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月

Ⅰ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Ⅱ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的基本框架是什麼為什麼

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分業監管體制。
原因：承擔金融監管職責的機構主要有：內（1）中國銀行業監督管容理委員會（2）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3）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這三個金融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共同承擔金融業的監管責任。分業監管有利於集中專門監管人才，提高監管效率和監管水平，也有利於更好地貫徹分業經營的原則，與我國目前的經濟金融運行體制是一致的。

Ⅲ 我國金融監管方面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金融監管方面的金融法律主要有：

《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擔保法》、《保險法》、《證券法》、《信託法》、《證券投資基金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金融法規主要有：

《儲蓄管理條例》、《企業債券管理條例》、《外匯管理條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

《人民幣管理條例》、《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暫行條例》、《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金融機構撤銷條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期貨交易管理條例》。

《中央企業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等。

(3)金融監管月擴展閱讀：

金融監管體制是金融監管的職責劃分和權力分配的方式和組織制度。國際上主要的金融監管體制可分為雙線多頭監管體制、一線多頭監管體制和單一監管體制。

金融監管體制是各國歷史和國情的產物。確立監管體制模式的基本原則是，既要提高監管的效率，避免過分的職責交叉和相互掣肘，又要注意權力的相互制約，避免權力過度集中。

在監管權力相對集中於一個監管主體的情況下，必須實行科學合理的內部權力劃分和職責分工，以保證監管權力的正確行使。

2018年4月27日，《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正式發布，業內簡稱「資管新規」。

資管新規打破剛性兌付、禁止多層嵌套、抑制通道業務等主要政策標準的確立將推動資管行業發展重回本源，以穩健投資策略為主的持牌機構將迎來重大戰略利好。

國家想發展經濟，首先就是錢的問題，有了錢，政府機關就能給公務員發工資，國家各項政策能夠落實，跟錢有關系的國家機構分為兩類——金融機構和政府機構。

1、金融機構

在金融機構，國務院是大boss，他手下有三個金融機構——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

（1）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簡稱央行。她的日常工作是印發鈔票、對貨幣流通進行調控、指導銀行業務。其中，指導銀行業務很重要，因為各大銀行都是直接碰到錢的，銀行本身也分成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

政策性銀行——非盈利機構，國家想搞建設就要找它貸款；

商業銀行——盈利機構，和老百姓息息相關，比如四大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以上機構的主要管理幣種是人民幣,外幣也是央行管，不過她把這份工作交給了外匯管理局，專門管外匯。

（2）銀保監會

中國人民銀行主要靠給銀行派活兒調控經濟，那監管銀行的機構就要提到銀保監會了，他主要管銀行日常運營，比如銀行想開分行、銀行內部高管人員變動等等。銀保監會還管理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保險機構。

2018年，兩會將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並成銀保監會，因為我國的金融模式已經改變，步入混業經營的發展時代，各個業務間的交叉經營極為頻繁，監管重疊、監管真空等問題嚴重，部分新式金融機構，如財富公司，需要兩個監管主體的協調，不然就會產生監管盲區。

央行和銀保監會有很多業務交集，平常經常配合，但是具體的活兒還是不同，央行是業務指導，銀保監會是監管運營。

（3）證監會

股票、基金、期貨這些詞彙對於投資人恐怕再熟悉不過，能夠主營這些業務的機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簡稱「精中英」。管不好這些機構，金融市場穩定將受到空前影響。管理他們的，就是證監會。

舉個例子：如果某企業想上市，他需要到證監會審批，只有得到證監會審批，證券交易所才會做好准備，企業才能發行股票。

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各司其職、各管一攤，都是平級關系。他們，就是國家金融機構體系。

2、政府機構

政府也得有自己管錢的部門，不然收上來的稅怎麼處理？公務員工資怎麼發放？管它的叫財政部，主要職責是：定稅收政策、發國債、管政府收支。

財政部因為是國家機構，結構具有典型的政府特徵——省會設立財政廳，地方市級設立財政局。

他們的工作模式也很簡單：財政部定政策，財政廳執行，財政局貫徹落實。

3、央行和財政部的關系

央行和財政部都受國務院領導，央行管貨幣政策，財政部管財政政策。

當國家想管理經濟的時候，需要兩個機構配合，比如近年來的「去杠桿」,央行讓銀行」收緊」,就是少借錢給企業,財政部也要跟進」收緊」,就是讓政府也要少花錢。

與互聯網金融有關的法律法規匯總：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務院法制辦、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於2015年7月28日聯合印發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5〕221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規定。

