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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維度

發布時間: 2021-02-13 16:26:17

Ⅰ 如何運用宏觀審慎監管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運用宏觀審慎監管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政策工具。目前,國際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見,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設計主要應從以下三個維度來考慮:一是時間維度,主要是關注順周期效應,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系統的風險是否在金融體系內部和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作用下被放大了。這主要考慮採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業維度,主要關注某一特定時點上由於銀行間相互依賴的支付體系和共同風險敞口。這主要考慮不同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針對系統的重要性銀行制定嚴格的規則。三是結構維度,根據金融系統的結構特徵,制定限制金融體系風險承擔和抗風險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指出,宏觀經濟審慎監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應從防範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出發建立逆周期調控機制。他還表示,要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彌補監管真空和不足,防範和控制好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當前主要經濟組織和監管當局最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資本緩沖,它要求金融機構在經濟繁榮時期持有更多的資本,以利於其在經濟低迷時期可以維持合理的信貸供應。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基本框架的規定,各成員國可根據「信貸/GDP」指標超出趨勢值的程度等要求銀行增加2.5%以內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保護金融體系由於信貸激增所帶來的逆向沖擊。近幾年,我國央行在不斷探索逆周期的貨幣信貸動態調控機制,以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對系統性風險的調控作用。該機制將利率、匯率等價格型指標和貨幣信貸增長等數量型指標通過窗口指導等方式進行風險提示,以減少金融機構「羊群效應」對系統性風險的放大作用,另外還運用信貸政策、差別准備金等政策工具來引導和加強貨幣信貸的平穩增長和調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第二,在加強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方面,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基本框架,系統重要性銀行應當在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承擔損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統性資本附加和系統性流動性附加,它是依據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邊際貢獻,要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應當持有與其系統地位相對應的附加資本金和流動性資本,以緩解其自身失敗導致的向其他金融機構的傳染效應。第三,針對金融體系的結構特點,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對流動性和杠桿率的要求。為提升控制流動性風險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動性覆蓋比率)和NSFR(凈穩定融資比率)兩個指標。作為對最低資本要求的補充,新的杠桿率測算涵蓋了表外風險。除此之外,宏觀審慎管理還將一些影響金融體系失衡的宏觀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通貨膨脹率等,納入到了金融部門的評價計劃中。
二是中央銀行主導宏觀審慎管理。在國際金融管理體制改革中,加強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職權已成為一種趨勢。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國際上普遍實行的是中央銀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讓渡監管職權給專門的監管機構。金融危機的爆發顯示出了這種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國政府部門和理論界資深人士組成的30人集團公布的《金融改革:一個金融穩定框架》報告中提議,應當給予中央銀行足夠的監督權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僅在金融危機時期也能在信貸擴張時期發揮更大作用。受此影響,英美、歐盟等國家紛紛擴大了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許可權。
長期以來,對於中央銀行是否應擁有金融監督職權一直存在著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中央銀行不能兼任金融監管職能和貨幣政策職能,否則存在利益沖突:央行對微觀金融的關注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另一種觀點則贊同央行應當同時具有金融監管職能和宏觀政策制定職能,理由是:由於央行具有降低系統性風險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況下扮演著最終貸款人的角色,理應對金融機構行使監管權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反映出:中央銀行缺乏對金融機構特別是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不利於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防範。
在我國,賦予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管理職權的意義在於:第一,有利於我國政府從宏觀層面和國家整體上對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進行識別和判斷。第二,我國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有利於我國以國際視野展開系統性風險的早期預警工作。當然,加強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並不意味著取締金融監管機構,而應當是正確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第三,有助於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協調發展。

Ⅱ 金融科技監管沙箱是什麼

用我自己的話簡單說,監管沙箱就是在某個創新業務初期,尚不明確業務風險和內監管方法時,讓這個容業務受限、受控運行起來。比如:業務總規模限制、業務地域限制等,讓這個業務風險受控。同時業務運行數據要向監管部門透明報送,讓監管部門能夠對業務數據進行分析評估。
官方定義就有點泛泛而談了。監管沙箱即是一個安全的空間(SafeSpace),企業可以在其中測試其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支付機制,而不會導致其立即遭受違反現有法規下的監管後果。即在另一個維度的監管空間中,對金融新創企業面臨的監管障礙予以豁免。在監管沙盒機制下,通過監管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新創企業與廣泛的學界的合作,產生高度自動化和有效的「數據驅動」型(Data-Driven)監管體系。以此在推動金融創新的同時把控風險。

Ⅲ 銀監局兩個不高於,三個不低於指的是什麼.

