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金融監管

❶ 中國財政部為什麼在次級債的問題上批評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確實是這三家公司的錯嗎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透視（轉貼）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越深入，對信用的要求就越高。為減少投資風險，增加市場透明度，信用評級應運而生。所謂信用評級，是指專業機構對債務人就某一特定債務能否准時還本付息的能力及意願加以評估，分為資本市場、商業市場及消費者等三類評級，其中資本市場評級居核心地位。長期以來，穆迪（Moody′s，美資）、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美資）和惠譽國際（Fitch Rating，原為美資，現為法資控股）位列國際資本評級市場「三甲」，不過惠譽在市場份額、贏利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力方面遠遜於前兩者，國際資本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實際是「兩強壟斷」。三大評級公司在一定程度與一定范圍內增加了市場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為政府監管部門提供了管理依據與參考資料，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西方某些勢力持續推行美國價值觀與強權，進而威脅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一個新工具。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制度運作已近一個世紀。美國商法規定，評級公司屬於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保證評級的公正與客觀，評級公司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評級公司雖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大眾利益沖突時，必須置大眾利益於優先的地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質疑。
令人質疑的獨立性。一是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可穆迪、標普與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並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在參議院就評級公司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麼競爭，其所以財源滾滾，主要是得益於「受控特許」。二是長期受到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後，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
令人質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國的標准為標准。國家因發行國債而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鑒於國家的巨大清償能力以及主權的敏感性，一般的評級公司都不涉及主權國家信譽評級，但三大評級公司的一個重要評估標的卻是主權國家信譽，而且把市場自由化作為評價的重要依據。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為穩定經濟，採取關閉外匯市場的斷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聲討，然而事後證明馬來西亞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長期奉行雙重標准。三大公司在美國本土評級時，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身或經美國會計公司發布的報告，但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少數進行「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外，大多數則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問題在於，三大公司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當時美國銀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國銀行的信譽等級。從「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業財務丑聞，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金融欺詐，再到伊拉克戰爭與持續恐怖襲擊威脅等，美國金融市場遭遇連續的沖擊，國際資本一度紛紛逃離美國，三大公司同樣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令人質疑的客觀性。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因而在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將日本政府債券的評級列在工業七國最末，其信貸級別排在波札那之後，與拉脫維亞和波蘭同等。日本國際金融中心（JCIF）認為，外國評級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獨特的商業慣例，評級結果並不能表達真實情況。時任財務省國際事務次官黑田東彥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詳細的評定標准，認為日本擁有很高的個人儲蓄率及龐大的海外資產，對國內投資者能完全清償債務，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繼續調低日本政府債券評級。中國經濟多年來的快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令全球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最低限——BBB級。《華爾街日報》評論，標普將中國大陸銀行全部定為垃圾等級。眾多國際著名的投資機構都認為標普的這一評級「保守得有些可笑」。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而且造成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因為中資機構與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質疑的科學性。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載文指出，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工作的規則，發布信息的無規律性使人們對其預測能力產生懷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黃京志認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與模型已經過時，模型使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一年甚至更長，遠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的需要。長期以來，三大公司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今年3月13日就此發表評論：按照大多數標准衡量，信用評級行業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競爭性和透明度的市場。當為安然公司評級的評級師被質問為什麼對安然財務報告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該評級師承認他沒有能力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些財務報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在向客戶主動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變相要求購買其他服務。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原因就是被懷疑對客戶變相進行了捆綁銷售，迫使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
不僅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反而時常加劇金融市場動盪
三大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獲得壟斷地位並具有強大影響力。但由於缺乏應有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它們不僅難以及時、准確地發揮預警功能，相反時常加劇金融市場的動盪。
難以發揮預警功能，在美國本土備受質疑。三大公司或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的信息資料進行評估，或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獨立評估。但實際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都存在疑問。1992年，加州保險司長控訴標普及穆迪先前給予倒閉的Executive Life保險公司不實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所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以致擴大舉債終至破產。自2001年底，一連串巨型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美國金融市場由此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評級公司反應滯後，未能發揮所期望的預警作用，自身信譽備受質疑：要麼有意隱瞞不報，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獨立與公正性；要麼真的沒有發覺，這意味其喪失了應有的客觀性與科學性。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都指責評級公司的失職，沒有在「大廈將傾」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出具的報告羅列了信用評級業存在的12種問題與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尷尬境地。
