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漕運

『壹』 京杭大運河的漕運文化內涵體現在哪些方面

漕運文化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運河是活著的文化遺產，漕運文化是運河文化的內涵之一。

漕運興於秦而亡於清。漕運對我國歷代政權的存在和延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發展漕運歷來被為歷代的統治者所重視。

宋代人承認，漕運為「立國之本」，明代學者將運河與漕運喻之為人之咽喉，清代思想家康有為說：「古代漕運之制，為中國大政。」

京城是封建王朝的國都，這里人口密集，經濟繁榮，如何保證京城皇宗和顯貴，以及社會上不同人們的生活需求供應，是國家的一件大事。

唐代初期，每年漕運糧食只有20萬石左右，至天寶時期，每年漕運增至400萬石。安史之亂以後，因地方割據勢力劫取漕糧，歲運漕糧不過40萬石，能進陝渭糧倉的十三四萬石。

唐德宗建中年間，淮南節度使李希烈攻陷汴州，使唐朝朝廷失去了汴渠漕運的控制權，因物資供應不上，使得京城陷入絕境，唐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789年，有一次長安城發生糧荒時，恰好江淮的鎮海軍節度使韓晃把3000石米運到關中，皇帝大喜，對太子說道：「米已至陝，我父子得生矣！」

這個典型事例，生動地說明了漕運與國家命運的密切關系。

至宋朝，對漕運非常重視，宋太祖曾對向他獻寶的大臣說過：「朕有三件寶帶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

明清兩代除了重視京杭大運河的整治和運河航運工程建設外，也非常重視漕運的管理工作。

明代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為了保證把漕糧如數運達北京，明朝朝廷設置了專門的軍管和政府管兩套班子，制定了許多漕運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

漕運總兵和總督一職的官員級別一般是正二品或三品，朝廷還派5名戶部主持官充任監總官，往返巡查，以監督兌運。地方衙門還設置趲運官和押運官，負責漕糧進京准時到達。

為了及時處理漕運途中出現的刑事案件，明朝朝廷又設置了巡漕御史，理刑主事等官職。在基層漕官中還設置衛守備，統管本衛各幫人船。衛守備之下有千總，千總之下設把總和外委等下級軍官，協助千總管理本幫漕務。

漕運沿途還有各種役夫，分為閘夫、溜夫，即挽船、壩夫，即挽船過壩、淺夫，即護堤、泉夫、湖夫、塘夫，即供水、撈沙夫、挑港夫等，從北京通州至江蘇瓜州的京杭運河，共設各種役夫47004人。

清代京杭運河管理機構及漕務管理辦法沿襲明制。漕運總督官銜為二品，參將為正三品，均屬於位高權重的大吏。

各代封建王朝，在繁盛時期，一靠強大的中央集權政治統治；二靠龐大的漕運管理組織，把全國各地的糧食和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城，維護著封建王朝的繁華局面。

