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維度

㈠ 成立供水監察的意義是什麼

供水安全與防洪安全均為主體性的涉水安全，直接關系糧食安全、經濟版安全和生態安全，權是國家安 全的重要支撐。文章立足國際視角，從世界各國水資源稟賦、20世紀世界供水發展及世界飲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滿足程度出發，分析世界供水安全總體現 狀，並將其與世界人口分布密度、人口預期壽命、飲水不安全人口比例、穀物產量分布、飢餓情況分布、核電站指數、人類發展指數（HDII）等指標聯系起來， 嘗試性地從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穩定、支撐產業發展和提升社會福利水平等四個發散性維度揭示其與供水安全的內在聯系，以佐證保障國家供水安全的戰略意 義。

㈡ 如何推進新常態下環境監察執法工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人民群眾對綠水青山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可持續發展被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特別是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迫使所有人必須重新審視經濟發展與自然規律的關系，重新認識生態文明建設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建設中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會實現新常態下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

認識經濟發展和自然規律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是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只有將遵循自然規律置於發展的重要位置，圍繞綠色發展和產業轉型、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才能夠實現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從我國具體國情來說，就是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等各個方面，擯棄經濟粗放增長、改革政績考核體系、提高低碳環保意識、凝聚社會力量，多方位全過程遵循自然規律、融入生態理念，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遵循自然規律的生態文明建設將成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高度，生態文明建設不再局限於生態維度本身，已經融入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其他方面建設當中。因此，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契機，就能夠深層次梳理各項改革過程中的不利因素，能夠為各項改革提供一套較為統一的標准，因此可能成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環境並非無法治理，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好環境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環境治理雖然可以短期見效，但也要付出較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況且環境並非短期形成的，而是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其有效治理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治理環境需要有堅定的決心和合理頂層設計，以區域發展規劃為先導，以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為載體，加大金融、稅收等方面對環保產業的支持，不斷促使經濟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

環境治理需要按依法治國法治精神進行，監管執法工作必須做到科學執法，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防止和反對在執法和護法的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專橫和對權力與職位的濫用，也要防止和反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糾正權力等以我為中心意識造成的不良後果，必須在國家法律允許的限度以內行使自己的職權。
環境治理還需要培養一批能夠執行環境治理的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通過人才的儲備和培養，為推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通過人才與產業、社會的協調發展，打通環境治理體系各個部分的微循環，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與發展，讓環境保護如同「APEC藍」的成功管理典範，成為一種環境監督管理的「新常態」。

㈢ 對權力的監督，有哪幾種監督方式，包括民主監督、行政監督，還有嗎 詳細，詳細，親。

1.監督從民主和法制兩個維度分。民主監督：公眾、權力機關、輿論監督、回政黨監督、政答協監督。
法制監督：行政監督、司法機關監督。
2.監督從權力系統內部與外部分：外部，公眾、權力機關、司法機關、政黨監督、政協監督。
內部：上級監督、審計監督、監察監督、法制監督。

