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查監察制度
Ⅰ 什麼是土地監察巡迴檢查制度
土地監察巡迴檢查制度 指組織專門人員、隊伍在本行政轄區內，對建設用地情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迴檢查的規定。一般採用分片、定人、定職、定范圍的方法來落實。
Ⅱ 秦朝實行的檢查制度及其職能是什麼
秦朝在皇帝之下，設中央機構，以協助皇帝領導全國，並處理庶政。此中央機構採用「三公九卿制」。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長」，「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朝設左、右丞相，以右為尊；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監察。
九卿有奉常，掌宗廟禮儀；郎中令，掌宮殿警衛；衛尉，掌宮門屯衛；太僕，掌御用車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外交和民族事務；宗正，掌皇族、宗室譜系、名籍；治粟內史，掌財政；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及皇帝的生活供應。九卿之外，還有列卿，如中尉，掌京師治安，將作少府，掌修治宮室等。
三公和九卿以及列卿等，都各有自己的府寺，以處理日常事務。大事總匯於丞相，或最後請皇帝裁決。
大夫大（da)夫：古代諸侯國中，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級，因此為一般官員的通稱。秦漢以後，中央要職有御史大夫，備顧問者有諫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諫議大夫之官，至明清廢。又隋唐以後以大夫為高級官階之稱號。清朝高級文職官階稱大夫，武職則稱將軍。宋徽宗政和年間重訂官階時，在醫官中別置「大夫」以下官階，故今仍沿稱醫生為大夫。
官大夫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六級。《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註：「加官、公者（接第七級為公大夫），示稍尊也。」漢時，第八級公乘以下仍須服役。漢代《田律》和《戶律》規定官大夫受田數額為7頃（700畝），宅地的標準是7宅（30步見方的土地為一「宅」）
公大夫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七級，又名七大夫。高於大夫、官大夫。秦時，民爵公大夫以上者，見縣令、丞揖而不拜。漢高祖令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後，第九級五大夫始為高爵，僅得免役，公大夫仍須服役。
以上的為低級爵位，軍士在戰場上打仗都可獲得。漢朝也將這幾級的爵位，常封賞與百姓（又叫大赦天下），不可傳至與子孫。
以下的封爵者，可不服役，可傳之於後世。
公乘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八級。以得乘公家之車，故稱公乘。秦與漢初，從第七級的公大夫（七大夫）起，即為高爵，漢高祖規定：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後，第九級五大夫以上始為高爵，五大夫的侍遇不過免役，公乘以下仍須服役，東漢明帝規定：賜民爵不得超過公乘。
五大夫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九等。漢初以第七級公大夫以上為高爵，都有食邑。漢文帝以後，改五大夫以上為高爵，僅得免役。
左庶長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十級商鞅變法之前，秦國有四種庶長：大庶長、右庶長、左庶長、駟車庶長。四種庶長都是職爵一體，既是爵位，又是官職。大庶長贊襄國君，大體相當於早期丞相；右庶長為王族大臣領政，左庶長為非王族大臣領政，駟車庶長則是專門執掌王族事務；四種庶長之中，除了左庶長可由非王族大臣擔任，其餘全部是王族專職。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官制仿效中原變革，行開府丞相總攝政務，各庶長便虛化為軍功爵位，不再有實職權力。
大庶長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十八級，僅次於列侯、關內侯。據《史記•；秦本紀》，寧公（前716－704年在位）時已有此官。商鞅變法之前是職爵一體，既是爵位，又是官職。大庶長贊襄國君，大體相當於早期丞相。關內侯關內侯，爵位名。秦漢時置，為二十等級之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有其號，無國邑。一般系對立有軍功之將的獎勵，封有食邑多少戶，有按規定戶數徵收租稅之權，可世襲。南北朝時沿用，僅成為爵位的一種品級。
徹侯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最高級。漢武帝時，以避帝名諱（武帝名徹），改名通侯，亦稱列侯。漢初列侯封邑，大者萬戶，小者五六百戶。封邑一般為縣，東漢初有封四縣者，小者為鄉或亭。漢初戶口稀少，歷年既久，人口增加，蕭何、曹參、周勃、灌嬰等的封地，戶數最多者達四萬戶。列侯得徵收封地租稅，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所派官吏治理，列侯不得預聞。後又有僅賜名號不給封邑者，加霍去病封冠軍侯，另行指定地方為封邑。列侯多居京師，與所封之地關系淡薄，奉命「就國」（回到封邑居住）者，反似貶逐。
Ⅲ 勞動監督檢查的主要形式和制度是什麼
兩種監抄督檢查主要形式有襲兩個:
一是書面檢查。 即有權查閱與勞動合同、集體合同有關的材料。
二是勞動場所實地檢查。
目前, 我國在勞動執法領域實行勞動監察員制度。
依法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規章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規章的行為進行制止和處罰。
重點監察用人單位勞動規章制度、勞動者的招用、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訂立和履行、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者工資的支付、社會保險費的繳納及社會保險金的支付、職工福利待遇、職業技能鑒定、持證上崗、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勞動保護、職業介紹以及培訓和技能鑒定機構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運用監察執法手段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調整勞動關系。
