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監督

A. 輿論監督的法律依據

第三十四條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模範地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依法辦事，清正廉版潔，勤政為民，以身作權則，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自覺地接受黨和群眾的批評和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第十二條第三款：公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七條第7款：法官應當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
第八條第6款：檢察官應當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察法》
第三條：人**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五條：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B. 史實史論史識的區別

1、定義上的區別：史論，原指作史者在「本紀」「列傳」之後評述所記史事和人物的文字。後來凡是關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論文，也都稱為「史論」；「史識」，它是指在史觀指導下對歷史資料的理解，對歷史現象的辨識、對歷史規律的感悟和對歷史與現實聯系的認識；史實意為歷史事實。

2、側重點的區別：史識偏重於影響（聯系現實或後世的）；史論著重強調作用（對當時的），史實側重於強調事實。

3、立足點的區別：史實即歷史事實，史論即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論，史識即是以科學的史觀作為指導，來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實，然後得出的科學結論。

(2)史論監督擴展閱讀

「史實」「史論」「史識」是構成史學的三大要素。史實即歷史事實：史論即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論；史識即是以科學的史觀作指導，分析大量的史實，然後得出科學的結論。

舉例應用

史識

魯迅 《集外集·編校後記四》：「以為中世紀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滯，以為羅丹的出現，是再興戈諦克的精神：都可以見作者的史識。」

白話：個人認為在中世紀的文化，不能算是黑暗也不能算是停滯不前的，羅丹的出現，是再次星期戈諦克的精神，這都是可以看得出作者的歷史見識，

史論

在南朝，梁人蕭統編纂《文選》一書，於卷49、卷50設立「史論」上下兩卷。

史實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別字」說開去》：「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只是一種『並無其事。」

白話：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史實是有沒有這一回事的產生。

C. 馬克思，恩格斯論權力制約監督的幾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政權)問題是全部政治的基本問題，根本問題。 國家政權回：國家政權是指掌握國家答主權的政治組織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權力，以維護對社會的統治和管理。國家政權是國家的具體化身，通常都是通過國家政權來理解國家的。國家政權具有相對自主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自主性程度也不同。對自主性的影響包括了社會危機，社會結構，行政權力。對政權本質的探討是政治學中的一個古典問題。早期的政治學者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認為政權的本質是至善。到了中世紀，奧古斯丁將政權視為「世俗之城」，認為世俗世界沒有善。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了馬基雅維里，而從洛克到潘恩，國家政權蛻變為「必要的惡」。馬克思主義則從階級的觀點探討政權的本質，認為國家的本質就是階級的本質，國家政權是階級利益沖突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政權與社會的互相影響，造成了通過公民權來限制國家權力。又通過政黨、利益集團等影響政府決策。而社會管理的復雜與專業化，形成了精英集團對政府決策的駕馭；公民則通過大眾傳媒等公共輿論對政府政策進行自由公開的討論，以此監督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並使政府政策契合民意。

D. 概括中國古代史官主導輿論監督的特點

主要是內部監督，群眾監督很少的，那時候信息不通暢，沒辦法，還望採納，助人為樂不容易，謝謝。

E. 中國古代史官主導輿論監督特點

古代中國，史官制度是僅有的幾種可以對皇權進行制約的力量。包括史官在內的史學家，其治史態度是比較嚴謹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筆直書，客觀如實地記述各種歷史事件。

F. 古代史歷朝歷代的監察制度

戰國時期
戰國時，職掌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顯的監察職能。
秦
秦代開始形成制度，之後便成為歷代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經過長期的發展，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備。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並創建了監察制度。中央設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貳丞相,御史府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書和監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駐郡縣,稱「監御史」，負責監察郡內各項工作。
漢

