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監管
1. 分析美國和歐洲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內容
研究生論文吧？
首先肯定得分析兩場危機的起因，最好能找到一些獨創性的觀點。
然後通過你分析的起因在深入到制度上面的缺陷，美國就是可以說是管制過少。歐洲就得從歐元區的建立來講，說白了就是自廢武功嘛，本來有問題可以用發行貨幣的方法，現在統一貨幣管理之後就只能發行債務了，所以歐洲可以說是不敢管。。。這個就省略具體分析了吧
然後在分析一下兩場危機的聯系，比如說全球一體化，技術革命帶來的資本流動加速。。。自己多想想吧
然後你在拓展到中國來，提出一些建議。。這樣差不多就能寫好多字了。。。
可以加qq討論，註明一下就ok
2. 在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各國金融監管的新變革
金融危機與金融監管
2001-12-29 【大 中 小】【列印】
20世紀80年代，不少國家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允許國外銀行到國內開設分支機構，並大幅度放寬業務范圍，允許非居民到國內金融市場籌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國內外機構的融合和競爭；開放國內證券市場，允許外資金融機構自由進入國內證券市場；放鬆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在80年代以後金融市場的發展史上頻繁出現的金融危機，嚴重地破壞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凸現出的投機破壞性問題，促使我們認真思考金融危機與金融監管的問題，並對貨幣政策在防範金融危機中的作用作出新的思考。
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要因素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把信息不完全理論引入到對金融市場的研究領域。Gertler（1998）、Bernanke和Gilehrist（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與產品和要素市場相比，金融市場更是一個信息不完全的市場。在金融市場上，信息在借貸雙方的分布是不對稱的，最終借款人對其借款用於投資項目的風險和收益擁有更多的信息，而投資者對影響投資收益的所有變數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的不完全性影響了金融活動參與者行為均衡的性質以至金融資產價格均衡的性質，造成了金融活動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信息不完全性影響了金融活動的合理性，使金融市場的完善性大打折扣。「逆向選擇」降低了金融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效率，「道德風險」削弱了金融市場的資金動員能力。當遇到大的金融災難時，如墨西哥、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金融資產的價格跌到低於其基礎價值以下的水平。外國直接投資往往在這樣的時機大舉入侵，趁火打劫大量的購買廉價資產，許多重要的國內公司被外國公司控制。這是當代世界資本跨國流動快速增長導致金融危機後的一個新的特徵。
金融機構在信貸市場上發放貸款時關注的是貸款利率的高低和風險大小，但是，金融機構獲取的利息高低本身也會影響貸款風險。利率的逆向選擇效應使潛在進行資產投資的借款人產生分化。既然借款人具有不同還款能力的概念，金融機構就必須搞清楚哪些資產投資者是最有可能還款的借款人。金融機構對借款人的有關信息無法全面了解，所以在鑒別借款時，利率便成為一種檢測機制或信號。但貸款利率的提高（平等地適用於所有的借款人）又將把「好的」借款人擠走，而留下「壞的」借款人，這就是所謂的逆向選擇的例子。那些從事風險最大的投資項目的個人和公司願意支付最高的利息率。如果市場利率因信貸需求增加或貨幣供應量減少而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信貸風險低的借款人就不太想去借款，而信貸風險高的借款人卻仍然願意借款。逆向選擇的風險因此而增加，貸款人將不再提供貸款或提供較少的貸款。貸款的大幅縮減將導致投資和總體經濟活動水平縮減。
企業過度利用債務融資是造成金融市場運行不穩定的根本性原因。一旦市場對流動性的預期產生變化，低流動性資產便大幅度跌價，使投資者對高負債經營的企業產生懷疑，繼而債務流動的鏈條斷裂，靠借入流動性維持經營的企業難以為繼，產生普遍的金融恐慌。美國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Arrow）在修正一般均衡理論時認為，經濟決策環境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的增加，只能意味著不確定性的一定程度的減少。阿羅分析了不完全市場和經濟行為人信息非對稱問題，認為只要經濟存在著不穩定性，就會有通過獲取信息減少不確定性的可能，在不確定性增加的環境中，信息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不確定性有經濟成本，所以減少不確定性就是一種經濟收益，信息的價值就體現於這一收益之中。金融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出現，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由此而產生了市場的有效運作。當金融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積累到致使市場不能有效地在儲蓄者和有生產投資機會的人們之間融通資金的嚴重程度，金融危機便產生了。解決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問題的辦法包括：由私人部門生產並銷售信息，政府增強管理的透明度以增加金融市場的信息等。銀行是專門從事信息收集的金融機構，便利了經濟社會中的生產性投資。金融危機中一些銀行的倒閉減少了通過銀行進行的金融中介活動，並導致投資縮減和總經濟活動水平下降，因而使社會信息總量大幅下降和不確定性急劇增大，危機進一步深化。
非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狀況惡化也是形成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資產市場價格急劇下瀉能加劇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從而引發金融危機。由於證券市場上股票價格計量的是公司的凈值，股票市場的下瀉便意味著公司凈值的下降。公司凈值有與抵押品相類似的作用，股票市價下瀉引致公司凈值的下降使貸款人不願意提供貸款。另外，由股市下瀉引致公司凈值下降，刺激了借款人從事風險投資。因為一旦投資出了問題，借款人承受的損失是比較小的，這會導致道德風險增大。道德風險的放大使得貸款人沒有積極性發放貸款。這就是為什麼股市下跌，公司凈值下降導致貸款減少和經濟活動水平下降的另一個原因。
審慎監管是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1 金融監管機構必須正確迅速地採取行動是非常重要的。監管人必須承擔監管工作中容忍遷就而引發問題的責任。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監管銀行經營的工作十分有效，因為有一項重要的規定：如果銀行破產使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遭受損失，它必須向國會提交報告說明其監管責任是否得到履行，國會的會計部門須對其報告內容進行審計，國會議員和普通老百姓都有權要求獲得這些報告，以便對其監管責任提出質疑。
2 加快金融業會計標準的國際化，使會計信息能夠全面准確地反映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流動性、安全性和效益性。金融企業不同於一般的工商企業，金融企業的特點是高負債，資金來源於社會公眾和各經濟實體，經營的好壞直接關繫到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金融業的會計制度必須堅持客觀、嚴謹、審慎、保持的原則，必須能真實、全面地反映經營的潛在風險。
