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不平等

Ⅰ 怎樣消除部門之間的不公平感

所有的分配製度，總會存在所謂的公平或不公平，所以這是正常現象。
接受過不同教育、有版過不同的社權會經歷的人對價值觀的理解有差異，而且他們在獲得報酬而使用的技能所花的心力也有所差異，在人性的組成部分中每個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已所從事的工作要獲得比其他人更多。
樓上說的有道理，如果能讓非生產工去從事生產工所從事的工作，給他們理想當中的報酬，我估計他們也只能望而興嘆，因為缺乏專業的技巧和訓練根本不可能達到。
其實管理學在此上已有很多解釋，制度是讓人遵從的，管理的精髓在於控制。只有當生產和內務後勤等不同部門員工認識到自己為企業貢獻的能力與哪種薪籌比較匹配時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
我們何必花心思去調整自己以適應那些認知落後者呢？
生存法則是適者生存，不適應企業者早點淘汰反是上策。

Ⅱ 平等主體和不平等主體之間是如何區分的

平等主體是指參加民事法律關系地位平等的當事人。在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中，彼內此之間的容法律地位平等，沒有領導和服從的關系，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例如：政府的工商機關需要辦公用品向一個筆廠購買辦公用品，這時，政府的工商機關與筆廠之間是平等主體，是基於民事買賣合同關系形成的社會關系，彼此之間的法律地位平等。

工商機關不能說我是政府，所以，買賣合同中由我說了算，我說給你一毛錢一支筆，你就要賣給我。（當然，實踐中工商機關有權在手，筆廠如果是被現管的當然不敢啰嗦，但是，法律上雙方是平等）

同樣的主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就可能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比如上面的筆廠剛好就是工商機關行政管理的區內企業，工商機關發現筆廠有違法經營的情況，對筆廠下達了行政處罰。這時，雙方成立的就是行政關系，不可能是平等主體，這時就是不平等主體。

所以，確定主體是否平等要看法律關繫到底是什麼，比如一般的買賣合同中不論主體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是平等主體。

Ⅲ 對於民事糾紛的問題引起了官司，受害者一方遭到本地法院機關不公平，不公正判決。接下來我該怎樣

沒法，只有你對法院的判決覺得不公正時，才可提出換法官的。你可以試著專提出異地審理屬。不過有點難度，因為不符合相關規定。你若認為某些法官審理對本案不利，可以申請迴避，另行換人審理。如果具備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迴避：（1）是本案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近親屬；（2）與本案有其他直接利害關系；（3）擔任過本案的證人、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4）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採納為最佳答案修改答復

Ⅳ 在機關單位，受到明顯不公平待遇怎麼辦

你首先應該跟本單位領導開誠布公得談談，據說反映你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按常理，領導是會跟你說清原因的，也許你的獎金比別人少是受某些規定限制。如果領導還是不管不顧，那你可以再向上級部門反映。