漢承秦制，但較秦制更嚴密。在西漢，中央仍設御史大夫作為長官，御史中丞為副，兼掌皇帝機要秘書和中央監察之職。在地方上，西漢初年廢監御史，由丞相隨時委派「丞相史」，分刺諸州。漢武帝時，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叫州部，每個州部設刺史1人，為專職監察官,以「六條問事」,對州部內所屬各郡進行監督。丞相府設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朝官如諫大夫加官給事中，皆有監察劾舉之權。郡一級有督郵，代表太守，督察縣鄉。宣帝時，會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書，也有評斷決獄是非之權。因特別使命而設的符璽御史、治書御史、監軍御史、綉衣御史（亦稱綉衣直指）等，分別行使御史的職權。西漢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監察事務。東漢時，御史台稱憲台，仍以御史中丞為長官，但職權有所擴大。御史台名義上轉屬少府，實為最高的專門監察機關。它與地位顯要的尚書台、掌管宮廷傳達的謁者台，同稱「三台」。東漢侍御史，掌糾察；治書侍御史,察疑獄。把全國分成13個監察區,包括1個司隸(中央直轄區)和12個州。司隸設司隸校尉1人,地位極為顯赫，朝會時，與尚書台、御史中丞一樣平起平坐，號曰「三獨坐」。司隸校尉負責監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師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監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於事權混雜，後來刺史逐漸變為凌駕於郡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失去監察作用，故改稱州牧，州也由監察區變為行政區，地方監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基本處於封建割據的分裂狀態。各朝的監察機構名目不一，但體制與漢代相同，亦有部分變化。魏晉時，御史台不再隸屬少府，而成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國性的監察機構。南梁、後魏、北齊的御史台（亦稱南台）和後周的憲台，仍以御史中丞為主官，北魏稱御史中尉。由於監察長官權勢日大，出現了防範監察官員犯法瀆職的規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糾，也要罷官。魏晉以後，為防止監察機構徇私舞弊，以發揮其監察效能，明確規定大士族不得為御史中丞。晉以後，御史中丞下設殿中御史、檢校御史、督運御史等，分掌內外監察之權。此時，地方上不再設置固定的監察機構，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監察地方官員。此外，御史「聞風奏事」的制度也在這個時期形成。
隋唐時期
隋代時,中央的監察機構仍為御史台,改長官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下設治書御史2人為副；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共12人，專執掌外出巡察。唐代發展了隋代的監察制度,使監察機構更趨完備。唐初,中央設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為台長，設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為輔佐。御史台稱憲台，大夫稱大司憲。武則天時，改御史台為左右肅政台。中宗後又改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職權是「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設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屬之，「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屬之，「掌殿廷供奉之儀式」；③察院，監察御史屬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同前）。唐初全國分為10個監察區，稱10道（後增為15道），每道設監察御史1人（先後稱為按察史、采訪處置使、觀察處置使等），專門巡迴按察所屬州縣。唐代進一步擴大了監察機構和御史的權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權，有權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案件。
諫官系統在唐朝也趨於完備。諫官的設置，秦漢時已有，魏晉南北朝時有較大發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實行三省制，其中門下省的主要職責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諫諍為任。門下省置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其中右補闕、右拾遺隸中書省）、給事中等職，舉凡主德缺違、國家決策，皆得諫正。其中給事中掌封駁（即復審之意）詔制，權力更重。
宋

宋代監察機構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而加強。中央沿襲唐制，御史台仍設三院。地方如設通判，與知州平列，號稱監州，有權隨時向皇帝報奏，成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級的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等，也負有監察州縣的責任。為保證監察御史具有較多的從政經驗，宋代明確規定，未經兩任縣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職。按規定，御史有「聞風彈人」之權，每月必須向上奏事一次，稱「月課」；上任後百日必須彈人，否則就要罷黜為外官或受罰俸處分，名為「辱台錢」。從此開御史濫用職權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彈劾宰相，亦有勸諫之責。御史台還有權分派御史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
元

元代中央設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從一品，「非國姓（蒙古貴族）不以授」（《元史·太平傳》）。還在江南和陝西特設行御史台，其組織與中央御史台相同，作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機關。這是元代監察制度的重大發展。全國分為22道監察區，各設肅政廉訪使（即監察御史）常駐地方，監察各道所屬地方官吏。
明