當王朝統治者出現腐敗無能，地方出現割據，諸侯各霸一方的時候，國家的漕運也就難以維持了。

『貳』 漕運的歷代漕運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飢荒，秦穆公下令從秦國都城雍（今陝西鳳翔）用龐大船隊通過渭河、黃河、汾河運送幾千噸糧食到晉國都城絳（今山西翼城東南），是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發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從揚州引入長江水經過樊梁湖、博芝湖、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從水路調兵運糧。三年後吳王夫差擴展邗溝，開荷水運河，接通泗水。 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徵收財物（主要為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穀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後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產，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餘鍾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政府曾先後採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海口，築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黃河徙道後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余水，流經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陝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局來看，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里）。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東漢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淮河、長江流域是南北對峙政權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積谷為要務。孫吳都京口（今江蘇鎮江），曾疏鑿杜野（今鎮江市東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蘇丹陽市北十餘里）的徒陽運河。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後，又開鑿小其（今江蘇句容東南十七里許）至雲陽西城（今句容縣南唐庄）間三十餘里的破岡瀆，立倉儲糧，以避長江漕路風濤之險。曹魏多次於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潁、洧、渠四水，開賈侯渠、討虜渠、淮陽渠與百丈渠，這一運河網東南溝通江淮，便於運兵運糧、屯田積谷。西晉末，鑒於徒陽運河位於地勢高仰的鎮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傾北瀉的狀況，於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運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節制了河水的流失。東晉時，為改善江淮間的運輸條件，曾對邗溝進行多次整治。邗溝與鴻溝、汴水等運河開通以來，淮北地區的泗水成了南方溝通中原和黃河下游的主幹。謝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遇泗水洪流，軍糧運輸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東南六十里的呂梁河等泗水支流。東晉時還於彭城之北開人工渠，使汶、濟、泗諸水相通，泗水過彭城西，入汴通黃河。北魏經略江淮，於水道之沿立倉十二處，儲漕糧以供軍需。
這一時期，針對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狀況，還建造了許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運載能力增強。 隋代先後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谷、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治東北二十里）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先後在河南、陝西運渠所在沿岸置黎陽、河陰、常平和廣通等倉。召募運丁，運儲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糧食。滅陳後，長安糧大部由江淮輸送。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儲糧二千六百萬石。
唐初，水陸運抵關中之糧僅一二十萬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關中運道艱險，東南運路長年失修，故唐廷常駐東都（洛陽），「就食」太原、洛口倉（分別在河南陝州與鞏縣）的巨量積糧。開元中期，官府機構膨脹，特別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糧物需求劇增。天下漕糧，愈益以江淮為重，唐廷組織數千漕船，年運百餘萬石江淮租糧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後，改「長運法」為轉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則，於沿河就勢設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費三十萬貫。天寶元年（742），李齊物於三門峽附近鑿開元新河；不久後，韋堅又開挖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終避開了運道下段的車載陸運。這期間最高運額達四百萬石。安史之亂，東南漕路曾一度中斷，轉以長江入漢水，由陸路抵扶風（今陝西鳳翔）。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針對時弊作全面改革：開決汴河、疏浚河道；以鹽利為漕佣，僱人運輸；於河沿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創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運；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黃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則，改進轉般法；據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訓練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動盪，年運江淮米多為百餘萬石，少則五十萬石。德宗時中原藩鎮割據，扼斷運路，韓■從鎮海軍（駐江蘇鎮江）載江南糧，武裝押運，直抵中原、關中，轉般法中止。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復劉晏時的漕運水平。唐末漕政大亂，年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至關中僅十餘萬石。
貞觀六年（632）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後因不敷需要而廢罷。中期以來，因漕運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轉運使等職，主管漕政。綱運制度形成後，制定相應獎懲制，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後進一步明確由沿河縣令主持所在地段漕運事宜。 北宋漕糧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入五丈河達京。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佔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總領漕政，各路轉運司（漕司）負責徵集，發運司負責運輸。北宋對運河進行一系列整治，恢復與完善壩閘制，並創建復式船閘。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黃河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轉般法，並以「平糴」為其基礎，江湖、兩浙，宿亳（淮南路）米麥，分別糴於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和泗州。發運使一員駐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駐泗州，負責真州至京師糧運。所在糧倉稱轉般倉，豐則增糴，飢則罷糴，將當納糧額折交斛錢（額斛），另從本地倉儲中代支起運（代發）；諸路運轉司所征漕糧交發運司。若耽誤可航期，發運司則以一百萬貫的「糶糴之本」，就近趁糧價賤而糴糧起運。此法自熙寧變法以來更趨完善，發運司的本錢從一百萬貫漸升，最高達三百五十萬貫，除保證六百萬石的年運量外，真、泗二倉還有數年儲備。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倉後，還可裝官鹽返航，增加了效益。發運司掌六千隻左右漕船，綱運制進一步完善，熙寧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徵召一批商船直運至京。宋初東南六路漕米數目不定。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定歲運江淮稅米三百萬石，至道初（至道始於995）五百六十萬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於1008）七百萬石，其後漸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運河設施改善，年運量達八百萬石。漕運常額，自景德三年（1006）定為六百萬石，自天聖五年（1027）起暫減為五百五十萬石。金帛鹽茶布等「東南雜運」均由運河運送。另如徐州冶鐵，年運數達三十萬斤。徽宗、欽宗時政治昏暗，漕政敗壞。蔡京廢轉般法，改直運法；「花石綱」等危害漕運事件屢有發生，故運量漸減。欽宗時汴京被圍，汴渠潰決，所入不及常數百一。
南宋漕運體系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作重大調整。建炎年間，江浙、湖廣、四川糧大多運往沿江重鎮及抗金前線，後改運臨安，運數大致仍六百萬石。諸路中，江西獨居三分之一，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幹，採取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戰亂及黃河「奪淮入海」而失效，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見元代海運）。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只能採取水陸聯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運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膠萊河，再經海道至直沽。
內河漕政的管理於至元十九年始趨完善，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六合）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黃河北岸）至大都糧運。二司各於其關鍵地設行司、分司，以求上下銜接，年運糧三十萬石。元代綱運劃為兩大組進行：短運（軍般、短般），其中又分兩段：南段由呂城（屬今江蘇丹陽）駐軍運至瓜州，北段由漢軍與新附軍由瓜州運至淮安；長運，募民船承運，從瓜州起運至淮安，由淮安分司開閘放船入淮，再由中灤、濟州分司派員分領綱船。官府另於運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負責各所在地屯田糧的運輸。
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為具體辦事機構，主要則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系統承辦。南方的「承運」系統最終定名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治平江，今江蘇蘇州）；北方的「接運」系統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後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系統各擁有布局合理的糧倉。 明代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後，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至二百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此數。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佔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系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後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隻，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徵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余皆民運。雇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餘只，以資轉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歷經改革，在明代趨於完善，計有：
①支運法（即轉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推行。規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運四次。農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民運的比重約占支運的四五成。
②兌運法。宣德五年陳■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運；河南於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於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民承擔。
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徵收，於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並行，其後兌運漸居優勢。
③改兌法（即長運法或直達法）。成化七年漕運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民運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民運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制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定漕糧全征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制漕糧改折。只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征。由於漕政腐敗，各級官府貪污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民運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民被金點應役，荒時廢業，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斗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剋扣，不斷出現逃亡現象。
明朝各省規定的漕糧份額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東：375000石
湖廣：250000石
南直隸：1794400石
蘇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應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鎮江府：102000石
揚州府：97000石
安慶府：60000石
鳳陽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寧國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廬州府：10000石
廣德州：8000石 清代開鑿中運河，徹底結束借黃河行運時代，並建成黃、淮、運交匯樞紐，緩和河面比降，減輕濁流灌運，改善了漕運條件。漕運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稱漕糧本、折三大綱）：正兌米，運京倉糧，定額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米，運通州倉糧，定額七十萬石；改徵，將漕糧改徵為其他品種；折征，將漕糧折算成銀，價銀統歸地丁項內，上報戶部。此外又實行截漕（各地漕糧起運後，地方遇災，截留部分作為賑濟，或截一地漕糧運往另一地）和撥運（主要指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漕糧，撥充陵寢及駐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數與編制稍異明代，一般以府、州為單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幫，十船互保。總數由一萬零四百五十五隻升為一萬四千五百隻，而實際運於漕運的僅七千隻左右。每船裝運量不得超過五百石，另可裝土產往返各口岸行銷（後因運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終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運丁）。發運時每船配運軍一名，運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十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河漕施行以來，經費拮據，弊竇叢生，復行海運的呼聲日趨高漲。道光五年（1825）於上海設海運總局，天津設收兌局，並特調琦善等總辦首次海運。次年正月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分二批載運北上。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海，行四千餘里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載運免稅貨物二成往來貿易，調動了商船積極性。海運糧佔全部漕糧總數之半，節銀米各十萬。道光以來河漕在十二三萬石之間，海運糧則達一百二十萬石左右。
晚清時期發生了一系列與漕運有關的事件，最終導致漕運的衰落：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後期，不惜付出重大代價，攻佔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成為整個戰爭中決定性的一戰。
1853年後，太平天國占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漕運被迫中斷。戰爭極其慘烈，期間運河沿線的主要城市，包括揚州、清江浦、臨清、蘇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創，部分甚至全部焚毀。
1855年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
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
1901年，停止運河漕運。
1904年，撤廢漕運總督。
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叄』 漕運中官職的布置是怎樣的