㈣ 如何理解新型城鎮化建設對成人教育的利益訴求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思路之一就是城鎮化。事實上，中央對城鎮化的研究由來已久，但新一屆政府對城鎮化的高度定位還是被賦予了「擴大內需的戰略性作用」的意義，並被認為是新一屆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向。推進城鎮化是個系統全面、但也很艱辛的計劃，因為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化過程和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而其中人口就業結構將是核心中的核心。提到人口就業結構就不得不提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農民工。
農民工這一群體是工業帶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有效載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這一群體已經成為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和現代化建設的 中堅力量。2012年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6億人，其中「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和生力軍，佔到農民工總數的60%左右。新生代農民工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容忽視，該群體游離於城市與鄉村兩大區域之外，「雙重邊緣人」現象越來越嚴重，由於其較強烈的脫離農村、進入城市社會的意願，使他們既不願回到農村、又難以融入城市，成為「漂泊的一代」。這樣的生存狀態造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正當權利訴求無法妥當實現、民主參與渠道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不能合理表達。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卻形成了一個不同於城市「主流社會」風格的「邊緣社會」。當這個「邊緣社會」不斷擴大，勢必對「主流社會」產生強大的沖擊，從而會帶來隔離、斷裂後的緊張、矛盾和失序，建設和諧社會的美好理想也會蒙上陰影。
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狀況分析
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並要求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是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的，主要是指「80後」和「90後」進城務工的農業戶籍人口。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該群體有其自身新的特點，2011年中華全國總工會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受教育時間較長，但專業技能較欠缺；過半未婚，生活經歷簡單；多在東部、沿海地區就業，外出謀求發展動機強烈；多聚集在第二、第三產業；多數從業於外商投資企業。與此同時，其利益訴求也較之以前老一代農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上完學以後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等傳統的「鄉土」觀念情結不再強烈，他們不願回鄉務農，更傾向於融入到城市社會生活，更加追求實現自身發展和自我價值。
河南作為國內勞動力輸出大省，總人口的71%為農村人口，在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佔到70%以上，達1500萬人之多。
（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徵
從性別比例看，男性多於女性，男性佔61%，女性佔39%。在外出勞動力中，30歲以上的男性佔70%，在18-22歲這個年齡段，則女性多於男性，其主要原因是農村女性在婚後多要在家裡照看兒女和從事農業生產。
從年齡分布看，農民工群體呈現年輕化態勢。據統計，河南新生代農民工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就佔了5%；18-28歲佔到57%；29-35歲佔12%；36歲以上佔26%。從文化程度上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對高於流出地，但低於流入地。
從受教育程度上看，新生代農民工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為多，佔56%，小學為20%，高中為24%，而在城鎮常住人口中，高中及其他的文化程度為55%，初中為38%，小學僅為7%。
此外，統計數據顯示，從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地域分布上看，平原較山區多，東部較西部多，尤其是信陽、駐馬店、周口等地，外出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村人口中多達20%。
（二）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及社會保障
據共青團河南省委2011年的調查，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新生代農民工達30.5%，1001-1800元的佔39%，1801-2200元的佔14%，2220元以上的佔11.5%。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裡大多從事的是危難臟重的工種，勞動強度大，經常加班加點。據筆者2012年5月對河南鄭州、濮陽、駐馬店、南陽300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發現，55%的調查者稱沒有節假日，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的佔46%，91%的調查者稱平時加班加點是沒有工資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中不僅很難實現與城鎮職工的同工同酬，此外在社會保險福利方面也是比較欠缺的，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的統計，新生代農民工中，由單位或僱主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5.2%、13.5%、7.1%、2.9%、1.1%。
