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監督

⑴ 吳佳俊是清華大學史上最高的天才嗎

話說錢學森也是掛名清華的，還有錢偉長，就是在清華讀的書。。。。。。那麼多的牛人，一個吳佳俊，別想太多了

⑵ 吳佳俊的獲獎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清華大學學生吳佳俊榮獲第九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吳佳俊是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2010級本科生。本科期間連續三年學分績全年級第一，曾獲清華大學本科生特等獎學金、蔣南翔獎學金、姚期智獎學金等榮譽。多篇論文發表於世界頂級會議與期刊，如IEEE國際計算機視覺與模式識別會議（IEEE CVPR）、認知科學協會年會（CogSci）、美國醫學信息學會刊（JAMIA）等。同時，他也是「思源」計劃第十期學員和「星火」計劃第六期學員。他的研究工作集中於讓機器從大規模弱監督或無監督的互聯網圖像數據中學習視覺概念，並將這些概念用於計算機視覺領域的主流問題，如圖像分割、物體識別等。
奧賽一等獎
記者隨後試圖與吳佳俊本人取得聯系，發現他人人網上個人信息很少。據其清華校友蔣林浩同學透露，此時吳佳俊可能不在國內，而在國外交流學習。對於吳佳俊的情況，蔣林浩表示，吳佳俊平時非常低調，作為好友他不便過多透露相關信息。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辦公室負責人也表示，吳佳俊成績確實非常優秀，院辦也早有耳聞，其他信息不便透露 。
記者上網檢索發現，吳佳俊在進清華之前就曾拿過2009年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一等獎。考進大學後，2012年榮獲清華大學蔣南翔獎學金，該獎學金是清華大學三項最高獎學金之一。