漕運最高長官復為漕運總督制，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人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肆』 漕運總督的漕運

「漕」？水運也。明清之際，由沿海省份徵收米石，沿水路運河直達北京，故稱「漕糧」。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設漕運總督官職，專司職掌漕運。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運。亦沿明制設漕運總督。該官品秩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類今國防部副部長）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類今監察部副部長）銜，則為從一品。乾隆十年後，都察院不設專員，御史規定由巡撫、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兼銜。
漕運總督權威重，有親轄武裝部隊，還有水師營。仿地方總督、巡撫之「督標」、「撫標」，而稱之為「漕標」。今據《光緒會典》載：漕運總督所親轄「漕標」共分本標左、中、右、城守、水師七營，兵額3400餘人。轄制武職官佐，最高為從二品的副將。並節制魯、豫、蘇、徽、贛、浙、鄂、湘八省漕糧衛、所（因上述八省漕糧歸漕運總督管轄，其餘省份糧務歸地方總督、巡撫）。
漕運總督設衙門，非今人所想像稱「總督衙門」，而稱「總漕部院衙門」，衙址設於江蘇淮安。總督按清代官場規矩，尊稱「漕台」。因其領兵，故又尊稱為「漕帥」。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出行儀仗、官銜燈籠署「總漕部院」。沿海收糧起運、漕船北進、視察調度、彈壓運送等，均需總督親稽。每年漕船北上過津後，循例要入覲皇帝，匯報漕糧完成諸事。咸豐年間因戰事頻仍，咸豐皇帝特令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咸豐十年裁撤江南河道總督，其河工調遣、督護及守汛、防險事務，均由漕標部隊兼管，這是漕運總督權威最重之際。漕運總督不受部院節制，向皇帝負責，可專摺奏事。直到光緒三十年河運全停，漕運總督才被裁撤。
漕運總督節制八省漕糧，於每省設負責漕運的督糧道（又稱「糧儲道」），正四品。督糧道職責是監稽收糧、督押糧船，直馳山東臨清，待山東糧道盤驗結束回任。山東糧道須待最後一次糧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後一次糧船按規定由漕運總督親押至通州，並向皇帝述職後才可回任。
為監督漕運，明代還專設巡漕御史，負監察之責，權力極大，不受漕運總督節制，直接向皇帝負責，有權彈劾總督。清代亦仿明制，設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辦漕務。品秩不高，但職權令人忌憚，可風聞專折密奏。相比較費力不討好的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在明、清兩代可屬肥差，又因與紳糧大戶、漕幫（青幫）密切，故內幕甚多
另外，漕糧裝運、徵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運送時間、航行里數都有繁雜的制度，各省有船幫，胥吏勾結，正糧之外「耗米」、「耗費」橫收暴斂，苦的是承擔漕糧、漕運的老百姓！

『伍』 漕運總督的相關頭銜

明代的漕運總督的全銜一般情況下是「都察院囗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也就是說他兼任一個巡撫，像一個普通巡撫那樣管理一塊地方。是因為在明代鳳陽是皇帝的老家，雖然明明開府淮安，卻不稱淮安而稱鳳陽。但是，有時人們還是稱他為「淮撫」，而不稱「鳳撫」。「等處」是指哪些「處」呢？是：淮安府、揚州府、鳳陽府、廬州府，和州、滁州、徐州，總稱四府三州。鳳陽府、廬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廬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長江以北整個淮河中下游地區。雖然轄地與南直隸交叉著，但他仍然要對他所轄范圍內的事務負責，明末張獻忠燒了鳳陽，漕督楊一鵬不就因此掉了腦袋了嗎？所以淮安儼然是一個行省，漕運總督不光是一個專業官員，也是一個方面大吏，而淮安則是一個准省級城市。漕運總督要像其他督撫那樣，總理全省軍政事務，包括督理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等事項。如有戰事發生，可以選將調兵，組織備戰。對於才能不濟或是不聽命令的官員，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都可以參究、拿問乃至以軍法從事。至於上書彈劾，致某一下級官員被貶被殺，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實，淮安有巡撫在前，有漕運總督在後。也就是說，在未漕運總督時，淮安就曾有巡撫了。《明史紀事本末》卷24「河漕轉運」載：耿九疇，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撫鳳陽。敕曰：「往者命爾巡治鹽法，今特命爾兼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撫安兵民。」其范圍與後來漕運總督所兼巡撫的范圍一樣。
漕運總督的事務本來就夠已忙的了，還要巡撫這么大一塊地方，經常忙不過來，所以經常單獨另設一巡撫。如成化八年分設過，第二年就裁並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騷擾，又單設巡撫，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後，四十年又裁並。崇禎十四年又分設，直至明亡。 這個職銜在明代，大約始於楊一鵬。崇禎六年（1633）他任漕運總督時，頭銜最後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個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後，繼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運總督時也有這一職銜。但是在清代，已成為一個固定的職責了。
在清代，漕運總督的職責情況有所不同。順治元年（1644），僅設漕運御史，次年5月年即設漕運總督，仍駐淮安，但不兼鳳陽巡撫了。順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辦法，由漕運總督兼鳳廬巡撫事。十六年復單設江北巡撫，漕運總督則專管漕運，不再兼巡撫職。後又裁省江北巡撫，仍由漕運總督兼任，但不名「鳳陽」、「江北」，而曰「淮揚」，提督軍務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糧餉職銜。咸豐十年（1860），因為太平天國革命，形勢緊張，又授權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各官。光緒三十年（1904），即改設為江北巡撫，正式成立一個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銷了。
清初雖仿明制設立漕運總督，因為用的是漢臣，鼎革之際，新統治者實在有點不放心，因而又於順治三年（1646），添設理漕部堂。由滿洲侍郎一員出任總理，與漕運總督同督漕運，名為「襄治漕務」。實際上是一個監督漕運總督的機構，權勢煊赫，遠過漕撫。據吳玉搢《山陽志遺》記載，初蒞是官者為庫禮，「初入中國，言語不通，性情各異，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殘忍，勾結內外，從中陰陽其說，以殘賊良民。」因為此是一個多餘的機構，且做了許多不得人心的事，順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復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務仍專歸漕督管理。漕運部堂的衙門在淮安新城。明末劉澤清封東平伯，利用大河衛官衙改建為藩府。明亡，劉澤清被腰斬，遂以藩府為部堂公署。漕運部堂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只存在了十幾年時間。

