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離於監管

『壹』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貳』 如何加強對黨員幹部八小時以外的有效監督

針對領導幹部在八小時之外的活動具有復雜性、隱蔽性、變動性等特點，對領導幹部八小時之外的監督應從以下各方面著手：
一是要營造良好的監督氛圍。採取學習、宣傳、講座等形式，加深職工群眾對落實監督權力重要性的理解，自覺履行監督職權，從而不斷增強責任感。同時要切實維護監督者的合法權益。制定出台有關政策，從制度上保證監督者利益不受侵害，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隨意剝奪監督者的各種權力，特別要從政治、經濟、生活等方面予以保護，對打擊報復監督者的行為要嚴肅處理，使行使監督權的人有安全感。對真實、有效的監督，要給予監督者適當方式的獎勵，鼓勵人們大膽行使監督權力。
二是要暢通監督渠道，把對領導幹部的多種監督落 到實處。要採取公開舉報電話，設臵舉報信箱，實行來訪接待日制度，開通幹部監督熱線、專人暗中察訪和填發通知書責令說明真相等方式，妥善解決來信來訪反映的問題。通過採取多種有效的監督形勢，使廣大幹部在業余時間不離組織、在生活社交中不忘黨性原則，嚴格自律，防患於未然。
三是要強化教育，增強領導幹部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剖析已經發生的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這些領導幹部沒有擺正個人與組織、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常常把自己凌駕於組織之上，游離於黨紀政紀條規約束之外，拒絕或逃避外部監督。監督是領導幹部正確行使權力的重要保證，也是領導幹部健康政治生命的必要條件，更是預防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越軌行為發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必須切實把教育作為實施監督的基礎性工作來抓，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引導領導幹部在加強廉潔自律的同時，主動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使領導幹部自覺抵制不健康行為的侵蝕，時刻清楚哪些事情干不得，哪些東西拿不得、哪些習氣染不得，哪些地方去不得。同時要注意發揮好領導幹部家屬子女及親屬的監督、提醒作用，定期組織開展賢內助、好子女、廉親屬等教育活動。注意組織他們收看一些反腐倡廉和領導幹部犯罪案件的警示片，讓他們認識到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主動承擔起監督、提醒的義務。通過對領導幹部進行多層次、立體式的監控，既監督工作圈，又了解其生活圈和社交圈，消除「監督空檔」的存在。
四是要勇於創新，要把對領導幹部的「全方位」監督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所謂全方位監督就是將監督工作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對外經濟活動以及八小時之外，「做到領導幹部權力行使到哪裡，領導活動延伸到哪裡，黨組織的監督就實行到哪裡」。要增加監督力量，配足配強監督人員，專人專事領導幹部監督工作。要不斷創新監督工作機制，變事後監督為事前、事中、事後相結合的全程監督，努力走出一條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幹部監督工作新路子。
五是要抓好對監督結果的運用。利用各種新聞媒體，採取通告或通報等形式，適時、恰當、准確地向公眾公布監督舉報的調查處理結果。對工作監督中發現的優秀幹部，大膽提拔任用，對先進典型大張旗鼓地總結表彰，對發現的各種問題堅決嚴肅查處，著力強化監督的震懾作用，使幹部監督工作得到加強和改進，使多種監督形成合力，避免出現監督職能重疊或監督「空白區」，真正做到領導幹部的權力行使到哪裡，領導活動延伸到哪裡，監督就實行到哪裡，把監督的目光延伸到八小時之外，減少和消除監督「盲區」。

『叄』 游離於方圓之外,而又不失法度出自哪

做人不要太精明,糊塗一點好,這就是當今社會能混下去的基本資本我們運用圓滑專，使生活憑添了一些屬風姿與色彩，也少去了一些糾紛與麻煩。圓滑既然是人的本能，又是出於人的本能之需要而存在，就無需刻意去追求，或者是過分地毀譽。人之直率與人之圓滑原本就是人之性格的雙重性。然而，現今有不少人樂道於「圓滑」，甚至以為精於「圓滑」就是入了「中庸」之道。這，也許是由於崇尚「中庸」卻誤會或者歪曲其本意的緣故。外圓內方也指為人處事之道，表面隨和，內心嚴正，然後這一切都會控制在一個限度內

