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行政聽來證制度是指行政源主體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主體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隨之向行政主體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主體聽取意見、接納其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
行政聽證的目的主要是查清事實真相，給相對人一個公平合情合理的行政決定，其關鍵環節是質證。
(1)聽證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擴展閱讀：
行政聽證的適用領域在我國由單行法規定，目前主要適用於行政處罰、行政決策、和行政立法三個領域。
行政聽證制度作為行政程序制度中的核心制度，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它也是規制公共權力行使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體現行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聽證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聽證是聽取意見的泛稱。狹義的聽證僅指以聽證會的方式聽取意見的制度。我國目前的法律所指的聽證指的是狹義的聽證，即以聽證會的方式聽取意見的制度。
參考資料：中國法院網-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概述與
⑵ 什麼是規劃聽證制度
規劃聽證制度 為了保證規劃的公平、公正、公開性，實現民主化、科學化與法治化的結合，真正貫徹公眾參與的原則，在規劃的不同環節與階段對規劃過程與成果實行聽證的一種制度，是規劃部門實現科學決策的重要手段。
⑶ 聽證制度要往國家政策制定發展，怎麼落實
聽證已成為當今世界各法治國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項共同的、同時也是極其重要的制度。盡管在不同的國家，對於聽證的定義、范圍、形式和程序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或統一，但從行政程序的角度看，聽證制度所要求和體現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即通過公開、合理的程序形式將行政決定建立在合法適當的基礎上，避免行政決定給相對人帶來不利或不公正的影響，從而實現行政管理公平、公正這一崇高的價值目標。
中國對行政聽證制度的引進，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事。1982年制定的憲法以及此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和民主法制的發展，為聽證制度的移植與發展奠定了基矗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在這里，聽取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是原則的、籠統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也應該表現為具體的法定形式，聽證就是被國外的實踐證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是中國移植國外聽證制度的首次嘗試，也是中國行政程序制度發展的重要突破。在該法中，「聽證」
一詞在中國法律中首次出現並成為與簡易程序、一般程序並列的三種行政處罰決定程序。它不僅界定了聽證程序的定義，而且還明確了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條件、聽證的告知通知制度、公開聽證制度、主持人及其迴避制度、對抗辯論制度和聽證筆錄制度等。
如果說行政處罰法是移植聽證制度的首次嘗試，那麼我國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對聽證的規定就可以視作中國聽證制度在立法上的擴展。該法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須性、可行性。」聽證制度在立法上的擴展目前還在繼續。據悉，正在起草中的行政許可法、立法法等，都考慮規定聽證制度的內容。
雖然聽證制度在中國開始生根，但它目前還只限於少數幾個法律，適用范圍很窄，程序也很不規范具體；在操作的層面看，行政聽證制度確立後，各地和各政府部門對聽證制度的實行作了許多努力，但在眾多受到處罰、有權要求聽證的案件中真正舉行聽證的寥寥無幾。這表明聽證制度還沒有真正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從上述存在的問題看，要完善中國的聽證制度，應重點抓好以下幾點：
第一，提高人們依程序行政的觀念，樹立程序法治觀念
行政關系是一種傾斜的、不平等的關系。行政權力有易擴張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約和控制，就極易產生對相對人權益的損害和侵犯。而避免發生行政違法和侵權的方法之一就是賦予行政機關更多的程序義務，而相對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權利，從而保持行政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平衡，促使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達到公開、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紀以來行政法治已從注重行政行為的結果發展到不僅注重行為結果而且強調行政程序，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聽證制度也就是在此情況下獲得重視與發展的。
由於中國長期的集權體制和受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序一直被淡視。在立法中，往往實體規定多，程序規定少或根本沒有；在執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權的實現，而忽視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觀念上，往往認為程序繁瑣、麻煩，影響效率，甚至多餘，不能理解程序對實現實體正義的深刻影響和重要意義。所以，聽證制度在中國的完善，首要任務是要在思想觀念上認識程序，了解程序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逐步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
國外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范圍較廣，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適用於對相對人不利的處理處分；三是在有些國家，聽證不僅是用於具體處分行為，而且還廣泛適用於制定法規等抽象行為。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的聽證程序主要還只限於行政處罰，而且還不是全部的處罰。當一種程序和制度還尚未被立法所廣泛採用時，其影響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當前我國應盡快擴大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盡量在對相對人實施不利處分時都能夠適用該程序，今後再逐漸擴大到抽象行政行為領域。