『陸』 漕運總督在清朝時，官職高嗎

何為漕運？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利用水路將從各省徵集的糧草運送至京師。漕運興盛於明清兩代，主要是因為利用水利運輸比陸路運輸更加方便快捷經濟。漕運的興起，直接影響到了近代中國的歷史，主要原因在於從事漕運工作的人當中，逐漸形成了中國近代幫派的雛形，後來盤踞在上海灘稱霸一方的青幫即脫胎於此。

按照記載，理漕部堂剛剛設立時，由於手中權力極大，利用手中的職權貪贓枉法，幹了很多不得民心的事情，理漕部堂這個機構遭到了朝野上下惡評如潮，因這個機構僅僅在清朝入關的前十幾年存在，到了形式稍微穩固一點，順治就永久性的裁撤了這個機構，漕運大權盡歸於漕運總督名下。

『柒』 清代淮安府海防分府是什麼級別主官是不叫同知

明清兩代，國家開始設立專門漕運和河道機構，管理著天下漕運事務和大運河的暢通。在這兩個朝代中，京杭大運河緊張有序地脈動了500多年的歷史，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每年給中央政府和北方戍邊的軍隊，以及整個社會，運送了大量的給養，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整個世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府兩總督，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陸續開府於大運河最古老的中心點淮安，給淮安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本文即擬對漕運總督與淮安地方史上的一些問題，諸如漕運總督、漕運武臣的歷史功績，以及他們與淮安地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慈善事業等方面的關系，作一些簡略的勾稽和敘述。
漕運總督的設置
漕運自古有之，管理漕運的官府、官員亦自古有之。漕務開始是不單獨設官的，因為它是相關官府的本職業務范圍內的正常工作，由他們按照規定去完成。即便是有特殊需要，臨時設官提調，亦是即設即撤，不為常設機構。自唐以後，始設專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領之，專職官員很少。明代設立的漕運總督，則完全相反，不但設專職的漕運官員，並且以漕務官兼他官。所兼任的其他職銜，則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漕運任務而兼領的。
明初不是一開始即設漕運總督的，而是沿襲元代的辦法，最初時設置京畿都漕運司。洪武元年（1368）置漕運使，僅正四品官。因為天下財富糧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務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罷廢了。朱棣做了皇帝，擬遷都北京，自永樂二年（1404），始設漕運總兵官，專門負責治理漕務。當時還設有副總兵、漕運參將，與總兵官一起統領官軍海運。後來海運罷廢了，便專門督理內河漕運。因為漕運離不開河道，天順元年（1457）又令漕運總兵官兼理河道管理。漕河運糧是有一整套人馬的，各省設把總，天順元年設把總12：南京2，江南直隸2，江北直隸2，中都1，浙江2，山東1，湖廣1，江西1。由漕運總兵官、漕運參將統領12把總都指揮，分統各衛所漕運。這12總統領127600人，運船11700隻。另有遮洋一總，有7000人，海船350隻，專司漕糧海道運輸。這13總統稱為運軍。這些把總由各衛指揮使(清代稱守備)和千戶擔任，他們是具體押解漕船運糧的官兒。
第一任漕運總兵官是平江伯陳瑄(1365—1433)，他負責整個漕運的全部職責，包括海運、河運和陸運。海運由海路進行，河運則循元人初道，由南運河向西北，過黃河水陸並用達北京。自永樂九年會通河成，京杭大運河修復，廢止海運、陸運，單用河運。此後陳瑄在沿運各處，特別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循宋代喬維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壩盤駁和淮河沉溺的風險。
在這其間，陳瑄到處奔波，基本上無固定官所。淮安是大運河的中段，是黃淮交匯的地方，是整個漕運的關鍵。後來，運河治理就緒，陳瑄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運總兵官開府淮安，並加「鎮守淮安」的職銜，所以又稱鎮守淮安總兵官。陳瑄總管漕運30年，為明清漕運奠定了基礎，於宣德八年（1433）卒於淮安任所。接任漕運總兵官者，多為開國功臣的後裔，他們世襲侯爵或者伯爵。陳瑄一家就有4人先後擔任過這一職務，他們是陳瑄自己和他的曾孫陳銳、玄孫陳熊、六代孫陳王謨。他的孫子陳豫雖未任過漕運總兵官，但曾於景泰五年（1454）與江淵撫循江北及魯豫水災，曾請求朝廷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他也是為漕運出了力的。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陳瑄，在清江浦為他立了一座陳公祠。
宣德年間，漕運事務逐漸繁忙，而漕運又廣泛牽涉到各省行政、軍務，需要做大量的協調工作，不是一個武臣所能辦得了的，所以朝廷經常臨時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職官員參與督運。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認為文官的參與必須常態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為漕運總督，常駐淮安，與武臣一同治理漕運，俗稱「文武二院」。他們的分工是文臣負責與各省糧道，共同按規定將應征的漕糧徵集起來，由武臣負責押運進京，即所謂「文督催，武督運」。
漕運總督的頭銜和職責
明代的漕運總督的全銜一般情況下是「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第一個頭銜是「都察院都御史」。他們多數是帶「右」字都御史，因為一般情況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務，所以「左」字是不能給他們作加銜的。有時是僉都御史，僉都御史則級別低一些，大約是新任者資歷淺的緣故。都御史這個職銜雖有點虛，不能參與都察院正常事務，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樣，彈劾懲治他所轄范圍內的文武百官。因為漕運總督是個跨省跨行的官，這個職銜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頭銜是「總督漕運」，這是他的核心本職。漕運總督駐節山陽，總督天下漕運事務。凡湖廣、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隸(清代稱江南)各省設立糧道，由漕運總督節制，負責徵集應征調的漕糧。這些省之糧艘銜尾至淮安，悉經漕運總督查驗，方能由運河北上。山東、河南兩省的糧船雖不經此地，但亦必須按漕督的統一要求，由其下屬官員督查，准時辦好漕糧差事。
