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審慎監管

『壹』 mpa宏觀審慎監管相比監管信貸規模監管有哪些主要區別

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區別主要顯現在不同的監管目標以及由此而採取的不同監管措施上。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防止經濟增長(如GDP)受影響；而微觀審慎監管的目的在於控制個體金融機構或行業的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
在監管內容上，宏觀審慎監管側重在對金融機構的整體行為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影響力的監管上，同時關注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因素；而微觀審慎監管側重於對金融機構的個體行為和風險偏好的監管。從具體監管對象上看，宏觀審慎監管更關注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如銀行和金融集團)的行為，金融市場整體趨勢及其與宏觀經濟的相互影響；而微觀審慎監管則更關注於具體金融機構的合規與風險暴露情況，避免使投資者和儲戶等個體遭受不應有的損失等事件。
良好的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可以相互促進，增強彼此的監管效果。比如，對於銀行的信用風險敞口監管，微觀審慎監管措施會關注該銀行信貸資產的集中度和相關放貸政策，而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則會關注銀行業整體的信貸規模及其與有關資產價格的關系，並據以判斷銀行體系是否正在積累信用風險。由於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手段也會大相庭徑，比如宏觀審慎監管會因為強調整體的穩定性而忽略對個體利益的保護，而微觀審慎監管則相反，首先關注的是個體風險控制。

『貳』 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 區別 聯系

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區別與聯系：

1、目的不同。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防止經濟增長受影響；而微觀審慎監管的目的在於控制個體金融機構或行業的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

2、內容不同。宏觀審慎監管側重在對金融機構的整體行為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影響力的監管上，同時關注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因素；而微觀審慎監管側重於對金融機構的個體行為和風險偏好的監管。

3、對象不同。宏觀審慎監管更關注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行為，金融市場整體趨勢及其與宏觀經濟的相互影響；而微觀審慎監管則更關注於具體金融機構的合規與風險暴露情況，避免使投資者和儲戶等個體遭受不應有的損失等事件。

4、聯系：良好的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可以相互促進，增強彼此的監管效果。由於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手段也會大相庭徑，比如宏觀審慎監管會因為強調整體的穩定性而忽略對個體利益的保護，而微觀審慎監管則相反，首先關注的是個體風險控制。

(2)宏觀審慎監管擴展閱讀：

宏觀審慎監管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識別系統風險，即發現、監測和計量系統風險及其潛在影響；二是降低系統風險的發生概率，即通過提高監管標准和採取針對性監管措施等，預防系統風險爆發；三是緩解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溢出效應，即在系統風險爆發後，限制破壞的程度和范圍，盡可能降低經濟損失。

審慎監管框架分為宏觀審慎監測框架和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兩個部分。前者通過指標體系識別和監測系統風險，後者側重於研發干預系統風險的政策工具。作為二者的基礎，還應確立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監管主體之間的分工合作機制。

『叄』 如何完善金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

金融市場是復雜的有機整體，為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給實體經濟發展營造一個平穩健康的金融環境，應綜合考慮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市的聯動性，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加強政策協調，綜合施策。

第五，對房地產市場綜合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不宜放水或大幅緊縮。二是要堅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方略，保持調控政策定力。切實落實好地方政府穩定房價的主體責任，對穩定房價不力的城市應兌現問責。三是加大對市場游資及風險區域的監測預警。四是二線城市在加入人才爭奪戰的同時，應事先採取預案，應對可能隨之而來的住房投機炒作。五是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租住同權，為有效擴大租賃住房供給提供經驗。

『肆』 宏觀審慎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的區別

宏觀審慎政策：
1、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征稅。
2、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考慮到中國銀行業發展現狀，若要控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風險，限制銀行資產規模和降低可替代性的途徑並不可取，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風險關聯度。
在目前的貨幣政策不改變其總量調節基礎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擁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而且兩者難以相互替代，因此加強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之間的配合就顯得非常必要。事實上，中央銀行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不是徘徊於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取捨關系，而是如何在當前的經濟穩定與未來的經濟穩定之間做出決策，即政策的實施必須通過對物價穩定和金融失衡的雙重視角來全面評估經濟狀況。當經濟過熱跡象出現時，如果貨幣政策仍然寬松，則任何後續的宏觀審慎工具都難以奏效。換言之，宏觀審慎監管的結構性調節優勢必須以適當的貨幣總量調節為基礎。

