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工程監督

A. 國外工程管理公司是否等於監理

國外工程管理公司相當於我們國家的監理、工程造價咨詢、招標代理類的公司的綜合體。

B. 國外工程監理模式有哪些

國外叫咨詢公司.一般是設計總承包.但也有設計和監理分開的..

C. 中國國內的工程監理與國外的工程監理有什麼不同

區別很大

中國民用、工業、交通、鐵路等工程專業類版的監理工程師基本同屬一類

我這樣跟你說吧權，打個幾個比方你就懂了

中國的監理是由業主養活及僱傭，國外的是監理是國家機構單位單任，相當於中國的事業單位。

國外的簡單，文憑、專業、證件是最基本的，如沒有其中一個證就不能上崗在職，而中國不同，中國主要你想干，用錢可以擺平一切。
最根本不同的是國外的工程監理全權代表投資方，不管理施工安全，對工程的質量、進度、成本，有一票認定（或否定）權，工程參建主體只有甲乙兩方。甲乙糾紛訴諸法律。
國內的工程監理只負責建設方委託授權內容，對施工現場負責「三控三管一協調」工作，國家對工程參建主體行為實施監督，工程參建主體有五方（建設方、設計方、勘察方、監理方、施工方）。

D. 中國監理與外國監理有什麼本質區別嗎

共有兩點區別：

1、負責內容不同

中國監理是外國項目監理投資方的唯一代表。無論施工安全如何，有權確認或者否定工程的質量、進度和成本。本項目的主要參與方僅為甲方和乙方，甲乙雙方的糾紛將得到解決。

國內工程監理僅對施工單位委託的授權內容負責，對施工現場的「三控三管一協調」工作負責。國家對工程建設的主要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監督。有五個主要參與者：建築商、設計師、測量員、監理和建築商。

2、行業現狀不同

國外的監理技術含量高，進入門檻高，權利也是相當大，收入跟投入成正比；

而國內的監理因甲方代表的存在，剝奪了監理的許可權，進入門檻較低，從而容易引起國內的監理技術水平參差不齊。

協會業務范圍

（一）組織研究工程建設監理的理論、方針、政策；

（二）維護行業的社會形象和會員的合法權益；

（三）制定工程監理企業及監理人員的職業行為准則，開展行業自律活動；

（四）組織編制工程監理工作標准、規范和規程；

（五）協助會員開拓國內外監理業務；

（六）以交流、展覽、展示等多種方式，加強工程建設監理事業的宣傳工作；

（七）組織會員交流工程管理、企業管理和工程建設監理工作經驗，提高會員的業務能力、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

(4)境外工程監督擴展閱讀

中國建設監理協會章程

第六條 協會會員分為團體會員、企業會員、個人會員。

第七條 申請加入協會的條件：

一、擁護協會的章程；

二、有加入協會的意願；

三、遵守職業道德，有良好的社會信譽；

四、依法登記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的建設監理協會，以及相關的行業協會，可以申請成為團體會員；

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注冊、從事建設工程監理業務並取得相應工程監理企業資質等級證書的企業，可以申請成為企業會員；

六、已取得注冊監理工程師注冊執業證書或具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資格的內地居民，可以申請成為個人會員。

第八條 申請入會的程序：

一、填寫、提交由協會印製的《中國建設監理協會入會申請表》及有關材料；

二、經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討論通過；

三、由協會秘書處發給《中國建設監理協會會員證書》。

第九條 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協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

二、參加協會的活動；

E. 外國的工程監理與中國有什麼區別

中國建築行業最不行的就是監理了，一般都是關系戶。 但是在國外，監理是受人尊重的職業。中國的監理有點像監工，國外的監理就是真二八經的，靠實力吃飯的。

F. 國外工程怎麼協調與歐美監理的關系

很高興來回答你的問題：
國外工源程按照菲迪克條款協調與歐美監理的關系。
FIDIC是國際咨詢工程師聯合會的法文名字縮寫。
FIDIC是由歐洲三個國家的咨詢工程師協會於1913年成立的。組建聯合會的目標是共同促進成員協會的行業利益，以及向成員協會傳播他們感興趣的信息。
如今，FIDIC的成員來自於全球各個地區的六十多個國家，代表著全世界大多數私營的咨詢工程師。
FIDIC舉辦各類研討會、會議及其他活動，目的在於實現其行業目標：堅持高水平的道德和職業標准；交流觀點和信息；討論成員協會和國際金融機構代表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促進發展中國家工程咨詢業的發展。
FIDIC的出版物包括：各類會議和研討會的論文集，為咨詢工程師、項目業主和國際發展機構提供的信息，資格預審標准格式，合同文件以及客戶與咨詢單位協議書。它們可以從設在瑞士的FIDIC秘書處得到。
謝謝。