常步市場後塵，在國際領域屢屢失信。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醞釀之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機爆發後，慌張應對，降級過激，加劇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與標普分別給韓國開發銀行的長期債信評級為「A1」及「A+」，均屬於投資等級；韓國危機發生後，急速降至為「Ba1」及「B+」，已屬垃圾等級。1997年7月，泰銖發生危機，穆迪與標普仍給泰國政府公債「A」級，直到10月才加以調整。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三大公司都未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直到危機已經成型，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因此，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評級公司經常步市場的後塵」。
加劇國際金融動盪，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三大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儼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者，往往一個業務聲明就能引發金融市場的震盪。1997年以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外貿順差、製造業競爭力、居民儲蓄等項指標都好於美國等諸多發達國家。但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東南亞國家所獲得的評級均低於美歐國家，由此引發相關國家的資本外逃，惡化了地區的金融局勢。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將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的評級從原來的A1急速調降到「Baa2」，導致韓元對美元匯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業接二連三倒閉，從而引發韓國全面金融危機。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載文評論，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它們知道的並不比金融市場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現在卻火上澆油。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認為，信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別是關於可能出現危機形勢的信息）毫無作用。人們責備信用評級公司，認為它們要麼沒有提前預測危機，直到危機已經到來，才遲遲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如在1998年俄羅斯危機、2000年土耳其危機問題上），要麼相反，過早地降低有關信用等級，加快了危機形勢的到來（如在1999年巴西危機、2001年阿根廷危機問題上）。
「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另一新強權
評級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徑是「建立信譽——確立地位——產生依賴——實施影響」。穆迪與標普「兩強」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暗中利益輸送、直接向本土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開講座或擔任咨詢師、與高校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等各種途徑，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正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紐約時報》曾在社論中指稱：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國際上的另一個新強權。
配合美國公司的經營擴張。穆迪與標普的評級直接決定融資成本，制約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已變相掌握了企業的生殺大權，這種權力正被悄悄運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與經營戰略。日本證券市場相對閉塞，長期為本土四大券商壟斷，美國投資銀行垂涎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盪，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1994—1996年，山一股票價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評級後，山一股價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拋售其股票，不僅造成山一股價狂瀉，最後跌到1日元，還斷絕其從短期資金市場籌資以起死回生的後路。山一倒閉後，美國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機接管山一證券，原本屬於山一的50間店面、2000名精幹員工及經營技術，全都歸屬美林。
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一個公共服務機構，本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性功能，然而穆迪與標普的權力不斷膨脹，幾乎充當了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銀行業累積了巨額不良債權。按傳統習慣，日本官方、民間機構與傳媒，不會輕易觸及國內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的銀行與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獨有方式由銀行與金融公司悄然漸進處理，以期不出現重大金融風波。但是，穆迪與標普「毫無保留地」重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傳統游戲規則，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續動盪。日本媒體將穆迪與標普給日本企業、經濟帶來的沖擊描述為：不單像歷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鎖國大門的「黑船」，還像最終全面佔領日本的赫爾「最後通牒」，具有強大無比的破壞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症」。
直接為美國政治利益服務。有研究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表示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將泰國政府的長期借貸級別從A2下降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國大城、京都和泰軍人三家主要銀行的信用等級，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穆迪和標普缺乏客觀性，助紂為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信貸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製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德國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近期的降級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我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系間接地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最高級。德國政府為此憤怒不已，明確表示向美國評級領域的霸權發起反擊，要求歐洲信貸機構聯合起來抗衡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普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要通過立法以「保證評級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兩強」的壟斷與危害，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看成是一項非常特殊的行業，扮演著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一國經濟、金融與信息安全。因此，紛紛採取措施，消除對三大公司的迷信與盲目追捧，限制與三大公司的聯系，加強對三大公司的監督，減少直至消除對三大公司的依賴，促進本土評級公司的發展。
（轉貼於：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同題文章）