宏觀審慎監管是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金融系統對經濟體系的負外部溢出而採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
兩者的主要區別為監管是根本，政策是要隨著局勢的變化而進行周期性的改變。

『伍』 宏觀審慎監管的什麼是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是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金融系統對經濟體系的負外部溢出而採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
與微觀審慎監管不同，宏觀審慎監管以防範金融危機為目的，關注金融系統風險的部分內生性特徵而不僅僅只重視外生性風險。同時，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給定時點上風險跨機構之間的分布及整個系統中風險的跨時間分布」，即橫向與時間兩個維度。其中，橫向維度關注因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與同質性而產生的共同風險敞口問題，而共同風險敞口被認為是危機時期大量金融機構相繼破產的重要原因；時間維度方面則關注如何抑制金融體系內在的順周期特徵。
由於意識到金融監管過分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的安全從而忽視了保障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這一更為重要的目標，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國際清算銀行(BIS)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概念，以此概括一種關注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管理念。上世紀80年代，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正式出現在BIS的報告中，但由於微觀審慎監管仍然是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中的焦點，直到本世紀初，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才得到較為清晰的界定。
1979年6月28-29日，在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前身庫克委員會(CookeCommittee)在一次關於國際銀行貸款期限轉換的討論會中首先提到了「宏觀審慎」一詞。在公開文件中的首次亮相卻是在1986年，歐洲煤鋼聯營(ECSC)在當年的《國際銀行新近創新報告》中用部分段落正式討論了宏觀審慎政策。隨後，「宏觀審慎」一詞開始被越來越多地提到，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仍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作為一個驅動因素，此後「宏觀審慎」一詞開始大規模應用。1998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邁向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框架》的報告中最先將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用於監管金融體系。
宏觀審慎監管的具體目標可以分解為二：一是限制金融風險的累積，降低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或強度；二是強化金融體系對經濟下滑和其他負面沖擊的恢復能力。限制風險累積可以理解為對系統風險的事前預防，強化恢復能力是對系統風險爆發後的事後補救。
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定位是對微觀審慎監管的補充。這意味著在審慎監管的框架內仍然以微觀審慎監管為主，宏觀審慎監管處於協助性地位。在具體的監測方法和監管工具上，宏觀審慎監管可以成為微觀審慎監管的延伸和擴展。
宏觀審慎監管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識別系統風險，即發現、監測和計量系統風險及其潛在影響；二是降低系統風險的發生概率，即通過提高監管標准和採取針對性監管措施等，預防系統風險爆發；三是緩解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溢出效應，即在系統風險爆發後，限制破壞的程度和范圍，盡可能降低經濟損失。
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分為宏觀審慎監測框架和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兩個部分。前者通過指標體系識別和監測系統風險，後者側重於研發干預系統風險的政策工具。作為二者的基礎，還應確立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監管主體之間的分工合作機制。