第三，要盡快完善聽證制度的程序規定
行政處罰法的一個顯著特點和重大突破是對行政處罰的程序（其中包括聽證程序）作了較為詳細具體的規定。但對於一項鮮為人知的全新制度而言，關於聽證程序的規定仍是簡單而粗疏的，無法滿足實際操作的需要。因此，聽證制度的完善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程序上的完善，它要求對聽證中的主體，聽證的當事人和參加人，聽證的原則、步驟、方式和具體程序作出詳盡的規定，使聽證制度達到規范，具有極強的操作性，便於執行。
第四，提高行政執法水平，保證行政聽證制度的實施與實現
聽證程序的推行無論是對行政機關還是對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行政執法人員摒棄優越感和專橫的作風，增強民主和法治意識，樹立認真細致的工作作風。而要達到這一要求，除加強對行政執行人員進行法制教育，提高其執法水平外，還必須從制度建設的層面上加以保障，強化行政責任制度，對於違反法律規定，該聽證不舉行聽證，或不認真實施聽證的人員和行為，依照法律的規定予以嚴肅處理。
⑷ 簡述行政聽證制度的概念和內容
見《行政處罰法》
第四十二條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版罰款等行權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行政機關組織聽證的費用。聽證依照以下程序組織：
（一）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三日內提出；
（二）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三）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
（四）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五）當事人可以親自參加聽證，也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理；
（六）舉行聽證時，調查人員提出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
（七）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
⑸ 聽證制度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編輯本段聽證的涵義
聽證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有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
編輯本段聽證制度的內容
一般認為，聽證制度的基本內容主要是：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前將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給利害關系人。通知是行政機關將有關聽證的事項在法定期限內通告利害關系人，以使利害關系人有充分的時間准備參加聽證。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發揮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溝通作用，是聽證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的聽證權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2、公開聽證。聽證必須公開，讓社會民眾有機會了解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作出的過程，從而實現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聽證如涉及到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聽證可以不公開進行。3、委託代理。行政相對人並不一定都能自如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允許其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在聽證中，行政相對人可以委託代理人參加聽證，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4、對抗辯論。對抗辯論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決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行政相對人對此提出質疑和反詰，從而使案件事實更趨真實可靠，行政決定更趨於公正、合理。5、製作筆錄。聽證過程必須以記錄的形式保存下來，行政機關必須以筆錄作為作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
編輯本段國外聽證制度的歷史沿革
作為法律術語，聽證一詞最早源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即「任何權力都必須公正行使，對當事人不利的決定必須聽取他的意見」。該原則是「英國皇家法院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行使監督權時，要求它們公正行使權力的原則」。之後英國在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中又有關於公民的「法律保護權」的觀念和制度。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正當法律程序的聽證，原來只適用於司法審判，意為在案件審判的過程中必須經過聽證，這種聽證制度被稱為「司法聽證」。後來，這種制度從英國傳到美國，美國在英國的普通法原則和《自由大憲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成了「正當法律程序"(e process of law)。
編輯本段聽證制度在中國的發展
聽證制度在我國是個「舶來品」。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的價格審查制度，可以說是價格聽證制度的雛形。此後，有關省市相繼建立了價格聽證制度。1996年3月通過的《行政處罰法》，首次從國家層面對聽證制度做了規定。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和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又對價格決策和地方立法聽證做了規定。法律法規關於聽證制度的規定，加速了聽證程序建設和聽證制度的實施推廣。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了專門的聽證程序或規則、辦法。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立法、行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領域被廣泛採用。如前所述，對學生的管理得許多方面（包括對學生的管理）都屬於行政行為，所以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是可行的。
⑹ 我國確立和實施聽證制度有哪些重要意義
一,對社會一般公眾或具體利害關系人而言,聽證制度的實施是公民參政權在行政領域的體現,使其意志在行政領域得到充分地表達、體現,這樣會進一步激發他們的民主權利意識,弱化對行政權的疏遠、恐懼的情感,從而也會提高他們的參與能力和參與水平.