Ⅳ 古代中國檢查制度歷代王朝檢查制度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隨同封建制度的產生而萌發，伴隨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而誕生，又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而發展、完備，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御史監察系統，二是諫官言諫系統。御史又稱之為台官、憲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職在糾察官邪，肅正朝綱，主要運用彈劾手段進行監察。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審核詔令章奏。台官對下糾察百官言行違失，諫官對上糾正皇帝決策失誤。二者構成了封建社會完整的監察體制。其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下列六個階段：
(一)先秦時期的萌芽階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國家事務中已有監察的因素或監察的活動。春秋戰國時的御史已兼有監察的使命。但這個時期尚未產生專職的監察機構，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監察制度還沒有建立。
(二)秦漢時期的形成階段。秦創建御史大夫府為中央監察機構，在地方設置監郡御史。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的同時，增設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察官，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剌史，監察地方二千石長吏，並制定了第一個專門性的地方監察法規，給事中與諫議大夫等言官也已問世。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階段。中央御史台脫離少府，直接受命於皇帝，廢司隸校尉，監察機構初步統一，監察權擴大，自王太子以下無所不糾。諫官系統開始規范化、系統化，南朝建立了專門負責規諫的集---書省。
(四)隋唐時期的成熟階段。隋設御史台、司隸台、竭者台，分別負責內外監察。唐在御史台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確，互相配合，地方則分十道(後增至十五道)監察區，形成比較嚴密的監察網。諫官組織分隸中書、門下兩省，形成台諫並立局面。
(五)宋元時期的強化階段。宋設立諫院，台諫職權開始混雜，趨向合一，地方監察設監司和通判，直隸皇帝。至元朝，取消諫院，台諫合一。地方設行御史台，統轄二十二道監察區，每道設肅政廉訪使(提刑按察司)，從而使中央與地方在監察機構上渾然一體。元朝還制定了一整套的監察法規。
(六)明清時期的嚴密階段。明改御史台為都察院，又罷諫院，設六科給事中，成為六部的獨立監察機構，科道並立。地方設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時設督撫，形成地方三重臨察網路。至清朝，將六科給事中歸屬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監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國古代監察系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嚴密。清朝還以皇帝的名義制定了我國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欽定合規》。這時期，中國封建監察制度已發展到了歷史的頂峰。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具體內容，它表現出了如下一些特點：
(一)皇帝握有最高監察權。在專制制度下，最高監察權歸於皇帝，整個監察過程，從糾參到議復，從核實到復劾都必須請旨進行，最後由皇帝裁決。監察效果有賴於皇帝的賢明，監察官有賴於皇帝的保護。
(二)監察機構獨立，自上而下垂直監察。自魏晉御史台脫離少府後，中央監察主體機構與行政機關分離，組成獨立的監察機關。地方監察機構和監察機關一般也不隸屬於地方衙門。這種監察體制有利於監察機構獨立行使監察權，排除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的干擾。
(三)重視監察官的選任。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注重監察官的遴選。即要求監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又要求監察官有豐富的為官經驗和優異的治績，還要求監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
(四)憑實績黜陟，嚴格考核監察官。中國封建統治者根據實績對監察官進行考核，並採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這樣就可促使監察官盡職盡責、積極上進，減少察與不察一個樣的虛監現象。
(五)允許風聞言事。監察官可以風聞言事，是中古代監察制度中非常有益的一項規定。它可以使監察官大膽廣泛地行使監察權，以利於提高監察效率，加強君主對群臣的控制。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有如下特點：
（一）「同構性」——監察機構設置的大同小異
不管世時蒼桑怎樣變化，王朝怎樣被推翻重建，亦不論是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執政，歷代王朝總的監察機構、整個監察機構的設置無多大變化，連機構名稱、官名和品位都大同小異。中央一級官高位顯，擁有大權。但擔任對地方監察的官員，職銜卻較低，大多為七品官。這是一種以小制大的方法，迫使執行監察任務的官員兢兢業業努力勤政。
監察機構設置反映了中國封建王朝政治體制的超穩定性。亦折射出封建統治集團的共同的階級屬性。當然，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各王朝建立時所處的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其它原因，其監察制度的監察機制，運作方式等必然有所變化。
（二）差異性——強化皇權政治的需要