銀監會涉貸款兩個不低於的文件為《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回見》。

根據《關於進答一步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三條 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根據自身的市場定位和發展戰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切實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資源投入和考核力度,力爭實現「兩個不低於」目標,即: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增量不低於上年同期。

各銀監局應對轄內小微企業貸款增長情況(含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分支機構和總行營業部)實行按月監測、按季考核,並針對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細化考核要求,確保全轄實現「兩個不低於」目標。

(3)金融監管維度擴展閱讀:

《關於進一步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五條 繼續強化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正向激勵。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必須在全年實現「兩個不低於」目標、且當年全行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水平的前提下;

下一年度才能享受《關於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

Ⅳ 金融風險管理的體系

互聯網大浪潮如今早已席捲全球,中國互聯網模式不斷進行著變革,數據資產化、金融平台化日益成型,互聯網金融創新模式百花齊放。眾所周知,金融的本質是風險管理,依託於大數據,新型的風控理念很快吸引了互聯網巨頭、信貸機構、金融科技安全服務商、銀行機構等紛紛發力參與這場技術變革。

一時間,大數據風控成為互聯網背景下金融發展的「寵兒」,也成為資本關注的焦點。例如常見的金融借貸業務場景,供應鏈金融、消費貸款、企業信貸等都需要利用大數據構建智能資料庫和模型來識別欺詐用戶以及評估用戶信用等級,從而提升欺詐交易識別率。

風控一直被視為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命脈,大數據風控的發展無疑是行業必然趨勢,風險控制能力會直接決定平台的生死。安全做得好,金融創新的前景是一片坦途;安全做得差,平台可能被引向窮途末路。

大數據風控-互聯網金融的命脈

盛林集團深耕網路安全及大數據領域多年,鑄就了企業強有力的核心競爭力,其完善的精準風控體系正是這些金融機構所需要的,從賬號風險防護到應用風險防護,再到信用與欺詐風險防護,縱深金融業務的整個生命周期,讓交易變得更安全、更可靠。

事實上,風控離不開大數據的支撐,當前市場上流通的數據來源十分混亂,不乏摻雜著來自黑產倒賣的各種有效或者無效數據,因此數據的合規性也成為實現精準風控的前提,沒有用戶授權的數據業務是不持久的。不僅僅是合規性,數據的感知和預測、數據的修復和再生、數據交易信任評估能力更是數據服務的核心。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緊隨信貸市場和企業的發展,總有一部分群體對反欺詐模型進行研究,尋找漏洞來破解風控命門,這就需要大數據風控模型在業務運行中不斷豐富和優化,加入更多復雜特徵和更多維度的特徵,在貸前、貸中、貸後環節制定全面的服務監控體系,幫助信貸企業降低業務風險。

風險防控一定要從多維度、合法權威的數據源切入,基於深度學習、關系分析、智能決策、態勢感知等特性,在海量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專業有效的規則、模型,結合時空維度立體探查風險規律,智能分析業務風險,實現行業風險實時預警,及時掌控風險態勢,阻斷欺詐操作。

不可否認,大數據的引入,給金融領域帶來了一股暖流。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風控挑戰依舊嚴峻,不斷地在數據開發及應用的道路上踐行,努力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我們首當其沖要做的。

CFRM(Certified Financial Risk Manager),注冊金融風險管理師,由注冊金融風險管理師協會(ICFRM)主考並頒發,並同時被納入中國市場學會金融服務工作委員會(簡稱「金融委」)建立的全國財經金融專業人才培養工程(簡稱PFT),是代表風險管理行業的專業水平認證。