（三）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物質文化生活
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生活和行為規范，更加認同城市群體的價值觀，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更傾向於城市人，而不是農民身份。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上更加追求城市化和現代化，他們對閑暇時間的安排更為豐富，除了看電視，聽廣播，他們會經常光顧網吧、看電影，到迪廳、酒吧、卡拉OK廳等娛樂場所，從信息化消費狀況的調查顯示，他們當中超過半數以上的人會經常去網吧，或是配有智能上網手機，這些都較上一代農民工更加具備融入城市的條件。此外，他們更加註重自我提升與職業可持續發展，他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金錢去學習新技術，進行技能培訓。 在居住方式上，根據調查的相關資料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在單位宿舍的比例高達44%，居住在工地工棚和生產經營場所的比例相對較低，分別為6.5%和8.2%，租房居住的比例為36%，此外，只有極少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購買自住房。該調查同時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在務工地改善住房有強烈的期待，22.9%的人期望政府建設專門的農民工公寓，20.1%的人期望政府放開購買政策性住房的限制，17.1%的人期望單位提供更舒適衛生的集體宿舍，16.3%的人期望單位提供住房補貼，12.6%的人期望單位繳納住房公積金，11.1%的人期望政府改善外來人口集聚區的生活環境。
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分析
利益在本質上屬於社會關系范疇。由於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有多種多樣的利益。對利益的追求，形成人們的動機，成為推動人們活動的動因。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就曾指出，把群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的軌道是適應我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變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作為農民工群體中的新生主力軍，是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中堅力量之一，由於其處在社會結構調整、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的利益訴求得到應有的表達和保障是「十二五」規劃中的題中之義，也是社會、企業的職責所在。
（一）提高薪資待遇並規范勞動合同的訴求
經濟利益訴求是新生代農民工首要的利益訴求。隨著CPI物價指數的不斷上漲，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全國25個城市（區）1000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整體月收入僅為城鎮企業職工的58%，比傳統的農民工低167元。5.4%的新生代農民工明確表示其工資水平未達到當地最低工資標准，在與企業發生過勞動爭議的新生代農民工中，32%的人認為「勞動報酬」是引發爭議的最重要因素。此外，由於制度環境，很多企業用工不規范，再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的特點，導致企業與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合同簽約率並不高，即便是簽訂合同，多數合同只是約定了工資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並沒有具體的標明月工資數額。
（二）加強勞動安全保護並普及社會保險的訴求
社會上許多企業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處於降低人工成本的考慮，既沒有對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崗前安全培訓，又不注重改善工作場所環境，生產安全保護措施不到位，一些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也經常漏發，甚至不發，職業安全隱患較多。調查顯示，36.5%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高溫、低溫作業問題，41.3%的人的工作環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的工作環境存在容易傷及肢體的機械故障隱患，存在粉塵污染問題的為34.7%，從以上數據中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環境總體水平一般偏差，尤其是建築業、採掘業、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工作環境不容樂觀。