推動歷朝歷代監察制度在「度」的范圍內變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條是為了加強皇權。一部封建監察制度史，從某種意義上看，可說是一部維護皇權獨裁史。歷代統治者在弱化對自己監督的同時，必然加強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監察，歷代監察制度的變化，新的運行機制的建立的總原則就是有利於皇權的強化。西漢武帝時創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證明。漢武帝時，疆域不斷擴大，行政機構，郡國數亦大為增加，原有監察系統已不適應統治的需要。漢初，對地方的監督一是派員常駐，二是不定期派監察御史巡察各郡。這種方法很快顯現出它的弱點：一是管理較為混亂，頭緒紛然難理，二是中央常年派駐地方的監察官員時與諸侯王或地方長官相互勾結、屢生叛亂，御史監察已不可信。武帝元封五年始下決心「初置部刺史」。
漢武帝設計建立的刺史監察體制和它的運轉模式，確有獨到之處。首先，刺史由皇帝直接委派出刺地方，垂直向下延伸皇權，無任何官吏可敢與之抗衡。第二，職權明確，任務單一，刺史只管監察，對象主要州一級的地方長官。第三，刺史雖說權力很大，但所受限制亦大，他只能以「六條」問事，超出六條范圍問事即為違法，對官吏只有「劾奏」權，沒有罷免權處罰權。另外，刺史官階不高，奉祿只有六百石，在職九年後，才可望升遷。這就迫使刺史竭盡全力去「糾劾」。第四，刺史本人受到雙重監督，它的活動直接受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直的指揮和監督，刺史輕易不敢有越軌之舉。這種職權分明的監察制度對漢朝加強地方的控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異化性——統治者手中的「雙刃劍」
歷朝統治者為加大監察力度，使用的手段大致有二，一是提高中央監察官員的級別，使其機構和長官具有權威性。二是在具體操作上，歷代的作法可歸結為二句話：以小制大，以內制外。即負責巡查地方的監察御史官職很低，一般為七品，官（監察官）屬中央機構官員，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視事。這種以小制大，以內制外的辦法，既可以提高執行監察的權威性，便於對地方的控制，又可以抑制他們飛揚拔扈濫用權力。統治者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然而事物總是有它的兩面性：在加大監察機構的權力的同時，也隱伏著監察權力的異化。因此當監察者一旦失去或擺脫了被監察的時候，就成為封建王朝的對立面，成為加速王朝崩潰的催化劑。然而當監察者一旦失去或擺脫了被監察的時候，便開始異化，而成為封建王朝的對立面，成為加速王朝崩潰的催化劑。
統治者手中的這把監察之劍，弄不好會割傷自己的。
（四）脆弱性——「強干弱枝」最終與己願違
中國歷代監察制度都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對京師百官的監察重於對地方官吏的監察。這無論從官職高低的設置，賦予權力的大小，或是從組織系統上來看，均是如此。監察京師的官員，官高位顯，巡查地方的監御史則官低位末。在組織機構上，中央派駐地方的監察御史往往只設於省級，將機構設到府一級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縣乃至縣以下的行政組織，則幾乎沒有。專司監察的官員，絕大多數是府縣長官或副手兼領，或「自糾」。為什麼呢？大概他們認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脅主要來自朝廷中的顯貴大臣。史實也確實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變所致，對那些手握各種大權的「三公九卿」們自然是放心不下，於是察監的重點便放到他們身上，而形成「強干弱枝」的監察模式。
將這種模式再作分析，便可發現，此種作法歸根結底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產物，說穿了，是為了他們自己能坐穩皇位。他們最關心也最耽心的是官廷政變。因為，一旦大權旁落，那些忠於主子的臣下們，包括監察員們每每看風使舵，另隨新的權勢者，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封建王朝監察制度的脆弱性，還表現在他的制約機制上。無論何朝的監察手段怎樣嚴密如何周全，監察的組織路線卻是始終不變的：用官吏監察官吏。縱觀歷朝歷代還沒有發現有發動庶民對官吏進行監察的記載。
將以上四個方面的內容加以歸納，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歷代封建王朝的監察制度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對於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對於今天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紀檢監察制度的建設，仍可供借鑒。然而，不論封建王朝的監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嚴密周全，都無法解決封建王朝固有的內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剝削制度必然滅亡的命運~
Ⅳ 簡述行政執法監察制度
行政執法監察是關於監察的一個特定概念，是指執法監察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對法律關系主體執行和遵守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並對違法者實施行政處罰的行政執法活動。
執法監察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①對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即通常所說的巡查監察；②對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實施法律制裁，即通常所說的執法處罰。
由於行政執法監察制度的創制與發展源自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求，呈現出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實踐探索過程，且各行業的執法監察實踐長期領先於該領域的理論研究，缺乏對執法監察二重性的正確認識，造成了在執法監察實踐及隊伍名稱中，長期將執法監察與行政執法、行政處罰、監察執法以及監察長期混用（如城市管理執法監察隊伍就有城管監察大隊、城管監察執法大隊、城管執法大隊、城管執法監察大隊等多種名稱），甚至將執法監察與紀檢監察、行政監察錯誤混淆，產生執法監察是行政監察的分支等錯誤認識（當然行政監察領域的執法監察確實是行政監察的一個組成部分）。
《城市管理三維結構視野下的城管綜合執法與監察》一文以城管執法監察制度為例，介紹了從城建管理監察、到城市管理監察、到城市管理監察綜合執法、到城市管理執法監察的發展脈絡，指出執法監察的二重性（D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即執法監察的一體兩面。執法具有監察的意涵，監察具有執法的屬性。執法是指行政執法，主要強調行政處罰；監察是監督和檢察的簡稱，也是廣義執法的一部分，強調督促政府、市場、社會各方主體依法履責，其中的監督是指察看並督促，檢察是指制約與糾察。