Ⅳ 宏觀審慎監管的什麼是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是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金融系統對經濟體系的負外部溢出而採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
與微觀審慎監管不同,宏觀審慎監管以防範金融危機為目的,關注金融系統風險的部分內生性特徵而不僅僅只重視外生性風險。同時,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給定時點上風險跨機構之間的分布及整個系統中風險的跨時間分布」,即橫向與時間兩個維度。其中,橫向維度關注因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與同質性而產生的共同風險敞口問題,而共同風險敞口被認為是危機時期大量金融機構相繼破產的重要原因;時間維度方面則關注如何抑制金融體系內在的順周期特徵。
由於意識到金融監管過分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的安全從而忽視了保障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這一更為重要的目標,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國際清算銀行(BIS)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概念,以此概括一種關注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理念。上世紀80年代,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正式出現在BIS的報告中,但由於微觀審慎監管仍然是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中的焦點,直到本世紀初,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才得到較為清晰的界定。
1979年6月28-29日,在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前身庫克委員會(CookeCommittee)在一次關於國際銀行貸款期限轉換的討論會中首先提到了「宏觀審慎」一詞。在公開文件中的首次亮相卻是在1986年,歐洲煤鋼聯營(ECSC)在當年的《國際銀行新近創新報告》中用部分段落正式討論了宏觀審慎政策。隨後,「宏觀審慎」一詞開始被越來越多地提到,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仍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作為一個驅動因素,此後「宏觀審慎」一詞開始大規模應用。1998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邁向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框架》的報告中最先將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用於監管金融體系。
宏觀審慎監管的具體目標可以分解為二:一是限制金融風險的累積,降低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或強度;二是強化金融體系對經濟下滑和其他負面沖擊的恢復能力。限制風險累積可以理解為對系統風險的事前預防,強化恢復能力是對系統風險爆發後的事後補救。
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定位是對微觀審慎監管的補充。這意味著在審慎監管的框架內仍然以微觀審慎監管為主,宏觀審慎監管處於協助性地位。在具體的監測方法和監管工具上,宏觀審慎監管可以成為微觀審慎監管的延伸和擴展。
宏觀審慎監管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識別系統風險,即發現、監測和計量系統風險及其潛在影響;二是降低系統風險的發生概率,即通過提高監管標准和採取針對性監管措施等,預防系統風險爆發;三是緩解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溢出效應,即在系統風險爆發後,限制破壞的程度和范圍,盡可能降低經濟損失。
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分為宏觀審慎監測框架和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兩個部分。前者通過指標體系識別和監測系統風險,後者側重於研發干預系統風險的政策工具。作為二者的基礎,還應確立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監管主體之間的分工合作機制。

Ⅵ 從四維度衡量怎樣建設 高效有活力的金融市場

「未來至少到2020年期間,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著眼點和著力點,應該努力朝著開放的、包容的、有競爭力的、而且有創造力的方向發展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29日在由《證券日報》主辦的第九屆中國證券市場年會上表示。為此,她提出衡量上述目標市場體系的四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未來資本市場包括金融市場一定是個有相當廣度的市場。這個廣度意味著參與者的范圍要廣,各種類型的融資者和投資者都能夠進入這個市場來滿足各種不同的融資需求和投資需求,使得整個市場的規模達到足夠的程度,意味著金融產品的供給要足夠,同時市場主體的准入和退出機制要完善。

第二個維度是深度。要建設有深度的市場,就需要這個市場有足夠數量的投資產品,每類商品的規模要足夠得大。同時,有深度的市場一定要對投資者有足夠保護的市場,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第三個維度是未來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應該是一個有彈性的市場。在發生突發事件之後價格一定會對這個突發事件產生反應,這個反應很有可能是過度反應,這種過度反應能夠迅速回到均衡水平之上。要滿足有彈性的需求,特別是避險工具,意味著中國的金融市場需要大力發展衍生品市場,衍生品市場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曾經被視為禁區,但中國不能消極對待,同時也是中國恰巧稀缺的。

第四個維度是創新力。中國的證券市場、股票市場未來要和其它國際的資本市場競爭,這樣一個競爭的市場必須要能夠有創造力,能夠有不斷的對制度進行調整的創新。這也意味著我們的監管要到位,並且要適度。

從這四個維度建設未來中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核心還是重塑國家在金融領域的角色,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行為邊界。