3 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體系是金融體系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法律不健全是信息不安全、金融無序的重要根源。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各種金融交易必須嚴格地以法律為依據，對違反法律法規的金融交易活動按照法律規定嚴加懲處。尤其需要制定《反欺詐法》，對編造虛假財務報表，提供虛假信息謀利的交易者必須予以嚴懲，以凈化市場環境，理順市場秩序。另外，發展中國家的破產法律程度不健全，或破產根本無法執行，延誤了對應破產企業的及時處理。通過公布破產企業的會計財務報表，對其財產進行重新分配，可以部分地解決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只有企業的破產問題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金融體系才能夠健康地運行。
4 盡快建立和完善金融企業的信息公開披露制度。金融企業的資金來源和運用涉及到千家萬戶，影響面廣，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公眾性，對金融企業的風險必須格外關注。信息公開披露制度能為市場提供信息，以促進對金融機構的監督。一些國家實施的信用評級制度規定，所有的金融機構必須參加信用評級，信用評定機構必須在監管部門登記注冊，資產達到一定規模金融機構必須由兩個以上的信用評級機構評定信用等級，被評定的信用等級必須公告。信用評級制度起到了約束金融機構過度涉險的行為，因為信用等級的下降會使金融機構失去客戶。建立信息公開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債權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對金融企業的經營產生強有力的外部監督作用，促使金融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對流動性、安全性給予充分的重視。
結論
當前我國金融運行中信息不完全問題十分嚴重，防範金融風險的任務也十分繁重，加強金融監管，降低信息不完全的風險，避免信息不完全對金融市場健康運行的干擾是防範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大量中介機構的組織和協調，金融業的平穩發展尤其離不開中介機構的降低信息不完全方面的活動。如何規范中介機構如會計事務所、信用評級機構的運作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也是防範金融危機和加強金融監管的重要環節。
3. 分析我國金融業與美國業務監管方面的差異
目前，針對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引發的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已經開始認真吸取教訓，力求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充分揭示創新背後暗含的風險，並有效管理好這些風險。 美國：金融管制之門這樣打開 美國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放鬆金融管制的。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經濟表現不佳，影響了商業銀行的贏利水平。銀行界怨聲載道，普遍認為嚴格的管制阻礙了競爭，限制了創新金融產品的開發及運用。於是，美國放鬆了金融管制。 以前，美國對商業銀行的限制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為了保護存款者和加強監管，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並頒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設立對小額存款提供擔保，解決了銀行擠兌和恐慌問題，而美聯儲的第Q項條款(俗稱Q條款)規定，禁止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會員銀行對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並對上述銀行所吸收的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規定了利率上限。美聯儲的Q條利率上限確保了小額存款成為銀行主要的資金來源並抑制了銀行之間的利率競爭。 50年代後期，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曾一度高達20％，而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使銀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響，以致銀行的生存岌岌可危。於是商業銀行不得不開始進行金融創新，貨幣市場基金應運而生,規避掉了銀行存款的許多限制，但同時又保留了銀行存款的許多特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Q條例」已經形同虛設，包括貨幣市場基金在內的多種金融工具並沒有影響經濟秩序。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取消存款機構管制與貨幣管理法案》，揭開了利率市場化的序幕。此後的6年中，美國分階段廢除了「Q條例」，而於1986年3月實現了利率市場化。 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州經營。格拉斯法案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設立和跨州經營，把銀行的發展集中在比較小的區域范圍內。雖然這一規定隔離了部分風險，但銀行也無法發揮規模效應。20世紀70年代，商業銀行開拓新市場、提高盈利水平、實現風險多元化的呼聲加大，法律框架在跨州擴張方面的政策日益寬松。尤其是1994年美國頒布《跨州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收購設立其他州的商業銀行，並且通過跨州設立分支機構來鞏固和擴大業務經營。 三是混業經營。金融業混業經營，是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在業務上相互融合、滲透與交叉，突破了分業經營業務模式的局限，藉助金融創新手段不斷豐富金融產品內涵，極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場資金運用效率，為有價值的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奠定架構基礎。隨著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完善，風險管理技術日益成熟，金融混業經營逐漸成為現代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導趨向。 一般而言，金融混業經營模式具有以下三種組織形式：一是沒有產權紐帶關系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代理產品，其實質是金融機構間的戰略合作，嚴格意義上不屬於真正的混業；二是同一個金融企業的法人機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信託中兩種或兩種以上業務；三是一個金融企業或者非金融企業通過控股或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團內部提供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多種金融服務。