第三個頭銜「提督軍務」，他和其他各省總督一樣，擁有一定的兵權。明代漕運總督統領潁州兵備道、徐州兵備道、淮揚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鳳陽等7個衛，洪塘守御所，南直隸之廬州衛、揚州衛、高郵衛、儀征衛、滁州衛、徐州衛、淮安衛、大河衛、邳州衛、沂州衛、泗州衛、壽州衛、宿州衛，海州中守御所。所以漕運總督人稱為帥、大帥、漕帥，他設有軍門，有中軍，左營、右營、城守營。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衛，不須地方政府如山陽縣、淮安府的來管，而是由漕運總督署城守營負責，地方官府只是協助而已。有戰事還可調動所轄范圍內的軍隊，如揚州營、徐州營等。有時，朝廷還因需要而擴大其軍權，《明世實錄》卷21記載，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為山東農民起義，皇帝命令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不妨原務，與總兵官都督魯綱，一同提督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鎮巡等官，設法撫剿，選團營慣戰官軍三百人，人給銀二兩，隨綱聽征。」
第四個頭銜是「巡撫鳳陽等處地方」。也就是說他兼任一個巡撫，像一個普通巡撫那樣管理一塊地方。因為在明代鳳陽是皇帝的老家，雖然明明開府淮安，卻不稱淮安而稱鳳陽。但是，有時人們還是稱他為「淮撫」，而不稱「鳳撫」。「等處」是指淮安府、揚州府、鳳陽府、廬州府，和州、滁州、徐州，總稱四府三州。廬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廬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長江以北整個淮河中下游地區。雖然轄地與南直隸交叉著，但他仍然要對他所轄范圍內的事務負責，明末張獻忠燒了鳳陽，漕督楊一鵬不就因此掉了腦袋了嗎？所以淮安儼然是一個行省，漕運總督不光是一個專業官員，也是一個方面大吏，而淮安則是一個准省級城市。漕運總督要像其他督撫那樣，總理全省軍政事務，包括督理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等事項。如有戰事發生，可以選將調兵，組織備戰。對於才能不濟或是不聽命令的官員，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都可以參究、拿問乃至以軍法從事。至於上書彈劾，致某一下級官員被貶被殺，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實，淮安有巡撫在前，有漕運總督在後。在未漕運總督時，淮安就曾有巡撫了。《明史紀事本末》卷24「河漕轉運」載：耿九疇，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撫鳳陽。敕曰：「往者命爾巡治鹽法，今特命爾兼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撫安兵民。」其范圍與後來漕運總督所兼巡撫的范圍一樣。
漕運總督的事務本來就夠忙的了，還要巡撫這么大一塊地方，經常忙不過來，所以經常單獨另設一巡撫。如成化八年分設過，第二年就裁並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騷擾，又單設巡撫，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後，四十年又裁並。崇禎十四年又分設，直至明亡。
還一些曾經有過的或者時不時兼任的頭銜：
兼管河道。明初剛設漕運總督時，還「兼管河道」，即兼管運河、黃河等河道的治理。後來有了專管河道的總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爭執，還是經常由漕督兼管河道。清代也是這樣，凡河道總督缺裁時，常由漕運總督兼任。
兼理海防。這個職銜在明代，大約始於楊一鵬。崇禎六年（1633）他任漕運總督時，頭銜最後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個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後，繼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運總督時也有這一職銜。但是在清代，已成為一個固定的職責了。
在清代，漕運總督的職責情況有所不同。順治元年（1644），僅設漕運御史，次年5月年即設漕運總督，仍駐淮安，但不兼鳳陽巡撫了。順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辦法，由漕運總督兼鳳廬巡撫事。十六年復單設江北巡撫，漕運總督則專管漕運，不再兼巡撫職。後又裁省江北巡撫，仍由漕運總督兼任，但不名「鳳陽」、「江北」，而曰「淮揚」，提督軍務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糧餉職銜。咸豐十年（1860），因為太平天國革命，形勢緊張，又授權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各官。光緒三十年（1904），即改設為江北巡撫，正式成立一個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銷了。
清初雖仿明制設立漕運總督，因為用的是漢臣，鼎革之際，新統治者實在有點不放心，因而又於順治三年（1646），添設理漕部堂。由滿洲侍郎一員出任總理，與漕運總督同督漕運，名為「襄治漕務」。實際上是一個監督漕運總督的機構，權勢煊赫，遠過漕撫。據吳玉搢《山陽志遺》記載，初蒞是官者為庫禮，「初入中國，言語不通，性情各異，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殘忍，勾結內外，從中陰陽其說，以殘賊良民。」因為此是一個多餘的機構，且做了許多不得人心的事，順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復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務仍專歸漕督管理。漕運部堂的衙門在淮安新城。明末劉澤清封東平伯，利用大河衛官衙改建為藩府。明亡，劉澤清被腰斬，遂以藩府為部堂公署。漕運部堂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只存在了十幾年時間。
漕運總督署下設機構
常盈倉。為了適應兌運的需求，永樂年間開始，在運河沿線建立若干倉庫，便於隨時儲存和轉運漕糧，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大水次倉。由戶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駐上述4倉。在淮者名常盈倉，永樂十三年（1415）建於清江浦。蒞是官者多為文人，常聚結一班墨客騷人吟詠唱和。其中有個叫林洙的，就與吳承恩有過詩文交往。倉內還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過一篇《寄寄亭記》，抒發他人生如寄的感慨。吳汝奇等還編過一本《常盈倉志》。萬曆《淮安府志》卷3載，當年有官廳3間，倉房6間，經歷廳3間，天字等厫百餘間，周遭牆圍，歲儲70萬余石。後以漕糧停止兌運，俱用軍丁長運，而轉運之制遂罷，常盈倉遂歲久傾圮。《明穆宗實錄》卷64載，隆慶五年（1571）12月，漕運總督王宗沐建議復行海漕，將淮安府屬州縣漕糧儲於常盈倉，來年由淮安出海運京，因命官重建常盈倉倉厫80餘間。然海運實行年余即停，倉又空置無用，倉官無事可做。萬曆八年（1580），朝廷將淮安府四稅銀並商稅銀交由該倉徵收，於是管倉開始兼管抽稅。康熙九年（1670），征稅業務全部歸並淮關，常盈倉遂徹底廢止。