二,從經濟學角度講,有助於行政主體提高行使行政權的效率.雖然有人提出讓社會一般公眾或具體利害關系人參與行政行為進行聽證會影響到效率的提高,但據成本分析、最終結果看,聽證反而從程序上保障了行政決定的易被接受性,易完成行政事務,最終提高行政效率.
三,從政治學角度講,聽證制度符合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根據人民授權理論,人民對政府直接式或間接式的授權,不僅是現代政府及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且是公共行政運作前提,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府行使公共權力必須要遵行、體現民主原則、憲政原則.讓相對人參與行政行為體現了這樣的本原宗旨.
四,聽證制度有利於樹立「公開行政」的理念,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化接軌的需要.世貿組織是高度透明的國際組織,其規則主要就是行政法規則,其基本原則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則,需要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場制度,排除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保證自由競爭.讓公眾通過聽證參與行政過程有利於構建這樣的公開透明政府,符合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五,從整個社會角度講,社會一般公眾或具體利害關系人通過聽證程序參與行政行為,使其直接與行政主體對話、協商解決利益沖突,使行政行為公開化,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促進社會的進步、和諧.
⑺ 聽證制度的基本內容
一般認為，聽證制度的基本內容主要是：
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前將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給利害關系人。通知是行政機關將有關聽證的事項在法定期限內通告利害關系人，以使利害關系人有充分的時間准備參加聽證。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發揮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溝通作用，是聽證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的聽證權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2、公開聽證。聽證必須公開，讓社會民眾有機會了解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作出的過程，從而實現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聽證如涉及到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聽證可以不公開進行。
3、委託代理。行政相對人並不一定都能自如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允許其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在聽證中，行政相對人可以委託代理人參加聽證，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對抗辯論。對抗辯論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決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行政相對人對此提出質疑和反詰，從而使案件事實更趨真實可靠，行政決定更趨於公正、合理。
5、製作筆錄。聽證過程必須以記錄的形式保存下來，行政機關必須以筆錄作為作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
⑻ 我國聽證制度存在哪些問題，應如何完善
我國聽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完善
（一）聽證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由於過去一段時間內計劃經濟在國內佔主導地位，反映在行政領域就表現為政府的指令性計劃或命令性計劃等，這也影響了行政機關長期以來輕視行政相對人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觀點。伴隨著中國法治的發展，「依法治國」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們開始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遵循有關法律規定及於關注，知情權作為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顯得越來越重要。但由於行政機關長期以來形成的錯誤認識，聽證制度作為公民了解政府有關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實踐中未得到有效執行。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正式的聽證制度僅在《行政處罰法》中有所規定
正式的聽證制度僅在《行政處罰法》中有所規定，其餘尚處於立法實踐階段，這就使得有些行政機關對其持漠視的態度，該聽證的未聽證，或者無故拖延聽證等情況時有發生，再加上對行政相對人的輕視態度，聽證制度在我國行政機關的執行狀況不理想。
2、行政首長制在聽證過程中仍佔主導地位
目前，學者們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聽證筆錄是否作為行政機關做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從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則來看，聽證筆錄為行政機關做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行政機關系統長期奉行行政首長制，在聽證結束後，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行政首長的裁決。另一方面，聽證後採納證據、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不強、總體素質較低，要完全依賴於聽證過程中質證的證據做出行政裁決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聽證意識有待相對較低