⑶ 啊是的地方工會積極考慮

本文運用公共選擇學派理論來描述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政策決策和實施過程，把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公共選擇過程分為初級政治市場、政策供給市場和政策執行市場三個部分，通過論述中國地方公共選擇過程中現實存在的「鐵三角」關系，以及在片面政績評價標準的激勵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壟斷租金最大化的沖動，揭示了各種經濟過熱背後的深層次的地方政府決策體制中的設計缺陷，並提出了克服相關缺陷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地方政府；公共選擇；越位與缺位 目前，對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研究強調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作為「政治企業家」和「制度企業家」在多樣化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體的目標多重性(本地區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滿意程度等)。但從公共選擇的視角，對地方政府在既定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行為討論較少。本文認為，分層治理的效率取決於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的比較，在信息傳遞鏈條過長(上級政府很難做到對下級政府的「現場監督」)和監督約束不力條件下，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具有強烈的機會主義沖動和強烈的屆別機會主義傾向。本文力圖從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運用政治活動中的「經濟人」範式，系統地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分為三個大的政治市場：初級政治市場、政策供給市場和政策執行市場(皮科克，1992)。在初級政治市場上，政治家把政策「賣」給選民，選民則為政治家支付選票；在政策供給市場上，官員為了實現當選政府的政策目標將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執行市場上，主要分析政策執行結果及其影響。按照這個思路，本文依次構築了轉型期的中國地方初級政治市場、政策供給市場和政策執行市場。 二、地方初級政治市場 在對中國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研究中，黃繼忠通過對實現有效監督必要條件的分析，論證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同級政府的弱監督(黃繼忠，2003)。因此，本文認為以下三點在現實實踐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級地方人大尚未對同級政府構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二是各級黨委首腦是同級政府的最高領導者；三是上級黨委和政府對下級政府行政首腦的任免有決定性發言權。眾所周知，公共選擇理論中的「鐵三角」指：利益集團、立法者聯盟和行政機構。按照上述假設，中國現實中的「鐵三角」則包括地方政府、上級政府(替代立法者聯盟)和微觀主體(替代利益集團)三個組成部分。 微觀主體X1主要指政府轄區內的企業和居民。其效用函數前者為利潤最大化A，後者為效用最大化B。同時，也追求市場自由和機會最大化C(楊瑞龍，楊其靜，2000)。其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U(X1)=U(A，B，C)。需要說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對地方政府來講，企業的效用要大於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業可以給地方政府帶來稅收和就業機會，而這些是地方政府政績顯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業可以組成商會或行會等「壓力集團」游說或賄賂地方官員。而由於「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組成龐大利益集團的激勵(奧爾森，1994)，這在實際生活中也表現為地方人大和工會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認為企業是微觀主體博弈方的主導者，即A>B。或者說，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中，自變數——微觀主體的滿意程度實際上主要是轄區企業的滿意程度。在沒有利益集團和黨派組織的情況下，個人很難發出政治聲音，造成個人失語。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國省級或省級以下各級政府組織和行政主體。按照靳濤的劃分法(靳濤，2003)，現階段中國地方政府至少應包括下列變數：上級政府的滿意程度D，微觀主體的滿意程度E，地方政府壟斷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樣採取這種劃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U(X2)=(D,E,F)。按照中國目前的幹部任用體制，上級政府的滿意無異於西方政治家眼中選民的選票，是決定性的。微觀主體特別是企業的滿意程度同樣對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轄區企業的「用稅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等行為與地方經濟發展和稅收增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當然這些因素只有能夠間接轉變為上級政府以及轄區居民的「滿意」才可能達到地方政府的最終目標。因此，轄區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實際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選擇問題。 先做兩個假設：資金能夠跨地區流動；自由投資者追逐高的資金回報。這樣只須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換為追逐高資金回報率的自由投資者(企業)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較低稅率與較高公共服務水平的組合，而後者追求較低稅率、較高服務水平與較高資金回報率的組合。與「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這里博弈主體雙方的信息是互通的，並且對方行為可以預見。由於在現實中企業存在搬遷費用，該博弈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說，積極支持轄區企業對地方政府和轄區企業是雙贏的。 上級政府X3指某級地方政府的上級主管行政機構，當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為了便於分析，本文假定社會總產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數的惟一變數。當然這並不客觀，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的三個變數(上級政府的滿意程度D，微觀主體的滿意程度E，地方政府壟斷租金最大化F)都應該包括在內，因為除非是鄉鎮政府，每一級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級政府。但是，從權力歸屬上看，上級政府擁有對下屬機構的控制索取權和剩餘索取權，因此更加具有宏觀性和全局性。並且，本文力圖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框架內進行分析，所以上級政府的效用函數就簡化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三個主體之後，我們使得到了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基本框架，見圖1。從公共選擇理論看，政治家是為了繼續當選而制定政策，而不是為了制定政策而當選。對當前的中國地方政府來說，這個論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觀性。