Ⅳ 論述現代社會中的社會不平等主要有哪些表現

這個……樓主，我是粘貼派，只是覺得對你有用，就粘貼過來了，那個總結，我能力有限！！不好意思！！

第一篇：

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報告分析了中國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狀況，並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這就提出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即如此快速增長的不平等來自於哪裡？
在我們面前有三種試圖解釋不平等產生的理論：
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平等理論。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看來，不平等是根植於一種叫做市場的機制之中。市場中的競爭，特別是肆無忌憚的資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決的辦法，就是用國家的再分配來代替市場的機制。
第二個是自由主義的不平等理論。自由主義對不平等的解釋與馬克思主義幾乎完全是對立的兩極。在自由主義看來，有權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相反，市場機制才會提供平等的可能。
第三個則是近些年來剛剛形成的關於不平等的新制度主義理論。這個理論認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不平等的理論盡管是對立的，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兩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種經濟整合機制的固有特徵，而忽略了這種機制所身處其中的制度環境。
這三種理論給我們分析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思路，促使我們去關注不平等現象產生的機制問題。然而，如果直接用這些理論來解釋中國過去20多年間不平等的迅速增長，又可以發現是很不充分的。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另外一種理論的可能性：關於不平等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將市場與再分配對不平等的影響假設成一定是反向的，那麼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市場和再分配對不平等的影響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實上，中國過去20年間不平等狀況變化的過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的新假設提供支持。換言之，過去20年間我國社會不平等迅速增長的謎底可能也就在這里。
按照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如果改革前的再分配權力曾經在福利和實物分配上造就了某種程度的不平等的話，那麼，在改革初期市場機制的出現則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不平等的作用。這具體表現為改革初期開始逐步發育起來的「自由市場」給當時的弱勢者帶來的機會。如農民和城市中的無固定職業者或收入不穩定者通過參與市場經營獲得收益，有的甚至成為中國最早的「萬元戶」，這就是市場在改革初期所展示出的「平等化效應」。於是就有了80年代前中期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問題是，這個邏輯的生命力是非常短暫的。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這個平等化的趨勢就開始逆轉。特別是90年代以後，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就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勢。如果從市場和再分配兩個因素的作用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因素的作用，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在這個時期開始拉大，擁有一定數量私人資本的經營活動開始造就社會中的高收入者，但企事業單位中的平均主義現象仍然廣泛地存在著；再分配中的權力因素通過「官倒」和初步的瓜分國有資產開始造就一個初步暴富的群體，但再分配中的福利和社會保障因素確保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底線。
一個重要的轉折發生在90年代中期前後。在這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幾個因素的作用：第一，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或是通過市場中的經營和積累，或是通過瓜分國有資產，或是通過兩者的結合，一個數量可觀的私人資本迅速積累起來。人們通常所說的「第一桶金」以及前一段時間社會上議論紛紛的「原罪」，大多發生在這個時期。私人資本的形成，直接帶來的是勞資關系以及勞資之間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第二，權力介入原有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運動中，通過地價差流入個人手中的財富在幾千億元。在最近幾年中，國有企業改制、資本運作、行賄受賄，則是將國有資產非法地轉移到個人手中的主要形式。盡管現在無法對此進行精確的計算，但從個案中可以看出，數額是非常巨大的；第三，行業和單位內部的差距在拉大。1990年收入最高行業的收入是最低行業的1．72倍，而2000年變為2．63倍。其中以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以及新興高科技行業和傳統行業之間的差距最為突出。而在單位內部，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第四，無工資收入者的出現。這主要是指失業和下崗人員，包括筆者稱之為「新失業群體」的沒有國有企業就業經歷的失業人員。這導致了城市低收入甚至是無收入的困難群體的出現；第五，原有社會保障制度的衰敗。
在這里，我們要做的不是對造成不平等的原因進行具體的羅列，而是要說明不平等現象的加劇與市場和再分配兩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從上面列舉的因素中我們可以看出，造成90年代以來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的原因，既有市場的也有再分配的。這個事實表明了一種與新制度主義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邏輯，即在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市場與再分配對於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正是這兩個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目前中國貧富嚴重分化這一現象的出現。按照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調控機製造就不平等而次級機制彌補過分的不平等。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市場機制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的今天，再分配應該對不平等問題負有更大的責任

第二篇：
當代中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嚴重性已有目共睹。筆者對其根源的探究由來已久，得出的結論卻讓人震驚：社會的不平等主要是「隱形世襲」所造成。但筆者遲遲沒有將這個結論付之筆端，怕自己的觀察和思考過於片面——世襲是等級社會的產物，怎麼會出現在社會主義中國呢？但是，近日官方媒體的報道卻有力地印證了這個結論。