目前我國合法的互聯網金融業態包括：互聯網支付、網路借貸、股權眾籌融資、互聯網基金銷售、互聯網保險及互聯網信託和互聯網消費金融。

除傳統各項法律法規及監管制度和政策外，專門針對新型業態的監管規定主要是從2010年的人民銀行2號文(《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監管開始的(一般認為，支付業務的發展及監管也是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標志性事件)。

2015年十部委發布的221號文(《指導意見》)既是對近幾年互聯網金融業態的全面總結、梳理和確認，同時也是未來監管政策落地的綱領性、「指導性」文件。

1、P2P網路小額信貸法規

2011年8月23日，銀監會發布《關於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銀監辦發[2011]254號，該通知指出在當前銀行信貸偏緊情況下，人人貸（PeertoPeer，簡稱P2P）信貸服務中介公司呈現快速發展態勢。

這類中介公司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評估借款人的抵押物，如房產、汽車、設備等，然後進行配對，並收取中介服務費。

有關媒體對這類中介公司的運作及影響作了大量報道，引起多方關注。對此，銀監會組織開展了專門調研，發現大量潛在風險並予以提示。

由此可見，該通知只是對人人貸的一個風險提示文件。在2013年11月25日舉行的九部委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上，央行對P2P網路借貸行業非法集資行為進行了清晰的界定。

主要包括三類情況：資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導致的非法集資風險以及龐氏騙局。

2、第三方支付法規

2010年6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2010〕第2號），該辦法第一條規定該辦法的制定目的是為促進支付服務市場健康發展，規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行為，防範支付風險，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該辦法第二條明確了本辦法所稱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是指非金融機構在收付款人之間作為中介機構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貨幣資金轉移服務：

（一）網路支付；

（二）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

（三）銀行卡收單；

（四）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服務。

該辦法所稱網路支付，是指依託公共網路或專用網路在收付款人之間轉移貨幣資金的行為，包括貨幣匯兌、互聯網支付、行動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

本辦法所稱預付卡，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發行的、在發行機構之外購買商品或服務的預付價值，包括採取磁條、晶元等技術以卡片、密碼等形式發行的預付卡。

該辦法所稱銀行卡收單，是指通過銷售點（POS）終端等為銀行卡特約商戶代收貨幣資金的行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是第三方支付的重要監管法規。

3、虛擬貨幣法規

2009年6月4日，文化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發〔2009〕20號），該通知規定要嚴格市場准入，加強對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發行主體和網路游戲虛擬貨幣交易服務提供主體的管理。

從事「網路游戲虛擬貨幣交易服務」業務須符合商務主管部門關於電子商務（平台）服務的有關規定。除利用法定貨幣購買之外，網路游戲運營企業不得採用其它任何方式向用戶提供網路游戲虛擬貨幣。

2009年7月20日，文化部發布《「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發行企業」、「網路游戲虛擬貨幣交易企業」申報指南》為開展經營性互聯網文化單位申請從事「網路游戲虛擬貨幣發行服務」業務的申報和審批工作提供可操作性指導規則。

2008年9月28日，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個人通過網路買賣虛擬貨幣取得收入徵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8〕818號），明確了虛擬貨幣的稅務處理。

即個人通過網路收購玩家的虛擬貨幣，加價後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屬於個人所得稅應稅所得，應按照「財產轉讓所得」項目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

總之，一系列監管措施的出台使得虛擬貨幣的監管得到進一步明確，但是監管措施還僅僅局限於游戲里的虛擬貨幣。

4、眾籌融資法規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近期批准了對眾籌融資進行監管的草案，面向公眾的眾籌融資在2012年年初得到《促進創業企業融資法案》（，簡稱JOBS法案）的認可。

即在互聯網上為各種項目、事業甚至公司籌集資金得到法律確認。這是美國政府對眾籌融資進行監管的重要措施。

2013年9月16日，中國證監會通報了淘寶網上部分公司涉嫌擅自發行股票的行為並予以叫停。

叫停依據是《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厲打擊非法發行股票和非法經營證券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國辦發[2006]99號）規定，「嚴禁任何公司股東自行或委託他人以公開方式向社會公眾轉讓股票」。

