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機構改革人員身份編制

A. 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為什麼改怎麼改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城市建設速度不斷加快，市容市貌作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異，城市發展的成果給人們帶來了各種愉悅的體驗，但與之相伴生的諸多問題也困擾著城市管理者。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直接面對城市中最基層民眾，承擔著政府城市管理職能中最艱辛的版塊，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體系尚不完善，經常成為媒體負面關注的曝光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的出台，為深入推進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確定了原則、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關於城市管理與城管執法工作的重要文件。

城管人從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編辦、國務院法制辦於聯合召開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電視電話會議規定，會議明確規定了改革時間節點要求，即：「原則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出台具體方案，6月底前市、縣政府要拿出具體實施方案」基於此，各地躍躍欲試，但改革進程差強人意。截至7月上旬，僅四川涼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溫州等省市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的消息見諸報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見過粗過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見的嫌疑，如：《河北省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大量內容與中央文件重復規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台令人焦慮，筆者認為，要解決城管執法體制症結，在此次改革過程中，以下問題須高度關註：

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徑選擇問題

該問題可具體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層面：上層，立法先行VS基層，摸石頭過河。從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機關設置應堅持職權法定原則，沒有法定依據不得設立行政機關；沒有法定依據，行政機關不得自行放棄、擴大或轉移其職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權力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不能自行設定，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活動。非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為；超出法律授權范圍，行政機關也不享有對有關事務的管理權，否則都屬於行政違法。行政機關作為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者，其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以立法的形式體現，因此，行政機關的認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通過立法方式予以規范。具體到行政機關的職權、職責，具體內容又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由行政法規作必要補充。

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李鉞鋒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綜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執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難題的根本路徑，可以構建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立法先行，才能為此次改革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二層面：上層，先行一步，標准明晰VS基層，自主嘗試，相互取經。《指導意見》和改革推進會明確了城管執法架構，但對城管部門機構設置、領導體制、服裝標志等細節未定論，至今未公布具體標准，國家《城市管理法》遲遲無法出台，今年以來各地改革進程不一，各地機構名稱莫衷一是，如：溫州將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更名為市綜合行政執法局、北京掛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員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遑論其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應當以法治化、規范化為切入點，著力解決阻礙制度有序運行的諸多問題。中央層面設置明確標准十分迫切。

筆者認為，自下而上則允許從地方至中央的改革模式尊重了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自主權，但此次改革是全國性的，如果頂層設計標准不明確，各地按照緊張的時間節點要求，先行先試，難免「忙中出錯」，出現不一致之處，既影響城管形象，有可能導致二次改革，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改革應以國家《城市管理法》和中央改革明細標准為起點，建立改革強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撐和可參照施行的樣本，自上而下實施，才有利於改革工作有序、徹底推進。中央應及時關注此問題，並盡快公布明確標准，自上而下引導改革進程。

二、管理與執法的關系問題

中央政策倡導推進市縣兩級政府城市管理領域大部門制改革，有條件的市和縣應當建立規劃、建設、管理一體化的行政管理體制，這種模式有助提高城市管理相關職責許可權協調配合的效率，但是不是全國所有城市都要進行管理和執法合一、整合一個部門的模式，

一體化是不是意味著新的城市管理職能集中於一個部門？筆者不敢苟同，若照此推論，必將推出荒唐結論：政府各職能部門「變身古代縣衙」，不必細分職責，則職能合一，一勞永逸，省去協調成本，解除相互推諉之虞。政府機構具有整體性，又因工作業務內容不同、職能的專業性，政府應按照一定的原則和序結成嚴密的系統，彼此之間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據《2015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鄭州市現有956.9萬人，市區總人口475.6萬人，建成區面積437.6平方公里，若按照《指導意見》匡定的管理職責和綜合執法權責事項要求，未來的城管執法行政執法（僅含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權責事項可能已超過900多項，若實施管理和執法合一的模式，在處罰基礎上加上龐雜的管理職能，未來的城管部門是不是顯得過於龐大？管理和執法兩方面會不會顧此失彼？部門工作效能會不會不降反升？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行政管理過程中，決策、執行、監督職能在政府與部門，或部門與部門之間配置不科學的問題眾多。重決策，輕執行；重製定政策，輕抓落實的現象比較突出，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會議貫徹會議，導致出現「決策空轉，人心渙散」的不和諧局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要「優化政府組織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制」。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是當前完善權力結構、規范權力運行、防止權力濫用的客觀需要。要通過適當分解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使決策職能、執行職能、監督職能由不同部門相對獨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質的權力既相互制約、相互把關，又分工負責、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因此，要把人大、政府決策的事項落到實處，就必須有相應的政府部門去執行，各部門由過去的集決策、執行、監督於一身的機構，變為純粹的執行機構，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權力分散開來，防止各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馬懷德、王柱國在《城管執法的問題與挑戰》一文中認為「一體化是指城市管理各職能部門各司其職、有效配合、監督制約到位的管理體制，