據2004年7月30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從1949年到2001年，父親的幹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幹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控制了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數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
在傳統的專制和等級社會，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傳具有合法性，稱作世襲制。我國現行《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既然國家根本大法規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世襲在當今中國就沒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襲暗流」仍然涌動。目前存在著的權力（或利益）的獲得途徑與世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來，便以「潛規則」方式存在著，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筆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隱形世襲」。
不能名正言順，便「曲線救國」。不能直接把官位傳給後輩，並不防礙父輩對後輩的「培養」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實權部門擔任要職的，一般將子女安排在其權力所管轄的系統內。在宣傳部的，子女則在或下屬宣傳部，或廣電局，或報社，或電視台，或電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則在或下級政法委，或法院，或檢察院，或公安局；在政府部門的，子女則在或下級政府機關，或政府職能部門；在組織部的，子女選擇的范圍則可能更寬……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沒有將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統內，而是與在其他權力部門任職的人進行交換，將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統內，從而得以將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權力系統內。
當然，這種權力上的蔭庇，不僅僅發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上指出的父母與子女之間，還發生在兄弟之間、姐妹之間、兄妹之間、姐弟之間、同學之間以及其他親友之間。因此，因裙帶關系獲得權力的人數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報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飛升，仙及雞犬。只要哪個先獲得權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權力及影響力蔭庇親近之人，以幫助他們獲得權力。即使因為各種原因沒能進入權力圈的子弟，一般也會進入壟斷或高收入行業，如電力、石油、電信等，從而得以衣食無憂。
這種「隱形世襲」現象在有些地方尤其顯得觸目驚心。據《新華每日電訊》2003年11月8日報道，湖北省涉田縣廣播電視局從1995年到2001年，全局人員由50餘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本單位領導、部門領導和上級領導的親屬。如局長吳某的兒子，原副局長任某的妻子、女兒、兒媳，原副局長宋某的女兒，有線電視台台長王某的妻子，保衛科長馬某的妻子。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學文化。
社會上流傳的兩首民謠生動地展現了「隱形世襲」現象，一首是：「書記喊精簡，兒女往內安；局長喊精簡，外甥上了編；主任喊精簡，妻妹往內轉；秘書喊精簡，哥們往裡鑽。飯鍋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復一年，超員又翻番；脂肪未曾減，更把肥膘添；精簡又動員，大夥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婦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孫子開車爺爺坐，親家辦公桌對桌。有利一條裙帶裹，有油流滿一口鍋。」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的涵義具體體現在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平等，包括起點平等和規則平等。「隱形世襲」是對這兩個平等原則的嚴重背離。