『陸』 國家審計如何推動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立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都在著力加強以宏觀審慎監管為重要內容的金融監管改革，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也正式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逐步展開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為核心內容的金融監管改革。而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環節，在開展重大金融監管改革的背景下，理應不斷創新、與時俱進，從而推動建立有效金融宏觀審慎監管制度，實現其抵禦、改進和預防等「免疫系統」功能。
一、我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面臨的問題及挑戰
（一）我國缺乏混業經營的金融監管經驗，監管難度越來越大。
盡管我國仍然實施嚴格的分業經營體制，並形成了以一行（中國人民銀行）、三會（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為主體的較為完整的分業監管體系。但目前在銀行、證券和保險業的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混業經營性質的金融服務項目，混業經營已經萌芽，這對先行的分業經營監管體製造成了強大壓力。不同監管部門既按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又按金融業務進行監管，交叉監管的現象突出，不僅制約了金融業務的創新活動，也經常給市場發出互不協調、相互矛盾的信號，極大的影響了金融監管的成效和金融改革的進程。隨著中國未來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許多國內現有的管制或規定將被強行突破，金融分業監管的難度將越來越大。
（二）逆周期操作將對資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
金融風險的發生會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金融機構應該在經濟繁榮時期儲備更高水平的資本，以便在經濟蕭條時期擁有更大的緩沖餘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作為一個典型的宏觀審慎工具，就是逆周期操作的體現。特別是當借貸總額超過經濟上或某個領域上應有的平均值時，由於用於購買資產的借貸不斷增大，將導致資產價格上升從而引起系統性危險的持續擴大。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雖然不能結束繁榮衰退周期，但將有助於減少幅度。
在人民銀行2009
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明確提出，「只有銀行在經濟高漲時計提充足的損失准備，在衰退到來時才不至於因准備不足而被迫緊縮貸款。」這意味著，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標准很可能提高，以限制杠桿率。
（三）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重點應放在對系統風險的預警，強調「市場准入」、「過程監管」和「市場退出」的監管。
由於歐美國家混業經營、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存在，系統風險主要存在於風險在金融市場間的傳播，而中國的系統性風險主要是由金融體制的「信貸配給異化」（間接融資市場更發達且信貸資源主要投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造成的宏觀經濟周期引發的。因此，對系統風險的防範上，與歐美國家將防範重點放在對「系統性重要機構施加額外資本」和「破產隔離機制」上不同，我國應放在對「宏觀系統風險」的預警上。同時，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模式是保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有力支撐，中國金融體系要重視的不是美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反而是太多的「小而不倒」的問題。中國應加強「市場准入」和「市場退出」的監管，允許國內民營資本自由進入各類金融機構，建立國有金融機構的有效退出機制，並加強「過程監管」，防止監管黑洞。此外，與傳統金融風險預期模型不同，宏觀審慎風險預警的重點應放在分析金融體系的信貸增長、資產價格和杠桿率等指標相互影響的機制、主要特徵及演變趨勢，以及宏觀經濟大幅波動對金融體系可能造成沖擊的渠道，並進一步分析金融體系之間如何反作用於宏觀經濟等。
二、國家審計如何推動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宏觀審慎監管最直接的目標是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金融系統對經濟體系的負外部溢出而採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的推動我國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立，國家審計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助力。
（一）強化宏觀意識，關注金融監管體系中重復監管與監管缺失並存的問題，促進建立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逐漸推進一體化監管體制。
此次金融危機表明，宏觀審慎監管只有在央行和其他金融監管機構保持密切聯系的情況下，才能在承受壓力時有更迅速的反應並做出更好的決策。因此，國家審計應該關注「一行三會」重復監管和監管缺失的問題，及時予以反映，促進金融監管部門對各自現有的金融統計資料庫結構和統計網路進行改造，建立統一的、獨立的、可自動生成統計指標和金融監管指標的宏觀審慎監管共享資料庫，形成統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來源，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從而避免監管不協調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審計還可採取審計調查的方式，探討逐步推進一體化監管的可能性。因為一體化監管不僅具有規模經濟優勢，可以節約監管成本，消除監管真空並避免監管套利，更好地適應混業經營的要求；還能更加迅速的發現金融系統風險並對風險做出高效反應，及時採取逆周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二）將銀行業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資本金充足情況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一項常規審計內容，及時反映銀行業潛在系統風險，充分發揮審計免疫功能。
我國銀行體系的高脆弱性主要表現在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和不良貸款比率過高，但由於銀行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高儲蓄率和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使得商業銀行體系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擠兌風險。但隨著證券市場以及其他資本市場對儲蓄的分流，銀行體系的風險將逐漸顯露。特別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調查結果顯示，資本金缺位是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主要風險。
因此，將銀行業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資本金充足情況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一項常規審計內容，重點揭示資本金「名存實亡」的問題，可以為逆周期政策的選擇和決策提供依據，也可以補充監督金融行業的運營安全，降低金融系統風險。
（三）國家審計通過對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和監督，對於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審計對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監督，對於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家審計可以發現各種不利於宏觀逆周期政策執行的問題和隱患，並對問題進行分析和評估，為實施恰當的政策提供基礎的、可靠的信息，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建立；其次，國家審計對於「准入監管」、「過程監管」等政策的執行情況和效果進行審查和監督，為政府提供合理建議，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完善；最後，國家審計對於金融監管機構及其相關工作進行審查和監督，可以提升金融監管機構的信息質量和管理水平，從而協助其實現宏觀審慎監管。（孟嶺）