前面已經提到，上級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命上擁有比較大的發言權，並且目前經濟增長速度和稅收的數量是我國各級政府考察幹部的主要標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較強的政績顯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轄區內，微觀主體特別是企業無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在戶籍制度有所放鬆和非公有資本基本可以跨地區流動的條件下，微觀主體的跨區域流動選擇的機會成本成為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約束條件之一。楊瑞龍認為，在轉型期為了捕捉潛在的制度利潤，地方政府有帶領轄區企業進行制度創新的強烈沖動，因為潛在的制度利潤很可能成為地方政府政績顯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為「中間擴散性制度變遷」的主角(楊瑞龍，1998，2000)。而靳濤的微觀「突破」和宏觀「選擇」同樣證明地方政府在與轄區企業合作的重要性(靳濤，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轄區企業成為旨在捕捉潛在利潤的而主動創新並制定行動方案的「第一行動集團」，而上級政府則扮演立法者和執法者的「第二行動集團」。達到進化安定均衡後，創新利潤將在兩類組織之間進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級政治市場上，地方政府首腦力求通過各種措施(包括積極扶持轄區企業、爭取上級支持和優惠政策以及制度創新等旨在發展地方經濟的政府行為)進行政績顯示，從而獲得上級政府的認可。當然，在正常情況下轄區微觀主體的「經濟投票」只有通過政績顯示機制轉化為上級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腦才能得到連任或升遷。從這個意義上講，微觀主體和上級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選民」，前者間接投票，後者直接投票，當然後者是決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給市場 本文對地方政策供給市場的分析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假設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為對未知世界的無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對稱，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較高的條件下基於成本一收益計算的「理性無知」。在這個假設下，本文引進了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確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喬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來，本文將結合中國地方政府運作機制的實際情況逐一進行分析。為了便於分析，在圖1的基礎上拓展出三個公共選擇市場的整體分析框架(見圖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雷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 2．不確定世界模型 該模型指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有限理性從而導致的無謂損失。其主要特點是主觀出發點是好的，但行為是非理性的，結果是破壞性的。嚴格講，不確定模型中的無謂損失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政府職責范圍之內的(即彌補市場缺陷的領域)。其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決策程序不規范，缺乏必要的科學論證、民意聽證和民主監督程序。如，許多城市主幹道的各種管道鋪設問題，由於沒有科學的規劃，水、電、暖、通信管道各顧各家，拆了補，補了拆，從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擁擠和市政資金的大量浪費，這是典型的無謂損失。當然，如果某屆政府為了節約成本，力求在短時期內樹立市政形象，從而採取了「理性的無知」，下意識把困難和不便留給下一屆政府，那麼這種政府行為則帶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必須通過必要的民意聽證和民主(地方人大)監督來解決。二是絕大部分的無謂損失發生在政府越位的領域。縱觀世界經濟史，政府主導的「趕超」與政府行為「越位」如影隨形。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一般不會坐等「馬太效應」的發生，任憑本地區與發達地方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於是便會直接插手經濟發展。一旦政府幹預涉及市場自行配置有效的領域，就會發生無謂損失，甚至是人為的損失。比如，某地上年蘋果價高，供不應求，當地政府便會實施「富民工程」(曹錦清，2000)強令農民每家每戶種蘋果，其結果可想而知——「果賤傷農」「富民工程」變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確定世界模型中有兩個要義：一是政府必須從市場配置資源有效的領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同樣也存在「政府失靈」的可能。 3.女巫模型 這是一個令人討厭的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我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西方國家(例如美國等)是在政府換屆的同時保持同級議會的連續性(議會成員定期更換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換)，並且議會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項目審批等控制權，制約和監督政府行為。這一點與我國目前地方人大、政府與黨委之間「三位一體」的關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志。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例如，上屆政府大肆舉債，用於「四大風」(大馬路、大樓、大廣場、大草坪)而把還債的包袱留給下一屆；本屆市長提出「經營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賣光，下一屆市長便無地可賣。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喬．B．史蒂文斯，1999)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一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奧爾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團」的存在會導致社會的滯脹和僵化，並強調其活動不是增加社會總收入而是減少社會總收入，與其說他們是「分蛋糕」不如說他們是有破壞性後果的「搶瓷器」 四、地方政策執行市場 越位與缺位是一對規范意義上的經濟學術語，它們與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經濟轉型期，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相應的政府職能配合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政府與市場的活動邊界從來就沒有固定的界碑。市場的私人特徵和效率原則決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徵和公平原則，二者構成了資源配置的兩種方式和兩種價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職能的隱含前提是市場經濟背景，對經濟轉型國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動態的政府——市場關系，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決定了政府的職能邊界，從而也決定了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區間。