近年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背景下，盡管各種法律、政策都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做出了明確規定，比如涉及農民工養老保險的《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涉及到農民工工傷保險的《勞動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防治法》、《關於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涉及農民工醫療保險的《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關於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等，但在現行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 農民工的就業、住房、醫療等社會保障權利並沒有完全得到真正的落實，現實是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十分的薄弱，甚至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投保率都比較低。由於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分布於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認為，如果按照城鎮企業社會保險辦法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會加重企業的經濟負擔，而一些地方政府迫於財政壓力，對這種行為採取放任態度，甚至有的地方招商引資部門把不參加社會保險作為吸引投資的優惠政策。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9月，我國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者占農民工總人數比重，分別僅為17.8%、19.7%、10.4%和28.0%。換言之，將來無法領取養老金的農民工約有兩億人。
（三）平等享受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訴求
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觀念、價值標准、生活欲求，甚至人生態度等方面與傳統農民工有較大的差異，這也導致他們對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高需求，他們認同城市文化，渴望市民待遇，但在二元社會體制尚未打破的今天，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社交、生活並不能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會活動中來，他們也不能與城市居民一樣平等的享受公共服務體系，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社會福利待遇方面，而且體現在住房、醫療、就業、孩子上學等社會服務的獲取上，這些現實問題成為這一群體實現階層向上流動時難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住房問題是構建新型城鎮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城鎮化是推動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它能有效拉動市場需求，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面對大量湧入城市的外來人口，並沒能夠提供穩定的工作和良好的居所，逐漸形成的龐大的貧民窟已成為城市難以根治的惡疾。新生代農民工的住房問題是其現實生存的一大瓶頸，一項調查顯示，是否有住房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擇偶條件最重要的考量標准，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傾向於城市生活，他們希望能夠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被真正納入到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之中，如何能夠使該群體實現真正的「住有所居」已成為城市建設和社會管理改善的重要目標。
2003年教育部等六部委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規定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並減免有關費用，做到費用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2006年新修訂的教育法對此也做出了明確規定，但是，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懸殊較大，除了對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普遍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很多還不能完全按照就近原則入學，這便給農民工及子女帶來了很多的不便，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出於無奈，只好把孩子送往城郊結合部，教學力量相對薄弱的學校。這些學校無論在教學經費、教學設施、還是師資力量水平上都不高，這便造成了農民工子女教育過程的公平缺失。 關於構建和諧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訴求體系的思考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不僅注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同時也更加期待共享全方位的社會公共服務，在利益表達方式上，也更加註重自身群體的參與性與主動性，因此，這一群體的利益表達及訴求應得到足夠的重視，應把握統籌城鄉發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政治大局， 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契機，以薪酬調整和社會保障為核心，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構建政府、社區、企業和個人多渠道、多維度的利益訴求保障體系。