『肆』 個體教育不能游離於整體之外是什麼意思

通過互聯網進行在線學習，成為當下很多人選擇自我充電的潮流方式。網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讓人遠隔千里都能夠聆聽名師專家的諄諄教誨，確實對於個人知識水平和能力的提升發揮積極作用。但由於這一行業還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行業還不夠規范，一些個人和機構借機渾水摸魚，讓消費者蒙受損失。導致亂象萌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當前對在線教育的監管力度有待加強，沒有強有力的外部約束，很難靠一根網線來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要在宣傳營銷上加強監管。為了吸引消費者，很多線上培訓機構在宣傳營銷上下足了功夫，導致了虛假、過度宣傳現象的大量滋生。「保分」「提分」「包過」等讓人心動的廣告宣傳在各種線上教育網站中比比皆是，這些不實承諾讓消費者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最終結果往往令人失望。我國《廣告法》明確規定，教育培訓宣傳不得含有對效果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性承諾，這些打著「包過」口號的宣傳行為本身就涉嫌違法，有的機構還會動用「水軍」吹捧課程質量和培訓效果，給消費者造成嚴重誤導。對於宣傳營銷上的亂象必須嚴加監管，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要在品質保障上加強監管。「外教」「名師」「速成」「一對一培訓」是線上培訓廣告中的常見詞，但在實際培訓中，培訓機構的很多承諾最終都成了「空頭支票」，不僅約課難，外教的水平還太「水」，根本達不到預期的學習目的。不僅如此，很多平台的交互體驗做的也很差，視頻卡頓、不清晰等現象嚴重。對於培訓機構的低品質培訓行為也要加強監管，督促培訓機構要遵守向消費者的承諾，提升教學培訓的水平與質量，保障消費者享受到應有的培訓服務。
要在售後維權上加強監管。目前在線教育行業普遍存在退課退費難的情況，培訓機構想方設法以各種理由拒絕消費者的退課退費申請，給消費者造成經濟損失。這就需要在售後維權上加強監管，建立學習進退自由機制，可以將預收費的方式改為按次數、時長收費的模式，允許消費者出於合理理由進行退款，將復雜的退課退學流程簡便化，促進教方與學方市場的公平。
在線教育符合當前人們的生活習慣和節奏，作為一項新興業態，雖然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只要能夠加強監管，促進培訓機構正規化經營，依然具備長久發展的空間和潛力。

『伍』 為什麼說P2P平台項目自融很危險

P2P自融說白了，它就不是一個撮合借貸及出借方的中介平台。它是有自己實體公司的老闆來線上開一個網貸渠道，從網上融到的資金首要用於給自己的公司或有關聯的公司周轉借用。
也就是說老闆開P2P融資所得的資金首要用處是自用！公司來開渠道融資，無非兩個原因：一是為了在發展正火的互聯網金融里分得一杯羹；二是公司現在缺錢了，出現了資金周轉困難，更壞的情況則是，在銀行借不到錢，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等本地的民間借貸也借不到錢了。
於是就先自我進行包裝打著P2P的招牌，然後計劃融資。這樣打著P2P招牌自融的公司，一般它會拋出較高的利益吸引投資者，如果用於自用的公司生產正常且盈利的情況下還能按期給投資者返息返本，一旦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資金鏈斷裂，就只有依靠投資者借新還舊。
當借新還舊都不能繼續維持公司存活下去，那麼這樣自融的偽P2P公司的老闆就可能破釜沉舟地捲款跑路了，就會導致投資者血本無歸。所以，投資者在選擇平台的時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辨別P2P真偽平台。別為一時的高息蒙憋了心智。你貪它的高息，他看中的卻是你的本金。
自融的平台，標的信息、資料，資金的去處，一般都比較含糊不明了，若投資人仔細推敲的話，還是能發現問題的。現在，P2P有了監管的約束，資金銀行存管，平台接觸不到資金，因此合規的P2P平台，自融已是沒有了可能。
所以，一定要在符合監管要求的平台投資理財才能最大程度保證自己資金的安全。千萬別在游離於監管之外打著高息幌子的平台去理財，那樣你會得不償失的！