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的經濟職能定位具有的動態的歷史性和發展性特徵。 具體到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定位，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復雜，這里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事權劃分問題。在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按照蒂布一馬斯格雷夫的分層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門的穩定和分配職能由中央政府來執行，地方政府主要從事配置活動。因為低一級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有較強的信息優勢，他們更有能力提供反映個人偏好的公共產品組合。但是如果這個資源配置的結果不是由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來評價，那麼就違背了各級政府分層配置資源的初衷。而在經濟轉型國家，需要考慮的因素則將更多一些，比如，隨著主導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市場與政府在某些領域的進入或退出，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補等關系的變化都將成為確定地方政府合理職能定位的重要參數，理解這一點對分析政府經濟行為的越位與缺位至關重要。 本文運用三個模型對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結論還是公共選擇學派的套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也有失靈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必要的法制規范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有強烈的越位沖動。在財力和事權基本對稱的情況下，一定領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領域的政府缺位。如圖3所示，陰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區，即市場失靈的領域。1區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區。3區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區。一般而論，在2區主要表現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確定世界模型。在這一領域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科學的論證、民意聽證和民主監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現到地方政府具體的經濟行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區)與缺位(3區)」。其後果是造成一些無謂損失，但是這些損失是與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階段相聯系的。它不僅與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科學技術水平有關，同時也與相應的制度和思想意識的相應調整有密切聯系。1區則是政府行為造成社會損失的主要領域，3區可視為在缺乏民主監督的情況下的1區的副產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為的條件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直接後果都是對社會總產出的抑制和侵蝕，但是它們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對應的解決方式和政策建議也會大相徑庭。對一些縣級政府來說，有限的資金用來修建廣場(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額、及時地支付中小學教師工資(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圍)，從而造成公共服務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區(市場有效配置區)，政府行為的機會成本是市場的有效配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政府行為的損失是可以預見和測算的。那麼，為什麼要明知故犯?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壟斷租金最大化。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 經濟一體化使地方政府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統一的大市場中的一個服務型的企業，這個「企業」與一般的市場主體面臨著共同的生存環境——競爭性的優勝劣汰。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具備低成本運作和法制化、規范化的特點。誰能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更清晰的法律環境，誰就能更好地發展「在全球化時代，政府變得有點像市場競爭中的餐館了」(周鎮宏，何翔舟，2000)。中國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為轄區微觀主體服務的內在動力，但是這種動力不是來自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直接的監督和評價，而是力圖把這種投資環境和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轉化為轄區經濟的高速發展，進而轉變為政績顯示的經濟指標。筆者無意否定廣大地方幹部為轄區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問題的關鍵在於誰來評價?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轄區的納稅人和公共產品的受益人來評價，而是按照掌握著地方官員升降大權的上級政府的判斷標准進行評判。上級政府無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為中感同身受的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簡化為類似於GDP、就業率以及社會穩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標，並以此對地方政府首腦的升降提出決定性的意見，這就給地方政府留下了採取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廣闊空間。 本文認為，在中國目前的地方公共選擇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①在地方初級政治市場中，各級地方人大在公共選擇中處於非主導地位，不能對同級政府構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同時存在上級政府通過單純經濟指標考核地方政府和通過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免來約束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簡單化傾向。②在政策供給市場中，除由於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無謂損失之外，客觀上存在著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短期機會主義行為。③在地方政策執行市場中，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越位與缺位並存。 2．針對三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 第一，在對地方初級政治市場的修正中，有兩點不容迴避：一是構築地方人大與同級政府之間事實上的委託一代理關系；二是按照「無代表不納稅」的民主原則，構築涉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多層次的委託入主體。