抽分廠。明初於清江浦設清江、衛河二廠，督造運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員督理。當時用於運河漕運的船隻，船廠大都設在淮安府的山陽縣，船廠鱗次櫛比，每年造船560多隻，花費白銀5萬兩。當時船廠附近有很多經營釘、鐵、油、麻等造船物資的商店，以淮安河下為最多。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繩巷、打銅巷、釘鐵巷等也因此而得名。造船廠的隸屬關系是經常變化的。開始時，永樂皇帝命令陳瑄直接管理。後來，分設南京、山東、鳳陽、直隸四個總廠。各總廠分廠由各衛所官吏負責，上面統管於工部的都水郎中。嘉靖年間，撤銷衛河提舉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舉司負責。清江提舉司就設在板閘與移鳳閘之間。嗣後，又將此權交給漕運總督，由他選擇有能力的衛所指揮二人公理船政，並以千戶、百戶、鎮撫等衛所官為各廠頭目。萬曆四十年（1612），漕運總督陳薦建議設立東河、西河兩船政廳，由這兩個船政廳管理全部船廠事務。東河船政廳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負責，西河廳則由揚州府的一名同知負責。(《國榷》卷82記此事在萬曆四十一年3月乙酉) 東河廳管理南京、山東二總廠，西河廳管理鳳陽、直隸二總廠。這兩個船政廳都設在清江浦。到了清朝，情況又有變化。順治二年（1645）南京廠改為江寧廠，直隸廠改為江南廠。江寧廠的造船業務轉給龍江造船廠，剩下的船廠時設時停。康熙七年（1668），又將西河廳並入東河廳。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徹底關閉了這里的所有船廠，終止了這里近300年的官辦造船業。但它的船塢碼頭存在了很長時間，乾隆皇帝下江南過淮時，他的龍舟就多駐泊在直隸廠。當年這個工部廠還兼收稅，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應於船料者，三十稅一。視貨物之多寡為盈縮，初無定額，每歲約12000兩為准。後來抽及貨物，其有涉漕造者，為抽分，為余羨，為船鈔。有兼濟河工者，為由閘，為石價，為梁頭，為扣利，為折夫諸名色，共抽分銀51225.1兩。康熙九年（1670），該廠歸並淮關後即廢止。
管河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駐安平鎮，分理濟寧以北，一駐高郵，分理濟寧以南。濟寧是個分界點，後來設置河道總督，開始時即駐節於此。
管洪。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駐徐州洪，一駐呂梁洪。徐、呂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陳瑄鑿石疏渠而成。雖正統間曾有令「總督漕運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閘壩」，漕運總兵、參將每年押糧北上，也還是經常關注此二淮洪的維修的管理。漕運參將湯節以二洪流速過快，極易損壞漕舟，於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河南建閘以蓄水勢。並以大石築兩堤，錮以鐵錠，以資牽挽。
管閘。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駐沛縣，一駐濟寧。
管泉。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駐寧陽。
後來有了河道總督，以上這些管廠、管洪、管閘、管泉的河務官員，就逐步劃歸河道總督管轄了。
理刑主事。由刑部派出一人，駐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記載，「在府治西南隅。正堂3間，後堂3間，廂房東西共6間，茶房3間，書房3間，卷庫3間，碑亭一座，在大門內東。神祠3間，在大門內西。儀門3間，大門3間，照壁一座。」淮安城內過去有一條刑部街，大約就是其所在。淮安今無此街名，其地大約在今大魚市西街西端，當年此地接近運河邊，出入方便。漕運方面的案件，別的部門是無權過問的，都得由此衙門來處理。
提舉二人，一駐清江浦，一駐臨清。清江提舉司設於正統元年9月，其地在移風閘以後，督造運船。
以上由戶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員，基本上是一年一輪換，也有三年一輪換的。他們仍屬於原來的部門，並由原來的部門任命和罷免，但同時歸漕運總督管理節制，協助漕運總督處理各有關事務，就類似今之臨時綜合治理工作組、辦公室一樣。
淮徐道，正德六年設，有時在淮安，有時駐徐州。
淮揚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為明漕運總兵府，見後漕運總兵府一節。
漕儲道參政，隆慶末實行海運，將熱衷海運的山東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運總督，隆慶六年（1572）正月，復從王宗沐言，運務煩重，宜添設一官專理。於是將山東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負責協理漕儲、催趲重運。此為第一任漕儲道參政。此缺於康熙初裁，前後共有49人任過此職。此次變革的同時，奏准裁革了漕運協同參將。此舉為文官單獨督漕向前邁進了一步，也為後來撤銷淮安漕運總兵官打下了基礎。（《明穆宗實錄》卷65）漕儲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陽縣學以北，隆慶六年建。（萬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備道，天啟二年（1622）設。分管山陽、清河、桃源、海州、贛榆、鹽城8州縣營衛錢糧，駐扎淮安府城。（光緒《淮安府志》卷10）兵備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陽縣學西百步許。（萬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運總督獨立管漕
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級別特高，多是由明代開國勛爵大臣的後裔擔任的，他們承襲了父祖的勛爵，為伯為侯。《清史稿》稱之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級之上，遠遠高於同理漕政的文臣。他們的工作與漕運總督雖互不隸屬，只是相互協調配合，但在會議與互相拜見時，武臣一直處於文臣之上。這與他們的職級、政治地位有關，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關系，先進山門為大嘛！
明清時代的督撫品級問題，兩朝有相同之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相同之處是管一省或數省軍政司法，或者某一專項事務的省部官員；不同之處，明代督撫是中央派出的官員，雖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員。《明史·職官志》說，「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提督、巡撫、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這明顯是承認督撫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職銜為加銜，但督撫一職的性質、職責范圍，仍是與都察院其他屬官一樣，放在「都察院」一節里敘述的。《清史稿·職官志》則不一樣，督撫是以「外官」來敘述的。《明史》沒有單獨講督撫的品級，只講了都御史及副、僉都御史的品級，是正二品到從三品。大約是督撫可以參照的意思。《清史稿》則講「總督從一品」，與中央六部尚書同級；巡撫則未明言。其實這些品級都只是一個相似的規定。實際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當上總督或巡撫就是這個級別了。還要看資歷深淺，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職級，原來是幾品就是幾品，以後逐漸再提升級別。因此，明清時代漕運總督，高的可到從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從三品。大體上來說，一般與六部侍郎相當，有的漕運總督則帶有工部或兵部侍郎頭銜。但他們與六部尚書文移及會見，則處於同一地位。