❷ 如何處理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不實的情況

根據《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

第十三條領導幹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據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

（一）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報告的;

（二）漏報、少報的；

（三）隱瞞不報的;

（四）查核發現有其他違規違紀問題的。

《規定》對違反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的責任追究作出明確：

一是規定領導幹部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報告、漏報少報、隱瞞不報或者查核發現有其他違規違紀問題的，要根據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

二是規定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應當把查核結果作為衡量領導幹部是否忠誠老實、清正廉潔的重要參考，充分運用到選拔任用、管理監督等幹部工作中。

三是規定組織（人事）部門和查核聯系工作機製成員單位，應當嚴格遵守工作紀律和保密紀律。對違反工作紀律、保密紀律或者在查核工作中徇私舞弊的，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2)批評金融監管擴展閱讀

《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

第三條領導幹部應當報告下列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

（一）本人的婚姻情況;

（二）本人持有普通護照以及因私出國的情況;

（三）本人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因私持有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以及因私往來港澳、台灣的情況;

（四）子女與外國人、無國籍人通婚的情況;

（五）子女與港澳以及台灣居民通婚的情況;

（六）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情況，或者雖未移居國（境）外，但連續在國（境）外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情況;

（七）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從業情況，含受聘擔任私營企業的高級職務，在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境內設立的代表機構中擔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級職務，以及在國（境）外的從業情況和職務情況;

（八）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被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

本規定所稱「子女」，包括領導幹部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

本規定所稱「移居國（境）外」，是指取得外國國籍或者獲取國（境）外永久居留資格、長期居留許可。

第四條領導幹部應當報告下列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

（一）本人的工資及各類獎金、津貼、補貼等;

（二）本人從事講學、寫作、咨詢、審稿、書畫等勞務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為所有權人或者共有人的房產情況，含有單獨產權證書的車庫、車位、儲藏間等（已登記的房產，面積以不動產權證、房屋所有權證記載的為准，未登記的房產，面積以經備案的房屋買賣合同記載的為准）;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資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資型保險等的情況;

（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的情況，包括投資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注冊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等，以及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等的情況；

（六）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國（境）外的存款和投資情況。

本規定所稱「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領導幹部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撫養的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本規定所稱「股票」，是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等發行、交易或者轉讓的股票。所稱「基金」，是指在我國境內發行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所稱「投資型保險」，是指具有保障和投資雙重功能的保險產品，包括人身保險投資型保險和財產保險投資型保險。

參考資料：網路-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

❸ 為何歐洲金融市場崩潰

華爾街爆發次貸危機以來，不少歐洲國家批評美國金融監管不力導致危機專爆發，如今卻難以置身事屬外。

雖然與華爾街次貸危機有關，但大部分歐洲金融機構當前的問題源於歐洲境內的不良債務。

富通集團陷入困境就是去年舉債收購荷蘭銀行所致。冰島是遭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嚴重的歐洲國家之一。金融業不成比例的快速發展導致這個只有32萬人口的國家陷入困境。冰島如今外債超過1383億美元，但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93.7億美元。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報道認為，金融危機襲來時，歐洲銀行要比美國金融機構脆弱得多。文章指出，美國銀行每放貸96美分需有1美元存款為基礎，而不少歐洲銀行每放貸1.4歐元往往只有1歐元存款支持，其餘差額由金融市場借貸補齊。

正因如此，當信貸市場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收緊時，不少歐洲銀行資金嚴重不足。在英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等國，這一局勢因為國內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更加惡化。此外，由於先前大筆購進的美國次貸金融產品貶值以及歐洲經濟增長減速等原因，歐洲難逃金融危機。