（一）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薪酬機制
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薪酬的正常支付、持續增長、共決機制，加強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勞動監察力度，國家統計局2010年7月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是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要以此為契機，以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為基點，在勞資關系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要在新生代農民工集中就業的中小企業為試行點，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建立「政府+行業+企業+個人」的四方薪酬確定模式，在政府確定最低工資底線的基礎上，由行業制定大體工資標准，企業和個人共同協商決定工資增長比率。
（二）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
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擴大農民工參保面，真正落實各項社會保險政策。政府有關部門應通過行政監察等手段，重點督促中小企業及非公有制企業農民工的參保工作，逐步合理提高保障水平針對目前該群體工傷事故和職業病頻發的狀況，應進一步擴大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參與面；在農民工醫療保障機制方面，針對該群體普遍存在的看病難，逐步推行大病救治機制和醫療保險跨地區轉移支付政策；此外，考慮到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戶難的問題，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拓寬融資渠道，利用城市改擴建，城中村改造等機會，多渠道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居住條件，同時要加大公租房建設力度，擴大公租房租住范圍，讓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城鎮居住的便利條件，積極探索農民工住房公積金制度。此外，政府要注重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降低新生代農民工子女受教育門檻，對在轉學、擇校方面存在的困難，有關部門要積極予以協調。
（三）鼓勵開展穩妥的戶籍制度改革
鼓勵開展穩妥的戶籍制度改革，降低戶籍歧視所帶來的社會負效應，逐步剝離附加在戶籍上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河南省各地城市應充分考慮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能力，以及政府財政的支付能力，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中小城市及各地縣城，要進一步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轉戶進城，引導農村居民向城鎮有序轉移，逐步消除農民向城鎮轉移的體制性障礙，促進城鄉資源要素合理流動，最終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制。
（四）合理引導並積極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管理
合理引導、積極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管理，應本著公平對待、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管理理念，在相對集中的區域，由政府主導，依託各界力量，為新生代農民工建立專門社區，把新生代農民工納入所在社區的管理與服務范圍，由防範式的社區管理向服務型的社區管理轉變，應依託社區的民政、勞動、教育、衛生、治安等服務平台，使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社區成員平等的享受到社區服務，加快建設社區文化設施，將社區服務有針對性的延伸和拓展，開展有針對性的知識普及、法律宣傳、技能培訓等，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和組織化程度，享有更多話語權，多提供易於為廣大農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形式，如城市社區選舉、聽證會、農民工工會等，此外同時扶持各類「虛擬社區」和自治性社會組織，把新生代農民工納入「組織狀態」，並幫助其主動融入社區、融入城市，找到心靈歸屬。
（五）促進利益表達渠道的多樣化發展
利益表達渠道作為利益表達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梁和中介，渠道的通暢直接關繫到利益表達主體有效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前提。信訪是農民工利益訴求的重要渠道之一，要進一步完善信訪制度，加強信訪幹部的素質培養，使信訪工作法制化、有序化，充分發揮信訪工作調節器和穩定器的作用。此外，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日益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表達的新平台，與傳統的利益表達渠道相比，網路渠道具有訴求主體的多元化、議題廣泛化、表達尖銳化等特點，因而在現實運作過程中，會導致利益表達的相對有限性，因此在使用網路渠道時應清醒認識，做到揚長避短。