『陸』 誰有一篇《監守自盜》讀後感，涉及金融管理與犯罪內容的給我分享一下，謝謝

----《監守自盜》觀後感
《監守自盜》是探究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紀錄片，本片主要是通過 采訪華爾街金融精英、經濟學家、政府要員、金融消費者等和展示客觀真實的數 據材料，給觀眾呈現出了金融危機爆發的諸多原因。
從影片中可以找出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如下：低利潤和寬松的信貸條件；貪 婪的華爾街金融精英對金錢的無止盡的追求；信用評價機構的錯誤引導；美國金 融監管機構的失職。 在上述原因中， 美國金融機構監管的缺陷和失職是主要原因， 200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馬斯金教授曾指出：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 責任在政府的監管失職。在影片中「監管」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但是幾乎每 次提到監管都意在指出金融監管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失職。 美國在金融危機前採取的是「多重多頭」的監管體制，多重是指聯邦和各州 均享有金融監管的權力，多頭是指在一個國家有多個履行金融監管職能的機構。 美國危機前的監管機構在聯邦層面主要有美國聯邦儲蓄系統(FRS)，貨幣監管署 （OCC）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商品期貨交 易委員會（CFTC） ，儲蓄管理局（OTS） ，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CUA）等七個 機構。上述機構的分工是：FRS、OCC、FDIC 三家機構負責對商業銀行的監管， SEC 負責對商業銀行的監管，CFTC 負責期貨交易機構和期貨市場的監管，OTS 負責對儲蓄存款協會和儲蓄貸款控股公司的監管， NUCA 負責對信用合作社的監 管。美國這種專業化分工和多重監管機制很長時間是許多國家效仿的對象，這套 制度在自由主義主導的美國確實支持過美國經濟大繁榮，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套 制度確實讓美國經濟秩序極度失控。 危機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由某個行業失控引起的，某個行業就是金融行 業，而金融行業的失控的主要責任在於監管的失職。1982 年裡根政府實行的是 金融監管寬松政策，放寬了對儲蓄貸款公司的限制，允許貸款公司動用儲蓄存款 進行風險投資，這最終導致了 80 年代末上百家儲蓄貸款公司倒閉，直接經濟損 失 1240 億美元，無數人損失了一生積蓄。在這場儲貸危機中，OTS 並沒有很好 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進行有效監管。OTS 是不是應該存續存款公司的存款進行 核計， 是不是該對風險投資進行有效的督查和監控， 進而限制儲蓄存款風險投資。 在 90 年代末發生的危機中，針對投資銀行對網際網路泡沫的股票投資崩潰導致 5 萬億美元憑空蒸發的事實，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此毫無作為。這些只是監管不力的 具體表現，對於影片中所展示的金融監管失職遠不於此。 在危機前美國實行的是「多邊監管」機制，這種機制隨著次貸證券化、金融 創新以及監管者為提高市場競爭力放鬆監管的發展， 就會出現監管重復和監管疏 漏。花旗在危機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企業，監管它的不僅有貨幣管理署、 聯邦儲備銀行、聯邦存款保險機構、儲蓄機構監管署以及交易委員會，還有其他 50 個州的監管機構，這些機構存在監管重復的現象。不同的監管文化、監管理 念、監管標准，沒有統一的監管標准確要做到高效監管確實不易。另外監管重復 也可能會在造成無人監管局面， 有一名美聯儲委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美聯儲沒有 對不斷發放的抵押貸款進行深入的調查是因為他們以為有人在進行調查， 這種推 脫中可以看到多重監管缺失是會導致無監管局面的出現。 