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奠定了美國分業經營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以及1970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有關銀行與保險業務分離的條款，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分業經營格局。然而，此後出台的許多行政辦法不斷對上述法案進行修正。如，1999年頒布的《金融現代化服務法》規定，銀行可通過銀行控股公司另外設立的子公司，可在限定范圍內經營證券業務。實際上在《金融現代化服務法》通過以前，美國的分業經營體制已經解體，混業經營已經十分普遍，大商業銀行已成為典型的美國式全能銀行。該法案則是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范圍上的邊界。至此，美國結束了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體制。 隨著金融市場結構的不斷變化，銀行市場又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諸如哪些機構應作為銀行接受監管，是否對不同的金融產品進行監管以及如何監管，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等。目前，美國正在考慮的監管制度改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類似於澳大利亞的所謂「雙峰」的監管模式，分別由兩個不同的監管機構負責系統性風險和保護消費者。 中國銀行（601988行情,愛股,資金）監管思路的演變 比照美國，中國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第一是利率政策。我國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確的，即漸進、有序，原則上遵循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先農村、後城市，先大額、後小額的步驟。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明確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時間表。利率市場的起步較晚，從1996年開放同業拆借利率開始，此後又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利率。2000年開放了外幣利率（小額外幣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至今也尚未形成基準利率體系，自然也沒有簡單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權和期貨。這使得中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第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區域經營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中小商業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不能跨區域經營。《城市商業銀行暫行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在地級以城市設定，一個城市只能設立一家城市商業銀行；第二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主要為本市中小企業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務。 分析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是清理整頓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產物。與此同時還承擔了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的重擔。城市商業銀行人員素質較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風險高度集中。這是監管政策明文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不允許跨區經營的背景。 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推進，城商行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提高，許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發展空間、實現跨區域發展的要求。對此，銀監會與相關部門進行了認真研究並達成共識，城市商業銀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銀監會調整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准入政策。規定中小商業銀行的機構發展不再受數量指標控制，不再對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設立分行和支行設定統一的營運資金要求，從而實現了基本上統一監管標准，實施同質同類監管。 第三是混業經營。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最初期，我國金融業並不是分業經營的。當時，商業銀行可以設立信託投資公司、證券公司，比如，交通銀行（601328行情,愛股,資金）和太平洋（601099行情,愛股,資金）保險就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由於後來金融業出現了一些混亂情況，當時一種主流的看法認為這些混亂來自於混業經營，因此就逐漸把金融業務切分開來；同時在立法上加以保證，形成了一種比較嚴格的分業經營體制。1995年通過並於2003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託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在中國銀監會成立後，將鼓勵創新和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列入銀監會倡導的六條良好監管標准之中。在這兩條標準的指導下，銀監會出台了相應的管理辦法，穩步推進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先後允許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參股信託公司、投資保險公司、以向企業提供並購貸款，開展資產證券化試點，開辦人民幣衍生產品業務等。金融危機對中國綜業經營的試點工作有什麼影響？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 鑒於市場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需要繼續堅持銀行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適當隔離，防止風險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相互傳遞。 不能以犧牲審慎監管為代價開展創新 對比上面三個方面中美的監管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監管制度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現行的銀行監管制度近似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監管制度。