談及面臨金融危機的歐洲，比利時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羅斯說："這就好像站在鐵軌上看著一列火車朝自己駛來。"

❹ 如何看待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金融來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自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並認為金融創新大致可歸為三類：（1）金融制度創新；（2）金融業務創新；（3）金融組織創新。
規范監管又稱准則監管，是指國家對金融業的經營制定一定的准則，要求其遵守的一種監管方式。在規范監管下，政府對金融企業經營的若乾重大事項，如金融企業最低資本金、資產負債表的審核、資本金的運用，違反法律的處罰等，都有明確的規范，但對金融企業的業務經營、財務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預。這種監管方式強調金融企業經營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監管方式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於未觸及金融企業經營的實體，僅一些基本准則，故難以起到嚴格有效的監管作用

❺ 如何區分批評建議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兩個內容

反宣幣。 反宣幣就是邪教組織在人民幣上印上了一些反動宣傳標語的人民幣，藉助人民幣為載體，傳播具有反動政治內容的宣傳品。

違反法規

利用人民幣進行反動宣傳煽動，侵犯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管理秩序，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1、《刑法》第105條第2款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300條第1款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2、《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7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00元以下罰款：組織、教唆、脅迫、誘騙、煽動他人從事邪教、會道門活動或者利用邪教、會道門、迷信活動，擾亂社會秩序、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

3、《人民銀行法》第19條規定：禁止故意毀損人民幣；

4、《人民銀行管理條例》第43條，故意毀損人民幣的，由公安機關給予警告，並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

採取措施

「反宣幣」是不能流通的，發現持有「反宣幣」，可去銀行直接等額兌換。

人民銀行高度重視防範和打擊邪教分子利用人民幣進行反動宣傳活動工作。人民銀行加大對各金融機構人民幣收付的監管力度，要求金融機構嚴把人民幣收付業務窗口這道關，杜絕反宣幣從銀行流出。金融機構按照內緊外松的原則，各營業網點利用自身優勢向廣大客戶宣傳正確使用人民幣、愛護人民幣知識，提醒客戶尤其是企業事業單位客戶如遇到反宣幣應主動到銀行進行兌換。

❻ 馬雲在最近在發布會說的哪些觀點引發了媒體的點名批評

2020年10月25日，有相關媒體部門報道說，在10月24日的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馬雲發表的演講引發社會各方關注。

必須承認的是，這次馬雲先生演講的話題確實引人注目，他大膽批評了“巴塞爾協議”，並表示態度“我們這代人必須有所擔當”，不要再用“一個錯誤消滅一個創新”等話語吸引了多數人的關注。