至此，被稱為中國式「眾籌」，即利用網路平台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的行為被首次界定為「非法證券活動」。

雖然眾籌模式有利於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頑疾，但考慮到現行法律框架，國內的眾籌網站不能簡單復制美國模式，必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眾籌之路才更具現實意義。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眾籌模式在形式上幾乎很容易壓著違法的紅線。

即未經許可、通過網站公開推薦、承諾一定的回報、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構成非法集資的行為。

美國為眾籌立法，我們可借鑒美國的JOBS法案對眾籌模式進行規范，但還須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5、互聯網保險法規

2011年9月20日，中國保監會發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印發《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辦法（試行）》的通知保監發〔2011〕53號）》。

該辦法的制定目的是為了促進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互聯網保險業務的規范健康有序發展，切實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

2012年5月，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提示互聯網保險業務風險的公告》（保監公告[2012]7號），對互聯網保險業進行了向廣大投保人進行了風險提示。

此外，2011年4月15日，保監會發布《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規定（徵求意見稿）》，互聯網保險監管規定也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進一步完善。

總之，互聯網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意味著新的金融模式的出現，也意味著需要新的監管法規。

況且，當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法規尚不完善，有些互聯網金融模式已經出現，但是相關監管規定還處於滯後狀態，即監管空白。期待監管機關盡快完善互聯網金融相關領域的監管。

6、互聯網銀行法規

2001年6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網上銀行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但是2007年被廢止2006年1月26日，中國銀監會頒布《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銀監會令2006年第5號）。

該辦法所稱電子銀行業務，是指商業銀行等銀行業金融機構利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的通訊通道或開放型公眾網路，以及銀行為特定自助服務設施或客戶建立的專用網路，向客戶提供的銀行服務。

電子銀行業務包括利用計算機和互聯網開展的銀行業務（以下簡稱網上銀行業務），利用電話等聲訊設備和電信網路開展的銀行業務（以下簡稱電話銀行業務）。

利用行動電話和無線網路開展的銀行業務（以下簡稱手機銀行業務），以及其他利用電子服務設備和網路，由客戶通過自助服務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銀行業務。

《電子銀行業務管理辦法》是互聯網銀行的重要監管法規。

Ⅳ 今年為何堪稱"最嚴"金融監管年

2017年3月，中國證監會對鮮言等操縱市場案採取「沒一罰五」的頂格處罰，罰沒金額合計34．7億元；12月8日，中國銀監會對廣發銀行違規擔保開出7．22億元的罰單。這兩張號稱「史上最大罰單」的背後，是監管部門「鐵腕」治理的決心和魄力，是金融業加強日常監管的縮影。

截至11月30日，保監會也發布了36張監管函，而2016年全年發布監管函總和為16張，增幅達到125％。這36張監管函涉及33家保險機構。

上海澤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徐翔入監服刑，全案判處罰沒金合計300億元；前海人壽董事長姚振華被撤銷任職資格，並禁入保險業10年；演員趙薇被罰5年禁入證券市場；匹凸匹原董事長鮮言不僅支付巨額罰金，同時也被終身禁入證券市場；雅百特、慧球科技、山東墨龍等一批上市公司受到嚴肅查處。

Ⅳ 金融監管的主要手段

金融監管的主要手段有:

1．公告監管
公告監管是指政府對金融業的經營不作直接監督，只規定各金融企業必須依照政府規定的格式及內容定期將營業結果呈報政府的主管機關並予以公告，至於金融業的組織形式、金融企業的規范、金融資金的運用，都由金融企業自我管理，政府不對其多加干預。
公告監管的內容包括：公告財務報表、最低資本金與保證金規定、償付能力標准規定。在公告監管下金融企業經營的好壞由其自身及一般大眾自行判斷，這種將政府和大眾結合起來的監管方式，有利於金融機構在較為寬松的市場環境中自由發展。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作為金融企業和公眾很難評判金融企業經營的優劣，對金融企業的不正當經營也無能為力。因此公告監管是金融監管中最寬松的監管方式。
2．規范監管
規范監管又稱准則監管，是指國家對金融業的經營制定一定的准則，要求其遵守的一種監管方式。在規范監管下，政府對金融企業經營的若乾重大事項，如金融企業最低資本金、資產負債表的審核、資本金的運用，違反法律的處罰等，都有明確的規范，但對金融企業的業務經營、財務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預。這種監管方式強調金融企業經營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監管方式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於未觸及金融企業經營的實體，僅一些基本准則，故難以起到嚴格有效的監管作用。
3．實體監管
實體監管是指國家訂立有完善的金融監督管理規則，金融監管機構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對金融市場，尤其是金融企業進行全方位、全過程有效的監督和管理。
實體監管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金融業設立時的監管，即金融許可證監管；
第二階段是金融業經營期問的監管，這是實體監管的核心；
第三階段是金融企業破產和清算的監管。
實體監管是國家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行政手段對金融企業進行強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監管和規范監管更為嚴格、具體和有效。

Ⅵ 金融監管發展歷史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金融監管隨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而不斷發展,金融監管在規范和促版進權我國金融業,實現金融對經濟強有力的支持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我國加入WTO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斷發展,我國金融監管面臨著一些新課題.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些課題,如何通過創新與發展來實現金融監管對金融業的支持,成為擺在金融監管當局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

Ⅶ 我國央行金融監管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到1983年以前,我國央行既行使貨幣發行和金融監管，又從事信貸，儲蓄，外匯等業務。屬於復合中央銀行制。
這時，是大一統的金融體系，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的銀行，分支機構設立在全國各地，即管理又經營，所以各級金融機構上下級高度統一。這時期成立的建行（監管 基本建設財政撥款）農行（監管農村金融）還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都屬於央行。

實際上從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開始改革了，79年農行，中國銀行，建行，從央行分離。只是1983年後，國務院才規定專門行使央行職能，標志著我國現代央行制度確立。隨後，隨著監管的松動，其他商業銀行成立，非銀行機構也開始設立。
這期間，央行仍在沿用傳統的資金分配方法，沒有形成有效的間接監管機制。

1992年證監會成立。

直到1994年，才開始全面的央行改革。不再對企業直接發貸款。95年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才確立央行體制。這時央行職能才定下來。央行各省市的分支機構，才轉變為監管，統計為主要職能。(補充：90年代出台了很多監管方面的法律，才使監管有法可依《保險法》《證券法》等）

2003年保監會掛牌，隨後銀監會掛牌，銀監會成立標志著央行集貨幣政策和銀行管理於一體的管理模式正式結束。（至此，我國一行三會構成分業監管體系。

Ⅷ 金融監管的目的是什麼

(1)維持金融業健康運來行的秩序，最自大限度地減少銀行業的風險，保障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促進銀行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2)確保公平而有效地發放貸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資金的亂撥亂劃，防止欺詐活動或者不恰當的風險轉嫁。
(3)金融監管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貸款發放過度集中於某一行業。
(4)銀行倒閉不僅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而且會波及國民經濟的其它領域。金融監管可以確保金融服務達到一定水平從而提高社會福利。
(5)中央銀行通過貨幣儲備和資產分配來向國民經濟的其他領域傳遞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可以保證實現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的傳導機制。
(6)金融監管可以提供交易帳戶，向金融市場傳遞違約風險信息

Ⅸ 金融監管包含哪些主要內容

有市場准入管理、日常業務管理、資本金管理等。
金融監管是金融監督和金融管理內的總稱。
金融監管的具容體內容主要包括：
對金融機構設立的監管；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業務的監管；
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如市場准入、市場融資、市場利率、市場規則等等；
對會計結算的監管；
對外匯外債的監管；對黃金生產、進口、加工、銷售活動的監管；
對證券業的監管；
對保險業的監管；
對信託業的監管；對投資黃金、典當、融資租賃等活動的監管。
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是監管的重點。主要內容包括市場准入與機構合並、銀行業務范圍、風險控制、流動性管理、資本充足率、存款保護以及危機處理等方面。

Ⅹ 為什麼要金融監管、由誰來進行監管、以及如何監管

1、金融業要是沒有監管，那就亂了套了。無規矩不成方圓，道理是一樣的。
2、金融理財產品有好幾種監管的也不同。股票是由證監會監管的。渤海現貨是由天津政府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