執法監察既包括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監察、環境行政執法監察、土地執法監察、民政執法監察、勞動執法監察、海洋執法監察、規劃執法監察等行政管理領域的執法監察，也包括紀檢監察、行政監察等國家監察領域的執法監察。
行政管理領域的行政執法監察，通過執法巡查監察和行政處罰的實施，推動政府、市場、社會各方主體依法行事，達到社會共治。
行政監察領域的執法監察，主要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紀違法進行監督檢查和行政處罰，以保證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在行政活動中得以貫徹執行。
把握執法監察二重性有助於糾正執法監察實踐中存在的以罰代管、執法與監督錯位等問題，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執法監察制度，實現執法監察驅動的法治視野下社會各方參與共治理。
Ⅵ 企業監察工作內容有哪些
監察內容
1.監察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現有管理制度建設的充分性，檢查內容包括：業務決策、執行、監督的崗位與職責設置、業務管理目標、業務過程標准、業務廉潔標准、業務過程相關崗位設置與崗位能力要求、業務風險評審與管理、業務執行制度規定、執行全過程的各環節、業務許可權設置、業務復核、業務過程記錄標准格式、業務檢查監督、非相容崗位規定、業務記錄檔案管理要求、業務定期統計報告制度、公司對業務行為和業務制度的內部監督與糾偏、獎勵、處罰標准等方面，分析是否在公司現有制度中均有制度規定，監察企業現有制度建設的充分程度。
2.監察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執行過程的符合性，檢查內容是：抽取一定數量的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業務樣本，檢查業務實際執行過程是否符合企業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現有制度各項要求，分析判斷業務過程按照制度要求執行的符合程度。
3.監察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執行結果有效性，檢查內容為：業務執行後實際達到的工作效果是否有效實現企業預期的管理目標，分析認證業務執行結果實際達到業務績效管理目標的有效程度。具體包括：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業務績效的管理目標的實現情況。
4.監察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業務流程制度設計的適宜性，檢查內容是：企業現有制度規定的業務流程制度在：（1）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流程的管理目標；（2）工程、內部人員管理方面執行過程的工作步驟；（3）每個步驟的責任部門與責任崗位；（4）每個步驟的工作內容；（5）每個步驟的工作記錄；（6）每個步驟的工作標准（工作時效標准、工作內容完成後應達到的質量標准、驗收標准）；（7）每個步驟的工作方法（工作依據、組織方式、業務方法技巧）等七個方面的制度規定是否合理適宜，合理適宜的要求包括：內控、清楚、簡潔、直觀、可操作、管用。
以上使用的方法為「四性測試法」。
Ⅶ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後檢察法院監察部門怎麼改
一、關於實行垂直管理的領導體制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領導體制在我國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古代監察機構獨立自成系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監察官員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報，地方的監察官員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監察首長任命，有事可向監察首長匯報也可直接向皇帝奏報，基本上是與各級行政機構相分離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長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歸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與知州平坐，有權隨時向皇帝報奏。[③]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監察院地位獨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試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約。列寧針對十月革命後出現的官僚主義傾向，為防止腐敗，在黨中央建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國家機關建立了人民監察委員會，在基層建立了工人監察組織。並強調監察機關的地位要相對獨立和具有高度權威性[④]。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設置。
現行體制下，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合署辦公（深圳市除外）。《黨章》和《監察法》均規定，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接受服從同級黨委政府的領導，還要接受和服從上一級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紀檢機關作為同級黨委政府的監督機構，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監督的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開展，並對同級黨委政府負責。與此同時，紀檢監察幹部的配備、考核、任免、調動及經費開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監督對象即同級黨委政府手中，明顯造成了監督制約機制應具備的相對獨立性和實際隸屬關繫上非獨立性的矛盾，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缺乏執紀的自主性、獨立性，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關系網的阻撓。