員的轉變。 這是湖南首次從網民中「特招」政協委員，不但在湖南開創先例，也是繼河南洛陽之後，中國公民以網友身份參政議政的又一突破。
編輯本段評論
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微博問政熱」，很多人一直持懷疑態度，總覺得其中充滿炒作、吹捧和包裝出來的虛熱成分，充斥著微博推廣商的誇大其詞和媒體對新生事物的過度追捧。當年博客剛剛出現的時候，「博客問政」也曾有過這樣的風光，也曾掀起過一場「博客問政熱」，代表委員紛紛趕在兩會時開通個人博客，通過博客收集意見和徵集議案提案，與網民保持溝通。可這種「博客問政」的熱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幾個代表委員保持了更新博客的習慣，又有幾個人真正把博客當做與民眾進行溝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網站一樣，多數代表委員的博客在開完兩會後就進入睡眠狀態了，來年再開會時用戶名和密碼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興盛了幾年，「博客問政熱」迅速過時了，代表委員不上論壇了，不玩博客了，都紛紛去追捧微博時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區別呢？「微博問政」比「博客問政」先進多少、有多大的創新呢？微博推廣商和媒體進行了許多闡釋，可我覺得那些都僅僅只是形式，實質上並沒有多少區別。代表委員通過微博徵集民意與以前的博客並沒有什麼不同，都得通過發帖和留言進行溝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員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徵集意見，就跟以往的「博客問政」沒有任何區別。 當年的「博客問政熱」一窩蜂地來，又一窩蜂地去了。如今僅僅換了個名頭的所謂「微博問政熱」，也僅僅是虛熱和泡沫罷了，如果缺乏一種代表與民眾溝通的基礎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難免「一窩蜂來一窩蜂去」的命運，兩會過後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賬戶。 網路技術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溝通模式和傳播科技上的發展，對推進代議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擴展了政府聽取民意的途徑和渠道——藉助這些新技術和新工具，代表委員能夠聽到更廣泛和更真實的民意。但我一直以為，技術畢竟只是技術，它只能起輔助性的工具作用。無論什麼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聽取民意都不能放棄那些最傳統、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實社會中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基層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與民眾的直接接觸掌握民意。技術再先進，只能作為這種調查研究的補充；博客、微博之類的網路問政再能拉近距離，也比不上實地調研與民眾面對面的距離近。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說：「微博可以產生『核裂變』效應，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圍傳播，它可以讓每個人都發揮過去只有媒體才能發揮的作用。」 「奧巴馬當選總統，微博功不可沒。在中國，政治人士也完全可以藉助微博的力量與民眾溝通，」他說。 不過，幾位浙江省政協委員微博的回復，加起來也不過千條，相較於中國巨大的網民群體，還很微不足道。 在這方面，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的嘗試引起了較大反響。他的「微博雲南」在2009年11月開啟之後短短一個月就吸引了超過6萬名「粉絲」。 「微博雲南」一度被認為是獲取官方信息的官方渠道，引起媒體高度關注。「開微博就是為了與網民平等、坦誠地進行交流。可是，在這么多人的關注下，很難把工作角色和個人角色分開，有時候也就不能暢所欲言，」伍皓在今年1月關閉這個微博時說。 「很多人都認為我開設這個微博是作秀，給自己增加『往上爬』的籌碼，我關閉這個微博，主要也是為了避這個嫌。」伍皓說。 喻國明就此指出，目前來看，微博在中國政治舞台的應用，還需要典型的成功案例來打開局面。
編輯本段事件
近日一條有關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新聞讓人受觸動，任玉嶺通過自己的調查對當下中國五大教育不公問題進行了批評——這些問題並不算新鮮，觸動我的是任參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負責態度，每個判斷都建立在諸如「我在河南調研時發現」的基礎上。比如他批評「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就舉了在湖南某地調研時的一個例子：在中央明確要求為公檢法每人增4萬元辦公費的情況下，由於當地是「吃飯財政」，通過把教育和農業的財政支出降下來解決政策要求。正是「縮減教育支出為公檢法人均增4萬經費」的實地調研讓人們對「窮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嶺當過兩屆政協委員，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員。不過他從來不亂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嚴謹的分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比如某年兩會上他那枚「我國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26個人中就有一個官」的重磅炮彈，就是通過深入實際、廣泛搜集資料而提出的，從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這樣高質量的提案和有價值的批評，僅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絕寫不出來的。靠電腦鍵盤功夫和電腦前的拍腦袋，浮躁地追逐諸種時尚，而不深入實際聽取民意，只能提出類似「給老婆發工資」、「給企業家評職稱」、「全面取消網吧」之類雷人建議。
編輯本段惰性?
博客問政也罷，微博議政也罷，本只是擴展交流渠道的一種輔助方式，可如今卻助長了一些代表委員的惰性，過分依賴這些溝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層和實際了。兩會快到了，趕快開個微博什麼的，營造出一種與民眾暢通交流、充分聽取民意的幻象；平時從不做調查研究，快開會交議案提案了，趕快上網搜集「民意」拼湊出個議案提案。這樣的「鍵盤代表委員」，怎麼可能提出有質量的議案提案，又怎麼可能像任玉嶺那樣說「我在湖南調研時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