❼ 金融監管的監管體系

宏觀審慎的一項重要目標是防止風險在不同地域、國家、市場和機構之間傳遞。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區域經濟體，歐盟建立的泛歐金融監管框架可以說是超主權范圍內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實踐範本。
歐盟財長們於2010年9月7日通過了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隨後，歐洲議會在2010年9月22日通過了歐盟金融這個法案，建立了「一會三局」來監管各類金融機構。
所謂「一會三局」是指：宏觀層面上建立「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SRB），負責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宏觀審慎監管，並預警歐洲經濟中的各種風險。其成員由歐盟成員國中央銀行行長組成。微觀層面上，則主要金融行業又分別成立三大監管局——歐洲銀行局、歐洲保險與職業養老金局以及歐洲證券與市場局。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六在每周例行廣播講話中指責共和黨阻撓和拖延金融監管改革，誓言會繼續推動改革。奧巴馬推動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已從根本上改革了華盛頓的華爾街法規，不但對美國金融體系帶來強力約束，也對全球金融監管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最令奧巴馬自豪的執政成績應是2010年7月21日簽署的新版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了，它拉開了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大規模金融監管改革的序幕。該法案決定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協調包括美聯儲、財政部、SEC、FDIC等機構的金融監管權力；在美聯儲內部成立消費者保護機構，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限制商業銀行的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並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通過美聯儲貼現窗口融資的大型商業銀行需分離衍生品業務，部分場外衍生品將進入交易所交易；美聯儲還將監督企業高管的薪酬，確保不會導致對風險的過度追求；針對倒閉金融機構建立清算機制，防止類似雷曼破產事件對市場產生的巨大沖擊等。
美國財政部不久前發布的統計報告稱，新版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實施已兩年多來，主要參與和執行機構在執行法案方面已取得有意義的進展。截至2010年7月18日，該法案需要制定的243項規則中已有91%被提議或完成。數據顯示，該法案實施以來，美國銀行機構的資本增加了逾4200億美元，構築了應對不可預期損失的緩沖器；同時，美國企業獲得的信貸上升了15%，企業增加了380萬個就業崗位，美國銀行機構還有效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增長。就金融監管而言，聯邦監管的范圍已從此前的傳統銀行擴大至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掉期、衍生市場、對沖基金、投資銀行、票據交換所和交易所等。聯邦存款保險覆蓋了55%的消費者與企業存款，高出2008年初的52%。2010年9月17日正式運作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迄今已比較成功地扮演了「負責實施美國有史以來最嚴厲的金融保護措施，成為金融機構的監視器」的角色。
盡管如此，相繼爆出的摩根大通巨虧、匯豐銀行參與洗錢以及花旗集團涉嫌參與Libor操縱案成為被調查的對象等事件，還是令人對法案的改革成效表示了一連串的質疑：為什麼一邊是更嚴格的監管改革，一邊卻仍有違規行為不斷發生？這是否意味著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新規則依然存在漏洞？而尚未完成的改革最終會走向何方？仔細分析，這些違規事件的發生，既有內部監管缺失的原因，比如摩根大通對其首席投資辦公室缺乏有效監督；同時也有外部監管不到位的原因，比如美國參議院指出，美國財政部下屬的貨幣監理局存在系統性監管漏洞，因為其早就發現匯豐銀行的可疑行為，但一直拖到2010年才下發禁令，美國貨幣監理局因此受到嚴厲指責，被指對其監管的銀行過於遷就。委員會成員、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姆·科伯恩因此評價說：就對匯豐銀行的執法力度，貨幣監理局與其說是監督者，更像是寵物。
也正因為此，兩年多來，反對人士一直在嚴厲抨擊該法案運行中暴露出來的缺章。他們提出了超過50個議案以及無數的修正案要求拖延法案、甚至完全廢除法案。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也反對這些改革，他們在金融行業游說團體的支持下，猛烈批評該法案因為少數銀行的過錯而懲罰整個銀行業，竭盡全力試圖拖延和廢除這些新監管規定。部分共和黨人已聲稱，如果他們在華盛頓重新執政，將廢除該法案。凡此種種，都預示著美國未來金融監管改革之路依然艱難。
不過，奧巴馬繼續改革的決心毅然堅定。他深知通過金融監管法案並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不得不克服一系列強大的利益團體的游說活動，以及決心阻礙改革的少數黨派人士的反對意見。眼下，在美國總統大選已進入最後沖刺，最大難關在於如何在短時間內改變因金融監管法案而使奧巴馬樹敵過多進而造成在大選中的被動局面，進而能爭取到更多的搖擺選票。下一步，金融監管改革將繼續向縱深推進，奧巴馬或在游說演講中表明，將著力解決法案運行兩年多來所暴露出的監管漏洞和缺陷，同時，還要辯證對待反對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從中汲取對改革有用的東西，然後融入法案中，從而使法案改革更加完善，以確保美國的金融體系穩健安全。
從根本上說，在當今的全球化趨勢下，金融合作往往是跨行業、跨國界的，而行業監管部門抑或一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往往從本行業、本國國家利益出發，並沒有真正的監管動力，因此，金融監管應超越國家利益，唯有依*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機制才有可能真正實施有效監管。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兩黨的爭斗能朝這個方向跨出一步。