從現實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對黨政「一把手」和同級黨委的監督往往處於「虛監」、「弱監」甚至「禁監」的境地。特別是在一些黨風不正的地方，紀檢工作往往得不到黨委的支持，少數領導幹部對堅持原則的紀檢幹部故意刁難、設置障礙，或直接插手干預，嚴重影響了紀檢監察工作的正常開展。近年來查處的大量各級黨政「一把手」腐敗大要案件證明，紀檢監察機關的「任重權輕」必然造成監督的薄弱環節甚至留下監督的「真空」。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一個完善的、成熟的監督體制應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客觀條件：一是必須對其監督對象進行全面的監督；二是監督制約的力度必須與監督對象的職位和權力相適應；三是監督制約過程必須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⑤]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對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辦公經費完全由上級部門統一撥付，領導班子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選派，工資，福利等與地方脫鉤，幹部的人事編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紀檢監察機關不再承擔與反腐倡廉無關的其他工作任務。同時，實行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改革，各級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的人員編制、幹部管理與經費保障等由原派出紀檢監察機關統一管理。由於中央紀委、監察部仍受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時還接受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和制約，以及政協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與系統內部監督等方面的監督制約，避免了反腐敗機構自身腐敗以及「誰來監督制約紀委」的問題。在積極穩妥推進垂直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可以先對現行雙重領導體制予以進一步完善，如將紀檢監察機關的組織機構設置、幹部管理和經費管理等重大權力上收到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紀檢監察機關自行處理同級黨委管理的幹部的許可權，將同級黨委管理幹部的立案決定權和重處分決定權賦予紀檢監察機關等，實行以「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管理為主、同級黨委政府管理為輔」的新雙重管理模式，增強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如美國的特別檢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貪污賄賂調查局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雙重領導體制的框架，革除制約反腐敗深入進行的體制弊端，全面實施某種程度的垂直領導，是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必然路徑選擇。對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關於組建專門反腐敗機構問題
當前我國具有反腐敗職能的機構眾多，在懲治腐敗上主要為由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三駕馬車」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紀檢監察機關主要履行黨員幹部、政府官員違紀違法腐敗行為前期調查職能，檢察機關的反貪局專門從事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工作，公安部門經濟偵查部門負責管轄經濟方面犯罪案件。在預防腐敗方面則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預防腐敗局以及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承擔。另外，審計、海關等單位和部門也具有一定的打擊腐敗的職能。反腐敗機構眾多、職能分散，各反腐組織之間協調性不足，是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打擊的重要原因之一。應當說，當前反腐敗協調小組在協調查辦案件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由於各自地位、性質不同，辦案對象、辦案手段也大相徑庭，反腐敗協調小組應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發揮，難以形成查辦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是一種鬆散型協調議事機構，不具有最終決定權，其決議不具有強制約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確，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據美國學者約翰·海爾布魯恩的歸納，當今世界各國的反貪機構可以劃分為4種模式：第一種是全能模式，反貪機構具有偵查、預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第二種是偵查模式，反貪機構規模小但偵查權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第三種是議會模式，反貪機構獨立於行政和司法機構，只向議會報告工作，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種是多部門模式，一些部門相互獨立，共同承擔反腐敗職責，如美國聯邦政府道德規范局的腐敗預防功能與司法部偵查、起訴職能相互補充，共同減少腐敗[⑥]。從透明國際公布的全球廉潔指數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來看，大多數採用第一種或第二種模式，即成立高度獨立、高度綜合、充分授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僅用了4年時間，清除了香港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絕大多數腐敗，不到十年時間就實現反腐敗成功；新加坡成立貪污調查局專門從事反腐敗工作，僅用了五六年時間便實現了社會腐敗現象的根本好轉。