增強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的監督和約束實際上是對現實中的「鐵三角」的修正和重構。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與上級政府在對地方政府監督約束中的替代效應。前文提到，有效監督的必要條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縱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現場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對稱的制度設計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對政府首腦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一前提條件能夠成立，那麼在對地方政府的監督和約束中，同級人大在這五個方面均比上級政府監督具有明顯的優勢。馬寇賓斯和施瓦茨研究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監督方式：警察巡邏和火警。警察巡邏的監督方式涉及具體的、經常性的巡視、探查和匯報等直接監督方式。然而，這種監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實踐中很少實行這樣的監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類似於「火警」(FireAlarms)的監督機制來約束和控制官僚機構。當選民和利益集團感到他們的利益被官僚機構傷害時，他們就會向政治委託人大聲呼籲。這時，委託人就會很容易得到關於官僚機構的信息「火警」機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將道德風險最小化的機制。因此，要借鑒「火警」機制，就必須突出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在地方公共選擇中的主導地位，實行地方公共選擇中的權力制衡機制配套措施，即鼓勵各種行業和領域利益集團(特別是農民和城市弱勢群體的利益代表集團)的建立和壯大，並按照法定程序進入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從而放大地方轄區內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的政治聲音」 第二，在對地方政策供給市場的修正中，應主要針對兩個問題，即地方政府的屆別機會主義和追求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傾向。糾正前者的思路是構建連續的、權威的委託人機制和流動的、競爭的代理人機制；糾正後者的思路是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本文注意到，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確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徵，但是在長期地連續觀察下，現行的制度安排對地方政府前後屆之間的經濟行為連續性和行政穩定性方面並沒有構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基於政績顯示，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激勵在政府屆別中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因此，在保證地方人大作為委託人的權威地位的同時，必須保持在代議制條件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導意志的連續性和政策的平滑運轉。在這一方面，適當延長人大代表任職期限和連續不斷地以較低的比例更換成員是較具可行性的制度選擇。這種制度安排能夠最大限度地穩定選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預期，從而減少屆別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在上級政府主導下級政府並同時換屆的情況下，屆別機會主義行為存在制度上的內生性。同時，應建立規范而靈活的公務員任免機制，建立代理人機制，因為競爭性的公務員人才市場能夠有效增加政府官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決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傾向的有效途徑是減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間，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國開發區熱的成因中，幾乎到處可見法規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預演算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沒有發行公債的權利，但是幾乎所有的中國地方政府都存在變通的融資行為(主要通過成立國有投資公司和以財政名義為企業擔保商業銀行貸款)，並業已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政府債務。另外，是低征高賣的現行土地徵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資制度和土地徵用制度正是開發區熱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開發區這種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運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國內後發生異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傾向問題的主要思路是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看，在現行的制度安排中，產權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資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濫用的領域，從而也極容易演化為內生壟斷租金的制度盲區(公有的悲劇)。從這個角度看，預算軟約束也是產權殘缺的邏輯結果。 第三，解決地方政策執行市場中地方政府越位與缺位並存的問題。從邏輯上講，政策執行市場是初級政治市場和政策供給市場的結果，那麼對前兩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中應內含著地方政策執行市場的弊端(越位與缺位)的自然解決。但是，到此為止仍然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①增強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的主導作用勢必會削弱上下級間的政府控制，在這種條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如何發揮?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實現了對同級政府的有效監督和約束，那麼由於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外部性所導致的地方政府間分工的越位與缺位如何解決?本文對此給出的思路是在滿足對前兩個地方政治市場的政策建議的基礎上(構築涉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多層次的委託入主體；構築地方人大與同級政府之間事實上的委託一代理關系；構建連續的、權威的委託人機制和流動的、競爭的代理人機制；建立產權清晰的、硬預算約束的制度環境)，建立規范的(相對於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相機抉擇的(相對於經濟波動)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納入法制化的軌道，通過增加政府間縱向轉移支付(同時要大力減少目前轉移支付中的「基數返還」比重)力度來調控和約束地方政府經濟的行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腦的任免來控制和約束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從而在制度化的環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確的政績觀。