『柒』 如何運用宏觀審慎監管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運用宏觀審慎監管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宏觀審慎管理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政策工具。目前，國際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見，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設計主要應從以下三個維度來考慮：一是時間維度，主要是關注順周期效應，即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系統的風險是否在金融體系內部和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作用下被放大了。這主要考慮採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業維度，主要關注某一特定時點上由於銀行間相互依賴的支付體系和共同風險敞口。這主要考慮不同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針對系統的重要性銀行制定嚴格的規則。三是結構維度，根據金融系統的結構特徵，制定限制金融體系風險承擔和抗風險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指出，宏觀經濟審慎監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應從防範系統性風險的角度出發建立逆周期調控機制。他還表示，要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彌補監管真空和不足，防範和控制好潛在的系統性風險。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當前主要經濟組織和監管當局最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資本緩沖，它要求金融機構在經濟繁榮時期持有更多的資本，以利於其在經濟低迷時期可以維持合理的信貸供應。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基本框架的規定，各成員國可根據「信貸/GDP」指標超出趨勢值的程度等要求銀行增加2.5%以內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保護金融體系由於信貸激增所帶來的逆向沖擊。近幾年，我國央行在不斷探索逆周期的貨幣信貸動態調控機制，以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對系統性風險的調控作用。該機制將利率、匯率等價格型指標和貨幣信貸增長等數量型指標通過窗口指導等方式進行風險提示，以減少金融機構「羊群效應」對系統性風險的放大作用，另外還運用信貸政策、差別准備金等政策工具來引導和加強貨幣信貸的平穩增長和調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第二，在加強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方面，根據巴塞爾協議Ⅲ的基本框架，系統重要性銀行應當在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承擔損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統性資本附加和系統性流動性附加，它是依據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邊際貢獻，要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應當持有與其系統地位相對應的附加資本金和流動性資本，以緩解其自身失敗導致的向其他金融機構的傳染效應。第三，針對金融體系的結構特點，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對流動性和杠桿率的要求。為提升控制流動性風險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動性覆蓋比率）和NSFR（凈穩定融資比率）兩個指標。作為對最低資本要求的補充，新的杠桿率測算涵蓋了表外風險。除此之外，宏觀審慎管理還將一些影響金融體系失衡的宏觀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通貨膨脹率等，納入到了金融部門的評價計劃中。
二是中央銀行主導宏觀審慎管理。在國際金融管理體制改革中，加強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職權已成為一種趨勢。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國際上普遍實行的是中央銀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讓渡監管職權給專門的監管機構。金融危機的爆發顯示出了這種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國政府部門和理論界資深人士組成的30人集團公布的《金融改革：一個金融穩定框架》報告中提議，應當給予中央銀行足夠的監督權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僅在金融危機時期也能在信貸擴張時期發揮更大作用。受此影響，英美、歐盟等國家紛紛擴大了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許可權。
長期以來，對於中央銀行是否應擁有金融監督職權一直存在著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中央銀行不能兼任金融監管職能和貨幣政策職能，否則存在利益沖突：央行對微觀金融的關注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另一種觀點則贊同央行應當同時具有金融監管職能和宏觀政策制定職能，理由是：由於央行具有降低系統性風險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況下扮演著最終貸款人的角色，理應對金融機構行使監管權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反映出：中央銀行缺乏對金融機構特別是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不利於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防範。
在我國，賦予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管理職權的意義在於：第一，有利於我國政府從宏觀層面和國家整體上對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進行識別和判斷。第二，我國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有利於我國以國際視野展開系統性風險的早期預警工作。當然，加強中央銀行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並不意味著取締金融監管機構，而應當是正確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第三，有助於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協調發展。