首先表現在起點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賽一樣，有的從山腳出發，有的則直接從山腰往上爬。那些權勢人家的子弟，在成長過程中能夠上好的學校，畢業後能夠找一個好工作，甚至直接進入權力系統，為今後的發展早早打好基礎。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沒有這些優越條件，一般不得不從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的，幹部子女首次就業時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1．75倍。特別是在1949年至1956年這個時段，如果「14歲時父親的身份」是「幹部」，那麼，自己的第一次就業就成為幹部的概率非常大，為「14歲時父親身份」不是幹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這個報告也表明，各階層子女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機會不同，父親職業是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這些人的子女100個人中約有7個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農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進入這一階層。在人生發展過程中，權勢人家子弟往往在父輩的安排下在實權部門的關鍵職位上不停挪動，以建立勢力網，為以後占據要位打下權力根基。而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會的一分承認，有的甚至為了生存不得不低聲下氣，委曲求全，更莫侈談進入權力圈。
筆者有一出身農村的同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離家很遠的中學教書，那裡工資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鬱郁不得志。他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日夜苦讀，終於考上了法律碩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筆細帳，如果讀書，現在的工作肯定是沒了，研究生畢業後又得重新找工作，現在失業人很多，兩年後的情形也不會好多少，家裡無權無勢無關系，那時找工作倒成了大問題。而且讀研究生共需費用4萬多元，都得找親友挪借。他就此事徵求筆者的意見。筆者安慰他說，萬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師當自由職業者。他說他曾有這打算，也就此事徵求律師的意見，但這律師說，在中國當律師是一種悲哀，沒靠山沒關系不要當律師。筆者接觸過不少律師，知道其中一些內幕，聽了他的話，我無言以對。這個同學的命運，使我想起了另一個同學，他讀高中時成績很差，復讀了三次才進了一個成人學校，畢業後順利地進了政府機關，如今也儼然是個副局長。每次聚會同學都口上誇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覺良好。但同學們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個在區政府當領導的老兄。
「隱形世襲」泛濫的惡果，就是直接製造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對立，從而帶來社會穩定和秩序的嚴重危機。
在靠「隱形世襲」這種途徑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他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視公共權力如同他們的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蔭庇自己或給予他權力者的子弟、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而那些有知識、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沒有背景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可能會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從而採取極端的報復行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據《民主與法制》2004年2月號（下）報道，大學生崔殿軍畢業後招聘到黑龍江省某市環保局工作。按規定，試用期合格即可轉為正式職工。出身貧困家庭的崔殿軍，為了給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轉正，工作上積極努力，同事們有求必應。他還無償為局長的女兒輔導功課。然而，他的努力最終還是付之東流。單位上僅有的兩個轉正指標給了兩個領導的親戚。崔殿軍將全部怨氣發泄在局長身上，淋汽油火燒局長後服毒自殺，造成兩人隕命的慘劇。
不僅如此。隨著被排斥在體制外的人越來越多，在體制外就會形成一個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識的特殊人群——民間精英群體。求生存求發展是人的天性，通過體制內的途徑不能如願，就會產生強烈的價值失落感和社會對立情緒，很可能會尋求體制外的極端方式。當這些民間精英因某種契機達成一定共識時，就會對現存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提出嚴峻挑戰。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應符合兩個正義原則：一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且依系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
歷史經驗無數次地證明，要避免秩序危機的發生，根本在於促進社會平等和實現社會正義。就目前中國而言，當務之急是要改革產生目前這種權力（或利益）獲取途徑的「潛規則」的制度，拆掉孕育「隱形世襲」的溫床，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職務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開放，讓每個公民都有公平競爭、實現自身價值的寬闊舞台。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選擇和淘汰國家和社會管理者的良性機制，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崗位上來。同時，競爭機制的存在，也使那些掌權者有所忌憚，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而實現真正的政治文明。（文/蘇露鋒，摘自人民網強國論壇。本文僅供參考，文章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
【相關調查】《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幹部子女更易當幹部
你在當代社會處於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什麼人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昨日，由社科文獻出版社推出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一書能給你一些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答案。
據悉，這是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之後，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第二部力作。
合理的社會流動模式尚未最後形成
三年前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稱，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分化成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等十個階層，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
而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流動報告》回顧了當代中國五次社會流動的整體狀況，分析了構成「十大階層」的人群的來源與走向，並逐個分析了各階層的流動規律及趨勢。報告指出，現階段，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流動模式尚未最終形成。
《報告》主編、社科院陸學藝研究員透露，兩部報告之後，下一部報告將以分析國家與階層的關系、階層間的關系、同階層的關系為主題。
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流動報告》在分析社會地位變遷時，十分注重家族影響。在分析流動機制的九個自變數中，父親的職業地位、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和父親的單位部門就佔了三個。
報告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們獲得初次就業職業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14歲時父親的職業地位」則對本人現職的獲得有著顯著影響，好職業的父親更有可能幫助子女調換到好的工作。
報告稱，1978年後，國家幹部錄用過程中對「學歷」的強調使幹部直接將自己的子女安排進國家機關的概率得以降低，但統計數據表明，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數固定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
社會結構從「洋蔥頭型」向「橄欖型」過渡
報告預測，中國的社會結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型」(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演變為「橄欖型」(極富極窮兩個階層較小，中產階級龐大)。報告指出，中國逐漸誕生了一個「中間階層」。據課題組統計，2001年全國16——70歲的非學生人口中，「職業中產」的比例已接近16%。
衡量是否為中間階層的指標主要有知識資本、職業聲望、就業能力等，在收入及財富水平上，以個人年均收入及財富擁有量摺合人民幣25000元——35000元，家庭(三口之家兩人就業)年均收入在50000元——70000元為基準。報告稱，在現階段，中間階層對貧富分化及社會利益沖突有緩沖功能。
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職業結構的總量中，中層職業的比重增加了7.2個百分點。報告預測，未來8——10年，中國的職業高級化水平將有一個飛躍式的提高，社會中間階層也將有一個跳躍式的擴大。
普通人創辦私企機會越來越小
報告通過對1993年後私營企業主階層變遷的分析得出結論：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越來越以其他領域的精英為主，尤其經濟精英的轉化更為明顯，而普通百姓創辦私營企業的機會則越來越少。

