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行政處罰聽證
行政聽來證制度是指行政源主體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主體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隨之向行政主體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主體聽取意見、接納其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
行政聽證的目的主要是查清事實真相，給相對人一個公平合情合理的行政決定，其關鍵環節是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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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聽證的適用領域在我國由單行法規定，目前主要適用於行政處罰、行政決策、和行政立法三個領域。
行政聽證制度作為行政程序制度中的核心制度，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它也是規制公共權力行使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體現行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聽證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聽證是聽取意見的泛稱。狹義的聽證僅指以聽證會的方式聽取意見的制度。我國目前的法律所指的聽證指的是狹義的聽證，即以聽證會的方式聽取意見的制度。
參考資料：中國法院網-我國行政聽證制度的概述與
2. 罰款多大數額才能進行交通行政處罰聽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三節 聽證程序
第四十二條 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較大數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當事人不承擔行政機關組織聽證的費用。聽證依照以下程序組織：
（一）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當在行政機關告知後三日內提出；
（二）行政機關應當在聽證的七日前，通知當事人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
（三）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
（四）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五）當事人可以親自參加聽證，也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理；
（六）舉行聽證時，調查人員提出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
（七）聽證應當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
當事人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有異議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執行。
第四十三條 聽證結束後，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作出決定。
何為「數額較大」？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行政處罰法》頒布之後，各部委、地方各級政府、人大都不同程度地就聽政程序（有的包含在行政處罰程序中）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其中，對數額較大的罰款的確認更是體現了地方和部委的特色。《北京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的較大的幅度為「對公民處以超過1000的罰款，對法人或者其它組織處以超過30000元的罰款」。中國證監會制定的《行政處罰聽證規則》第二條規定的是：「（五）對個人處以罰款或者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5萬元以上；六）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罰款或者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30萬元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處罰聽證辦法》第三條規定的是：「對公民處1萬元以上罰款、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10萬元以上罰款」；安徽省池州市《池州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第三條規定的是：「較大數額罰款是指對公民處以1000元以上的罰款、對法人或其他組織處以10000元以上的罰款。」《財政機關行政處罰聽證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的是：「財政部以及專員辦作出罰款行政處罰的，其「較大數額罰款」的標准為對公民作出5000元以上罰款，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出5萬元以上罰款。地方財政機關作出罰款行政處罰的，其「較大數額罰款」的標准按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或者人民政府的規定執行。」《貴州省專利行政處罰聽證規則(試行)》第五條規定的是：「（一）擬對公民處以2000元(含2000元)以上的罰款；（二）擬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的罰款；」《貴州省人民政府關於行政處罰較大數額罰款標準的規定》內容更為詳細：「一、法律、法規、規章對某類違法行為罰款沒有最高限額規定的，對非經營活動中公民的違法行為處1000元(含1000元)以上罰款、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處5000元(含5000元)以上罰款為「較大數額罰款」；對經營活動中公民的違法行為處3000元(含3000元)以上罰款、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處1萬元(含1萬元)以上罰款為「較大數額罰款」。二、法律、法規、規章對某類違法行為罰款有最高限額規定(含具體罰款金額和違法所得百分比、倍數規定)的，罰款數額超過最高限額百分之五十(含百分之五十)的為「較大數額罰款」。但對非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罰款數額不足1000元(不含1000元)、經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罰款數額不足3000元(不含3000元)的，不視為「較大數額罰款」。三、法律、法規、規章、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對行政處罰聽證范圍中「較大數額罰款」標准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從以上部委和政府規章可以看出，數額較大的罰款基本上是採取了個人和單位的區別對待，有的（如貴州省政府）還對是否經營活動進行了進一步的區分。
對《行政處罰法》中的規定如何解釋，筆者認為，既要符合立法的本意，又要符合解釋的規范性要求。《立法法》規定：「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並且規定了需要法律解釋的情形：「（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筆者認為，對《行政處罰法》第42條的解釋就符合《立法法》中「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情形，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同時，應當注意的是，《行政處罰法》並沒有賦予其他行政機關制定所謂辦法或者實施細則之類的規定。那麼，該如何界定「數額較大的罰款」？筆者認為在原則上應當考慮兩個原則：一是相對權利人保護的原則。鑒於行政處罰公平機制的需要，對相對人的保護應當盡可能地擴大，給予相對人盡可能多地陳述和申辯的機會。基於這種考慮，應當盡可能地把「數額較大」的標準定的低一些；二是行政效率原則。行政效率原則的含義是行政機關在行使其職能時，要力爭以盡可能快的時間，盡可能少的人員，盡可能低的經濟耗費，辦盡可能多的事，取得盡可能大的社會、經濟效益。⑶在此基礎之上，考慮《行政處罰法》的整體性，可以採取以下的方式：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地方各級人大或者授權國務院制定數額較大罰款的權力，改變目前這種政出多門的無序局面――就拿北京市和證監會對個人的處罰幅度相比，1000元和5萬元，整整相差了50倍！二是要考慮《行政處罰法》關於簡易程序處罰的規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對公民處以五十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一千元以下罰款的行政處罰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這種規定體現了無論是否經營行為，僅僅針對公民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簡單的分類方法，通俗易懂。對聽證程序中的罰款仍然可以沿用這樣的分類法。在數額上，要存在簡易程序和聽證程序的明顯差別，根據我國現在的國民收入狀況分析，二者相距10倍較為合適，即對公民處以五百元以上、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一萬元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的，應當適用聽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