Ⅶ 試述如何把握好現代企業管理的三個維度

(部分內容參考《員工管理必讀12篇》,嚴禁轉載!)
01
人本維度
從中國的國學,到西方近代人本研究,概括起來,人既有個性又有共性。由於每個人生活、學習和工作環境構成的成長經歷不同,所以每個人存在著不一樣的思想認知與邏輯,這些就是價值觀。盡管兩個人主流價值觀相同或相近,但在一些非主流方面仍會存在差異。因此,一人一世界,千千萬萬的價值觀構成了千千萬萬的個性。
但是,人性又存在共性,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們,又廣泛存在一些共性,這些共性可概括以下十個方面(但不僅限於):
1、人性具有兩面性
一方面向善,另一方面向惡;一方面忘我,另一方面自我;一方面積極主動,另一方面消極被動。管理者應揚善抑惡。
2、人的需求與動機可分層次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從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當需求進入高一層次後,前一低層次需求就不具備激勵作用。
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很多管理者忽視心理安全需求,它是安全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讓人感覺心裡不爽的人文環境是不能滿足人們的安全需求的。管理者還應明白一個道理:管理者的領導方式應與環境相適應,面對不同的文化、行業、人員、職業,以及在組織發展的不同階段,應採取不同的領導方式。
3、傾訴是一種持續的需求
人是高情感動物,情感是需要交流的,而且,不是今天交流了、滿足了,明天就不需要。我們不是讓大家在工作時去談情說愛,而是強調與組織成員進行交流時,要給對方傾訴想法與表達意見的機會,即使自己有成熟的方案,也要給對方質疑的機會。這樣做,會增強組織成員之間的凝聚力,也會增強你的領導力。
4、被理解是一種感動
管理者習慣自以為是,會花精力去琢磨上司的想法與情感,而不重視下屬的想法與情感。如果你花點時間去琢磨下屬,站在下屬的角度去思考,你就會增加對下屬的理解,下屬被你感動了,還有什麼事情辦不了呢?
5、思想決定行動,行動折射性格,性格背後是思想(價值觀)
有千千萬萬的價值觀,就有千千萬萬不同性格的人。管理者應學會從下屬的行為習慣中去分析和解讀下屬的價值觀,用組織文化去影響團隊和下屬的價值觀,從而規范與統一組織行為。
6、21個月塑造團隊習慣
21天的重復行為有可能成為個人的習慣,21個月的重復行為有可能成為團隊的習慣。行為習慣體現為一種素質,管理者應對團隊轉變的過程給予想像與理解,不能急於求成。
幼小的時候,人的行為來自模仿,來自環境的影響。隨著不斷成長,人的行為來自習慣與藏在內心深處的價值觀,而價值觀又受環境的影響。學習與交流能影響價值觀,從而影響行為,但要固化行為並轉變為習慣,需要不斷強化。
重復是一種很好的強化。團隊行為的重復與轉變要比單個人復雜得多。它是一種復雜的、由部分逐步改變整體的過程:宣貫→部分認同→少部分人行為→少部分人轉變→激勵→大部分認同→大部分人行為→大部分人轉變→激勵→團隊絕大多數認同→團隊絕大多數行為→團隊絕大多數轉變→團隊習慣。
7、人們逃離痛苦的力量大於追求快樂的力量
凌晨三點被叫醒起床上泰山看日出,最後起床的人數比同一時刻被叫醒逃離失火酒店的少。懲罰比獎勵效果來得快,但效果難持續。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為此,底線是必須的。
8、歸功於內、歸責於外
自己付出多少努力往往比較清楚,而他人付出了多少我們通常不十分清楚,也就是了解一個大概,因此,高看自己的貢獻就成了必然。久而久之,歸功於自己、歸責於他人也就不奇怪了。
9、認知上「盲人摸象」具有普遍性
每個人出生的環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生活與工作的環境也不相同,因此,觀察事物的視角與分析事物的邏輯自然就會存在差異,觀察事物時會按自己習慣的視角與邏輯得出不一樣的認知。面對同一組數據,銷售負責人、供應鏈負責人和生產負責人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每個人都是該領域的專家,都認為自己發現了真理,並固執地堅持這些真理。
10、心理暗示具有引導性,管理者應發揚榜樣的力量
幼小時模仿父母,孩童時模仿老師與同伴,環境對人的影響從未停止過。
綜上所述,雖然一人一世界,但是激勵人是有通用方法的。掌握人性的共性,正確面對人性的個性,具體可概括為兩點:一是整合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形成共同的願景和目標。二是員工行為驅動力可概括為物質引力和文化引力,管理者應不斷提高道德底線和利益底線,在發揮好物質引力作用的同時,更多地發揮文化引力的作用。
維度一聚焦於願景、目標、文化與機制,屬於人本管理。目的是激發人的內在工作熱忱,使人的行為處於主動狀態。
02
系統維度
僅從人本出發,一切都是散的,不容易落地。為此,我們需要研究一種載體,讓人本思想貫徹其中的體系。
近代西方管理盛行過程方法,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維度。過程方法告訴我們:任何活動是有目的或目標的,工作(組織內的活動)應被目標驅動。將投入(輸入)轉化為產出(輸出)的活動被稱之為過程,也就是說業務目標驅動業務過程。
一般的情形是,在某一時空環境下,業務過程是相對確定的。如麥當勞的餐飲的業務過程是確定的,為保證從采購到加工、收款、送餐、保持環境衛生等活動(業務流)能有序進行,麥當勞餐飲公司需要建立明確的工作責任流,通過設置後台若干崗位和前台若干崗位來履行這些工作責任流,為了保證工作責任流得到協調有序,需要建立管理流。為了使業務流、工作責任流和管理流規范有序,建立崗位責任SOP、管理SOP以及安全作業SOP等。
以上這些構成了過程式控制制的管理體系,如果再增加改善SOP、戰略發展SOP、財務SOP、人力管理SOP等,這就構成了整個企業管理體系。
用過程方法構建這些管理體系,將「輸入、活動、輸出」這三要素進行細節量化,不斷地完善它,它將定義每一活動誰負責,如何履行職責(即如何做),這樣一來,我們根據業務流建立工作流與管理流,進而形成責任流,使得事事有作業方法,事事有人負責。
系統維度聚焦於產品、過程與系統,屬於系統管理,能夠使人的活動進入有序的規范的狀態。
03
智慧維度
為了減少對員工知識、記憶力的依賴,避免出錯,人們在實踐中開發了目視管理、傻瓜化管理等,並使設備具備自診斷、自報警功能,豐田的「安燈」系統更是展示了讓生產線具備智能的價值。
各種智慧管理技術不斷被開發,將標准與流程E化,將數據雲算化,極大方便了維度一與維度二兩種管理思路的融合,形成了維度三——智慧管理,值得讀者去研究。
04
三個維度的關聯關系
如圖所示,關於人員管理的三個維度都是聚焦於達成組成的目標,將事做到位。
比較復雜的是人本維度,需要管理者應對情景展開,它體現管理藝術性;比較陌生但比較沒有爭議的是系統維度,它體現管理科學性;更上一層樓的是智慧維度,它體現管理的藝術與科學的完美融合。
但是,作為管理者,如果你沒有釐清人本管理與系統管理,那麼,你的智慧管理在大腦中勢必形成一團亂麻。
關於人員管理,如果你的腦海中形成了清晰的「人本、系統、智慧」三個維度,並理解其中的相互關聯,你就有機會成為一個思路清晰、章法有序、工作效率高的管理者。