為了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至今我們仍然實行利率管制、分業經營，而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也是近期才放開的。但是，就是這種審慎的監管政策使得中國避免兩次金融危機的沖擊。 相比之下，為了支持創新，美國是大刀闊斧地放鬆管制，特別是在1999年出台「現代金融法」後，在諸多方面對銀行控股公司即美國的大銀行缺乏基本監管，特別是在創新產品方面，從而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總體來看，中國銀行業與美國相比，是監管制度上和產品上都存在創新不足的問題。但是，開展各類創新業務都必須考慮監管部門和銀行業管理創新的能力。此外，一旦中國的金融創新較為發達，中國可能也要同發達國家考慮建立不同模式的雙峰監管模式。 目前，中國監管部門沒有重復美國監管部門的路徑，而是一直強調對銀行的審慎監管，強調在開展創新業務後風險的可控性，特別堅持銀行市場與資本市場的防火牆。金融危機證明，商業銀行本來就應該以穩定的存款為基礎，審慎地發展信貸和其他傳統業務，同時要有限地利用資本市場的創新工具。創新無度、風險不能控制、風險從非銀行金融機構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向銀行業市場蔓延，已經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機構以及全球經濟的衰退。人類社會為這一教訓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不應允許創新能力超出監管部門和銀行業有效管理創新的能力，監管部門還是永遠審慎為好。
4. 美國金融監管原則，中國可否借鑒
必然可以借鑒，但是不可能照搬，因為中國目前金融制度尚不完善，很多美聯儲的做法是看懂了也用不來的。從美國直接融資的比例和貨幣政策主要以公開市場操作為主就可以看出來，沒有較完善以及活躍的金融體系，很多東西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很多經驗，美國有世界上最發達的金融體系與市場，可以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提供參考。
5. 美國不希望加強金融監管嗎
我認為美國願意加強金融監管，這樣美元的穩定性就會加強，國際的經濟發展將會有好的改善，畢竟美元現間段還是世界貨幣，它的存在一時是不會消失的，美國也希望他們的經濟盡快走出金融危機。
6. 美國金融危機前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監管存在多方面問題
本次金融危機源於美國次貸危機，通過各類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防範金融風險最有力的外部約束力量，而危機的快速蔓延暴露出了部分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理念、體制及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的問題。
1.監管理念上過分相信市場的作用
在監管理念方面，部分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事實上，無論是幾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問題，還是這次危機前期的部分金融機構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都提醒監管部門必須加強監管，但多數監管當局並未採取系統性措施加以改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這次危機的演變過程顯示，微觀主體存在逐利本性，僅僅依靠市場本身力量，要麼容易導致資產泡沫，要麼就是以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方式清理市場，給全球金融和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
2.監管體制須不斷更新,以免落後於金融創新
近年來，金融創新使得金融系統性風險有了新的來源，其中包括各類場外金融產品以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特殊目的實體等類銀行金融機構(near-bank entities)以及資本流動的跨市場投機。上述類銀行金融機構內部存在多重問題，與傳統金融機構盤根錯節，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而一些大型傳統金融機構大規模拓展非傳統金融產品和業務，規避監管，成為系統性風險的另類來源。
本次危機讓我們深刻認識到，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滯後於金融創新的實踐。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吸引公眾存款的商業銀行等具有明顯外部性的傳統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產品接受較為嚴格的監管，而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金融產品受到的監管較為鬆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產品面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制度，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即使從事同類業務，也因為監管機構不同，受到監管的標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不足，為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各類監管套利使得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產品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傳統金融機構和產品，也是對沖基金樂於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的重要原因。
近幾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主要發達國家錯誤地認為現行的監管模式和體制是有效的，沒有根據金融市場、機構和產品的發展，採取措施提高監管體制的有效性，減少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摩擦、內耗和推諉。有案例表明，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部分發達國家監管機構與中央銀行及財政部門之間的溝通障礙已經給金融救助和金融穩定工作帶來被動，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監管體系的失效。
3.國際監管合作體系尚未形成
在國際合作方面，由於缺乏統一的監管標准和信息交換的平台與機制，監管者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這是一個全球性普遍問題。相關國際組織一直以來只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監測，特別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問題，但在監管全球資本流動上的作用強差人意。迄今為止，我們尚未釐清跨境資金的流動渠道和流動機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資金流入與流出的渠道和機制，而且也還沒有充分了解在經濟不景氣時，這些資金流動是如何逆轉的。