近年來全國各地掀起的「聽證會熱」為我國聽證制度作了一次廣泛的宣傳。不盡人意的是這些聽證會在舉行過程中存在著不少違反聽證程序的做法，媒體對聽證制度認識上存在誤區從而導致了錯誤報道，混淆了廣大人民對聽證制度的認識，誤將聽證會等同於一般的座談會，這對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因此進一步規范聽證會的制度刻不容緩。同時加強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總體素質也十分必要。
4、對聽證主持人缺乏相應的制度性保障
聽證程序的實施質量如何，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聽證主持人，他與程序公正緊密相關。正如美國學者伯納德•施瓦茨教授所強調的，「由公正、超黨派的審訊官主持的公正聽證是行政裁決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決一樣，行政官員在聽證中所做的裁決也必須由公正、超黨派的審訊官做出。如果審訊官或者行政機關受到法律偏見的影響，那麼行政裁決則是無效的。」為了確保聽證主持人的獨立性，首先必須在制度上確保其能獨立地行使有關聽證的權利，這就有待於在今後的立法中加強和確保聽證主持人法律獨立性的相關法律制度，實現聽證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員隊伍自身的整體素質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二）對聽證制度的一些完善
1、廣泛開展全民聽證制度的宣傳活動
有關政府部門應積極組織行政庭工作人員深入群眾，宣傳法律法規。認真聽取群眾意見，並將意見即時反饋給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決聽證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廣泛代表性的難題，另一方面聽證主持人可針對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提前做好准備，從而在聽證過程中正確地引導聽證會的順利進行，實現行政聽證制度的公正與效率的。
2、建立相應的違反聽證程序的救濟制度與之相配合
有權利就有救濟，否則權利難以得到及時、合理的保障。在實踐中違反聽證程序有兩種情形：一是應當聽證而未聽證；二是在聽證中違反聽證程序的法律規定。針對此，筆者建議，可在今後的《行政訴訟法》和《行政復議條例》中增加相應的條款規定，完善其相應的救濟法律制度。
3、確保行政聽證制度法制統一性
程序的價值在於落實法律的執行，在以《行政處罰法》為突破口的各種單行行政法律、法規中分別規定相應的聽證制度，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然而由於出發點不同，會出現相互矛盾的情況，因此在將來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聽證制度的定義、基本原則、基本步驟等做出詳細的明確規定顯得十分必要。
四、從憲政角度對聽證制度的認識
憲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本文正是從這個角度，以文章上部分為基礎，對我國聽證制度做一個簡單的評價。
（一）聽證會和公民基本權利
舉行聽證會，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為會對公民基本權利產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為意味著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了限制。從法理上說，法律應盡可能擴大公民的自由，對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應該充分當事人的自由選擇，表現為對當事人權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時由於公權力本身的局限，特別在經濟領域，需要注重個人自治。聽證會制度，在行政權力擴張的背景下，無疑成為克服公權力運行缺點，保障個人權利和發揮個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權力和公民基本權利的協調
盡管聽證會體現了政府決策的民主化，但是聽證會本身並不等同於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機會均等、多數決定原則之上的決策程序，而聽證會只是政府機關決策前的一種徵求意見程序，聽證會本身並不決策。正因為如此，聽證會的運作過程與民主的運作過程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民主決策過程由投票產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樣的投票權，而聽證會的參加人由政府機關選擇，參加人以其專業知識而不是投票權影響決策；民主必須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策，而聽證會完全有可能採納少數派的意見。這樣，聽證會的參加人構成及其專業素質對於聽證會的成功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以搖號、抓鬮、抽簽或者選舉等「民主」方式選擇聽證會的參加人，首先就是對聽證會程序與民主程序的一種誤讀和錯誤嫁接。
實際上在聽證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過於追求對公權力的限制，不僅降低了行政效率，對個人自治的過分張揚，也不利於對公共利益的保護，以此，必須注重權力和權利的協調。協調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違憲審查制度和聽證制度。在違憲審查中，判斷某一個涉及對基本權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權力行為是否違憲，通常採取的標準是比例原則和利益衡量理論，即在正當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礎上，把對某一項基本權利進行限制所獲得的利益和由於該限制所喪失的利益進行比較，在可以判斷前者的價值高於後者的情形下，才對該項權利做出適當的限制。在聽證制度中，主要通過聽證程序的設置和聽證者的意見對行政決策的拘束力來實現的。