Ⅷ 宏觀審慎監管主要強調什麼監管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了嚴重沖擊,同時也暴露了單單強調微觀審慎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在許多情況下,微觀審慎監管難以確保金融機構有足夠的資本和流動性以應付金融危機中的沖擊{1}。這場危機加速了各國金融當局改革監管機制的步伐。其中,國際組織和各國的改革突出表現在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出台有關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法規,以及成立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組織{2},旨在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重要目標。總結歸納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對於危機之後改革金融監管的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作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基本原則的產生背景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在2012年12月的《宏觀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實施(Operationalis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報告{3}中,明確提出了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7個普遍性原則。具體而言,這7個普遍性原則可以歸納為幾下幾項:第一,系統性風險的判斷應整合監管信息、市場情報和總指標數據;第二,金融機構和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包括跨境風險和相關的對沖市場,必須得到監視和分析;第三,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該注意金融基礎設施的工具開發和政策制定,旨在應對特定的風險或失衡的判斷,這些工具可以基於固定或可變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可以與傳統的微觀審慎工具相似,也可以限制為特定類型的風險識別和新的工具;第四,強化國際信息共享;第五,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應該由一個獨立的中央機構、正式的委員會或類似的制度框架來負責,它應該由央行的部門或者由央行作為核心角色來執行;第六,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當具有明確的任務和目標,應當獲得足夠的權力,並承擔足夠的責任;第七,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交流機制需要清晰地傳達金融穩定評估和滿足公眾關於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成果的期望。這7個原則是現有的文獻資料中歸納較為全面的內容,不僅涵蓋了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和范圍,也兼顧了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因此是現階段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基本原則的參考範本之一。
(一)在國際層面重視建立合作協調制度
這個趨勢體現在各個重要國際組織的行動中。國際清算銀行將強化國際信息共享作為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普遍性原則之一。就具體措施而言,評估全球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是應對系統性風險的重要部分之一。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開發一個評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的機制。不過,雖然國際合作協調機制已經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但是其相關的實踐還剛剛起步,還存在大量的現實問題。在金融穩定理事會2013年4月的報告{4}中指出,對於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有效可行的處置機製取決於有效的跨境合作框架;有效的處置計劃需要最新的信息,這些都需要在母國和東道國當局之間建立起更加明確和有效的信息交換機制。
(二)在國家層面重視建立統一的監管機構
總結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缺乏宏觀的協調決策能力,是此次危機的教訓之一。
第一,金融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容易造成監管重疊或真空。一方面,在功能型監管模式下,一個金融機構會同時受到多個監管機構的監管,每個機構的監管標准不一致,容易產生監管權力的沖突,延誤最佳監管時機;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權力的分散在監管許可權不清晰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監管漏洞,缺乏宏觀目標的監管不利於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第二,缺乏宏觀監管的領導部門,無法進行統一協調決策。分散監管的缺陷,使得在系統性風險蔓延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機構擁有足夠的監管許可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最佳的監管時機可能因各金融監管機構長時間的協調而錯失。
以美國為例,其金融監管改革重要成果之一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該法第112條明確了委員會在宏觀協調中的14項職責。其中,第5項規定了在國內金融服務政策的完善、規則制定、檢查報告要求以及採取執法行動中,該委員會負責促進各成員機構和其他聯邦機構的信息共享和協調;第7項明確指出委員會負責識別監管中的漏洞和具有影響金融穩定的風險。
筆者認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是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時需要遵行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原則,它反映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本質和特徵,與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密不可分。根據現有的國際和國內實踐,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納為逆周期監管原則、協調監管原則和全局監管原則。
二、逆周期監管原則