⑷ Distant supervision是什麼意思

遠監督。弱監督也稱為遠監督，數據集的標簽是不可靠的(這里的不可靠可以是標記不正確，多種標記，標記不充分，局部標記等)，針對監督信息不完整或不明確對象的學習問題統稱為弱監督學習。

⑸ 「弱監督」下的神經排序模型是怎麼回事

近年來，無監督的深度神經網路在計算機視覺技術、自然語言處理和語音識別任務上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在信息檢索的排序上卻仍在原地踏步，沒有太大的改進。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排序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因為在沒有監督信號的情況下，神經網路很難從查詢內容和文檔中獲取信息。因此，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使用「弱監督」來訓練神經排序模型。也就是說，所有訓練所需的標簽都是機器自己獲取的，不存在任何人工輸入的標簽。

為此，我們把一個「無監督」排序模型的輸出結果，比如BM25，當做一個「弱監督」模型的信號來使用。接下來，我們會進一步基於「前饋神經網路」對一系列簡單卻十分高效的排序模型進行訓練。我們還會考察它們在不同的訓練場景下的效果，例如：使用不同的輸入表徵（密集/稀疏表徵向量，或者是「嵌入」文字表徵），分別訓練「逐點模型」和「成對模型」。我們能夠從無監督IR模型中輕易地獲得「弱標記數據」，實驗的結果反映，提前對大量的「弱標記數據」進行訓練，對有監督的神經排序模型非常有益。

我們調查的三個主要問題：

問題一：單憑來自無監督IR模型的標簽作為弱監督訓練數據，比如BM25，有可能完成一個神經排序模型的訓練嗎？

問題二：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輸入表徵和學習目標是最適合模型訓練的？

問題三：弱監督的操作過程，尤其是在標記數據有限的情況下，能否優化有監督的學習模型？

排序的體系結構

我們對三種神經排序模型進行了嘗試：

1、分數模型

這種架構實際上是一個預測「查詢文檔」組合的檢索分數的逐點排序模型。專業地來說，這種架構的目標就是掌握一個「分數功能」，這一功能能夠決定一個「查詢文檔」的檢索分數。我們可以用線性回歸圖來大致地表示這個問題：

⑹ 我知道有監督學習，半監督學習，那麼什麼是弱監督學習

三種弱監督類型：不完全監督，即只有一部分樣本有標簽；不確切監督，即訓練樣本只有粗粒度的標簽；以及不準確監督，即給定的標簽不一定總是真值。

⑺ 如何解決派駐機構'弱監督，輕執紀，不問責，零辦案'的問題

每處理一起違規，給予多少獎勵，且重獎。

⑻ 深度學習與類腦智能的區別

中科院自動化所所長徐波發表了題為「類腦智能研究與發展方向」的演講。徐波稱，有監督的深度學習背後有很多人力，而且不具備通用性，未來的人工智慧將會是一種受腦啟發的人工智慧，也就是類腦智能。類腦計算、類腦智能、類人智能已經成為人工智慧研究的熱門領域。
徐波稱，目前深度學習大多數採用CPU+GPU集群並行計算方式，這需要巨大的計算耗能。拿谷歌旗下的深度學習系統AlphaGo來說，它的功率為每小時280000瓦特，與李世石對弈時耗能為每小時225千卡。而類腦智能的優勢在於，它是一種面向人工神經網路對低功耗、弱監督等學習需求將生物機制與數學原理融合的新型網路模型和學習方法。受大腦多尺度信息處理機制啟發的計算模型及軟硬體實現，使機器實現人類具有的多種認知能力並高度協同，逐漸逼近具有學習和進化能力的通用智能。
徐波介紹了類腦智能的研究的幾個方面。一個是在認知科學上，融合了長短時記憶單元、注意力和多倫推理機制。在神經網路對話系統。通過序列化的學習減少形式化過程。還有就是神經科學，它和機器學習融合的新時機是，機器學習的目標函數越來越復雜，為了使得目標函數和優化更加容易，機器學習發展出了不同的網路結構。
徐波認為，大腦是典型的復雜系統，由上千億神經元通過百萬億突觸組成巨大網路，實現感知、運動、思維、智力等各種功能。大腦等復雜系統的共性是，復雜的集體行為、信號和信息處理、自組織和適應性。信息處理將會成為理解生命系統的一個統一框架，也就是全腦認知功能計算模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