（三）聽證程序的意義
即使在一個高度法治化的國家裡，由於人性和利益的驅動，我們很難確定的說某個行政行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擾。如盧梭所說，「一個國家官員代表了三種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團的，一是國家的」。行政權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權，它的擴張必然引起人們的擔憂。由於違憲審查的事後救濟和非專業化特點，聽證制度迅速發展起來。但另一面，與違憲審查相比，聽證制度中對公權力的限制理性化較低，在聽證中權利對權力的約束不同於司法。即在違憲審查中，被法院認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為，有可能在聽證中被否決（當然聽證參加者不具有決定權），原因在於聽證結果是意志自由選擇下的結果。
⑼ 聽證制度的形成背景
1996年3月通過來的《行政處罰自法》，首次從國家層面對聽證制度做了規定。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和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又對價格決策和地方立法聽證做了規定。法律法規關於聽證制度的規定，加速了聽證程序建設和聽證制度的實施推廣。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了專門的聽證程序或規則、辦法。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立法、行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領域被廣泛採用。
⑽ 我國確立和實施聽證制度有哪些重要意義
確立和實施聽證制度的重要意義在於推動中國憲政事業的發展,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報告精神,行政聽證制度的價值在於聽證制度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行政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有利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交流、認同和理解,提高行政決策的公信力、行政效率、行政質量.完善中國行政聽證制度,應該提高認識,正確看待聽證制度;切實發揮聽證制度的作用,完善法制,規范聽證制度.實現聽證制度的法制化;加強對行政聽證結果的追蹤處理,充分發揮行政聽證的現實效能.
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不斷推進，聽證制度已逐步成為我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它的確立與實施對於實現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傢具有重要的意義。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擁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管理各項國家事務的權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實行聽證制度是其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國家事務權力，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行使和國家主人翁地位實現的重要途徑。因此，認真探討和研究這一問題，逐步建立和完善這一制度，將日益成為今後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
一、聽證制度的歷史沿革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證結果的公正。1946年，美國制定《聯邦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聽證程序為行政程序的核心，第一次把聽證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寫入法律。隨後，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日本等國家也相繼制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中無一例外地都規定了聽證程序的內容。其時，聽證僅作為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主要是行政處罰）的必經程序而存在。隨著聽證程序的不斷發展，聽證制度逐步進入政府決策領域，成為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要途徑，同時，也被立法機關在立法、監督等領域相繼採納。自此，聽證作為國家機關運作的新理念和一項基本制度在西方主要國家完整地建立起來了。
我國的聽證程序是從國外引進的。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價制度，這是我國聽證制度的雛形。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首次大膽引入「聽證程序」，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聽證」從此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制實踐，昭示著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要求「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從而把聽證程序引入了我國行政決策領域。1999年9月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條例》立法聽證會，開創了地方人大立法聽證的先河。自此，舉行公開、透明的聽證會，建立和完善科學的聽證制度，擺上了我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工作議程。