科學合理地劃分和清理城管綜合執法部門內部之間以及綜合執法部門與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管理許可權和范圍，避免職權交叉重疊現象和執法真空現象的出現」，筆者十分認同，是不是採取一體化？應充分允許地方政府實事求是，根據本地城市發展規模、程度而定，應考慮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向，絕非所有城市管理職能集於一身。

三、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的關系問題

實踐中，很多具備行政執法職能的政府部門多設置執法隊伍，執法隊伍行政隸屬關系方面作為該部門直屬機構，執法隊伍性質為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二者屬於外部上下級關系，並非內部隸屬關系，執法隊伍要履行該部門的行政執法職責，就必須履行行政委託程序。另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則是政府部門與機關科室內部上下級關系，機關科室不具備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資格，對外能直接以該部門名義作出。如：按照《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確認市本級行政強制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3〕1號）和《鄭州市人民政府關於公布法定行政執法主體的通告》（鄭政通〔2015〕34號）規定，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作為市級行政執法主體，具備城市管理方面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方面等職能，市級雖然是城管執法主體，卻缺少內部隸屬關系的執法隊伍，無法直接開展執法活動，不能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必須採取委託的方式進行。實踐中，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工作不得不委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監察支隊、市城區河道管理處、市政設施監理所等七個單位開展。受委託單位都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於2012年2月出版的《鄭州市行政機關執法職責綜覽》［2011版］（第三冊）對受委託執法單位進行列舉，環保、建設、房管等很多政府職能部門均採取這種模式開展具體執法工作。城管執法是不是要繼續復制這種模式呢？筆者認為，不能認為凡存在即合理。我們如果仔細探究設置城管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最初目的，就能得出否定答案，該制度是為解決多頭執法、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擾民和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國發〔2002〕17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應作為本級政府直接領導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部門，依法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部門職能配置時僅有執法職能，若不能以自己名義獨立地開展行政執法，反而要藉助第三方的執法力量開展城管執法，將背離《行政處罰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設計初衷，極易導致多頭執法、重復執法、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反彈。《行政強製法》第十七條第一款明確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託，若執法局與執法隊伍為相互獨立的兩個機構，仍沿用委託執法的模式，城管執法行政強制權具體實施將無從談起。此次改革設置執行（執法）機構時，應盡量削減執行的層次和機構，構建扁平化政府行政機構，能由政府部門直接執行的，就不要或盡量不要設置二級機構。未來的執法隊伍應作為執法局內設隊伍，取消其獨立的事業單位法人主體資格，既符合《行政處罰法》的精神，也能明確城管執法的單位性質，充實其行使行政強制權的資格條件，避免與《行政強製法》產生沖突。