為加強監管方面的國際合作，金融穩定論壇(FSF)近來選定了30家大型國際性金融機構，並為它們分別成立了由其母國監管機構為主、主要東道國監管機構參加的聯合監管機制(supervisory college)。在運作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應該及時評估這些聯合監管機制在加強跨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監管方面的有效性與充分性，並提出改進建議。同時，作為全球風險預警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和監測。
二、改革金融監管體系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1.改進金融監管的第一步是監管的自我批評
中國古代先哲的教誨是：「吾日三省吾身」 ，這句話濃縮了東方哲學對自我批評的重視。在分析當前危機並從中吸取教訓的過程中，我們迫切需要不斷反省，吸取教訓，只有這樣，才能啟動深遠的改革。近來，我們卻不斷聽到一些對本次金融危機缺乏自我反省，試圖尋求借口、推卸責任的言辭。這種缺乏自省的做法將會妨礙對當前金融監管系統性缺陷的客觀審視。
7.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8. 美國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有哪些異同點
要想分析出美國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的異同，首先得了解美國和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的特點，才能進行詳細合理的解釋。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國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徹底的全面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稱之為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白皮書"。下面將對改革藍圖和最新的白皮書進行分析。
（一）改革藍圖的主要內容
《現代化藍圖》分別從短、中、長期提出建議，其中長期建議中提出了目標監管的新理念，以建立市場穩定監管、審慎監管和金融市場商業行為監管的三支柱監管體系，確保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地位。
1. 以授權和加強協調為目的的短期建議。短期建議主要是針對目前的信貸和房屋抵押市場動盪, 建議採取措施來加強監管當局的合作, 強化市場的監管, 以推動金融市場穩定, 加強消費保護。具體內容包括：第一，提升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PWG）作為金融監管政策協調者的效率。將貨幣監理署（OC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儲蓄監管辦公室（OTS）納入到PWG，作為其新成員來擴充其陣容，並且將PWG關注的領域從金融市場擴展到整個金融系統。第二，創設聯邦抵押貸款創始委員會, 加強對房屋抵押貸款發起的監管，監督各州對按揭貸款的管理, 以改變目前許多此類經紀人脫離聯邦監管的現狀。第三，授予美聯儲更多知情權、審查權。授予美聯儲可以向所有借入應急流動資金的金融體系參與者（包括商業銀行和非商業銀行）索取更多信息或進行實地審查的權利，評估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以及有關活動對整體金融穩定的影響。
2. 以監管機構的部分整合為目的的中期建議。在短期建議的基礎上, 藍圖提出部分中期建議,以減少美國監管重疊, 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 其中部分建議可以在現有監管框架下盡快推行。具體包括五個方面：第一，建議取消聯邦儲蓄機構牌照, 將其納入國民銀行牌照體系, 這個過程應該在兩年內完成；撤消儲蓄管理局, 其原有職責由擁有全國銀行監管權的貨幣審計局履行。第二，針對目前州注冊的聯邦存款保險銀行受到州和聯邦的雙重監管的情況，提出將州注冊銀行交給美聯儲或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監管。第三，在支付清算系統的監管上，應當確立重要支付清算系統的聯邦特許權和聯邦優先權，美聯儲負有監管此類系統的主要職責，享有重要的自由決定權和制定相關強制性標準的權力。第四，在保險業方面，一直以來都是由州監管當局負責監管，聯邦政府對保險業務只是進行調節而很少監管， 因而才導致了美國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 因大量創設和持有CDS 而瀕臨破產。第五，合並商品期貨貿易委員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由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證券期貨業進行統一監管，來改善之前對證券、期貨分業監管的低效。
3.以建立目標性監管模式為目的的長期建議。藍圖建議：第一，由美聯儲履行市場穩定監管者職責, 其目標為保證金融市場穩定, 側重控制系統性風險。第二，設立謹慎金融監管機構（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整合銀行監管權，把目前由5個聯邦機構負責的日常銀行監管事務收歸金融審慎管理機構統一負責。其監管重點側重於有政府擔保的金融機構的日常業務運作, 監控其資金充足性和投資限制、活動限制等事宜,進行必要的現場檢查。第三，設立新的商業營運監管機構（Business Conct Regulator），負責商業行為監管，保障投資者和消費者權益（主要是現有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要職能及銀行監管機構的一部分職能）。此外, 設立聯邦保險保證人和公司融資監管者。
由此看來, 藍圖對現行的多頭的功能性監管體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和歸類, 實現了三個監管目標與三個層次的監管機構的緊密結合，目的在於提高監管效率、維護金融穩定，以及更好地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權益，提高美國在全球資本市場的競爭力。而且，通過對藍圖的介紹，我們也可以看出藍圖的改革是改善監管而非單純地增加監管和增加干預，並沒有放棄充分依賴市場紀律的理念，而是在新的金融市場發展背景下，對於監管和市場關系的再平衡。
（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最新成果："白皮書"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國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徹底的全面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稱之為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白皮書"。這份長達88頁的改革方案幾乎涉及美國金融領域的各個方面，從更嚴格的消費者保護政策到出台對金融產品更為嚴格的監管規則，這一計劃把目前游離在監管之外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機構，都要置於聯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復美國現有金融監管體系，防止類似當前危機的再度發生。