文臣雖然比武臣品級低，但他們的政治管理和協調能力的優先，而且後來漕運事務基本都是漕運總督負責的，武臣作用逐漸減弱。特別是設立漕儲道以後，押運事務也由文臣與把總直接負責，使得武臣顯得可有可無，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萬曆年間有一位漕運總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運總督中是任職最長的人，自明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運總督長達12年之久。他辦事治尚威嚴，雷厲風行，打擊了陳增等礦監稅使的威風，實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擁護，名聲漸漸遠揚，職銜則擢至戶部尚書。他是當時思想激進知識分子的代表，被譽為「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偉而無其奇，風足以廉頑直懦流映千載而無其高」，因而成為地方官吏中聲名最響，是入閣為相呼聲最高的人。當時的漕運總兵官是王守仁的孫子王承勛，雖是萬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運總兵官鎮守淮安，但資歷淺，才力懦，李三才「以氣凌駕之」，王不敢與之抗禮，只好「移坐其下」，改變了文卑武尊的傳統。(乾隆《淮安府志·歷代漕運》)。不久，因為海運已停，河運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運實屬多餘。萬曆四十年（1612），王承勛請告回家，朝廷便撤銷了漕運總兵官一缺，不再派官。（增輯本萬曆《淮安府志》卷7「兵衛志」）崇禎末，曾派撫寧侯朱國弼來淮安鎮守，那主要是出於對付農民起義軍而設的，與漕運無關。從那以後，便結束了文武兩院的局面，漕運總督成了完全意義上的漕運總督。
漕運總兵官與漕運總督的官衙
淮安總兵府署在淮安南門大街西側，是當時淮安知府彭遠，利用宋元時期的三皇廟舊址改建的。大約周圍還有不少駐軍，故明代稱之為永安營。當時陳瑄的府第就在這里，西邊為私第，東邊為官宅，即總兵官府。此地今已改建為楚州賓館。當年總兵府有正堂5間，中間有一扁額，題曰「總制漕運之堂」。後堂亦5間，匾曰「不欺」。另有廂房、庫房數十間，還有儀門、大門、照壁之類。（正德《淮安府志》卷6）因為此府的主人不是侯爺，便是伯爵，自然就應當有侯門深似海的派頭嘛。
但後來又有了一個新的總兵府，地點在淮安府署的東邊。當時人稱原有的府為南府，新建的府為北府。明萬曆《淮安府志》卷3雲，「漕運總兵府二，一在舊城南門內迤西，與督撫都察院並，乃陳恭襄鎮守時，知府彭遠因三皇廟廢基創，成化五年，知府楊昶修，今稱南府。一在淮安府治東，稱北府，多居之。萬曆元年靈璧侯湯公世隆重修。」
後來漕運總兵裁撤，總兵府便成為各種道署。增輯本萬曆《淮安府志》卷7雲：「漕運鎮守總兵府公署二：一在郡城南門內，一在郡治東。今在東者改為淮海道。」同治《山陽縣志》卷2記載：「淮揚道署在城東，本明總兵府，後為海運、淮海、淮揚各道署。」又《跰*余話》卷5記載：「淮揚道舊駐府城，乾隆五十八年始移至清江浦。嘉慶九年，廢署改為孚佑帝君廟，俗稱呂祖殿。局勢宏敞。初自北至道署，例由小壩換乘城河船，入北水關，至呂祖社上岸。兩岸皆旗亭酒館，生意極盛。由北門東轉為豆腐巷，向東城隍一帶，為蠟燭街、台山寺。左右稱『道後』，向東則稱『道東』。自道署廢後，瓜畦菜圃，彌望皆是矣。
為什麼又有新的總兵府署呢？可能是有了漕運總督以後，漕運總督的官衙就建在總兵府西側。大約因為總督府擴張需地或者其他什麼原因，總兵府就被擠出去了，此地逐漸成為漕運總督府的一統天下。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東門大街東端，後改為淮揚道署，清代又改為孚佑帝君廟，俗稱呂祖社，解放後又被改為工廠，今已無遺跡可尋了。乾隆《淮安府志》卷11雲：「淮揚道署，先為總兵府，後駐海運道，改駐淮海道，今為淮揚道公署。乾隆十二年重修。鼓亭2座，儀門大門3間，大堂3間，穿堂3間，後廳7間，寢堂7間，寶敕堂5間，廳堂廂房各6間，七星樓7間，賓館3間。」
陳瑄為漕運總兵官時，他住在原總兵府西側。正德五年漕運總兵陳熊得罪了劉瑾，這座宅院被籍沒充公，以14400兩的價格拍賣掉了。陳瑄以後的總兵官的住宅就不在這里了。因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沒，也是陳氏私第，當然得另找地方住了。正德《淮安府志》卷6稱：「總兵宅，在府東四望亭」。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說新總兵府就是明漕運總兵官的官宅。則今之淮揚道署遺址當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運參將的官署在何處，只有增輯本萬曆淮安府志卷7有一條記載：「漕運參將府在郡城中察院西。隆慶六年革止。」隆慶六年以前淮安城內察院只有一處，即漕運總督府。在此之西，當在今察院街的西端。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條，說「參將宅，舊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館為之。」參將宅與參將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街，現已無法查考了。
漕運總督在淮安城內，先後有三處遺址。第一個總督府便設在總兵府的西側，與總兵府並排面南。據說漕運總督署與漕運總兵署「兩署中通，一堂治事，統稱帥府」。其地原是陳瑄的舊居。因為漕運總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頭銜，所以漕運總督府一稱都察院，所以稱這條街為察院街。後來漕運總督府遷走了，這里仍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學御史、學政來淮時駐節的地方。因為北面有新建的漕運總督府亦稱察院，這兒便稱為南察院。清代在這里增設考棚，考童生、秀才的縣試府試和院試，都在這里舉行。
嘉靖十六年，漕運總督周金，將總督府遷到城隍廟東（今楚州廣電局），此為漕運總督府的第二個遺址。
萬曆初，漕運總督凌雲翼又將總督府遷到淮安城的正中央，即今天所保存的漕運總督署遺址。其地原為元代淮安路總管府，本是唐宋時代楚州的官衙，萬曆《淮安府志》稱，乾道六年，錄事陳敏興修過。明初建為淮安府署，隨即為淮安衛指揮使華雲龍奪為淮安衛署，萬曆中復為漕運總督所奪，成為漕運總督府的衙署，一直使用到清末。乾隆《淮安府志》卷11記載，當年有「大照壁1座，鼓亭2座，大門5間，角門3間，儀門3間，大堂5間，中廳5間，東西耳房4間，大樓5間，後廳5間……寅賓館3間，司道府縣廳9間，中軍旗鼓衛官廳共20間。」此外還有筆帖式番譯處，牌坊3座。光緒末，曾於此創辦江北陸軍學堂，培養過一批軍事人才。民國起為體育運動場，今經發掘，作為重要文化遺址保護，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捌』 請問，古代的「御使」是幾品官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官職謝謝！