第三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8935太長沒法粘，看這個網址吧
近年來，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分析範式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在社會分層研究盛行近20 年之後，一些學者對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重新產生興趣，甚至明確主張「回到馬克思」(仇立平，2006) 、「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對這樣一種理論傾向，我們不妨概括地稱為「重返階級分析」。確實，盡管分層研究目前是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主導範式，但事實表明，由於其固有的理論局限，它難以對中國社會不平等演變過程中的新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如果不重新引入階級分析視角，有關研究將缺乏足夠的洞察力和前瞻性。「重返階級分析」主張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憂慮。不過，比提出這個主張更重要的是從理論上澄清重返階級分析的理由和途徑，即為什麼要重返階級分析？怎樣重返階級分析？ 只有澄清這兩個問題，所謂「重返階級分析」才有實際內容和意義。限於篇幅，本文集中討論前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重返階級分析？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範式更迭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為不同範式在解釋力上存在差異。而解釋力的差異來源於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範式本身的解釋邏輯，這個邏輯註定了它在解釋力上的優勢和局限；其次是社會形勢的變化，這可能造成一個範式在解釋力上的既定優勢被削弱甚至喪失，不得不讓位於其他範式。

基於以上認識，「為什麼要重返階級分析」的問題實際上可以轉換為這樣兩個問題：第一，階級分析和分層研究各自的解釋邏輯及其在解釋力上的優勢和局限是什麼？第二，中國社會形勢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導致我們必須重返階級分析？ 在這兩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回答第一個問題，因為它是回答第二個問題的邏輯基礎，但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社會學界，包括那些主張重返階級分析的學者，缺乏足夠清晰和完整的認識。正如後面的綜述所表明的，有人認為，階級分析不過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分層研究，兩者沒有本質差別；更為流行的看法是，階級分析完全是一種鼓動革命的意識形態，不承認它是一種具有科學意義的分析範式；另有一些學者，雖然對兩種範式的邏輯差異做了一些不失敏銳和深刻的分析，但總的來說顯得凌亂而隨意，邏輯不夠嚴整。鑒於這種狀況，本文將把分析「分層研究」和「階級分析」這兩種範式的邏輯差異作為重點。為此，本文將首先回顧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中範式轉換的歷史，以梳理中國社會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及其得失；接下來，第二部分從分層研究和階級分析關於社會不平等的基本假設出發，剖析它們各自在理論興趣、研究議題、價值立場和方法論上的差異，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反思中國社會學界在相關問題上的看法；第三部分將勾勒階級分析和分層研究各自的歷史發展，以具體展現和驗證兩種範式在解釋邏輯上的差異。在此基礎上，第四部分將從中國社會形勢變化的角度來考察重返階級分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後，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總結。

一、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範式轉換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討論目前為什麼出現重返階級分析取向之前，最好先回顧一下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以前是怎樣放棄階級分析，最近又是如何找回來的演化過程。

(一) 從階級分析到分層研究

中國社會學自恢復重建以來，關於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大體上有兩次範式轉換。

第一次是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從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轉向韋伯傳統的分層研究，特別是轉向以布勞-鄧肯模型為基礎的地位獲得研究，最終，分層研究全面取代階級分析成為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主導範式。眾所周知，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階級分析是中國學者理解所有時代和形式的社會不平等的惟一方法。1978 年以後，雖然國家政治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但階級分析作為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石之一，仍然擁有國家意識形態傳統和地位。聯系這樣一種歷史背景，我們不能不說這次範式轉換具有「範式革命」的意義。

第二次是最近幾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反思分層研究的不足，不同形式地呼籲重返階級分析。這個過程目前才嶄露頭角，並且，由於本文開篇所指出的一些核心問題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今後的走向仍不明朗，是否構成一次範式轉換有待觀察。如果有一天，階級分析真的重新成為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主導範式，那無疑又是一次範式革命，但至少在目前，占統治地位的範式仍然是分層研究。