鑒於當前我國反腐敗機構眾多、法律規定零散、職能重合甚至沖突的現狀，建議對當前各個反腐敗機構進行重新整合，最終的目標是整合為只有一個反腐敗機構，即把目前分布於黨、政、司法系統的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院的反貪局、職務犯罪預防機構等都逐步納入整合改革范圍，以紀檢監察機關為主體，在此基礎上整合成立高度獨立、許可權高度集中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即預防和懲治腐敗局，與紀檢監察三塊牌子，合署辦公。預防和懲治腐敗局內按預防教育、調查偵查、查辦懲處等職能設置內設機構。並制定《反腐敗法》，參照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的設置，賦予專門反腐敗機構有權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嫌疑人；沒收貪污罪犯的全部賄賂；檢查和凍結嫌疑人的銀行賬戶，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賬目；入屋搜查、檢查和扣押認為可以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提供調查人員認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內部資料。甚至有權對所有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跟蹤等特殊偵查活動等。專門反腐敗機構同時擁有黨政紀律調查權與腐敗犯罪調查權，二者徹底整合而無需加以區分。專門反腐敗機構既可調查腐敗犯罪案件，也可調查黨員違紀案件，而無需在機構和執法過程中進行區分。[⑦]專門反腐敗機構實行垂直管理，實行機構獨立、成員獨立、經濟獨立，不受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領導、制約，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負責，保證其應有的獨立性。其理由在於：第一，目前紀檢監察機關和反貪瀆偵部門受各自辦案手段、查處范圍及對象的限制，且獨立性與權威性不強，難以形成反腐敗合力，不利於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成立專門機構有利於提高反腐敗工作權威性，有利於有效整合現有資源，不但可以繼續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的優勢，而且有利於打擊與預防、教育相結合，從源頭上打擊腐敗行為。第二，由於紀檢部門不是執法主體，無法律賦予的偵查權與司法強制權，辦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專門反腐機構並立法後可以較好解決目前紀檢監察機關辦案手段法律依據不足的缺陷，實現反腐敗主體、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偵查權、公訴權、審判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的原則，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檢察機關並不合適，由於其作為偵查主體行使特定偵查權，同時其又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必然形成自我監督的情況，與現代法治精神與原則相違背。第四，從世界反腐敗趨勢來看，成立高度獨立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已成為各國治理腐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專門的反腐敗機構正是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重要舉措。
三、關於提升紀檢監察機關地位問題
監督是對掌握和應用權力者實施的行為，因此，對監督者來說，需要有比被監督者更高的權威，才能有效對其實施檢查督促甚至剝奪權力。當前紀檢監察機關權威性不夠強，特別是在監督同級黨委方面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其一，從紀檢監察機關的職級地位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對較低，紀檢監察機關職級地位低於同級黨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正是由於紀檢監察機關與被監督對象在地位上的不對等性，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其二從紀委書記的地位來看，目前紀委書記僅作為地方同級黨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開始的地方黨委換屆中，黨委副書記這一層級被大量削減，新任命的紀委書記不再像過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樣由黨委副書記兼任，而是僅作為同級黨委的一名常委。雖然2009年中央紀委、中組部等聯合發文明確規定縣級紀委書記的常委職務排序按任同級領導職務的時間，排在資歷相同的常委前面。但這一規定僅適用於縣一級，其他層級並未明確。導致地方各級紀委書記在同級黨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對於履行《黨章》所賦予的協助同級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在現行格局下既不便於協調，也無法協調。
監督的本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察、督促和處置。如果監督一方的權力過小，不能對被監督一方行使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與抑制，這種監督必然是無力的，其效果將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紀檢監察機關的政治地位，提升紀委書記與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在領導班子中的話語權，並授予紀檢監察機關與其所承擔的職責任務相適應的權力，以實現監督這一權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紀委升格。將地方紀委級別升格為與同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相同，這樣，就能夠使監督方的權威性更高，監督威懾力更強，從而對被監督方形成有效監督和制約。