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目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就作用范圍而言,宏觀審慎監管旨在解決金融系統中兩個維度的風險:一是時間維度的風險,即隨宏觀經濟周期變化而累積的風險,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二是跨行業維度的風險,即在給定時點上,風險在金融體系中的分布,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集中{5}。應對危機的出發點是減少順周期性,增加逆周期性{6}。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在其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7}指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針對財務周期,積極地限制金融風險的積聚,旨在減少金融蕭條的概率或幅度。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如今的一項重要監管任務,就是針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降低順周期性的效應。
2003年《巴塞爾協議II 》所確立的三大支柱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並沒有很好地起到降低銀行業風險及保證國際金融體系安全的作用,使金融機構順周期性問題更加明顯。為此,2010年的《巴塞爾協議III》在總結和反思國際金融危機的基礎上對相關制度進行了修訂,除了要求進一步加強微觀審慎監管之外,更加註重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視角設計相關監管思路和政策工具,尤其是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成為了後危機時代規范和監管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依據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參考。
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研究提出緩解順周期問題的政策工具,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周期計提資本緩沖,以滿足下行周期吸收損失的需要{8}。為此,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立了宏觀變數工作組(Macro-variable Task Force),負責逆周期資本緩沖框架的研究和規則制定工作。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報告指出,解決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9}。
為了防範和應對流動性風險,《巴塞爾協議》中很重要的一個資本緩沖規則,包括了基本資本要求、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其中,逆周期資本緩沖是《巴塞爾協議III》的重要成果。逆周期資本緩沖是指經濟上行情況下計提一部分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便在信貸增長過激而導致經濟下滑的時候,有充足的緩沖資金可以運用,屬於未雨綢繆型的手段。
資本緩沖規則在應對周期性的系統性風險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本輪改革中,撥備規則也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性質。撥備是進行財政預算時,估計出現虧損時所預留的准備資金。撥備是用來應對風險資產可能引致的損失。撥備包括前瞻性撥備、動態撥備等,主要是考慮經濟周期的變化。在經濟景氣周期上升階段,可以多計提撥備,以便於在景氣周期下降階段可以消耗這些撥備,這也是逆周期調節的體現之一{10}。
時間維度的系統性風險與經濟周期相關,而金融體系自身帶有十分明顯的順周期性,金融創新也放大金融周期,順周期性也受經濟周期等其他因素的推動而不斷得到強化。實施逆周期的措施,使內在順周期性得以緩解,以達到控制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逆周期監管十分必要。
三、協調監管原則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對單一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防範系統性風險是當今金融風險防範的重要目標。系統性風險在橫向的角度,表現為跨行業的結構性風險。如何解決多個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國際金融服務的交流和合作程度不斷加深,與之相適應,金融監管也需要更加重視國際間的協調。
(一)跨行業的協調監管
從跨行業的維度來講,宏觀審慎監管重在防範金融體系的結構性風險。市場結構同樣也是系統性風險的來源。在風險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沖擊產生的後果取決於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構性特徵。市場結構會受到金融體系內風險分散或聚集程度的影響,即使在金融體系內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交易時間、條件固定的前提下,它也會影響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缺乏或不充分的透明度,將加大對金融機構及其金融產品風險判定的難度和復雜性{11}。為了防範和應對金融體系跨行業傳遞的系統風險,各國在金融改革中完善原有監管機構的職能或新設監管機構,必須強調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
以英國近幾年的改革為例,在《2009年銀行法(Banking Act 2009)》的第一部分特別處置機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SRR)就規定了財政部、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和英國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信息共享的內容,規定金融服務局可獲得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在金融穩定方面的監管信息,同時要求在特別處理機制中加強與存款保險機構的協作{12},以此作為銀行監管和處置的守則。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英國逐步打破了1997年建立起來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業務逐步被新設立的機構所取代,其中在英格蘭銀行內部設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於2013年4月1日正式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13},並由其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負責監測系統性風險{14}。金融政策委員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向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和金融行為局(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提出關於金融穩定的指導和建議{15}。金融政策委員會做出的指引,同時也需要以副本的形式知會財政部{16}。縱觀之,《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的修訂,十分重視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明確了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方式;英格蘭銀行將取代金融服務局成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唯一機構,由下屬的金融政策委員會作出宏觀審慎的指導和建議,並與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局配合與協調。
與英國的模式不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