四、執法隊員身份編制問題

之前，國辦發〔2000〕63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國發〔2002〕17號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採取考試、考核等辦法從有關部門和社會符合條件的人員中擇優錄用」，而《指導意見》僅規定「統籌解決好執法人員身份編制問題，在核定的行政編制數額內，具備條件的應當使用行政編制」過於原則，未明確要求執法隊員必須為公務員，要求有所降低，此種規定或許是出於「精兵簡政」的良好初衷，但行政執法任務若允許非公務員或非行政編制人員承擔，將可能為協管、臨時工執法創制「合法」前提。筆者認為，城市發展體量不斷擴大，在可預測的將來，城管執法的職責會更多、任務會更重，在城管隊伍人員編制限制的前提下，「協管人員數量不得超過在編人員」的目標十分困難，協管、臨時工執法問題很難根治。盡管《指導意見》這一原則規定考慮了各地行政編制限額的實際情況，但也應創造條件使用行政編制。基於這種目標，深圳、上海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鑒，《深圳市行政機關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辦法》（深府辦〔2015〕9號）、《2016年上海市公務員管理工作要點》（滬公局發〔2016〕16號）等明確、詳細地規定了城管執法隊員分類管理制度，進行了制度探索，在實踐中取得了效果，有必要推廣城市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優勢有三，一是符合《公務員法》規定。行政執法類公務員主要履行行政監管、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稽查等現場執法職責的工作特點，工作內容具備專業性、特殊性，設置行政執法類職位類別，配套針對性管理、考評體系，符合《公務員法》精神。二是實現控編目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控制機構編制的通知》（廳字〔2011〕22號）規定「各級黨政機關行政編制總額和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的各類專項編制員額都不得突破」，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是政府承諾、是硬指標，這並不等同於剝奪地方政府自主權，反而激勵地方政府在編制核定范圍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城管執法部門工作性質以執法為主，若實施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便於壓縮不必要的管理、工勤等崗位。三是規范城管隊員管理。於相對人而言，行政執法多為損益性的，極易導致相對人不配合和負面評價，社會公眾測評卻是各地政府職能部門考核一項重要指標，但實際管理中因缺少這一類別，缺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專門考核辦法，測評時，城管執法部門與政府職能部門處在同一起跑線，考核成績往往處於末位。長此以往，城管隊伍的積極性將受到影響。明確和規范城管隊員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模式，城管隊員身份關系的明確讓隊員執法資格問題塵埃落定，實現規范管理和制度約束，能解決基層執法部門公務員職業發展空間狹小、職務晉升困難等問題，激勵城管執法公務員更好地履職盡責。

B. 城管是什麼編制

管的領導幹部，比如城管科的科長、副科長、科員等，屬於公務員，大多數是轉業軍官出身。這類城管收入最高，享受公務員的收入和待遇。表面上看不出來他們是不是城管，因為他們從來不穿制服，也沒有制服。一般這類城管不進入執法現場，只坐在辦公室里下達執法命令。
行政執法中隊的城管隊員，屬於事業編制人員。這種城管是正規城管，通過地方事業單位考試錄用，比較年輕，文化普遍在本科以上，數量非常少。在普通城管面前，事業編的城管相當於「將」，穿制服，戴鋼盔，配防刺背心和對講機。素質上，事業編城管普遍比較高，是不會隨便動手動腳的。一般除查處違章建築外，這種城管不會到現場執法，工資相當於同地區事業單位，待遇上與同地區警察類似。
最後是城管協管員。這種城管屬於臨時工，地方隨時可以招，數量非常龐大，占城管群體總數的90%以上。這類城管大多由老企業破產後的失業工人組成，少部分以前是農民工，極少數人以前坐過牢。這種城管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多數不識字，素質差，主要干體力活。打小販、拆房子什麼的一般都由這些城管實施。這類城管有制服，但制服跟行政執法中隊的制服很不一樣，也不配頭盔、對講機和防刺背心。收入方面，這類城管收入微薄，很多其實比擺地攤的小販收入還要低，只達到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准。由於做錯事可以隨時裁掉，工資又低，這類城管往往成為地方政府城管的主力軍。

C. 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大隊人員在事業單位改革後會轉成什麼編制

本次事業單位分類，來明確將文化源執法、城管執法等行政執法機構劃為公益一類，即承擔行政輔助只能的事業單位，人員編制最差保留事業編制，隨著國家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深化，例如7月8日國務院關於維護市場秩序的若干意見，明確推進城管和文化執法跨部門跨領域施行綜合執法了，結合國家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的改革方向，相信未來行政執法類，尤其是城管和文化執法，有望轉為參公編制。