『捌』 央行宏觀審慎評估體系是個啥 有什麼好處

央行宣布從2016年起將現有的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
MPA體系的主要構成：重點考慮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七大方面，其中資本充足率是評估體系的核心
MPA關注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等納入其中，以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同時利率定價行為是重要考察方面，以約束非理性定價行為。
MPA按每季度的數據進行事後評估，同時按月進行事中事後監測和引導。
當前混業經營以及金融創新使得現有的一行三會監管模式顯得捉襟見肘，無論是今年股市的大調整以及2013年錢荒，實質都有監管不力的因素。次貸危機的爆發實際上也是監管者不重視宏觀審慎監管而引發的。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區域性及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加強微觀審慎監管的同時，更要加大宏觀審慎監管的力度，MPA體系的建立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總體來看，MPA體系的建立，有助於提升監管機構間的協調效率，更好的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提高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效果，同時更有力的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後續需要關注的是：MPA體系涉及的七大指標體系的細化及後續監管；廣義信貸替代狹義信貸之後，對全年信貸額度、M2增速目標的影響。
興業宏觀：關上歪門，開了個正窗
央行開會部署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我們覺得以下幾點比較有意思：
1) 提出「廣義信貸」，加強對銀行資產端的監管；
2) 強調「利率定價行為」，在存貸利率作為政策利率指示意義下降背景下，加強對銀行負債端的監管；
3) 指出「加強逆周期調節」，進一步理順信用派生過程，在加強對銀行資產、負債監管下，推動銀行表外轉表內。
擴大信貸概念，加強對銀行資產端的監管
銀行資產在金融機構中佔大頭，各種各樣的加杠桿、逃避監管的融資方式，都或多或少跟銀行資產有聯系。此次會議擴大信貸的概念范圍，提出「廣義信貸」，把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等都包進來，可以規范那些借道這些資產加杠桿的行為，加強對銀行資產端的監管，防止信用風險的過度積累。
關注銀行利率定價行為，加強對銀行負債端的監管
由於完全放開了存貸利率的上下限，存貸利率作為政策利率的指示意義下降，同時銀行對銀行負債端的影響也減弱，央行面對如何去有效影響實體經濟利率的問題。央行的貨幣政策框架需要做改變，一種可能是像歐美等的成熟央行那樣用銀行間的短期利率作為政策利率，這就需要市場去形成各種期限的利率，並完成短端利率向長端的傳導。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利率市場化的過程，銀行做為當前這個利率形成的主要參與者，強調其「利率定價行為」，一方面加強了對銀行負債端的監管，另一方面也是對新的貨幣政策框架的准備。
進一步理順信用派生過程，推動銀行表外轉表內
從整體上來看，外匯占款增長下平台、對表外融資的監管也加強，這就導致在一段時間內貸款在社會融資里的作用上升。雖然接下來直接融資的比重會逐漸上升，但當前貸款仍佔主要地位。無論從穩定經濟還是從防止爆發系統性信用風險來看，信貸都需要保持寬松力度。今年取消貸存比限制、央行逐漸轉向投放長期資金等，都是不斷理順信貸派生的過程。會議中提出的MPA體系強調了「加強逆周期調節」，也是為寬信用創造進一步松綁。而且，前面提到的對銀行資產端、負債端都加強監管，也會推動銀行表外轉表內，信貸渠道的順暢，也起到了「關上一扇門、打開一扇窗」的作用。
整體上看，央行傾向加強對銀行資產、負債兩端的監管，進一步壓縮不規范融資的空間，同時，又進一步理順了信貸派生渠道，讓寬信用發揮更大作用。