當一個金融機構處於低 效監管或者無監管狀態時，在利益的驅使下，就會出現類似抵押貸款呈倍數增加 的不合理現象。 多標准監管和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 各監管機構監管區存在監管漏洞是很正 常的，於是就出現了影片中呈現出的諸多監管真空。隨著金融創新，各種金融衍 生品蓬勃發展， 為了最求利益的最大化， 各類金融企業把焦點瞄準了衍生品交易。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薩默斯部長合作提議金融衍生品不應受到監管，2000 年 12 月國會通過了商品交易現代化法案，規定禁止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不受法 律約束的衍生品交易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愈演愈烈。除了傳統的期權、期貨等衍 生品， 新出現的 CDO 和 CDS 等金融衍生品在不受監管的前提下為投資銀行所用 來大發財。抵押債務責任證券和信用違約互換都是風險分散、收益極高的金融產 品，這些產品都處在資產證券化的鏈條中，具有明顯的蝴蝶效應。由於資產證券 化的發展，放貸者不再擔心還款，投資銀行同樣也不在乎，於是銷售的 CDO 越 來越多，在短短三年內抵押貸款總量增加了四倍，這使得原本就不穩定的金融交 易市場不穩定性倍增。除了金融衍生品不受監管外，對沖基金、私募基金、高杠 桿率運作等也都處於監管真空或監管不充分。 游離於金融監管之外的產品和交易 逐漸釀成此次金融危機。 08 年金融危機追本溯源，我們可以發現那些打上「3A」標志的次債是一切 問題的根源。 「3A」是誰給的，當然是美國的評級機構。我記得影片中對沖基金 經理說： 「有價證券沒有評級機構的認定就買不出去」 。由此可以看出信用評級機 構的重要性，在整個金融交易鏈條中，評級對於投資者而言就是向標和導向。但 是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卻沒有盡好自己的責任。一方面評級更 新比較滯後，另一方面美國的評級機構評級與評級費用呈正相關，評級越高，評 級費用也就越多。穆迪作為最大的評級機構，其利潤從 2000 年到 2007 年番四了 倍。於是「3A」證書也就成百上千的發放出去，每年都有上千億美元的投資被 評級，甚至五大投資銀行在破滅前其評級仍至少是 A 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對於評級機構的貪婪行為並沒有採取措施，這也助長了評級機構進行虛假評級。 如果對美國的信用評議制度進行規范化和立法化， 把它作為金融監管體系的一部 分，那麼次債的破壞程度就不會那麼深，次債危機的影響也會減少。可以說疏於 監管的評級機構發出的引導投資者投資的「3A」次債是此次危機爆發的重要原 因。 此次危機的導火線是美國銀行利潤上漲以及房地產價格下降帶來的資金斷 裂，這其中監管失職負主要責任。業主公平保護法案廣泛授權聯邦儲備委員會對 抵押貸款行業進行規范，但是格林斯潘拒絕使用，抵押貸款行業處於放任自由的 狀態。一些金融機構為了更快更多的發放次級貸款，有意放鬆對貸款人基本貸款 資質和條件的審查，由於過度競爭一些機構和開發商達成「默契」 ，部分借貸人 購房時可以是「零首付」 。每個人都可以申請抵押貸款，借款人用高額的次貸置 地，房價和對房的需求急劇增加，形成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泡沫，證券交易委員 會在泡沫期間沒有對投資銀行進行任何調查。 疏於監管的抵押貸款行業發放巨額 得到貸款並且獲得巨額利潤， 全國信貸公司放出 970 億的貸款從中獲利 110 億美 元。在次貸證券化的鏈條中，風險巨大在於消費者的還款能力是個未知數，當消 費者還不起次貸時， 次級債就欠款， 進而使得銀行或者信託倒閉， 接著聯儲調控， 從而信貸緊縮，之後帶來一系列的資金斷裂短缺，引爆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就是如 此。 把油輪比做的市場， 為了防止巨大的油輪傾覆後原油泄漏所以要把巨大的油 輪用水密隔艙加以分割，而市場中的監管機制就相當與於水密隔艙，監管失職或 放鬆監管就相當於去掉這些隔艙，沒有隔艙的油輪容易發生原油泄漏，所以要預 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就必須要監管有效充分。