御史應為來記錄和管理歷史、檔案一類源的官員。御史台監察百官的職能類似於現在的紀檢委。

御史，在秦以前是史官，秦以御史監郡縣並執法。漢代御史因職務不同，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符璽御史、監軍御史，侍御史：掌糾察；治書侍御史：查疑獄。魏晉南北朝有督軍糧御史、禁防禦史、監察御史等，隨事立名。

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三種。宋同。元有治書而無殿中。明、清以監察御史分道糾察，此外尚有分任各種任務之御史，如巡按御史（清順治後不設）、巡漕御史等。所以要知道是幾品，要看他具體官名和所處朝代。唐代的監察御史比較出名韓愈、皇甫湜、牛僧孺、李宗敏、杜牧都當過。

(8)監督漕運擴展閱讀

1、御史是一個繞不開的官職，官員們掌握著很大的權力，不過權力也要受到監督才行，御史就是專門負責監察工作的官員。

2、它是在隋唐時期出現的官職，最早是由檢校御史發展出來的，監察御史自然就與它的名稱有關，主要是負責察，不過監察御史的官職並不高，在唐朝的時候只有八品，後來才慢慢升上來。

『玖』 《三言二拍》給大唐續命一百多年的生命通道是什麼

在《三言二拍》小說中，「二拍」之首《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二卷，講了一個有趣的荒唐故事。唐僖宗年間，江陵一個叫郭七郎的當地惡霸，有一次去京城長安收賬，收了一大筆錢後他就有點飄，動了「花錢買官做」的歪主意。他一門心思認為，只要當了官，隨便撈一撈就能千萬百萬、富甲一方，於是帶著這個堅定的想法去嘗試。

沒想到這一買還真買到了，七郎搖身一變成了郭大刺史。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上任不久，先是趕上黃巢起義，江陵老家的財產被洗劫一空；然後他想著去刺史任上撈一把，卻落得官職憑證丟失的下場，花錢買官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最後為了生存，只能在路上當了個艄公，苦哈哈撐船度日，成了當地笑話。

乍一看，這就是一個明朝小說家寫的「唐朝買官」故事，實際上深究這個故事，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細節——郭大刺史去上任的遙遠路程的「交通」問題，所透露出來的本質，是個關乎唐代國運的大事兒。

一、「江淮漕運」的重要作用

郭大刺史的家鄉在江陵，他上任的地方也就是廣西橫州。或許很多讀者細心閱讀會疑惑：從長安到廣西橫州路途遙遠，這郭大刺史怎麼去上任啊，就算今天有高鐵這樣現代化的便利交通方式，這段也是不算近的行程。而唐朝年間的郭大刺史，又該怎麼去呢？

這事兒是值得深究的。故事中描述郭七郎上任出發的行程，是先「無船上馬，有路登舟」，然後是「一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也就是從長安出發，坐船走，先回了江陵老家；然後又從江陵老家出發，還是坐船，一路進入湖南境內。雖然表面看似兩地距離遙遠，但通過水路，也就大大縮短行程時間。實際上，唐朝時期貫穿南北的這條「水路」，是唐代交通的真實寫照，也和當時至關重要的「江淮漕運」有著密切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