D. 城管體制改革執法人員身份為什麼不能解決

城管體制改革執法人員身份的問題原因是：身份=收入，成本問題，和城管還專是其他屬無關。

之前，國辦發〔2000〕63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國發〔2002〕17號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採取考試、考核等辦法從有關部門和社會符合條件的人員中擇優錄用」。

E. 機構改革原來的城市管理局改為城市發展中心為住建局二級機構是什麼身份待遇

城管分兩種 第一個就是狹義的城管。城市管理。管理市容的；第二類屬於城建管理。管理城市建設的。兩者都屬於行政執法.原來屬於事業單位。現在參考公務員管理。屬...

F. 事業單位改革，有編制的城管會成為公務員嗎

城管的問題很有針對性，事業單位改革估計會對城管有單獨的政策，參照公務員管理為最好結果。待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城管職能應該會被公安收編，是職能，不是人員。

G. 城管身份能轉公務員嗎

1、公務員身份是需要通過考試招錄的，可以以城管身份參與公務員考試，通過考試、面試等環節後背招錄為公務員，但是不可以不通過考試直接成為公務員。
2、城管分三種。
城管的領導幹部，比如城管科的科長、副科長、科員等，屬於公務員，大多數是轉業軍官出身。這類城管收入最高，享受公務員的收入和待遇。表面上看不出來他們是不是城管，因為他們從來不穿制服，也沒有制服。一般這類城管不進入執法現場，只坐在辦公室里下達執法命令。
行政執法中隊的城管隊員，屬於事業編制人員。這種城管是正規城管，通過地方事業單位考試錄用，比較年輕，文化普遍在本科以上，數量非常少。在普通城管面前，事業編的城管相當於「將」，穿制服，戴鋼盔，配防刺背心和對講機。素質上，事業編城管普遍比較高，是不會隨便動手動腳的。一般除查處違章建築外，這種城管不會到現場執法，工資相當於同地區事業單位，待遇上與同地區警察類似。
最後是城管協管員。這種城管屬於臨時工，地方隨時可以招，數量非常龐大，占城管群體總數的90%以上。這類城管大多由老企業破產後的失業工人組成，少部分以前是農民工，極少數人以前坐過牢。這種城管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多數不識字，素質差，主要干體力活。打小販、拆房子什麼的一般都由這些城管實施。這類城管有制服，但制服跟行政執法中隊的制服很不一樣，也不配頭盔、對講機和防刺背心。收入方面，這類城管收入微薄，很多其實比擺地攤的小販收入還要低，只達到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准。由於做錯事可以隨時裁掉，工資又低，這類城管往往成為地方政府城管的主力軍。

H. 公務員職位表中的城管是什麼編制

城管是俗稱，正常應該稱作城市管理或者行政執法。
城管人員的編制各地區不一樣，內五花八門。我首先明確一個容概念，公務員編制是行政編，指的是國家機關常設機構在職在崗的工作人員，什麼叫國家機關常設機構，必須是國家、省、市、區（縣）、鄉（鎮）都有的，或垂直、或平行管理的部門，比如教育局，國家有教育部、省有教育廳，市縣區有教育局，鄉鎮政府有教育科，再有財政局，國家有財政部、省里有財政廳、市縣區有財政局，鄉鎮有財政科或者財政所，這都是公務員編制。
但城管一般屬於行政執法，行政執法只有市和區有，由各市自主成立、市財政負責，所以有的市行政執法用的是參公編制，有的是事業編制，有的設立管理局，然後採取的是聘用制。總之，除參公編制外的行政執法編制都是獨立的，不能和別的單位交流，只能內部調動。

如果你看到的行政執法是在公務員考試里，那就是參公編制。

I. 城管體制改革執法人員身份為什麼不能解決

城管體制改革執法人員身份的問題原因是：身份=收入，成本問題，和城管還是其他無關。

之前，國辦發〔2000〕63號規定「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必須是公務員」，國發〔2002〕17號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其他有關規定，採取考試、考核等辦法從有關部門和社會符合條件的人員中擇優錄用」。

J. 城管屬於什麼編制

多數屬編外人員。少數屬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