明代監察制度隨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強化而得到充分發展和完備。中央將御史台改為都察院，「主糾察內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僉都御史。下設13道監察御史，共110人，負責具體監察工作。監察御史雖為都御史下屬，但直接受命於皇帝，有獨立進行糾舉彈劾之權。明代還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務。擔任總督和巡撫的官員,其權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從事」之權。都察院除執行監察權外，還握有對重大案件的司法審判權。戰時,御史監軍,隨同出征。
明代還將地方分區監察和中央按系統監察相結合，專設六科給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強皇帝對六部的控制。禮、戶、吏、兵、刑、工六科，各設都給事中1人，左右都給事中各1人，給事中若幹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須交給事中審查，若有不妥，即行駁回；皇帝交給六部的任務也由給事中監督按期完成。六科給事中與各道監察御史合稱科道。科道官雖然官秩不高，但權力很大,活動范圍極廣。因此,對科道官的選用十分嚴格。同時還規定，對監官犯罪的處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明史·職官志》）。
清代
清代監察機構沿襲明代，又有所發展。在中央，仍設都察院。早在入關之前，皇太極即下詔：「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驕肆慢上、貪酷不清、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倘知情蒙弊,以誤國論」（《大清會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級官吏均置於都察院監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為主事官，他與六部尚書、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員共同參與朝廷大議。都察院下設15道監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專司糾察之事。雍正年間，專察六部的六科給事中並入都察院。六科給事中和各道監察御史共同負責對京內外官吏的監察和彈劾。唐代的台、諫並列，明代的科、道分設，清代的科、道則在組織上完全統一。監察權的集中，是清代監察制度的一大特點。
清代，一方面允許監察官風聞言事，直言不諱；另一方面為了防止監察官權力過大，規定御史對百官彈劾要經皇帝裁決。到宣統年間，新內閣成立，都察院被撤銷。作用與特點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的監察制度，對加強政府對官吏的監督,清□除害,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皇權、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監察制度是皇權的附屬品，它能否發揮正常作用，與皇帝的明昏有密切關系。同時，由於封建政權和封建官吏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監官本身因貪贓枉法而獲罪者也不乏其人。