㈤ 為官不為重點治理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一、「為官不為」現狀評估
什麼是「為官不為」？訪談中，有幹部提及，「『為官不為』就是『不幹活』」。也有幹部談到，「如果用創新作為、積極作為的標准來衡量，『為官不為』人數還不少，這是官場潛規則」。據此，本研究認為，「為官不為」的內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為官不為」是幹部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行為。而廣義「為官不為」是幹部由於理解與認可程度、自身能力及受益程度等原因，不完全、不及時、不有效履職履責的現象，包含動因、行為及後果三個維度。
在「『為官不為』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的14個選項中，幹部選擇最多、排名第一的是「遇到重大、疑難或棘手事件，迴避逃脫」；排名並列第二的是「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和「工作出現漏洞或失誤時，推諉塞責」；排名並列第三的是「槍打出頭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決策討論時，有意不充分闡明自己觀點和意見」和「對上級決策部署陽奉陰違，執行力不足」。「奉行『多栽花，少栽刺』，寧可工作不幹，也決不得罪人」、「缺乏敢闖精神，不能創造性開展工作」則緊隨其後。
新形勢下，各地方、各部門的「為官不為」現狀如何？訪談中，幹部大體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為官不為」是局部現象。有幹部提及，「多數幹部還是有為的，主流還是幹事的，少數、局部存在著『為官不為』的現象」，「還有少數幹部存在著『不吃不要也不想干』的現象。」也有幹部談到，「縣以下幹部幹事多，不為少；機關幹部幹事少，不為多」，而有的幹部則認為，「『為官不為』還是一個現象，並非問題，並非主流。當然，如果沒有適合的政策加以引導，可能會帶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二是認為「為官不為」已然成為一種潛在暗流。譬如，有幹部指出，「不作為是很普遍、很嚴重的痼疾」，「『為官不為』現象在八項規定之後特別突出，很是普遍」，或者認為「不少幹部存在著『新形勢下不想干、不會干、不能幹』的問題」。
在「您對當前『為官不為』現象如何評價」問題的調查中，47.30%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前「為官不為」現象非常嚴重或是比較嚴重；29.73%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前「為官不為」現象一般；20.27%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前「為官不為」現象不太嚴重或不嚴重；2.7%的被調查者表示，不太了解整體狀況。從數據中可知，大部分幹部認為「為官不為」比較嚴重，值得高度重視。而「『為官不為』現象在哪個層級表現比較突出」的調查顯示，認為縣級、市級、省級層面比較突出的比例分別為37.84%、28.38%、18.92%。
二、「為官不為」原因分析
為什麼會出現「為官不為」現象？訪談中，幹部主要從如下三個視角來分析「為官不為」的內在根源。
一是從幹部自身角度進行詮釋。有幹部談到，部分幹部「為官不為」是由於主觀上的政績觀出現偏差：「黨性意識滑坡，責任意識下降」，「能力跟不上新的形勢」，以及「部分幹部為官動機不純，有為是為自己而為，而不是為國家、為民族而為。沒有自身利益就乾脆不為，這樣的幹部還是為數不少的。」
二是從幹部管理體系角度加以剖析。有幹部指出，「現在的幹部管理機制太鬆懈，只能上，不能下，除非是違紀違法被抓」。還有幹部談到，「導向問題非常關鍵。我們是用改革創新的幹部，還是要不出事情的幹部」，「有的地方，做得好不如說得好，說得好不如跑得好。做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也有幹部談到，「幹部存在跳躍性使用的問題，今天做農業局長，明天可以做文化局局長，客觀上存在崗位不適應的問題」。還有幹部談到，「幹部激勵機制跟不上，越到基層，越到邊疆地區，收入越低」。也有幹部談及，「部門職責不清，相互扯皮，存在著體制上的障礙」。
三是從嚴治黨的背景加以探悉。有幹部談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逐步成為新常態，原來幹部管理鬆懈，一下子嚴格起來，有些幹部感覺不適應」；「部分幹部仍用老的思維來謀劃工作，推進創新工作感覺『壓力山大』，能力不足」；「老辦法不敢用，新辦法不會用」；「有群眾反映，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幹部管理嚴格了，找他們辦事，態度是好了，但事情不辦了」；「現在提出要依法行政，問責力度加大，幹部心存害怕，我不幹事就不能問責了吧」。還有幹部指出，「『為官不易』導致『為官不為』，實施嚴格的責任倒查機制，幹部們害怕秋後算賬。現在的倒查機制不盡合理，有些問題在當時看是合規的，擱置到現在來看又是不合規的」，「為官風險加大，甚至部分幹部也要求提前退休」。
本研究從幹部個體、幹部管理體系、政治生態與文化三個角度對「為官不為」的內在根源進行調研。調查結果表明，幹部群體較為忽略幹部個體因素、政治生態與文化因素，將幹部管理體系視為「為官不為」現象產生的重要根源。在「『為官不為』原因主要有哪些」的調查中，56.76%的被調查者選擇「幹部選用不夠完善，沒有營造能者上、庸者下的氛圍和導向」；54.04%的被調查者選擇「幹部考評不夠完善，干與不幹、干多干少、干好乾壞一個樣」；44.59%的被調查者選擇「幹部激勵機制不足，缺乏足夠上升空間」；40.54%的被調查者選擇「部門許可權不清，崗位責任模糊」，以及「幹部工資待遇較低，工作壓力較大，各種規矩多」。