從理論上講，實行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政府級別地位相同並非沒有法理依據。《黨章》第二十五條規定，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同級黨的委員會和同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因此，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都是由同級黨代會選舉產生，向黨代會報告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紀委已不再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而是一個與其平行的機構。[⑧]因此，提升紀委的政治地位與機構級別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礙。二是提升紀委書記和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話語權。建議對地方紀委書記仍按照2006年換屆之前的格局，由同級黨委副書記兼任，同時，對監察局長實行高配一級，並賦予紀委書記、監察局長在領導班子中更多的話語權，如對「三重一大」事項安排的監督權，對違法決策或違反法定程序決策的否決權等。
四、關於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建設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是專門履行黨內監督和行政機關內部監督職能的機關，其工作性質與工作任務決定了這是一項「得罪人」的工作。紀檢監察機關受同級黨委政府領導管理，幹部考核管理機制與晉升激勵機制與其他公務員並無不同。由於工作任務的特殊性，紀檢監察幹部往往被孤立、排擠，甚至遭到打擊報復。在幹部選拔推薦投票中，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往往因為得票率較低而難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紀檢監察幹部幹事的積極性。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機制。香港《廉政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專員及其管轄職員不受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之職權管轄，故不是公務員」。廉署成員體系與政府公務員體系相互分離，自成一體，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員時會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務員任用制度，但又不同於其他政府部門的管理。借鑒香港關於廉政公署的管理體制，建議對紀檢監察幹部任用選拔與其他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相互分離，出台單獨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規定，明確規定紀檢監察幹部提拔任用的標准、條件、程序，從而進一步暢通紀檢監察幹部晉升渠道。
紀檢監察工作是一項紀律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腐敗犯罪現象不斷趨於「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敗手段層出不窮，紀檢監察工作的專業性與技術性越來越強，對紀檢監察幹部辦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建立一支專業化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是適應當前反腐倡廉形勢任務、提高反腐敗斗爭有效性的迫切需要。當前，在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上，主要存在著專職不專、准入機制不完善、專業化水平不高等問題。加強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要著重完善四項機制。一是職責界定機制。進一步明確職責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職工作，又要從與性質、職權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搞越俎代皰，大包統攬。二是幹部准入機制。參照法官、檢察官的管理模式,對紀檢監察幹部實行資格准入制。三是幹部職業化機制。著重建立一支以紀檢監察為專門職業和終身職業、並具備獨特的職業意識、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地位和職業保障的幹部隊伍。四是教育培訓機制。
Ⅷ 歸納唐代檢查制度的主要特點
監察制度來具有以下主要特點：①自組織獨立，自成系統。自兩漢後，監察機構基本上從行政系統中獨立出來，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專門機構和職官，自成體系。地方監察官直接由中央監察機構統領,由中央任免;作為「天子耳目」的監官有相對的獨立性，從而為監察制度的逐漸完善和監察效能的發揮提供了組織保證。②歷代對官吏的監察滲透於考核、獎懲制度之中，並實行重獎重罰。③以輕制重，對監官採用秩卑、權重、厚賞、重罰的政策，給級別低的監官以監察級別高的官吏的權力。④監察機構的權力來自皇權。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皇權的膨脹，監察機構的權力也隨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擴大或濫用，從而使監察制度畸形發展，如元代的監察制度帶有民族壓迫的性質。
Ⅸ 中國歷代的檢查制度