G. 史論的關於史論

從史學發展趨勢看，中國古代史家對史論的自覺意識要早於對史評的自覺意識。這里說的「自覺意識」的標准，是指他們明確地使用這兩個概念而言，而不是就他們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所發表的言論。一般說來，對於概念的運用，都要晚於針對某個事物所發表的具體的評論。
《後漢書》作者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對其所撰史論著墨甚多，充分表明了他對史論的重視。他寫道：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在這一段文字中，范嘩有五處講到史論問題：涉及對一般歷史人物的評價，即「雜傳論」；對同類歷史人物的評價，即類傳論並兼及民族傳論；對典章制度的評價，即有關「志」的論等；其所論之參照物則是賈誼《過秦論》，並認為班固《漢書》後贊「於理近無所得」。概括說來，范曄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於他本人史論的評價，二是說明了史論在史書中的重要位置。這里，我們不評論范曄對自己的史論的評價是否中肯的問題，我們所要關注的是范曄對史論在歷史撰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明確的表述。可以認為，對於史論的重視，並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明確地提出來，范曄確已超過了以往的史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曄所處的時代即南北朝時期，史論已開始受到更多的人們的關注。例如：
在南朝，梁人蕭統編纂《文選》一書，於卷49、卷50設立「史論」上下兩卷。它們分別收錄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贊、干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范曄《後漢書·皇後紀》論(以上為卷49，「史論上」)；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宦者列傳》論、《逸民列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恩幸傳》論(以上為卷50，「史論下」)。兩卷共收錄史論9首，而范曄《後漢書》的史論佔了4首。
《文選》是文學總集，編纂者為什麼要收入史書的評論，並名之為「史論」呢?蕭統在《文選》序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至於紀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
由此可見，編纂者十分清楚，盡管史家之書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不同於文章家的作品，而其之所以要收錄「史論」，是因為「史論」和文章家的作品畢竟還是有其共同之處的，那就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蕭統的這幾句話，不僅揭示了文章家的文章之本質特點，而且在思想淵源上也隱約地包含了孔子、孟子所講的關於史書的事、文、義等幾個重要元素(即事、義、翰藻)。此外，《隋書·經籍志二》正史類著錄「《後漢書贊論》四卷，范曄撰」，顯然是他人所編，可見時人對范曄史論的重視，同時亦可見范曄自評其史論高妙、深沉並非虛言。
在北朝，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合一百三十卷，「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從中可以看出魏收對史論的重視。《北齊書》為唐初李百葯所撰，他在《魏收傳》中明確地列舉這些數字，也表明唐初史家對史論的重視。《魏書》因有「穢史」之誣稱，故對其史論則少有研究者。通觀《魏書》，其史論之作，確有特點，如其《前上十志啟》在簡述了「志」的歷史後，扼要地概括了《魏書》志的特點，作者寫道：
竊謂志之為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眾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跡。偏心未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碌，彌歷炎涼，采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
所謂「事重尤應標著」，是強調志的內容的重要性；所謂「一統天人之跡」，是揭示志在史書中的重要位置。至於《釋老》、《官氏》二志，更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兩大特點。又如《地形志》序，概述了自《禹貢》以下至西晉的地理建置及其演變，反映了歷史與制度的認同思想，魏收寫道：「《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戰國分並，秦吞海內，割裂都邑，混一華夷。漢興，即其郡縣，因而增廣。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這一段話，充分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脈絡和史學傳統的認同。初讀似為常理，細察乃可見其深刻思想。
關於唐初史家、政治家重視史論，還可以舉出一些有力的證據。第一，是魏徵為《隋書》紀傳作論，史載：「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葯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值得重視的是，魏徵作為唐太宗統治集團中的決策人物之一，他的史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統治集團中的主流見解，而這一見解在「貞觀之治」中成為政治決策的思想基礎之一。魏徵本是政治人物，他因史論之作而被譽為「良史」。第二，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唐初史家新修《晉書》告竣，唐太宗為《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撰寫了四篇後論，因此《晉書》一度被稱作「御撰」。第三，李百葯的《封建論》、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等，皆為名篇。唐人重史論，於此可見一斑。
宋人編纂《文苑英華》，包含「史論」四卷(卷754—757)，匯集前人史論專文29篇，又有《唐鑒》、《唐史論斷》等史論專書的問世，中國古代史論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這里，要特別指出，章學誠對於初學者學習史論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分析，可以認真研究，看看從中能夠得到怎樣的啟發。
章學誠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學問大端，不外經史，童蒙初啟，當令試為經解、史論。經解須讀宋人制義，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開合反正，兼參之以貼墨大義，發問置對，由淺入深，他日讀書具解亦易入也。史論須讀《四史》論贊，晉宋以後，姑緩待之，史家論贊本於《詩》教，……若馬、班諸人論贊，雖為《春秋》之學，然本左氏假設君子推論之遺，其言似近實遠，似正實反，情激而語轉平，意嚴而說更緩，尺幅無多，而抑揚詠嘆，往復流連，使人尋味形中，會心言外，溫柔敦厚，《詩》教為深。蒙幼初開，得其調達，正如春草初生，郁蔥氣象，妙於青碧有無之間，較之夏器高粗，尤為美含不盡；而且其體本於風人，其事關乎學識，其體參乎記述，其流達乎辭章，他日變化無窮之業，盡於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務也。又且短篇易於結構，淺近易於仿摩，俾與經解相間為之，即使欲為舉業文字，亦自燦然可觀，又何憚而不與習邪！
章學誠的這一段話，至少說了三層意思：第一，是交待史論的淵源，即淵源於《詩》教，其後受到《春秋》之教學的滋養。按我的理解，《詩》有諷喻的功能，而與「論」的作用較近，《春秋》則寓褒貶於史文之中，且同「史論」有關。第二，是闡明馬、班史論在意境和表述上的特點。第三，是強調學習和研究史論的必要性，即對於學識、辭章、寓義都有關系。這幾點，對於我們深入認識中國古代史論、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史論都很有啟發。

H. 輿論監督的種類

它可能是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傳統的傳播媒體和新興的互聯網，也可能專是某些講壇、沙龍和屬公開的會議，傳單和張貼物，也可能表現為街談巷議和集會遊行示威。我們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了「輿論監督」一詞。

你如果需要這方面的論文，給你提供個網址http://www.gongfa.com/yulunjianhoujia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