❽ 某行政機關對下屬機關通報批評責令整改 是行政處罰嗎

1、.某行政機關對下屬機關通報批評責令整改不是行政處罰，是行政處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六十條行政機關違法實行檢查措施或者執行措施，給公民人身或者財產造成損害、給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予以賠償，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一條行政機關為牟取本單位私利，對應當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不移交，以行政處罰代替刑罰，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糾正；拒不糾正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給予行政處分；徇私舞弊、包庇縱容違法行為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2、政府交通管理部門關於在某一時期對某條街實行禁止通行的公告是行政管理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製法》
第三條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
發生或者即將發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或者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時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行政機關採取金融業審慎監管措施、進出境貨物強制性技術監控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❾ 美國金融危機前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監管存在多方面問題

本次金融危機源於美國次貸危機，通過各類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防範金融風險最有力的外部約束力量，而危機的快速蔓延暴露出了部分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理念、體制及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的問題。

1.監管理念上過分相信市場的作用

在監管理念方面，部分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事實上，無論是幾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問題，還是這次危機前期的部分金融機構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都提醒監管部門必須加強監管，但多數監管當局並未採取系統性措施加以改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這次危機的演變過程顯示，微觀主體存在逐利本性，僅僅依靠市場本身力量，要麼容易導致資產泡沫，要麼就是以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方式清理市場，給全球金融和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

2.監管體制須不斷更新,以免落後於金融創新

近年來，金融創新使得金融系統性風險有了新的來源，其中包括各類場外金融產品以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特殊目的實體等類銀行金融機構(near-bank entities)以及資本流動的跨市場投機。上述類銀行金融機構內部存在多重問題，與傳統金融機構盤根錯節，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而一些大型傳統金融機構大規模拓展非傳統金融產品和業務，規避監管，成為系統性風險的另類來源。

本次危機讓我們深刻認識到，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滯後於金融創新的實踐。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吸引公眾存款的商業銀行等具有明顯外部性的傳統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產品接受較為嚴格的監管，而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金融產品受到的監管較為鬆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產品面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制度，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即使從事同類業務，也因為監管機構不同，受到監管的標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不足，為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各類監管套利使得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產品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傳統金融機構和產品，也是對沖基金樂於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的重要原因。

近幾十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主要發達國家錯誤地認為現行的監管模式和體制是有效的，沒有根據金融市場、機構和產品的發展，採取措施提高監管體制的有效性，減少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摩擦、內耗和推諉。有案例表明，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部分發達國家監管機構與中央銀行及財政部門之間的溝通障礙已經給金融救助和金融穩定工作帶來被動，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監管體系的失效。

3.國際監管合作體系尚未形成

在國際合作方面，由於缺乏統一的監管標准和信息交換的平台與機制，監管者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這是一個全球性普遍問題。相關國際組織一直以來只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監測，特別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問題，但在監管全球資本流動上的作用強差人意。迄今為止，我們尚未釐清跨境資金的流動渠道和流動機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資金流入與流出的渠道和機制，而且也還沒有充分了解在經濟不景氣時，這些資金流動是如何逆轉的。

為加強監管方面的國際合作，金融穩定論壇(FSF)近來選定了30家大型國際性金融機構，並為它們分別成立了由其母國監管機構為主、主要東道國監管機構參加的聯合監管機制(supervisory college)。在運作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應該及時評估這些聯合監管機制在加強跨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監管方面的有效性與充分性，並提出改進建議。同時，作為全球風險預警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和監測。

二、改革金融監管體系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1.改進金融監管的第一步是監管的自我批評

中國古代先哲的教誨是：「吾日三省吾身」 ，這句話濃縮了東方哲學對自我批評的重視。在分析當前危機並從中吸取教訓的過程中，我們迫切需要不斷反省，吸取教訓，只有這樣，才能啟動深遠的改革。近來，我們卻不斷聽到一些對本次金融危機缺乏自我反省，試圖尋求借口、推卸責任的言辭。這種缺乏自省的做法將會妨礙對當前金融監管系統性缺陷的客觀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