二、地方人大實行聽證制度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做法
聽證程序在我國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得以運用，是近幾年才開始的，而且，這種運用只是嘗試性的，並且僅限於立法領域，而在監督、重大事項決定、人事任免等方面卻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全新課題。
（一）基本情況
近幾年來，特別是2000年立法法頒布實施以來，一些地方人大先後在立法過程中舉行了聽證會。據不完全統計，最近幾年，已有上海、廣東、四川等20多個省、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召開了幾十次立法聽證會，通過聽證制定和修改的法規、規章，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十分廣泛，涉及經濟管理與市場秩序、城市建設與管理、社會保障以及教育、文化、公民和企業權益保護等領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完善我國的立法聽證制度方面，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並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相繼制定了立法聽證規則。據了解，截止到2002年7月，地方人大制定專門的立法聽證規則的省、市有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鄭州、廣州和深圳等。另外，廣東省雖然沒有制定專門的立法聽證條例，但制定過一次性的聽證會程序規范-《＜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條例＞聽證會程序》。其他大部分省市則是通過制定立法條例來對立法聽證問題進行原則規定的。如湖北省在立法條例中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規案，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二）主要做法
盡管聽證程序直到近幾年才被引入地方人大工作，但是，在借鑒西方主要國家經驗的基礎上，經過努力，我們還是在聽證的原則、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范體系。
1、聽證遵循的原則。一般都規定，聽證必須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會應當公開舉行，公開舉行的聽證會允許新聞媒體報道。此外，有的省、市人大還結合實際，規定了一些其他原則。如上海市將「有序」作為立法聽證應遵循的原則。廣東省的《＜廣東省建設工程招投標管理條例＞聽證會程序》中，也將「有序」作為立法聽證的原則之一。鄭州市和深圳市將「客觀」規定為立法聽證應遵循的原則。
2、聽證的程序。從西方主要國家和我國地方人大聽證的實踐來看，實施聽證主要包括以下基本程序：（1）聽證的提起。人大有關機構可根據工作需要舉行聽證會；常委會組成人員可以提議舉行聽證；根據其他單位或個人的建議或動議，經人大常委會機關研究決定後，也可以舉行聽證。按照目前地方人大立法聽證的具體做法，提出和舉行聽證的主體主要是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就有關立法提案和正在審議的法律案決定是否舉行聽證會。（2）聽證的准備。主要包括：提前公告，舉行聽證會需由聽證機構向社會公告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聽證事項等；確定聽證陳述人，通常將與聽證事項有利害關系的人或組織確定為聽證陳述人，必要時，與立法事項無利害關系的專家也可以作為聽證陳述人；准備文件，准備聽證相關的背景資料及有關內容說明材料。（3）聽證的舉行。宣布聽證會參加單位和人員、聽證事項、聽證規則等，對聽證的主要內容作簡要說明，由陳述人對聽證內容發表意見，公開辯論，聽證記錄。
三、地方人大實施聽證面臨的主要問題
應當看到，聽證在我國尚處於探索階段，與一些聽證制度已經建立幾十年的發達國家相比，無論在法律的定位上還是實際操作過程中都還存在許多問題和不夠完善的地方：
（一）關於聽證的依據問題
以立法聽證為例，立法法制定之前出現的地方立法聽證實踐都沒有全國性的法律依據，完全是地方人大的探索和嘗試。立法法頒布實施之後，地方立法聽證活動才有了較為明確的法律依據。即便如此，地方人大立法聽證實踐的法律依據依然比較薄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立法法中有關立法聽證問題的規定非常簡單，彈性也較大，不像價格法那樣對於價格聽證有剛性的規定；二是很多地方，包括已有早期實踐的一些地方人大也還沒有為聽證會制定專門的聽證制度規范，有的也是一次性或暫行性的，如廣東省等；三是立法聽證實際進行的次數很少，進行與否隨常委會領導人的注意力的轉移而轉移，有的成為立法公開性的點綴品。
（二）關於聽證的范圍問題
仍以立法聽證為例，聽證是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立法的必經程序或是基本程序。而我國立法法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草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等形式。在這里，聽證僅是立法中為保證和提高立法質量，實現立法民主化、科學化所可以採取的形式之一。很顯然，這忽視了聽證與座談會、論證會等其他形式相比較所具有的公開性、充分性和客觀性等特點。究竟哪些立法活動必須進行聽證，哪些可以進行聽證，哪些不用聽證，目前，在我們的立法法和地方立法聽證規則中都沒有明確的界定。通常我們都說，涉及本地重大的、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立法事項需舉行立法聽證會，但這一標准如何掌握，同樣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