『玖』 宏觀審慎監管主要強調什麼監管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了嚴重沖擊，同時也暴露了單單強調微觀審慎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在許多情況下，微觀審慎監管難以確保金融機構有足夠的資本和流動性以應付金融危機中的沖擊{1}。這場危機加速了各國金融當局改革監管機制的步伐。其中，國際組織和各國的改革突出表現在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出台有關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法規，以及成立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組織{2}，旨在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重要目標。總結歸納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對於危機之後改革金融監管的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作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基本原則的產生背景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在2012年12月的《宏觀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實施（Operationalis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報告{3}中，明確提出了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7個普遍性原則。具體而言，這7個普遍性原則可以歸納為幾下幾項：第一，系統性風險的判斷應整合監管信息、市場情報和總指標數據；第二，金融機構和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包括跨境風險和相關的對沖市場，必須得到監視和分析；第三，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該注意金融基礎設施的工具開發和政策制定，旨在應對特定的風險或失衡的判斷，這些工具可以基於固定或可變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可以與傳統的微觀審慎工具相似，也可以限制為特定類型的風險識別和新的工具；第四，強化國際信息共享；第五，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應該由一個獨立的中央機構、正式的委員會或類似的制度框架來負責，它應該由央行的部門或者由央行作為核心角色來執行；第六，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當具有明確的任務和目標，應當獲得足夠的權力，並承擔足夠的責任；第七，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交流機制需要清晰地傳達金融穩定評估和滿足公眾關於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成果的期望。這7個原則是現有的文獻資料中歸納較為全面的內容，不僅涵蓋了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和范圍，也兼顧了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因此是現階段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基本原則的參考範本之一。
（一）在國際層面重視建立合作協調制度
這個趨勢體現在各個重要國際組織的行動中。國際清算銀行將強化國際信息共享作為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普遍性原則之一。就具體措施而言，評估全球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是應對系統性風險的重要部分之一。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開發一個評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的機制。不過，雖然國際合作協調機制已經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但是其相關的實踐還剛剛起步，還存在大量的現實問題。在金融穩定理事會2013年4月的報告{4}中指出，對於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有效可行的處置機製取決於有效的跨境合作框架；有效的處置計劃需要最新的信息，這些都需要在母國和東道國當局之間建立起更加明確和有效的信息交換機制。
（二）在國家層面重視建立統一的監管機構
總結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缺乏宏觀的協調決策能力，是此次危機的教訓之一。
第一，金融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容易造成監管重疊或真空。一方面，在功能型監管模式下，一個金融機構會同時受到多個監管機構的監管，每個機構的監管標准不一致，容易產生監管權力的沖突，延誤最佳監管時機；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權力的分散在監管許可權不清晰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監管漏洞，缺乏宏觀目標的監管不利於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第二，缺乏宏觀監管的領導部門，無法進行統一協調決策。分散監管的缺陷，使得在系統性風險蔓延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機構擁有足夠的監管許可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最佳的監管時機可能因各金融監管機構長時間的協調而錯失。
以美國為例，其金融監管改革重要成果之一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該法第112條明確了委員會在宏觀協調中的14項職責。其中，第5項規定了在國內金融服務政策的完善、規則制定、檢查報告要求以及採取執法行動中，該委員會負責促進各成員機構和其他聯邦機構的信息共享和協調；第7項明確指出委員會負責識別監管中的漏洞和具有影響金融穩定的風險。
筆者認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是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時需要遵行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原則，它反映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本質和特徵，與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密不可分。根據現有的國際和國內實踐，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納為逆周期監管原則、協調監管原則和全局監管原則。
二、逆周期監管原則