從階級分析轉向社會分層，再從社會分層返回階級分析，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在範式選擇的趨勢上似乎經歷了一個輪回。那麼，當年為什麼要用分層研究代替階級分析？現在為什麼又要重返階級分析？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當時社會學界只有簡略的討論。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觀點(參見張宛麗，1990 ；張宛麗、戴建中，1988) ：第一種，也是最為溫和的觀點認為，應該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但作為一種改進，可以在階級中劃分階層，再在階層中劃分利益群體，形成一個「階級- 階層- 利益群體」的三層次分析框架。不過，這種觀點也承認，西方社會分層理論「是以社會不平等為前提分析和認識社會階層結構的，因而在階層分析時有合理成分，可以借鑒」(張宛麗，1990) 。

第二種觀點激進一些，主張用韋伯的階層概念取代馬克思的階級概念。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屬於經濟范疇，而且強調階級之間的斗爭，因此只適用於那些階級結構比較穩定，並且存在尖銳階級對抗的社會；而韋伯的階層概念是一個社會范疇，包括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等多種社會差別，強調社會整體的協調功能，揭示了社會結構的動態變化特徵，更適宜用來研究當時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同樣激進的還有第三種觀點，只是它提出的替代方案不同：不是用階層，而是用利益集團或利益群體概念來取代階級(包括階層) 概念。

第二、三兩種觀點之所以主張徹底放棄階級分析，是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在我國現階段不適用或有局限性」(張宛麗，1990) 。所謂「不適用或有局限性」，包括：

Ⅵ 執法機關執法不公正不公平怎麼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Ⅶ 當國家公務員認為自己受到單位的不公平待遇時,可以向哪些部門提出申訴

可以向以下部門提出申訴：
1、原處理機關及其上一級機關

2、行政監察專機關

3、同級人屬民政府人事部門
申訴的定義：國家公務員對涉及本人的人事處理決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像原處理機關申請復核，或者向同級人民政府人事部門申訴，其中對行政處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行政監察機關申訴．

Ⅷ 請問樓主，我們參公的工作人員受到單位不平等對待，該向什麼部門反映情況，用什麼文件來維護自身權益

對「參公的工作人員」的管理，本就受《公務員法》的調節。
但問題是，你們內是受容到單位什麼樣的「不平等對待」呢？
《公務員法》第九十五條規定，公務員對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處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該人事處理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原處理機關申請復核；對復核結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復核決定之日起十五日內，按照規定向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或者作出該人事處理的機關的上一級機關提出申訴；也可以不經復核，自知道該人事處理之日起三十日內直接提出申訴：
（一）處分；
（二）辭退或者取消錄用；
（三）降職；
（四）定期考核定為不稱職；
（五）免職；
（六）申請辭職、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七）不按照規定確定或者扣減工資、福利、保險待遇；
（八）法律、法規規定可以申訴的其他情形。
另需要告訴你的是，《公務員法》第十五章「申訴與控告」內容涉及多方面的，你可自行在網上查閱該法，對照你們所遇的情況，明確法律的相關規定。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Ⅸ 面對政府的不公平處理 我該怎麼辦

面對政府的不公平處理，你還有幾種方式進行處理的：
1、政府的不公平處理僅僅就是停留於口頭上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規定，向處理的政府相關部門或者直接去同級機關信訪機構，進行面對面信訪或者書面信訪（建議後一種方式、但是信件要用掛號信方式郵寄）；
2、政府的不公平處理已經有相關部門書面回復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規定，向處理的政府相關部門的上級機構，申請行政復議。
3、向處理的政府相關部門的上級機構，申請行政復議後，接到並對《行政復議決定書》不滿的：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向該政府機構行政訴訟所管轄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訴訟最大的好處就在於，當你在起訴狀講明處理不公平實施以及提供行《行政復議決定書》，其他的證據依據我國法律規定，證據實行倒置舉證制（為什麼不公平處理的理由、依據法規、事實等證據均有該政府機構舉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