首先，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白皮書指出，所有可能給金融系統帶來嚴重風險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受到嚴格監管。為此，政府將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國財政部領導的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以監視系統性風險；強化美聯儲權力，授權美聯儲解決威脅整個系統的風險累積問題，監管范圍擴大到所有可能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的企業。除銀行控股公司外，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也將被納入美聯儲的監管范圍；對金融企業設立更嚴格的資本金和其他標准，大型、關聯性強的企業將被設置更高標准，美聯儲擁有銀行資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終決定權，並對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場交易系統的監控權力納入美聯儲的范圍；成立全國銀行監管機構，以監管所有擁有聯邦執照的銀行；撤銷儲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導致監管漏洞的機構，避免部分吸儲機構藉此規避監管；對沖基金和其他私募資本機構需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
其次，建立對金融市場的全方位監管。白皮書建議：強化對證券化市場的監管，包括增加市場透明度，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管理，創設和發行方需在相關信貸證券化產品中承擔一定風險責任。全面監管金融衍生品的場外交易，將聯邦監管范圍擴大到金融市場監管的灰色地帶，復雜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貸款擔保證券的交易都將置於監管之內，其中加強對對沖基金和場外交易市場（OTC）最為典型。賦予美聯儲監督金融市場支付、結算和清算系統的權力。
第三，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不受不當金融行為損害。白皮書指出，為了重建對金融市場的信心，需對消費者金融服務和投資市場進行嚴格、協調地監管。政府必須促進這一市場透明、簡便、公平、負責、開放。為此，白皮書建議：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以保護消費者不受金融系統中不公平、欺詐行為損害，對消費者和投資者金融產品及服務強化監管，促進這些產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費者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商的行業標准，促進公平競爭，保護抵押貸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產品消費者的利益。
第四，賦予政府應對金融危機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為是否應救助困難企業或讓其破產而左右為難。建立新機制，使政府可以自主決定如何處理發生危機、並可能帶來系統風險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有權接管、拆分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公司，避免個體垮台將危及整體經濟，而這一點正是去年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政府所欠缺的。而且美聯儲在向企業提供緊急金融救援前需獲得財政部許可。
第五，建立國際監管標准，促進國際合作。為此，白皮書建議，改革企業資本框架，強化對國際金融市場監管，對跨國企業加強合作監管，使各國的政策相協調，以創立一個相容的監管架構並且強化國際危機應對能力。具體舉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產品監管規定，在對大型跨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方面簽署跨境協議，以及與海外監管機構進行更好合作等。
該金融監管改革方案首次將金融業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金融監管改革。但值得指出的是，該改革方案與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在2008年3月31日宣布的《現代金融監管架構改革藍圖》相比，"白皮書"延續了《現代金融監管架構改革藍圖》的精神，大大擴張了美聯儲的權力，將銀行和對沖基金等都納入了美聯儲的監管范圍，撤銷了用於監管儲蓄和貸款的聯邦機構--儲蓄管理局，但也有相當程度的縮水，如政府最初打算整合監管機構，成立單一機構監管銀行業，但最終選擇了在現有結構內加強聯儲權力的做法。
總之，通過以上對美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容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由現行的多頭功能性監管模式已經開始准備向監管機構更集中的目標性監管模式邁進。這種改革的路徑與思路可以說完全契合了國際上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即集中監管的趨勢。
（三）改革藍圖中目標性監管模式的評析--與功能性監管模式相對比
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通過，徹底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的狀態，標志著美國混業經營的開始。與此相應的是，美國的金融監管理念也由之前的機構性監管轉為功能性監管。盡管功能性監管的理念跳出了分業經營情況下機構性監管的以金融機構身份分割的不足，但美國功能性監管體制是在不觸動現有監管體制的前提下，促進各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協調、信息溝通以及執法合作，本質上仍然是分業監管的模式，並沒有提供明確的制度構建和授權支撐。所以，該套金融監管系統在運行的十年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其存在的弊端，並且在此次危機中集中爆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缺乏一個能夠擁有全部監管信息和能夠預防監管系統性風險的機構。第二，不同的監管機構所適用的監管法律規則不同，運用的監管理念也有所差別。這就為一些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提供了空間, 導致部分機構主動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監管機構。第三，多層次的監管機構和多標准監管操作必然產生監管工作中的重疊。這種監管的重疊增加了監管的成本。
與功能性監管的缺陷相對比，目標性監管模式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通過對監管機構以及監管力量的整合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改革藍圖針對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監管缺位和監管重疊導致的效率低下的問題，提出目標監管導向才能更好的應對金融監管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發揮各監管機構的合力。目標性監管模式打破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四大行業分業監管的模式，按照不同的監管目標和風險的類型，將監管機構劃分為市場穩定監管者、謹慎金融監管者、商業行為監管者三大體系。三個體系的緊密結合，既避免了監管漏洞和監管重疊的出現，又可以使監管機構對相同的金融產品和風險採取統一的監管標准，這將大大提高監管的效率。這種監管機構的整合反映了一種從權力分散到權力集中的趨勢，而權力的集中必然會提高監管的效率。