Ⅸ 大數據時代怎麼做好金融行業的指標管理

銀行的指標一向抄很多,比如襲監管指標、負債指標、效益指標、規模指標等,這些指標都是反應銀行的經營生產狀態,這些指標如果對應不同的業務部門,不同的業務人員,指標的變更、指標應用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走流程就要排隊等很久,再要技術人員去調整,然後再根據業務人員的需求,去做指標的應用展示,這個過程的流轉完成,估計新的好幾輪的需求已經又開始了,周而復始,指標一直不能發揮其最大的應用價值。所以需要一款既能做指標的集中管理,又能夠快速相應指標分析的需求的工具,這里傾力推薦億信華辰的指標管理平台(EsPowerIndex),億信華辰深耕BI領域十多年,在銀行領域的經驗也很豐富,在指標建設這塊,也比較有經驗。這款工具能對指標集中進行管理,指標體系可視化,用戶可直觀看到指標一覽表及每個指標的統計方法,數據來源,統計口徑等信息,業務人員也能夠自行維護指標體系,對於體系內的指標變更等,及時響應。同時,指標管理平台中用戶可自主建模,全程可視化界面,引導式操作,同時內置敏捷分析平台,利用敏捷分析平台強大的自助分析功能,用戶能從各個維度,各種可視化方式自由查看自己關心的數據,充分發揮指標體系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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