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目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就作用范圍而言，宏觀審慎監管旨在解決金融系統中兩個維度的風險：一是時間維度的風險，即隨宏觀經濟周期變化而累積的風險，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二是跨行業維度的風險，即在給定時點上，風險在金融體系中的分布，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集中{5}。應對危機的出發點是減少順周期性，增加逆周期性{6}。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在其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7}指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針對財務周期，積極地限制金融風險的積聚，旨在減少金融蕭條的概率或幅度。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如今的一項重要監管任務，就是針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降低順周期性的效應。
2003年《巴塞爾協議II 》所確立的三大支柱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並沒有很好地起到降低銀行業風險及保證國際金融體系安全的作用，使金融機構順周期性問題更加明顯。為此，2010年的《巴塞爾協議III》在總結和反思國際金融危機的基礎上對相關制度進行了修訂，除了要求進一步加強微觀審慎監管之外，更加註重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視角設計相關監管思路和政策工具，尤其是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成為了後危機時代規范和監管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依據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參考。
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研究提出緩解順周期問題的政策工具，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周期計提資本緩沖，以滿足下行周期吸收損失的需要{8}。為此，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立了宏觀變數工作組（Macro-variable Task Force），負責逆周期資本緩沖框架的研究和規則制定工作。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報告指出，解決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9}。
為了防範和應對流動性風險，《巴塞爾協議》中很重要的一個資本緩沖規則，包括了基本資本要求、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其中,逆周期資本緩沖是《巴塞爾協議III》的重要成果。逆周期資本緩沖是指經濟上行情況下計提一部分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便在信貸增長過激而導致經濟下滑的時候，有充足的緩沖資金可以運用，屬於未雨綢繆型的手段。
資本緩沖規則在應對周期性的系統性風險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本輪改革中，撥備規則也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性質。撥備是進行財政預算時，估計出現虧損時所預留的准備資金。撥備是用來應對風險資產可能引致的損失。撥備包括前瞻性撥備、動態撥備等，主要是考慮經濟周期的變化。在經濟景氣周期上升階段，可以多計提撥備，以便於在景氣周期下降階段可以消耗這些撥備，這也是逆周期調節的體現之一{10}。
時間維度的系統性風險與經濟周期相關，而金融體系自身帶有十分明顯的順周期性，金融創新也放大金融周期，順周期性也受經濟周期等其他因素的推動而不斷得到強化。實施逆周期的措施，使內在順周期性得以緩解，以達到控制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逆周期監管十分必要。
三、協調監管原則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對單一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防範系統性風險是當今金融風險防範的重要目標。系統性風險在橫向的角度，表現為跨行業的結構性風險。如何解決多個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國際金融服務的交流和合作程度不斷加深，與之相適應，金融監管也需要更加重視國際間的協調。
（一）跨行業的協調監管
從跨行業的維度來講，宏觀審慎監管重在防範金融體系的結構性風險。市場結構同樣也是系統性風險的來源。在風險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沖擊產生的後果取決於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構性特徵。市場結構會受到金融體系內風險分散或聚集程度的影響，即使在金融體系內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交易時間、條件固定的前提下，它也會影響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缺乏或不充分的透明度，將加大對金融機構及其金融產品風險判定的難度和復雜性{11}。為了防範和應對金融體系跨行業傳遞的系統風險，各國在金融改革中完善原有監管機構的職能或新設監管機構，必須強調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
以英國近幾年的改革為例，在《2009年銀行法（Banking Act 2009）》的第一部分特別處置機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SRR）就規定了財政部、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和英國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信息共享的內容，規定金融服務局可獲得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在金融穩定方面的監管信息，同時要求在特別處理機制中加強與存款保險機構的協作{12}，以此作為銀行監管和處置的守則。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英國逐步打破了1997年建立起來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業務逐步被新設立的機構所取代，其中在英格蘭銀行內部設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於2013年4月1日正式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13}，並由其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負責監測系統性風險{14}。金融政策委員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向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和金融行為局(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提出關於金融穩定的指導和建議{15}。金融政策委員會做出的指引，同時也需要以副本的形式知會財政部{16}。縱觀之，《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的修訂，十分重視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明確了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方式；英格蘭銀行將取代金融服務局成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唯一機構，由下屬的金融政策委員會作出宏觀審慎的指導和建議，並與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局配合與協調。
與英國的模式不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