第二，目標性監管模式可以更好的應對由於金融創新而產生的監管空白。金融監管的滯後性決定了單純的通過制定監管規則來進行金融領域的監管是無法應對金融市場日新月異的變化的。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僅僅通過具體規則的制定一是無法趕上創新的速度，二是金融創新又不斷的突破規則的限制，從而導致了監管的空白。此次次貸危機便是最好的說明，面對次級抵押貸款不斷被打包重組創造出新的衍生產品，監管機構根據固有的規則無法由一個機構統一對其進行監管，從而導致風險在不同的金融系統越積越大，最終引爆了次貸危機。而目標性監管不拘泥於具體的監管規則的制定，它從整個金融系統著手，將金融體系穩定、金融機構審慎經營和消費者保護作為三大目標加以整合，構建出高效統一的監管部門。這樣在整個金融創新的鏈條上產生的風險都會被覆蓋到，不會產生監管的空白。
第三，目標性監管的提出另一個最大的優越性在於它跳出了對於分業監管模式還是混業監管模式的爭論，可以兼容兩種監管模式。改革藍圖對於金融市場監管的重要目標重新進行了確認，提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與安全的三大目標：金融市場穩定、金融機構審慎經營、金融消費者保護。而在實現這些監管目標時，可以由單一監管機構實施"混業"監管，但理論上也不排斥分別由不同行業的金融監管機構"分業"監管，這需要因時機和國情的不同加以具體設計。比如在這次改革藍圖中，對於金融市場穩定監管這一塊，強調要擴大美聯儲作為市場穩定監管者的權力，除監管商業銀行外，還將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金融機構。這便是由美國金融混業經營的現狀所決定的綜合統一監管的選擇。同樣，如果一個國家一直擁有分業監管的傳統，那麼在任何一個監管目標下，也可以考慮保持原有的分業監管的模式。
二、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和國際金融監管集中監管趨勢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主要發達國家都逐步在整合金融監管機構的數量，逐步的向或單一或雙頭的監管模式靠攏。結合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發展的現狀，筆者認為我國應該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一步到位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縱觀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金融業的發展史，金融經營經歷了混業--分業--混業的歷史反復。像美國19世紀末允許銀行混業經營，到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承銷公司證券或者從事經紀業務，同時禁止投資銀行從事商業銀行活動，從而確立了分業經營，到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出台最終恢復了金融混業經營，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歷程。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棄了分業經營的模式確立了混業經營的模式。這種金融經營模式的變化直接導致了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各國都紛紛對原有的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合並金融監管機構成立或單一或雙頭的監管機構，形成了集中的監管體制。美國本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是對現有的多頭監管機構進行整合，使之更有效率的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發生。發達國家金融經營的歷史變遷，使他們紛紛走上了尋求集中監管的道路。對於作為後發國家的我國來說，我國並沒有經歷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過度繁榮的金融業的發展，我國的金融業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金融市場還很不健全，金融產品還很不發達。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可以一步到位的建立統一的監管體制。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監管落後於金融創新這種危機驅動型的特點，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好的應對日新月異的金融市場的變化。
第二，我國當前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現狀對統一監管體制提出了要求。其實自1994年取消國家銀行專業化分工後，金融業務綜合化進程就開始推進。實踐中，在國際金融業飛速發展，面臨國內外巨大競爭壓力的背景下，我國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金融業務相互摻雜、相互滲透的局面逐步形成，金融機構相互持股現象逐漸增多，金融業呈現出綜合經營的發展趨勢，已經出現集團式的、銀行控股模式及實業企業控股式的事實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創新已經超越了相應的法規制度和監管范圍，對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實踐的發展呼籲統一監管體制。
第三，建立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符合我國建立大部委制以節省行政資源的政策取向。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小部門制。而大部制是一種政府政務綜合管理組織體制，特點是"大職能、寬領域、少機構"，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廣，職能綜合性比較強。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然而大部制的改革不會一步到位，循序漸進的推進也已基本達成共識。目前大部制試點范圍或將從三個領域選擇：一是所謂的大農業，農林副牧漁業和水利部的部分職能組合；二是國防科工委系統的調整組合；三是大交通，主要涉及交通部、鐵道部、民航總局等。雖然金融監管領域的大部制改革還沒有提上日程，但在中國人民銀行之外，建立一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對整個金融業進行監管是符合大部制改革的價值取向的。所以，未來我們應該合並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成立一個獨立於人民銀行的金融監管委員會，而人民銀行只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金融業的宏觀調控，不再具有金融監管的職能。這樣既避免了三部門在具體金融監管中的職能交叉，又可以防止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出現而導致的監管空白，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