古代監察制度是封建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繼往開來，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備而又嚴密的監察制度，在一定意義上改善了吏治，政治的相對清明促進了經濟文化發展，歷史上曾出現的漢武帝「大一統」、「光武中興」、貞觀之治等所謂「太平盛世」與監察制度的積極作用是分不開的。因此新版教材增加古代監察制度的內容，讓學生多了解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成敗得失，以古鑒今，無疑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然而囿於教材內容的限制，許多教師、學生無法較為全面地了解古代監察制度完整的線索，監察官的地位如何、他們擁有多少權力、監察官在封建社會的任何時期都起到什麼作用。為能更好地為課堂教學服務，搞好監察制度乃至中國古代政治史內容的教授。對古代監察官的設置沿革、權力和作用進行全面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封建監察制度包括御史糾彈制度和諫官言諫制度。不過作為監察官員主幹的是御史系統。御史最初為史官，至戰國時期始有監察職能。秦漢時以御史制度為主體的監察制度已經建立，秦時在中央設御史府，長官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但其本職責是「典正法度」，監察百官；在地方各郡設監郡御史。漢武帝時，為實現大一統，加強監察制度，一方面在中央御史府之外設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又創置司隸校尉，「捕巫蠱，督大奸滑」三者互不統屬，但可互相監督，使中央和地方百官處於多重監察之下，另一方面在地方廢監郡御史，始創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即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部，每州為一個監察區，各設一刺史。
魏晉南北朝時，諫官系統初步規范化，並有了自己獨立的領導機構——門下省或集書省，改變了秦漢以來諫官不成系統和職權不明確的局面。隋唐時期監察官制十分完備，御史系統在中央仍設御史台，下設三院，「御史台有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地方則分十道監察區，形成嚴密的監察網。與此同時，諫官組織分隸中書、門下兩省，負責規諫皇帝。這樣形成了台諫並立的格局，促進了唐的繁榮。
宋元是諫官系統發展的頂峰時期，宋時諫官自成系統，設立諫院，但諫官「往往並行御史之職」，而台官也「監察兼言事」，這樣台諫官職權相混，開啟了台諫合一的先聲。至元時，取消諫院，諫官職能歸御史台，台諫合一。明改中央御史台為都察院，地方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它與六科給事中（明在六部各設行政業務監察官員——給事中）合稱「科道之官」監察百官。清雍正元年將六科並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封建監察機構達到空前統一。
縱觀秦以後歷代沿置的監察機構，盡管其名稱和內部組織機構不斷變化，但封建帝王都將監察奉為治國治吏的圭臬，努力使監察體系自成系統、獨立行使糾察彈劾職權，從而使監察官不受或少受其他部門的干擾，更加有效地行使職權。
歷代封建統治者為了充分發揮監察機關對百官的威懾制約作用，賦予了監察官廣泛而充分的權力：
1．彈劾權。它是指彈劾群僚結黨營私，貪污瀆職等非法行為。漢代御史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而晉南朝時為激發監察官糾劾精神，竟允許「風聞奏事」即可據傳言奏事，彈者不必署名，即使彈劾有誤，也不負任何責任。唐宋御史台「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明清也大致相同。監察官的彈劾對象可以說除皇帝之外的文武百官。監察官直接對皇帝負責，不必徵求上司如御史台長官的同意，最後裁決由皇帝決定。
2．諫凈權。這是古代諫官的主要職權，古代諫官主要有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如教材中提到的唐諫官魏徵是給事中。他們常常諫諍政事之得失，唐時唐太宗下令，凡討論軍國大事「必使諫官隨入，預聞奏事」就是說凡遇朝廷決策，諫官有權聞政事，並對政策得失發表意見。正是因為唐太宗從諫如流，才有「貞觀之治」的局面。
3．司法權。這里的司法權，包括司法監察權和司法審判權，前者自秦漢御史就有這種權力，而後者到南朝陳時始有之，陳時建立朝廷重官會審制度，御史中丞也參與司法審判。後為唐所繼承，唐時建立三司會審制，即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者共同審理案件，稱「三司推事」，到清時，除沿用「三司」制外，如遇重大案件，則實行九卿會審制，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會同吏、戶、禮、兵、工部和通政司的官員共同審理。可以說古代御史既是監察官又是司法官。
4．審計權。它是對國家財政預算的執行和決策編制的審核，井稽查財政上的不法行為。唐時，監察御史巡按郡縣，即有檢查屯田、鑄錢等內容；宋代的轉運使司，既是掌管財賦的長官，又是監察官，其職權中有「歲行所部，檢察儲積，稽考帳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門機構的收支帳目和會計報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檢查。
上述所舉，為古代監察官的主要職權，此外，監察官還有處置權，即允許御史在特殊情況下從事先行後奏，「隨事處置」，如明清御史糾劾文武百官，凡六品以下貧酷顯著者就便拿問；還有監試權、監軍權、調查權。其權力廣泛，為世界監察史所罕有。
可以說，封建帝王為加強對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的監控，有效防範、制止官吏違法亂紀行為的發生，都給予監察官很大的權力，從而有利於監察功效的發揮。
縱觀中國古代社會，監察官在打擊貪官污吏、澄清吏治，打擊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中央集權；諫正皇帝過失，防止決策失誤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歷史上出現的封建盛世大都與帝王加強監察有關，如：漢武帝時創立刺史制度，增司隸校尉，助其實現「大一統」；唐太宗大力提高諫官地位，對諫官之言，「虛己納之」從而實現貞觀之治。唐玄宗前期亦重視監察官，開元十四年建立了「一台三院」，完善了唐的監察體制，因此當時吏治清明。而元世祖非常重視御史台的作用，他曾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的，御史台是朕醫兩手的」多次支持監察官對權臣不法行為的糾舉，實現了「大一統」。
然而，古代監察官的作用也有局限性，特別是當一個封建王朝出現不正常的情況或一個王朝進入中後期，出現統治危機，監察官就難以發揮正常作用，甚至會催化吏治的腐敗。如：東漢中後期以後，外戚、宦官輪流專權，操縱監察官的任免，監察機關逐漸成為不法官吏胡作非為的工具，漢靈帝時，監察官竟把與宦官沒有關系的26名勤政為公的地方官糾舉彈劾。唐玄宗後期，由於李林甫、楊國忠相繼專權，御史直言彈劾的事例就很少見了。而明代武宗時，宦官劉瑾專權，在監察機關內安插黨羽，當時的監察院實際上成為宦官專權的工具了。
總之，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里，盡管監察制度嚴密，但由於它以皇權為依託，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作用也不相同。這是封建專制政治的必然結果，也是古代監察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