針對訪談中幹部提到的「為官不為」與從嚴治黨的問題，就「為官不為」與幹部選用從嚴、懲治腐敗從嚴、改進作風從嚴、落實責任從嚴、管理監督從嚴、紀律約束從嚴之間的關聯進行問卷調查。62.16%的調查對象認為，「為官不為」與「對落實責任從嚴的恐懼，害怕問責而不為」存在關聯。中央加大對責任主體的問責力度，部分黨員幹部害怕問責而選擇「為官不為」。41.89%的調查對象認為，「為官不為」與「對紀律約束從嚴的疑惑，不清晰『紅線』『底線』而不為」存有關聯。全面從嚴治黨新常態仍在路上，中央對於黨的建設頂層設計、改革思路明晰，但是地方和部分新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部分幹部不清晰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沒有膽量放手推動工作而選擇不為。還有40.54%的調查對象認為，「為官不為」與「對懲治腐敗從嚴的憂慮，將反腐倡廉與幹事創業相對立」存在關聯。在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的反腐情形下，部分幹部把反腐倡廉與幹事創業相對立，把更多精力花在琢磨如何安全著陸，退休後如何生活上，缺乏推進工作的動力與願望。面對全面從嚴治黨，部分幹部不是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更多慮及個人利益得失，對全面從嚴治黨新常態產生認知與情緒偏差，害怕全面從嚴治黨給自己帶來潛在威脅，不同程度產生焦慮、恐懼、不安等負面情緒，出現「為官不為」現象，並通過上下級權威服從、幹部間關系認同機制不斷擴散。
三、治理「為官不為」對策建議
如何治理「為官不為」呢？訪談中，有幹部談到，「要加強幹部理想信念和能力教育」，「要樹立良好的用人導向，要把有所作為、不亂作為的幹部用起來」，「要加強讓幹部想為、會為、能為的制度建設」。還有幹部指出，「要加強績效管理，注重考核結果的運用」，「完善職級並軌制度，以激勵基層幹部」。同時，還要「建立一定的寬容機制，改革創新本身就是打破原有的游戲規則，對於失敗要有一定的寬容度」。
對於「怎樣整治『為官不為』」這一問題，幹部建議中排名前八位的舉措分別為：「實現『為官不為』與幹部考核選拔任用體系的有機結合」；「拓展職級晉升通道，改革薪酬制度，建立健全乾部正向激勵機制」；「落實『為官不為』治理的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各級編辦牽頭建立幹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以及負面清單」；「擬訂『為官不為』治理法規」；「健全包含述職報告、全面巡查、有力追究、試錯免責等常態工作機制」；「構建『為官不為』預警體系，採取談話、整改、停職等舉措加強監管」；「保障群眾和媒體『為官不為』治理的實質性參與」。
在調研的基礎之上，我們認為對「為官不為」的治理要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建立下管一級的分層級分領域治理體系。堅持「嚴」字當頭，完善法規體系，健全激勵約束長效機制，切實提高治理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1.完善法規體系是從嚴治理的主要依據。
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和《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相關法律規章，使之與實際情況更為匹配，以法律形式規范「為官不為」。根據三定方案，各級編辦牽頭建立、公開幹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以及負面清單，合理劃分各級機關黨與政、正與副、集體與個人、不同層級之間的職責，釐清責任邊界，明確責任內容，形成科學有序、清晰無縫的可監察、可考核、可追責的幹部責任鏈條，構建覆蓋決策、執行與監督的責任規程。每年對責任清單進行修訂，使其與中央最新精神要求相互銜接，確保中央精神要求貫徹落實。
2.健全激勵機制是從嚴治理的關鍵所在。
一是實現「為官不為」與幹部考核選拔任用體系的有機結合。把「敢於擔當」標准貫穿於動議、民主推薦、考察、討論決定、任職全流程。在幹部選用實踐中引入「為官不為」的一票否決權，暢通「為官不為者下」的渠道。二是拓展職級晉升通道，健全職務職級並行制度。打破職務與級別的對應關系，職級與工資待遇掛鉤，拓展幹部職業發展通道，調動幹部的工作積極性。三是引入平衡記分卡，加強績效管理。借鑒企業從財務績效、客戶滿意、內部管理及員工成長創新四維度進行關鍵績效評價的做法，對幹部薪資進行動態調整，以達成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增長目標和潛力目標、財務目標與非財務目標、外部目標和內部過程的平衡。四是建立幹部試錯的免責機制。及時出台規定鼓勵幹部大膽實踐，勇於創新，對創新工作中的失誤建立特殊的免責機制，著力消除怕觸紅線的思想負擔，明確只要是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改革方向、符合法律法規的就大膽去做，營造「崇尚成功、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
3.建立約束機制是從嚴治理的重要手段。
一是建立重大決策的實錄機制。對於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情況的決策過程如實記錄，存檔備案，以便有據可查。二是健全全面覆蓋的巡查機制。適時開展「為官不為」專項巡查，核查群眾舉報、媒體曝光、督查考核及民主評議中反映的問題，將發現問題作為檢驗巡查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准。三是健全嚴肅有力的追究機制。制定「為官不為」追究實施細則，分清集體責任、個人責任、主要領導責任和重要領導責任，嚴重者依法依紀追究責任。違反工作紀律，由組織部門負責追責；違反組織紀律，由紀檢部門負責追責。對出現普遍性「為官不為」現象的地方和單位，既要處理不作為幹部，也要追究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責任。四是建立全面動態的預警機制。廣辟信息收集渠道，構築包含黨委政府、群眾及同事在內的開放多元立體「為官不為」信息採集網路，採取明察暗訪、交叉檢查、重點抽查等方式對幹部「為官不為」進行動態實時全面監測。結合預測推斷法確定幹部「為官不為」預警閾值，劃分輕度、中度和重度預警區間。針對不同類型警情，採取告誡提醒、批評教育、誡勉談話、責令整改、停職檢查、黨紀政紀處分等舉措。

㈥ 採取多種方式參與對權力的監督,有哪些

要採取多種方式參與對權力的監督一般情況下都可以有群眾監督或者是群眾舉報的渠道等等

㈦ 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材料一中西政治文化的差異及兩者的個性可以從多種維度來考察。當我們對這兩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