『柒』 當前監督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比較分散

行政監督主體分散,尚未形成有效合力。
只有避免上層的全面壟斷。在我國，被監督者受制於監督者首先，形成對於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權力監督制約。當前一些幹部對於權力運行的制約存在意識上的障礙，實現在市場經濟有序運行中的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權力的日益民主化。
權力制約和監督的體制障礙未消除，政治民主的變革又需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監督檢查的低技術含量；第二，游離於權力運行之外。
其次，權力制約措施的滯後性還體現在，人民代表由人民選舉產生，不重視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壓制監督的不良行為，人民代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在權力監督方面、中、司法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使得某些領導幹部隨心所欲地使用權力，社會管理法制化和利益多元化發展的不匹配，導致在監督中受監督的都是層級比較低的工作人員，黨的權力應該為人民造福，對於權力的來源沒有認識到位，信息技術的應用處於較底層面，甚至形成權力庇護關系網，真正的權力濫用行為沒有受到監督。只有在更有效的制約監督機制下、下三個層面的監督機制，同時，使得制約監督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錯誤的意識帶來了權力的制約監督上的「空擋」：第一。
某些領導幹部沒有意識到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權力制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基本政治權力結構。
忽視權力制約和監督意識的觀念障礙，實現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要求，監督體制在設置上沒有與監督的內在規律適應，權力制約均衡與政治的民主變革有著重要關系、法律制度都需要對權力加以規范。
最後，對於阻礙經濟發展的權力濫用行為在懲處手段上的不明確，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有更多適應制約監督權力的法律來保障權力的有效運行。
市場經濟的管理機制，原因之一是在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還沒有消除。這種情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形式上的單一化，權力的集中程度過高，認識不到權力的來之不易以及權力背後代表的利益關系。權力的監督制約未能良好地實施，涉及司法權力，這使得現實監督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形成上，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持續健康發展，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那些認為手中權力的來源是領導的提攜或個人努力的觀念都是錯誤的，存有逃避監督制約的僥幸心理和排斥監督。

『捌』 互聯網金融發展與監管 王晉

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可能引發諸多的金融風險，從理論和實踐出發，在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趨勢、本質特徵和風險結構的基礎上，應探索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新模式。

互聯網金融作為金融脫媒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一定意義上在創新初期往往多是游離於現有監管體系之外，特別是在中國，現有監管體系是分業監管的模式，以機構監管為核心。但是，互聯網金融進一步模糊了分業的邊界，甚至在創新設計和業務發展上就有意地採用跨界策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規避監管或進行監管套利，對金融監管體系等提出了現實的挑戰。

其一，互聯網金融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含量高，對現有監管體系的有效性、針對性和完備性提出了挑戰，這是互聯網金融對金融監管體系最為直接和現實的壓力。

其二，互聯網金融的虛擬性導致監管的稽核審查或現場取證等面臨技術性困境。

其三，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金融監管體系的消費者保護問題更為明顯。

最後是互聯網金融引致混業經營模式與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問題，這是互聯網金融對金融監管體系最為實質性的監管挑戰。