G. 涉外工程如何減輕和降低政治風險

常見的政治風險
所謂政治風險，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而對經營環境中的企業造成的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是正面影響，也可能是負面影響，人們在談及政治風險時通常限定為後者。由於政治風險難以識別，影響力大，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企業的價值，所以是所有風險中最具威脅性的。按照傳統理論，將跨國經營的政治風險分為戰亂風險、財產徵用沒收風險、外匯管制風險以及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一些限制性經濟政策，如外匯管制、進口限制、產品出口要求等。但隨著冷戰過後，國際政局的動盪和變化，政治風險的表現形式有了新的發展。當今，從對外投資角度看，政治風險有如下這些常見形式：
政策變動風險。
即因東道國政策變更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這種變更可能是東道國政權的更迭、社會經濟形勢出現了新情況而打破了政策的連續性，一般並不有意針對投資企業；但更多的是東道國認為外國投資企業存在明顯或潛在的不利於本國的動態，從而在政策上有意作出調整。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所遭遇的政治風險主要屬於這一類。比如，吉利公司2005年計劃在馬來西亞製造、組裝和出口吉利汽車，當生產准備工作一切就緒並准備年底正式開工時，馬來西亞政府出於保護本國汽車產業的目的，突然宣布新進入的汽車品牌在該國生產的汽車不能在該國銷售，必須100%出口。這一政策變動使吉利公司蒙受巨大損失。
歧視性干預風險。
即因東道國非正常地使用本國政策、法律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由於「中國威脅論」、「經濟民族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差異」等原因，對中國企業來說，這類政治風險出現的頻率也很高。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本是一次正常的商業活動，卻被某些美國政客和媒體炒作成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政治行為，最後由國會出面，在收購行動中設置種種障礙，迫使中海油放棄收購計劃。
恐怖襲擊風險。
即因恐怖分子在東道國的活動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非傳的統安全威脅。上世紀90年代以來，恐怖主義在全球盛行成風，其實這是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恐怖活動不僅破壞和平的企業生存環境，而且直接危險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人員和機構安全，雖然出現的幾率不如前兩種政治風險，但一旦發生，危害極大。如2004年就發生了在阿富汗的11名中國工人於睡夢中遭襲擊身亡、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工程師遭綁架和殺害等恐怖襲擊事件。
國有化風險。
即因東道國採取強制回購、徵用甚至沒收等手段使外國投資企業資產本國化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二戰之後，曾經出現過民族獨立國家對本土外國企業實施國有化的浪潮。隨著上世紀80年代全球化的興起，國有化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在資源日益緊張、要素價格攀升的當今，國有化又以間接、漸進式的新形態而呈回歸之勢。如2006年4月，厄瓜多議會就通過了一項石油改革法案，規定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所有外國公司必須將利潤的50%交給厄瓜多政府，政府根據修改後的《石油法》同外國公司重新進行石油合同的談判。這幾年，我國在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巴西、古巴等拉美國家進行能源項目投資時，遭遇這類「溫和」國有化風險的情況非常多。
戰爭動亂風險。
即因東道國境內發生戰爭與動亂而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當今世界整體是和平穩定的，但局部地區的國家關系惡化、政權爭奪、民族糾紛、宗教矛盾等因素引發戰爭與動亂也是此起彼伏。這對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是很大的潛在危險。比如，蘇丹是我國最大的國外石油投資所在地，也是我國的友好合作國家。但是自1956年蘇丹獨立以來，除了從1972至1982年這十年之外，蘇丹的內戰到今天都沒停過，投資安全系數極低。這對已在該國投下巨資的中石油來說，一直為所投項目憂心忡忡，不敢過多增加投資。
在理論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所遭遇的這五類主要政治風險(此外還有資金移動控制、拒付債務、制裁與禁運等風險)可以分類區分，但現實中卻並非涇渭分明，常常是幾種風險復雜交集在一起出現。形成政治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宏觀環境因素，也有東道國國情的影響，還有我國政府和「走出去」企業自身的不足之處。基於國際、東道國因素的不可控性，筆者認為，從自身作出調整，是解決風險問題的基本思路。
政治風險規避之道
政府方面：
第一，加強宣傳工作力度。很多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風險意識淡薄，風險管理能力也不足，尤其是遇到國家風險時，往往措手不及。因而，政府應通過各種媒介、採用多種方式對跨國投資政治風險的相關情況進行報道、宣講，使企業明白政治風險的特點、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強企業防範政治風險的意識和信心。