第四，吸取東亞國家的經驗教訓，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1997年一場始於泰國又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亞並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使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匯、股兩市相繼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危機過後，1998年日本政府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兩項重大的改革：一是設立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從大藏省中把銀行局與證券局的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檢查部、證券交易等監督委員會分離出來，組建了作為總理府外局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後更名為金融廳），成為專門負責金融監管事務的機構。另外一項改革為加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東亞另一個遭受重創的國家--韓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援助和影響之下，於1998年4月成立了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即金融監督委員會。可見，亞洲金融危機後，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紛紛建立了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實施綜合監管，這對於有效的防範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可以說，亞洲金融危機過後日本、韓國經濟的崛起與金融監管改革帶來的金融業的繁榮不無密切的聯系。雖然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重創，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東亞國家的這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結合我國的現實金融監管的國情，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而現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怎樣的呢？情況如下：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分業監管。近年來隨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迅猛，金融機構開展混業經營已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分業監管體制已顯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其本身所固有的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因此，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監管，防範金融風險，提高監管效率，勢在必行。
金融監管是一國金融監管當局為實現宏觀經濟和金融目標，依據法律法規對全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及其金融活動實施監督管理的總稱。它作為政府提供的一種糾正市場失靈現象的金融制度安排，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定性。一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從根本上是由本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金融發展狀況所決定的，判斷一國金融監管體制有效與否，關鍵在於它能否保證該國金融體系的安全運行和能否適應該國金融業的發展水平。
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面臨的挑戰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建設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實施金融監管；第二階段是從1998年開始，對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從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監管中分離出來，分別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形成了由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三家分業監管的格局。2003年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組建，接管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銀行監管職能，由此我國正式確立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三會分工的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分業監管。按照金融監管的分工，銀監會主要負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外資銀行、農村合作銀行（信用社）、信託投資公司、財務公司、租賃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管，以大銀行業為口徑，銀監會成立了監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監管部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部，自上而下相應設立了省局，市分局、縣（市）辦事處體制。而證監會和保監會則分別負責證券、期貨、基金和保險業的監管；內部設立了相應的監管部室，自上而下則建立了相應會、局（省、市、計劃單列）的體制。銀監會成立後，中國人民銀行著重加強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職能，負責金融體系的支付安全，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中的作用。這種金融監管組織結構表明，除中央銀行負責宏觀調控外，其他幾個監管機構都是集中於相對行業的微觀規制層面。選擇這種監管體制的最大好處是有利於提高監管的專業化水平並及時達到監管目標，有利於提高「機構監管」的效率。
就我國現行金融監管體制而言，從其實際運行以來所取得的成效來看，在總體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僅統一了監管框架，加強了監管專業化，提高了監管效率，而且還有利於中央銀行更加有效的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但是，近幾年隨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迅猛，金融業開放加快，金融監管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分業監管體制已顯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其本身所固有的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實行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在建立在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的基礎之上，從社會的大局出發，和諧構建良性的金融監管體制，以求我國經濟能順利的發展，為社會的各項事業服務。有別於美國的從政治角度出發，按照資本市場的運作來制定的。
9. 請問關於08金融危機後美國金融監管機構有怎麼樣的改革
目前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嚴了，你說的具體改革應該還沒說吧，國際上分歧很大，只能說現在大部分的美國的金融企業都在金融危機後政府受政府嚴格控制中，具體的還是下一步。
差不多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