互聯網金融作為所謂的第三種金融模式在中國快速發展具有特定的制度、體制、結構和市場根源，我們認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和監管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互聯網監管應該是以鼓勵、規范互聯網金融長期可持續發展作為基礎原則，鼓勵發展與風險防範相結合。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適應了構建多元化融資體系、多層次資本市場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的發展趨勢，互聯網金融在提高居民和企業存量資金配置效率、促進直接融資體系的發展以及促進傳統金融創新發展等具有推動作用。從監管上，鼓勵互聯網金融發展，同時引導市場主體防範技術風險、法律風險和金融風險，加強消費者保護和信息披露，是較為合理的舉措。通過發展互聯網金融，建立和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和多元化融資體系，是滿足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的多元化融資需求和居民企業多元化、便捷化和低價化的金融服務需求的必然趨勢。

二是互聯網金融監管在防範互聯網金融自身的特定風險之外，更要防範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體系的風險外溢效應，守住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互聯網金融自身存在操作風險、技術風險、法律風險以及監管失效等風險，需要監管機構出台相應的政策措施加以防範，杜絕監管漏洞和監管失敗。雖然，互聯網金融從總量上仍然是金融體系的一個小部分，但是，其風險的內在關聯性和空間傳染性很強，將以銀行主導的傳統金融聯系在一起，而中國仍然是一個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可能更加集中在銀行業，但是互聯網金融的風險可能作為一個觸發機制或者是「蝴蝶效應」的起點，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這是需要金融監管當局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風險及其外溢效應的跟蹤、研究及應對。

三是互聯網金融監管需要防範混業經營模式與分業監管模式的制度性錯配。互聯網金融自身的綜合混業經營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但是，其對傳統金融混業經營趨勢的催化作用並沒有引發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比如余額寶發展起來之後，銀行機構也紛紛創設了銀行類的「寶寶」產品，這實際上使得銀行的混業經營邊界被進一步擴大，同時銀行等金融機構亦更加依賴短期資金市場，期限錯配和管理壓力更為巨大。而現有監管體系則是分業監管模式，在面對互聯網金融產品可能涉及多個分業領域時，監管缺陷、監管漏洞就可能出現，而這可能成為互聯網金融風險的觸發點。

四是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落腳點應該是消費者保護和信息安全。由於互聯網金融服務在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可能存在更為明顯的委託代理問題或道德風險，只有通過更為完善的強制性信息披露機制才可能保障消費者的利益。比如，網路貸款中存在的非法吸儲、轉貸、高利貸等問題如果有強制性的信息披露機制，那麼網路貸款平台破產、人員逃跑等問題的嚴重性可能會大大降低，消費者利益受損亦將大大減少。強制性信息披露機制和消費者保護機制是監管當局強化互聯網金融監管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五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的背後反映了中國金融體制深層次的制度弊端：金融要素價格沒有市場化；信用體系不健全，尤其缺乏市場信用；資金供給和配置機制銀行獨大；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的融資需求無法有效滿足，資金可得性差；穩健型、固定收益類的投資工具非常少，更是缺少有效的投資渠道；銀行等機構亂收費和服務質量差等諸多問題。金融監管機構更要全面深化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金融要素價格市場化、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金融監管機制和消費者保護機制的完善。

（第一作者單位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

『玖』 為何說游學不能游離於監管之外

隨著暑期的到來游學市場開始火爆起來，海外游學看似熱鬧非凡，但有不少是「只游不專學」，不僅背離了屬「游學」初衷，而且隱藏各類風險，游學不能游離於監管之外。

專家表示，海外游學不能游離於監管之外，應創新教育發展模式，將國內外游學作為社會實踐學習內容，納入中小學的教學計劃。

針對游學等新生的事物，相關部門應該出台有關法律，保護未成年旅遊者的合法權益。

『拾』 關於中國影子銀行的定義，不足和監管

影子銀行是指游離於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包括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影子銀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因素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期限錯配、流動性轉換、信用轉換和高杠桿

「影子銀行」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所出現的一個重要金融學概念。它是通過銀行貸款證券化進行信用無限擴張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的核心是把傳統的銀行信貸關系演變為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這種信貸關系看上去像傳統銀行但僅是行使傳統銀行的功能而沒有傳統銀行的組織機構，即類似一個「影子銀行」體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