第二，搭建信息服務平台。政府應藉助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銀行和中信保等各界的力量，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進行收集、整理、評估、發布。通過搭建政治風險信息網路服務平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及時、准確、專業、權威的政治信息。目前，商務部的國別障礙報告系統、投資促進局的《國別投資指南》和中國信保公司的《國別風險報告》的風險防範功能已經啟動，但作用的發揮還遠遠不夠。
第三，完善風險保障機制。目前以保險手段支持企業跨國投資的制度在我國正在逐步形成，但起步晚，支持力度不大。今後，政府要在中國信保公司的基礎上，允許、鼓勵其他保險企業參與到對外投資的保險業務中來；盡快開發國外投資保險的新品種，不管商業的還是政策性的；對政治風險在全球內進行分保和再保險，進一步分散風險；設立國家海外投資風險基金，使跨國投資的我國企業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第四，提供經濟外交支撐。我國的外交資源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還做得不夠，外交部、駐外使領館和人員對東道國情況熟悉、在東道國有影響力的獨特優勢還沒有發揮好。法國這方面做得不錯。例如，它的外交部將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服務作為其重要的職能，外交部設有專門的企業處為海外經營定期提供全球區域市場的投資風險和戰略性咨詢參考報告。我國今後要加大大使館、加大外交部、商務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門的經濟外交力度，充分發揮磋商機製作用，推動投資保護、司法協助、領事保護、社會保險等政府間雙邊、多邊協定的簽訂，營造良好的對外投資保護環境。
第五，培育國外投資園區。單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很難獨自成功地規避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但如果在政府的組織、引導下，成立境外投資園區，將本國海外企業集中起來發展，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有效地防範風險。例如，我國2007年在巴基斯坦和尚比亞建立的兩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現在正非常好地發揮著承載跨國投資的功能。這是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新舉措，今後應該進一步完善和推廣。
第六，加強監督與管理。隨著我國跨國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要盡快研究制定境外企業監管條例，依法加強對跨國投資企業實施監督與管理。不僅國有企業，民營和其他性質的的企業都要納入監管范圍。加強監管既是履行政府職責的需要，也是通過控制、指導、提醒，使企業免遭政治風險的需要。2004年中國航油集團新加坡公司總裁陳久霖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違規私自炒期油，造成公司虧損5億多美元。這是監管缺位的典型事例，我們要引以為戒。
企業方面：
第一，樹立「雙贏」、「多贏」的理念。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要形成既自身得到發展，也促進東道國就業、技術進步、財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理念。單邊發展的思路只會引發東道國政府與民眾的不滿，最終釀成政治風險。比如，針對拉美國家的國有化風險，如果我們從「雙贏」、「多贏」的理念出發，給自己找到准確的定位，通過與他們合作，就能在讓利和共享中得到石油資源。
第二，做好投資前的鋪墊。在政府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專業收購調查公司考察、分析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評估投資的政治風險，重點分析那些難以預測並可能使經營環境突然改變的各種主要政治力量；進行廣泛宣傳，使東道國了解本企業，尤其是國企要讓別人明白自身的市場化程度和所在行業的開放度；在投資國承擔一定的公益事業；與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多交流接觸；等等。
第三，掌握跨國投資的策略。防範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還是有很多策略可供借鑒。如採用僱傭當地員工、從東道國銀行融資、與本土企業合資、保留原公司的老名字等本土化策略，使中國公司成為東道國經濟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減弱當地人的抵觸情緒；如採用先投資外國私募基金，然後由這些外國基金公司去實施「綠地投資」或兼並的「以迂為直」的方式；等等。方式、策略的不同，往往效果有天壤之別。如2009年以來，中海油與中石化合資收購安哥拉油田區塊20%權益、中石油—BP聯合財團拔得伊拉克油田競標頭籌、中石油與哈薩克國家石油公司聯合收購曼格什套油氣公司，等等。為什麼能成功？為什麼與中鋁事件、優尼科事件是兩重天？主要是因為通過國有企業之間、國有與民營企業間、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間的聯合，增強了商業氣息，弱化了國家意識，有效地消減了政治風險。
第四，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和社會規范，積極融入當地社會。「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要了解、學習、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和社會規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參與社區活動，廣交各界朋友，從而融入東道國社會主流之中，淡化中國「印記」，由中國公司逐步本土化為地地道道的東道國公司。如此，遭受政治風險的可能性也可大大降低。(作者單位：中 共湘 潭 市 委 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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